全球化背景下轉化中的中共意識形態--黃清賢Update:2018/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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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轉化中的中共意識形態

黃清賢

（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

要

本文首先討論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轉化的全球化背景，接著闡釋中共意識形態根源的原始馬克斯主義之全球化觀點，以及被中共師法的蘇聯化馬克斯主義之全球化特質。其次，研究轉化的中共意識形態，包括毛澤東思想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幫助中共取得執政權、鄧小平理論如何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參與全球化，以及江澤民為何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面對全球化發展。最後，本文試圖分析胡錦濤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運用意識形態鞏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關鍵詞：全球化、馬克斯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壹、前言

由於跨國生產投資、金融貿易、交通運輸、通訊傳播、電腦網路等一日千里的發展，全球化(Globalization)在 21 世紀初儼然成為世界最熱門的語彙之一。但全球化並非 20 世紀後期才有的概念，舉凡社會關係、處置措施等空間組織的轉換，造成跨大陸或跨區域的互動行為、權力運作等時空壓縮的地理解構過程，均可謂之全球化；1_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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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球化是跨時空區域的互動網絡。

因此，全球化不僅指近年來的快速流動發展，遠自古帝國、宗教等跨大陸交流都可視為全球化的先聲，至於資本主義興起及其後極致發展而產生的帝國主義，更可視為全球化的直接體現。

若從原始馬克斯主義的觀點來看，全球化也是其發展的背景之一；不論是馬克斯(Karl Marx)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共產黨宣言》提出「世界市場」衍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的論點，抑或二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所謂共產主義沒有「世界發展」，只是鄉土迷信的說法，都顯示全球化意涵在馬克斯主義的地位。所以當資本主義進行全球化的同質性擴張時，理論上，與之相對的馬克斯主義亦應全球化的同質性抗衡，但實際上，後者卻因欲對抗歐美日中心主義以爭取政治經濟自主性，將馬克斯主義轉化成兼具全球性與民族性的異質性馬克斯主義；在蘇聯的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 革命如此，在中國的共產黨革命也是如此。如果以純粹意識形態(Pure Ideology)與實踐意識形態(Practical Ideology)來說明，2_{則純粹意識形態的「全球化」馬克斯主義在各地實} 踐時，實踐意識形態就轉化成兼具「全球化」與「民族化」的馬克斯主義；原始馬克斯主義在蘇聯實踐時轉化的蘇聯化馬克斯主義是如此，原始馬克斯主義、蘇聯化馬克斯主義在中國實踐時轉化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對中國化馬克斯主義詮釋亦是如此。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p. 14-16.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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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邏輯，本文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討馬克斯主義從蘇聯到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轉化，進而分析毛澤東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將馬克斯主義中國化，以及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如何在更迅猛的全球化浪潮下繼續將中共意識形態修正轉化。尤其當全球化的意涵被理解成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自由化(Liberalization)、世界化(Universalization)、西方化(Westernization)、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時，3_{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更需因} 應全球化深化而修正意識形態內涵，避免國家機器遭弱化，確保統治地位。特別是中共進一步融入全球化體系，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欲獲致政治地位與經濟利得提升等機遇時，國企改革、貧富不均、城鄉差距、工人下崗、三農困境、貪污腐化，甚或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和平演變等諸多挑戰亦接踵而來，這些皆成為中共領導人的考驗。如同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所言，如何「堅持黨在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用發展著的馬克斯主義指導新的實踐」，將是胡錦濤等第四代領導集體，乃至於中國共產黨繼續執政的重點。

Paual Hirst &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2nd _e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p. 44-45; Ankie Hoogvelt, Globalization and Postcolonial Worl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2nd

ed.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1), p. 65; Harald Sander, “Multilateralism, Reg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The Challenges to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in H. Sander & A. Inotai, eds., World Trade after the Uruguay Round: Prospects and Policy Op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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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全球化的背景

一、前現代、初現代與現代的全球化

從中國的歷史觀之，全球化或可遠溯到西元前二百年左右，大漢帝國與羅馬帝國間的絲路。4_{這條貿易通道不但連結東西方的兩大帝國} 文明，其分枝同時也將東北亞、東南亞、北印度、阿拉伯半島、俄羅斯、歐洲等地區連結進入絲路貿易範圍。至於西元 1405 年開始的明朝鄭和下西洋，更是讓歐亞非大陸間的全球化貿易體系進一步發展。中國的遠洋航行艦隊藉由海上探險，不但揭開海洋神秘面紗，同時也以海上貿易型態將影響力拓展至印度、西亞與非洲東部，讓各個相對孤立發展的古文明，跨越藩籬而溝通連結。不過，上述的貿易交流還只能算是全球化的雛形，是「薄弱全球化」或謂「前現代全球化」(Premodern Globalization)，5_{其與政治軍} 事帝國擴張、世界宗教傳播、游牧民族及農業社會移往未開墾區域遷徙等行為，同屬為該時期全球化的主要媒介。其中，帝國的主要貢獻僅止於奠定全球性交流的區域基礎（如中國、羅馬等）；宗教影響區域雖超越帝國，但不得不在神學儀式上稍作調整，以適應各地民情（如中國的儒道釋、回教於印度洋）；游牧同註 1，頁 33、152-153。同註 1，頁 414-435；其實，全球化的開始年代還是眾說紛紜，例如馬克斯認為是 15 世紀的現代資本主義、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認為是 15 世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羅伯森(Roland Roberson)認為是 1870-1920 年的多個面向發展、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是 18 世紀的現代化、普密特(Howard V. Perlmutter)認為是東西陣營衝突結束的全球文明，請見 Ulrich Beck 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Was Ist Globalisierung)（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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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軍事擴張（如 12-14 世紀的蒙古）雖迅速鯨吞千年來的長距離來往模式，但其影響時間卻不如農業社會以穩健步伐向狩獵區蠶食擴張。在交通運輸等科技尚未突破前，由於海洋與沙漠的阻隔，使得各文明幾乎都在獨立的區域發展。全球化範圍只是歐亞非大陸跨區域或跨文明的局部交流或衝突，例如蒙古帝國以軍事征服歐亞大陸、日耳曼民族征服拉丁民族的羅馬帝國、回教在亞洲西南部與非洲北部的影響等；但制度化的全球化規範幾乎未出現，有也只是如中國與藩屬間的跨文化朝貢行為、基督教與回教的神權政治及制式化教堂等。

到了「初現代全球化」(Early Modern Globalization)，歐洲國家於 16 世紀興起後，擴張帝國力量至美洲、澳洲、大洋洲，甚至西非沿岸、南部非洲、南亞印度、東南亞海島如菲律賓與爪哇等，其藉殖民企業乃至於殖民政府掌控當地經濟貿易，發展形成早期的跨國公司，例如荷蘭和英國合資的東印度公司，但其組成與運作則與現今跨國企業截然不同。這時期全球交流所產生的最大影響仍限於歐洲本身，其來自新世界的財富與盈餘管道更廣泛，而跨大西洋的移民潮也使歐洲本身的人口壓力得到舒緩，至於其他地區如非洲大陸內部，以及除了印度外的亞洲大陸大部分國家，則因全球化往來仍十分和緩，尚未感受到重大影響。但這種態勢隨著「現代全球化」(Modern Globalization)到來而改觀。18 世紀中期後，歐洲社會開始實施工業化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加上在軍備武器與航海技術方面突飛猛進，西方國家配合其經濟權力與文化影響，幾乎將勢力延伸至全球所有區域，包括以前較未曾到達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東亞的中國與日本等。隨著帝國的政治軍事全球化發展，貿易、投資、移民、文化傳遞乃至於環境污染也達到相當程度的全球化。鐵路運輸、輪船運輸、通訊電信等技術發展，讓權力凝聚增強的國家機器，更有系統地執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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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政策；而全球化也展現龐大制度化的水準，諸如控制勞工移民潮、金本位制度6_{、跨國銀行、郵政與度量衡系統等。} 此時，世界幾個往來頻繁的大帝國，不僅掌控維繫帝國機制的基礎建設，同時也全面操控規範帝國行為的國際機制，明顯出現球員兼裁判的不公平現象；在這種不平衡國際權力狀態下，帝國間往往因為領土與利益的擴張發生衝突，結果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數十年間，跨國貿易、投資一蹶不振，而 1920 年代的經濟小復甦，也因 19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致再受重創。雖然全球性政治體制如國際聯盟嘗試有效運作，但因帝國間競爭對立，以及侵略性民族主義與專制獨裁盛行，全球化經貿榮景已不復見，而這些情勢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改觀。7

二、當代全球化與中共因應態度

20 世紀中期後的「當代全球化」(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是全球化開始發展最迅猛的時期。二次世界大戰造成歐洲與日本舊帝國沒落，美國與蘇聯分別帶領集團聯盟下的成員，進行全球對抗，展開冷戰，徹底改變全球權力結構。同時間，強權利益均霑並存的聯合國組織成立後，以其為基礎的世界新秩序也逐漸醞釀，監督歐洲等舊帝國瓦解，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北非與中東、東亞與南亞、太平洋等地區大規模反殖民風潮與國家獨立。同註 1，頁 195-197。金本位體制的運作是指貿易出口者接受外幣支付款，轉換成黃金再拿去本國銀行兌換成本國貨幣；在收支赤字國家淨黃金外流的情況下，由於黃金是貨幣準備基礎，所以該國貨幣供給將減少，導致國內物價下降，接著出口貨便宜、進口貨昂貴，而收支也就矯正平衡。張亞中，〈全球治理：主體與權力的解析〉，《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4 期，2001 年 7-8 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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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方面，由穩定匯率的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協助重建的國際重建暨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降低關稅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構成的布雷

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8_{成為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及世}

界經濟主要規範者，其在固定匯率與允許成員國自主性的前提下，促進與維持高水準就業、實質所得、生產資源發展。9 不過，在蘇維埃政權於 1950 年代將持有美金存入西歐銀行，避免資金被美國銀行凍結，而西歐銀行又將此類存款轉貸出去，造成歐洲通貨市場迅速膨脹；加上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因通貨膨脹與貿易赤字增加等壓力，在 1971 年 8 月 15 日正式宣布美元不能自由兌換黃金，開啟浮動匯率制的時代，於是布雷敦森林體系終告崩潰。雖說如此，但因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在 1973 年調漲四倍油價使得石油輸出國獲致大筆來自石油輸入國的資金，並將其投入國際貨幣市場，造成全球金融大流動，加上新通訊基礎建設和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等潮流，所以布雷敦森林體系的崩潰不但未見經濟獨裁，反而助長了全球化經貿浪潮的蓬勃發展。10 縱然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東歐國家脫離共產體制、蘇聯帝國解體，兩大集團對立的冷戰時期宣告結束，後冷戰的新全球權力結構在關於布雷敦森林體系的發展，請見 Harold James 著，朱章才譯，《經濟全 球化：1975 年 11 月 15 日，朗布伊耶》(Die Globalisierung der Wirtschaft: rambouillet, 15. November 1975)（臺北：麥田出版，2000 年），頁 56-173。 同註 1，頁 199-202。

關於經濟全球化歷史分析，請見 Jacques Adda 著，何竟、周曉幸譯，《經 濟全球化》(La Mondialisation de I`economie)（臺北：米娜貝爾，2000 年），頁 4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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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末重新配置，但一日千里的跨國生產投資、金融貿易、交通運輸、通訊傳播、電腦網路、科技發展等使得地球村概念更為具型化，而全球化也就成為今日的世界主流趨勢。11 雖然中國共產黨順利因應「現代全球化」而取得執政地位，但「當代全球化」卻考驗著中共政權是否能夠延續；亦即面對當代急速變遷的全球化發展局勢，中共主政當局認知到益形嚴重的中國大陸經濟危機，勢必衝擊中國共產黨政權合法性，因此從 1980 年代開始不斷推動對外改革開放，甚至在 21 世紀初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積極與世界接軌。中國大陸認為，全球化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歷史潮流，如果不積極參與，則不但先前的改革開放成果將前功盡棄，而且很快就被淹沒在歷史的進步洪流中；相反地，如果積極參與，其還可利用全球化進一步提升本身實力，甚至參與國際規範的制定。可是，中國大陸也對伴隨全球化而來的風險戒慎恐懼；因為其從農業社會跳升工業社會的階段還未完全達成前，就得從工業社會跳升到資訊社會，12_{如此地快速變遷當然隱含極大的危機。} 再者，不知全球化是否就是資本主義化？對人民的影響究竟是剝削利益抑或增加福祉？對於其民族工業乃至於整體產業發展，究竟是促進競爭力，亦或是被壓制到淘汰？無論如何，中國大陸已走上全球化的不歸路，因此其希望充分利

斯考爾特(Jan Aart Scholte)曾以固網電話線路、行動電話、網際網路使用者、電台、電視收視者、國際航線旅客、國際旅行收益、加工出口區、外匯準備金、每日外匯周轉金、外國居民的銀行存款、跨國銀行貸款、全球契約保險、外國直接投資股票、跨國公司、跨國民間組織等數量在 20 世紀後半 期的激增，說明全球化的迅猛發展。請見 Jan Aart Scholte,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00), p. 86。

費孝通，〈經濟全球化與中國「三級兩跳」中的文化思考〉，《中國文化研究》，2001 年春之卷，2001 年 1 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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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球化帶來的有利條件與機遇，也要對風險保持清醒的認識；普遍的看法是，希望以資本主義開展全球化，但其終極目標仍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全球化。13 事實上，中共對於全球化的接受並非肇始於上述改革開放後的辯證，其實早自其啟迪於共產主義思想時便已隱含全球化因子，因此以下將繼續從中共意識形態根源探索其全球化的內涵。

參、現代全球化下的中共意識形態

一、全球化與民族化的中共意識形態根源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肇因於兩大事件，一是 1917 年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的革命勝利，另一則是 1919 年中國因《凡爾賽和約》激起了中國民族主義。沒有單一因素足以導致如此的結果。14_{此二因素造成了陳獨} 秀、李大釗等知識分子將共產主義引進中國並利用《新青年》等刊物宣傳，後來也才在 1921 年有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15 袁志剛、陸銘、陳釗，〈全球化與帝國主義矛盾：歷史與發展趨勢〉，《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上海），2001 年第 4 期，2001 年 8 月，頁 1-8；葉險明，〈「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與全球化的本質及其發展趨勢〉，《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北京），2002 年第 1 期，2001 年 1 月，頁 26-33；張西立，〈「全球化」視野中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社會科學研究》（成都），2001 年第 3 期，2001 年 3 月，頁 1-6；別永蘭，〈論中國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地位〉，《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濟南），2001 年第 4 期，2001 年 8 月，頁 115-120；劉桂斌，〈經濟全球化與融入中的獨立自主發展〉，《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湘潭），第 25 卷第 4 期，2001 年 8 月，頁 27-35。

June Teufel Dreyer,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3), p. 79.

中國共產黨於 1921 年 7 月 23 日由上海代表李達與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與劉仁靜、長沙代表毛澤東與何叔衡、濟南代表王燼美與鄧恩銘、武漢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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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來講，上述兩大事件均是前一節所提「現代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16_{在俄羅斯與中國形成的負} 面影響所引發的行動。以第一個事件而言，蘇聯共產黨趁腐敗沙皇被推翻之際，藉共產主義武裝了蘇聯人民以對抗「全球化」的帝國主義侵襲，第二個事件則是因為中國人民不滿身為戰勝國，不但無法從戰敗國取回原屬中國的利益，反而招致其他「全球化」帝國主義進一步殖民侵略。為了理解馬克斯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本文回到基礎的原始馬克斯主義與蘇聯實際施行的馬克斯主義去探究。結果發現，批判「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原始共產主義，其實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全球化」主義。因為馬克斯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17 亦即馬克斯和恩格斯認為，資產階級開啟了全球化的先聲。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工人受剝削的情況也隨著愈來愈嚴重；當資本主義更形發展，無產階級人數愈來愈多，集結的力量愈來愈董必武與陳潭秋、廣州代表陳公博、東京代表周佛海等 12 人在上海法租界召開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會中推舉陳獨秀擔任領導人。附帶一提地是，當時會議後期還因為警察聞訊趕來追捕，使得會議移師至浙江嘉興南湖，在一艘租來的畫舫上繼續舉行。請見朱敏彥、李學昌、齊衛平主編，《中國共產黨 80 年事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16-17。列寧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階段時，就會變成了資本帝國主義，向未被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大國占據的地區推行殖民政策。請見列寧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77-78。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第 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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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跨越國家界線的工人聯合起來，推翻剝削他們的資產階級，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係就會隨之消失。18 由此觀之，原始馬克斯主義強調「全球化」無祖國工人的無產階級革命，其跨越民族與國家的藩籬，消滅「全球化」人對人、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建立另一種「全球化」的共產主義世界。此外，在《德意志意識型態》中也可看到馬克斯與恩格斯將「全球化」對共產主義實施前提之重要性作一描述：人類之一種世界的交通只是以這種生產力之世界的發展為前提，因之一方面有無產的大眾之現象在一切民族中被創生出來，每一種民族都不能免於變革，終至把局部地方的個人置換為世界史的與經驗上之普遍的個人。19 換言之，共產主義必須在生產力的發展與「全球化」的系絡中，讓每一個民族出現大量的無產階級，地方性的個人變成世界性的個人；否則，共產主義將只是局部的鄉土迷信，而且會被廢止。當原始馬克斯主義的信徒在俄羅斯革命成功，在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建立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亦即馬克斯與恩格斯所說，無產階級人數增加且結合成更大集體，「全球化」地消滅資產階級的預言有機會實現之際，有個弔詭的問題出現：為何共產主義的成功革命只發生在歐洲經濟落後國家之一的俄羅斯，這似乎與原始馬克斯主義所言不符。同註 17，頁 291。馬克思、恩格斯著，沫若譯，《德意志意識型態》（臺北：問學出版社， 1988 年），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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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者列寧(Vladimir Lenin) 「轉化」了原始馬克斯主義，以「一國勝利論」修改了馬克斯的「全球化」理論，即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薄弱環節首先建成社會主義，並且在俄國成功地進行了無產階級革命。20 進而言之，列寧從「全球化」的鏈結關係進行辯證，將「民族主義」的成分注入蘇聯化馬克斯主義，讓其能順利轉化馬克斯主義為蘇聯所適用。他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就指出：民族壓迫、兼併的趨向即破壞民族獨立的趨向也變本加厲了。……輸入的資本加深了各種矛盾，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決的人民對外來者的愈來愈強烈的反抗。21 所以列寧不只強調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加劇對民族的剝削、壓迫，其也詮釋當資本主義進行「全球化」的同質性擴張時，馬克斯主義者欲爭取經濟文化自由，因此注入了民族主義成分，使民族不僅從歐美日霸權中解放出來，也從資本主義的同質化中解放出來；22_{亦即列寧將原始馬克斯主義轉化成同具有「全球化」性質但內容} 異化的蘇聯化馬克斯主義，而其首先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薄弱環節成功建立。同時，列寧也提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概念，以蘇聯化馬克斯主義彌補原始馬克斯主義對於革命由誰領導的理論與實務隔閡，他在《國家與革命》中提到：李惠斌，〈馬克思的全球化理論及其現實意義〉，俞可平、黃衛平主編，《全球化的悖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頁 100-101。列寧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頁 109。阿里夫‧德里克著，黃濤譯，〈彈性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俞可平、黃衛平主編，《全球化的悖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年），頁 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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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為統治階級以鎮服壓迫者，……當資本家已被完全消滅時，當階級已不復存在時，只有那時，國家才會消逝，才可以講到自由。23 不過，轉化成具有「民族化」色彩的蘇聯化馬克斯主義，其不但在純粹意識形態的原始馬克斯主義仍帶有「全球化」本質，實踐意識形態的部分亦因列寧從「全球化」的鏈結關係進行辯證，使得蘇聯化馬克斯主義還是具備「全球化」內涵，這種特性使之在 1919 年於莫斯科正式成立共產國際，推動世界各國成立共產主義政黨，試圖把全球無產階級武裝起來，透過武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國家，剝奪資本家，將生產資料轉為公有財產，最終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二、全球化與毛澤東轉化中共意識形態

對於被帝國主義嚴重掠奪的中國，共產國際積極輸出「全球化」的馬克斯主義革命，並於 1921 年 5、6 月，由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成員兼第三國際駐華代表馬林（Maring，原名 Hendricus Joseph Franeiseus Mavie），催促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者迅速建立第三國際在華支部。1921 年 7 月 23 日，在馬林與第三國際遠東書記處紅色工會國際代表尼可爾斯基( )出席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並於 1922 年正式加入第三國際，甚至在 1928 年於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中，將黨章第一條訂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24 但這種由共產國際輸出的「全球化」馬克斯主義，面對中國環境列寧著，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譯，《國家與革命》（北京：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9 年），頁 84-85。華羊，〈檢視江澤民的六十五個堅持〉，《中共研究》，第 35 卷第 11 期， 2001 年 11 月，頁 95-96；華羊，〈中國共產黨行動指南正在劇變〉，《中共研究》，第 35 卷第 12 期，2001 年 12 月，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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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存在許多理論與實務的隔閡，例如當時中國的工業化還不如革命前的俄羅斯，無產階級的城市工人數目相對於眾多的貧窮農民而言，幾乎微不足道，不符無產階級多到足以推翻資產階級的地步，所以引進馬克斯主義的《新青年》編輯李大釗曾指出，外國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剝削，如同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企圖為馬克斯主義與中國實情的鴻溝搭起橋樑。25 不過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初期，共產國際無法因應中國實際民情，充分運用廣大鄉村貧農的力量，仍強調城市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因此使得中共創黨初期的領導人，例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等遭致革命的挫敗，黯然離開權力核心。至於身為中共一大 12 名代表的毛澤東，在四大暴動中的兩湖秋收暴動失敗，逃至江西、福建交界的井岡山區建立第一個農村根據地，吸引了不少革命分子，還與朱德建立了紅軍，從事「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術。隨著地盤勢力的擴張，毛澤東構築「槍桿子出政權」、「黨領導槍代替槍領導黨」的哲學，並提出「軍隊是魚，人民是水，魚無水不能游」的人民戰爭原則，讓共產革命逐漸貼近中國民情。 1931 年 11 月，井岡山的共產黨員正式成立以瑞金為首府的江西蘇維埃，中共中央政治局到了 1933 年也從上海遷入江西蘇維埃，這顯示身為黨領導中心的王明與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的 28 個布爾什維克，當時雖仍堅持共產國際的城市無產階級革命策略，但或許也默認中國共產黨運動在階級基礎問題上有政治失誤。26 同註 14，頁 79-80。

Flemming Christiansen & Shirin M. Rai 著，黃烈修、潘兆民譯，《中國 政治與社會》(Chinese Politics and Society)（臺北：韋伯文化，1999 年），頁 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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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江西蘇維埃在中共的發展史上具有四大意義：27 發展出黨增強鄉村基礎地盤的技術。創建正規軍（亦即紅軍）以協助黨完成任務。黨的意識形態逐漸走向不依賴蘇聯。毛澤東在黨內實際地位已顯著提升。江西蘇維埃雖然讓毛澤東在黨內真正擁有一定地位，甚至可以對抗有共產國際支持的王明等國際派；不過欲與國際派鬥爭除了地盤發展的實力外，對於馬克斯主義所含括的「全球化」概念也應擁有，這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就可看到：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8 亦即毛澤東將中國革命跳脫傳統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與世界性的反對國際資產階級革命連結，讓其具有「全球化」的意涵。所以在毛澤東所轉化的中國化馬克斯主義裏，帝國主義與世界革命的「全球化」背景是「兩步走」革命理論的基礎之一；其中更藉由與「全球化」帝國主義的連結，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定義出誰是敵人、誰是領導力量的階級：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29 同註 14，頁 85-87。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年），頁 629。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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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這種「全球化」帝國主義與中國各階級互動關係的觀點下，以中國較蘇聯嚴重的農民問題，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具有民族特性的中國化馬克斯主義：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一，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二，就會明白農民問題的嚴重性，……三，就會明白工農民主政權這個口號的正確。30 接著從「全球化」帝國主義與中國統治階級最薄弱的農村出發，修正原始馬克斯主義與蘇聯化馬克斯主義的城市無產階級鬥爭路線，以農民鬥爭力量幫助城市鬥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邁向執政之路。當毛澤東在遵義會議被推舉為政治局要角，進而於延安或謂陝甘寧邊區成功整肅王明等依賴蘇聯化馬克斯主義的國際派，並透過整風統一全黨思想後，直到毛在 1976 年去世前，其思想已然成為馬克斯主義中國化的主軸。事實上，毛澤東就是充分運用「全球化」與「民族化」兩種彼此矛盾特質進行辯證結合，讓馬克斯主義的「全球化」理論透過「民族化」訴求以真正展現力量。31 尤其當共產黨形塑自己成為舉辦民主選舉、重分配土地以降低貧農數目、提升教育水準、打倒官僚主義等開明形象的政黨，32_加上對日抗戰勝利後，執政的國民黨無力處理失控的通貨膨脹問題，急速流失支持基礎時，標榜解決廣大貧苦人民生活困境的共產黨終於在中國大《毛澤東選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年），頁 9。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 1 卷）》，頁 94-95。魏澤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全球性意涵〉，《共黨問題研究》，第 28 卷第 12 期，2002 年 12 月，頁 90-91。同註 14，頁 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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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取得天命；而毛澤東轉化的中共意識形態－－毛澤東思想，也用「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斯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定義，在中共七大時正式寫入黨章。

肆、當代全球化下的中共意識形態

一、全球化與鄧小平轉化中共意識形態

毛澤東從「全球化」帝國主義與「民族化」工農聯盟角度所建構的中國化馬克斯主義，雖然脫離並抵抗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以營造更公平的「全球化」環境，33_{但付出的代價卻是強制推動計畫經} 濟、實行集體農場、發展國家重工業、廢除私有財產制、採行極左思潮運動等，結果僅大躍進就損失農工產值一千億人民幣，而文化大革命禍害更株連一億人的身家性命財產。34 這種極左政治經濟運動使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陷入困境，於是在 1978 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亦即當鄧小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實踐派，壓倒華國鋒「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凡是派後，鄧小平務實面對「當代全球化」的發展局勢，解決經濟危機以維繫政權合法性，他指出：目標確定了，從何處著手呢？就要尊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搞兩個開放，一個對外開放，一個對內開放。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楊雪冬、王列，〈關於全球化與中國研究的對話〉，胡元梓、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中國》（臺北：創世文化，2001 年），頁 17-18。吳安家，〈中共統治 50 年的理論與實際一黨的領導〉，《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9 期，1999 年 9 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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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35 換言之，相對於毛澤東抗拒西方中心主義的「全球化」，後來獨立自主過頭竟極端走向閉關自守的行為；鄧小平反而積極參與歐美日核心的「全球化」，想要吸收資本主義優點以改善社會主義，36_吸收「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與管理方法等，使社會主義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但鄧小平欲勇於面對「當代全球化」，將毛澤東式中國化馬克斯主義轉化為鄧小平式中國化馬克斯主義，亦即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途，在當時的環境下絕非一蹴可幾，因此他先在 1981 年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總結毛澤東的功過與意識形態地位，將毛澤東思想定義成中共領導人集體智慧結晶，使後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轉化可以順利進行。藉由將毛澤東思想定義成中共領導人集體智慧結晶，往後中共黨內派系皆不能以毛澤東正統自居來進行權力鬥爭，同時也方便後文革時代的中共領導人解釋自己構築的意識形態是毛澤東思想的發展，37_而鄧小平就可在這基礎上進一步形塑他自己的中國化馬克斯主義。接著，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致詞時強調，「把馬克斯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共十三大時由其代理人趙紫陽報告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中共十四大時則由其代理人江澤民報告指出，「我國鄧小平，〈政治上發展民主，經濟上實行改革〉，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117。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 3 卷）》，頁 373。李英明，《全球化時代下的台灣與兩岸關係》（臺北：生智文化，2001 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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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38_{這些都顯示出鄧小平已逐漸轉化} 中共意識形態成為他自己的中國化馬克斯主義。如果從內容分析，當中國共產黨在 1949 年建政，中國大陸並在 1960 年代完成農業集體化的集體所有制、工商業國有化的全民所有制後，其實中國大陸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剩下的就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39_{但是鄧小平卻主張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社會」退到剛萌芽的}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然後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這種論述不是中國大陸共產主義發展的倒退，而是鄧小平為了推動「一個中心－－經濟建設」、「二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先期工作，為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發展補足歷史發展階段，亦即為積極面對「當代全球化」提供理論基礎。如此務實的作法，如同鄧小平透過代理人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所言：在近代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不承認中國人民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機械論，是右傾錯誤的重要認識根源；以為不經過生產力巨大發展就可以越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空想論，是左傾錯誤的重要認識根源。4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國改革開放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18、213-214、302-303。姜新立，〈後社會主義中國發展轉型論〉，《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2 期， 1999 年春季號，頁 7-10。同註 38，頁 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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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鄧小平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要將中共意識形態從原始馬克斯主義的「機械論」、毛式中國化馬克斯主義的「空想論」，轉化為鄧式中國化馬克斯主義的「實踐論」。同樣地，這種務實的態度自然也表現在鄧小平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看法。例如他認為，許多經營方式既可被資本主義使用，當然也可被社會主義使用；41_{而市場不一定是屬於資本主義，因} 為其只是手段，所以市場也可為社會主義服務。42 但這絕不代表鄧小平已全盤接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他強調在對外開放的同時必須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方針，即一手抓物質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而且在工作中，兩手都要硬，43_亦即仍維持馬克斯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44 進而言之，鄧小平只是要務實地利用資本主義的好處來修正社會主義的缺點，強調中國自主性的「民族化」特質仍是他的核心價值之一；因為他強調，中國的事情要照中國的情況來辦，任何國家不要指望中國做為他們的附庸，中國會自力更生、獨立自主。45 鄧小平，〈企業改革和金融改革〉，《鄧小平文選（第 3 卷）》，頁 192。鄧小平，〈視察上海時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 3 卷）》，頁 367。曾牧野、游靄瓊，〈鄧小平的全球化思想與廣東對外開放的實踐〉，《南方經濟》，第 6 期，2002 年 6 月，頁 7。鄧小平，〈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336-337。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鄧小平文選（第 3 卷）》，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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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資本主義「全球化」可能迫使中國大陸的一切文化重新建構時，鄧小平試圖用積極態度面對經濟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體系進行重構，駕馭時代的潮流並保持住本身的民族特色，46_{而這就是他所要走} 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重要意涵：中國肯定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誰也壓不垮我們。只要中國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47 亦即在吸收和借鑑資本主義「全球化」優點，轉化馬克斯主義成為具有「民族化」特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後，鄧所轉化的中共意識形態－－鄧小平理論仍具有社會主義「全球化」的底蘊，希望未來在全球領域證明社會主義相較於資本主義的優越性。

二、全球化與江澤民轉化中共意識形態

江澤民在八九天安門事件後被欽點為中共總書記，其所面臨的「全球化」發展形式與鄧小平有相當差異：48 鄧的改革開放主要是帶領大陸擺脫經濟困境、提升生產力與經濟成長，但江必須面對改革開放的進一步問題，亦即貧富不均、城鄉差距、工人下崗、農民窮困、貪污腐化等遠比鄧還嚴峻的社會危機。鄧的開放改革是初步、外圍的領域，但江面臨的經濟改革已深化到須解決國有企業改革、產權改革等重大沈，不但社會主義生活方式開始動搖，甚至因擴大參與引發的民主要求聲浪將嚴重衝孫代堯，〈馬克思主義全球化思想論要〉，《北京大學學報》，第 39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頁 85。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鄧小平文選（第 3 卷）》，頁 321。同註 34，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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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中共統治方式。鄧的改革開放是打破體制，解放生產力，例如開放特區、解放思想等，但江必須進一步處理解制後的建制，亦即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市場體制與中國大陸法制體系。鄧的開放改革之初還沒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但江面對的是經濟進一步發展所需的世界聯繫，尤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必須與國際經法體系接軌，接受後才能進而影響相關國際規範。鄧具有第一代革命家的歷史功績，決策地位雖不如毛個人集權，但仍相對凌駕黨內其他人士，相對而言，江僅有鄧等人晚年的拔擢支持，決策須在集體領導下妥協形成，其所面臨的黨內挑戰自然更為複雜。回顧江澤民在 1989 年接任中共總書記，基於胡耀邦與趙紫陽的前車之鑑，江不敢有大步作為；直到鄧小平在 1992 年南巡發表講話後，才又大力開展社會主義市場體制，而江也在鄧晚年支持下，逐漸走出自己的道路。政治手腕與情勢變遷讓江澤民面對政經問題時，沒有出現大錯，順利穩固第三代接班人地位，甚至企圖將自己的思想體系與黨政力量，延續到鄧隔代指定的第四代胡錦濤領導班子。對於江澤民為穩固統治所建構的意識形態，不像鄧小平是「毛瓶裝鄧酒」，如同中共十五大黨章對鄧小平理論的定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江澤民採行「鄧瓶無鄧酒」，49 也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大纛，但提出「三個代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論述，內容竟是推動資本家入黨等可能改變共

Zhaohui Hong & Yi Sun, “In Search of Re-ideologization and Social Order,” in Andrew J. Nathan, ed., Dilemmas of Reform in Jiang Zemin’s Chin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 1999), pp.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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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屬性的重大措施。事實上，這也是江澤民面對新的「全球化」發展形式，對中共意識形態的轉化，如同他在十五大報告所說：世界變化很大很快，特別是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進步深刻地改變了並將繼續改變當代經濟社會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能不認真對待。……用新的觀點來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墨守成規只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50 因此他後來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觀點來發展馬克斯主義，期望藉此化「全球化」的挑戰為機遇。回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述，首次見於 2000 年 2 月 19 日在廣東省茂名市高州市領導幹部「三講－－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教育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談話，51_{並於 2 月 21-25 日的廣東考察工作中，透} 過「新時期黨的建設」和「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調研題目的重要談話正式提出。52 「三個代表」提出後，黨內左派即透過旗下主要刊物全力圍剿。如《中流》月刊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根本不可能接納與共產主義對立的私營企業主加入黨，否則勢必導致黨的性質改變和社會的性質改變，這是非常危險的」；《真理的追求》亦刊出，「中國共產黨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是駕馭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成分，駕馭資產階級的關鍵是黨內沒有資產階級和他們的代理人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人民日報》，1997 年 9 月 22 日，版 2。三講是江澤民在 1995 年秋視察北京時提出的，並在 1997 年的十五大後正式作為黨風教育的主要內容。朱敏彥、李學昌、齊衛平主編，《中國共產黨 80 年事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1171-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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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不能吸收資本家入黨，黨內不能有資產階級代理人」。53 但江澤民基於國內經濟發展現實需要，以及國際「全球化」競爭潮流衝擊，因此經過一年多的宣傳，仍於 2001 年 7 月 1 日的中共建黨八十周年慶祝大會上，以「七一講話」正式宣布容納私營企業主加入中國共產黨，期盼經由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達到下列目的：54 馬列毛教條與現實運作離異的修正。對政治經濟社會現實的功能性調適。甄補社會菁英的現實與必然選擇。強化操控與整合社會新興勢力。雖然在「七一講話」後，中共有計畫的經由宣傳系統與幹部學習等方式，大肆吹捧、歌頌，可是反彈聲浪不但不見止息，反有擴大之勢，尤以網路上出現的萬言書最為突出；其中，前中宣部長鄧立群等 17 位極左派人士署名「一群共產黨員」發出的〈七一講話是極其重大的政治錯誤事件〉一文，從黨章、黨組織、黨紀律等角度，全面批判江澤民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的規定，將導致黨的分裂。這是黨內左派首次指名道姓批判江澤民，大有與江派全面攤牌之勢。55 為避免左派反對聲浪醞釀擴大，中共中央除了加強宣傳力度外，並建構意識形態的理論反擊；而批判「三個代表」的主要左派刊物《中流》、《真理的追求》被無限期停刊。面對爭議，江澤民仍推動「三個代表」的意識形態建構，這是因為隨著「全球化」造成的經濟社會乃至於文化內涵的轉變，江認為中共意識形態必須轉化以處理下列情勢：中共研究社，〈江澤民緣何被水搏鬥－－從「七一」講話談起〉，《中共研究》，第 35 卷第 8 期，2001 年 8 月，頁 6-8。陳德昇，〈允許私營企業家入黨的政治意涵〉，《共黨問題研究》，第 27 卷第 8 期，2001 年 8 月，頁 5-6。吳人傑，〈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意涵和未來發展〉，《中共研究》，第 35 卷第 11 期，2001 年 11 月，頁 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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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確立與科技產業快速發展，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的工人階級內涵不斷擴大，不僅止於體力勞動者，還應擴及管理階層與知識分子等腦力勞動者；私營企業主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之一，自應吸收其優秀分子入黨，擴大黨的階級基礎陣容。黨既要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最廣大人民利益，則吸收社會各階層菁英分子入黨是必然行動，因為此舉不是意涵中共將變成全民黨，而是經過政治思想正確的篩選，不但擴大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而且也強化黨領導人民的群眾基礎。社會主義市場體制與馬克斯時代的勞動價值剝削已大不相同，過去只有體力勞動才是受剝削的唯一價值，如今腦力勞動已超越體力成為產品價值的主要決定因素，況且工人階級也非純粹無產階級者，私營企業主自不應再視為價值剝削者。在多管齊下的推動下，江澤民轉化的中共意識形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終於正式在中共十六大時納入黨章，作為「全球化」發展下的中共指導思想。黨章中強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斯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在「全球化」的發展變化下，中共改進黨的建設、推進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理論武器。56 同時，強調承襲自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當然也有著毛、鄧的中國化馬克斯主義「民族化」傾向，而反映在江澤民時代的「全球化」挑戰，最重要的意涵就是如何正確制定黨的路線與加強黨的建設、如何轉化意識形態以鞏固執政合法性、如何讓中共繼續長期執政，正如江在十六大報告所言：《新華網》，〈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部分修改），《新華網》，2002 年 11 月 18 日，<http://news.xinhuanet.com/ ziliao/2002-11/18/content_6332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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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從中國和世界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著眼，準確把握時代特點和黨的任務，科學制定並正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認真研究和解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和加強黨的建設的問題，做到既不割斷歷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後於時代、又不超越階段，使我們的事業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57 江澤民強調，中國共產黨是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畫經濟條件下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黨；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必須緊密團結支持黨中央，才能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以江澤民轉化中共意識形態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目的還是在於如何透過「全球化」與「民族化」的辯證結合，讓「全球化」的改革開放與「民族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繼續維持中共執政地位，尤其是鞏固江澤民領導的黨中央地位。

三、全球化下的胡錦濤與意識形態發展

胡錦濤在鄧小平的隔代「欽點」下，中共十六大後陸續從江澤民手上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在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接手國家軍委主席後，更成為名義上集黨政軍權力於一身的領導人。由於胡錦濤歷經近十年的「儲君」沈潛磨練，其行事風格低調謹慎，因此剛接任大位之際，仍言必稱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但在其取得黨政軍的職務權力，尤其是原本被視為江派的政治局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新華網》，2002 年 11 月 17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 xinhuanet.com/ 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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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積極靠攏，胡的權力基礎逐漸穩固後，江採行的「鄧瓶無鄧酒」意識形態模式，似乎在未來也有可能被胡錦濤轉化成「江瓶無江酒」的意識形態內涵。以胡錦濤接任中共軍委主席的中共十六大四中全會為例，該會議的決定與公報雖仍不離「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但內容卻有了胡的新詮釋。「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部分，除了「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外，還要「堅持科學發展觀」、「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部分，依舊「堅持馬克斯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外，還須「牢牢把握輿論方向」、「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最有爭議的「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亦即容納私營企業主入黨的部分，胡錦濤絕口不提，並將之轉化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58_{「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企圖跳脫} 資本家入黨的爭議，只強調「加強黨執政能力」，保證「黨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胡錦濤基於掌權時日仍未久，以及內斂個性使然，目前還不至於轉化意識形態到建構自己的體系。但面對比江澤民時代更迅猛的「全球化」變遷，中國大陸與國際接軌更深化的環境，開放不可能再走回頭路的情況下，胡首先逐步調整江的政策內涵，例如「大國外交」修正為「和平崛起」，促進「經濟全球化朝著有利於共同繁榮的方向發展」與「新安全觀的樹立」。同時，隨著「全球化」而來如西方民主價值觀，亦即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等的蜂擁而至，對於堅持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大陸自然是一大衝擊，因此胡錦濤除了強調新世紀愈趨複雜的「全球化」情勢外，更事實上，胡錦濤在 2003 年的七一講話就以「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轉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本質。請見寇健文，〈胡錦濤七一講話與江、胡兩人的權力態勢〉，《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7 期，2003 年 7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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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民族化」的意識形態，鞏固內部對西方的防禦性，確保「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與社會主義發展：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戰略圖謀沒有改變，我們仍面臨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佔優勢的壓力。 ……這是關係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關係中華民族前途命運、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課題。59 不僅如此，甚至有報導指出，胡錦濤在未對外公布的中共十六大四中全會閉幕會議講話中，充分顯示出其意識形態將表現出比江澤民更為「左傾」的風格：國內媒體打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國體和政權。針對這種錯誤，絕不能手軟，要加強新聞輿論管理，不要給錯誤思想觀點提供渠道。60 進而言之，胡錦濤探視窮苦地區、訪問弱勢民眾、誓言「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其只是希望弭平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所累積的民怨，但其對於中國大陸與「全球化」的連結更愈來愈緊密，情勢發展漸形複雜，造成諸如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鴻溝等問題，61_{他至今並未有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企圖，甚至進一步緊縮} 《新華網》，〈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新華網》，2004 年 9 月 2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9/27/ content_2027021.htm>。《開放雜誌》編輯部，〈胡錦濤四中全會講話曝光，嚴厲打擊自由化絕不手軟〉，《開放雜誌》，2004 年 11 月 30 日，<http://www.open.com. hk/2003_12news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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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胡錦濤仍只在行政領域進行改革，雖欲貫徹依法治國、推進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但卻是民主集中制式的社會主義民主，而且更是堅持黨領導的前提；甚至有報導指出，他下發的批示還指出，「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62_{可見其對意識形態的處理態度是極度保守} 的。面對「全球化」對中國大陸的衝擊與深化，胡錦濤除了堅持經濟開放與全球順利接軌，並極力加入國際社會甚至取得國際事務主導權外，其在政治範疇仍強化意識形態控制權。他雖因剛接掌大位，基於歷史傳統、治理風格、結構約制等因素尚無法轉化意識形態成個人化的內涵，但其仍可以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名，加入胡本人所挹注的詮釋內涵，取得意識形態的實踐主導權，鞏固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

伍、結論

本文探究了「全球化」背景下，歷經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等領導人，從建黨至今還在轉化中的中共意識形態。回顧中共肇建之初，其承襲共產國際的「全球化」馬克斯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情況存在相當隔閡，因此對該黨的發展造成極大的阻礙。直到毛澤東在井岡山成立的江西蘇維埃，逐漸轉化出不依賴蘇聯且貼近中國的意識形態，中共才開始發展出爭取中國大陸政權的實力基礎。雖然江西蘇維埃讓毛澤東在黨內擁有一定地位，但為了爭取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傳承正當性，並對抗有共產國際支持的王明等國際派，

Party Congress,” in Andrew J. Nathan, ed., Dilemmas of Reform in Jiang Zemin’s China, pp.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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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轉化的中共意識形態仍可見的「全球化」概念，例如將中國革命與「全球化」的反對國際資產階級革命連結，或藉由與「全球化」帝國主義的連結定義出誰是敵人、誰是領導力量的階級。當然，面對比蘇聯嚴重的中國農民問題，毛澤東在「全球化」背景下轉化的中共意識形態，更具有農民鬥爭力量幫助城市鬥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藉以邁向執政之路的「民族化」馬克斯主義特質。毛澤東成功地在這種「全球化」與「民族化」的辯證運用下，不但讓自己成為中共領導人並取得中國大陸的天命，同時亦讓其轉化的中共意識形態－－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到了後毛澤東時代，鄧小平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政治經濟問題，他選擇積極參與歐美日核心的「全球化」，想要吸收資本主義優點以改善社會主義，因此他將中共意識形態轉化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主張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社會退到剛萌芽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然後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的就在於順應「全球化」潮流以發展生產力。但這不代表鄧小平全盤接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他強調必須維持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國要沿著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因為他只是要利用資本主義的好處來改善社會主義的缺點，不會讓西方的「全球化」價值觀解構中國既有體系；他必須維持中國的「民族化」特色與中共的執政地位，而這就是其轉化的中共意識形態－－鄧小平理論的重要意涵。江澤民主政所面臨的「全球化」問題，則遠比鄧小平時代來的複雜嚴峻，因此他想藉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來轉化中共意識形態以因應新的局勢。雖然該主張招致極左派的強力反彈與圍剿，但江仍以黨國力量壓制；因為他必須擴張中共的群眾基礎，吸納「全球化」改革開放後增加的私營企業主成為黨員，而這正可體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底蘊還是延續中共的統治權。至於胡錦濤雖因實際掌權時間未久，尚無法具體表現出其將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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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共意識形態；但因其表面雖仍推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實質卻將自己的詮釋注入其中，所以胡氏轉化的中共意識形態逐漸成形。就目前觀之，胡錦濤處理最新「全球化」挑戰的對策，除了極力推動消弭民怨的和諧社會外，同時也對意識形態的管理採取保守態度，而其主要目標仍與他所承襲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樣，就是維繫中國共產黨執政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收件：2005 年 4 月 19 日，修正：2006 年 9 月 6 日，採用：2006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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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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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y in

Transi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Ching-hsien Huang

(Ph. D. Candidate in the Institute of Mainland China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ly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that makes the transi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y. Then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view of globalization of the Original Marxism which was the source of the CCP’s ideology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globalization of the Soviet Marxism which imitated by CCP. Secondly,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the transition of the CCP’s ideology, those include Mao Zedong Thought how to help the CCP become the ruling par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Deng Xiaoping Theory how to construct Chinese-style socialism to participate globalization and why Jiang Zemin propose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s” to confront globaliza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intends to analysis how to apply ideology for the purpose of consolidating the CCP’s leadership by Hu Jintao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Globalization, Marxism, Mao Zedong Thought, Deng

Xiaoping Theory,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