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中共向社會主義前進中的「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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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1950 年代中共向社會主義前進中的「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 The Hu Feng Incident and Counter-Revolutionaries Suppressing Movement during the CCP's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n the 1950's. 研究生：楊雨亭指導教授：劉紀曜博士中華民國一○九年八月.

(2) 謝辭. 完成歷史學博士學業，在我生命中並不是非常確定的一個目標。以我這個年齡取得博士學位，不免有「范進中舉」的感受，我身邊熟稔的一些朋友們，也以此為樂地尊崇我的「毅力」。當然，多數人，尤其是我的家人，不會認為我值得花費十年的寶貴時間在這件事情上。雖然如此，依慣例在博士論文口試通過之後，還是要感謝在這個艱辛的過程中幫助我、陪伴我的幾位重要的人，也同時寫下我的心路歷程。我在博士班修課兩年後罹患癌症，在半年的化療過程中，選修了劉紀曜老師的西方思想史課程，於是開啟了我認識西方政治思想的旅程。八年來，我要真誠地感謝一直教導我、包容我去尋索任何我所好奇的世界、也不斷敦促我注意博士修業年限以及早交出博士論文初稿的劉紀曜教授。在這些年來，我向他學習了西方哲學思想中的一個剖面，從柏拉圖的理想國、霍布斯的利維坦、洛克的政治哲學、盧梭的契約論、邊沁的功利主義、彌爾的自由主義、諾齊克的意志自由主義、羅爾斯正義論中的無知之幕以至斯金納的共和主義等。我非常驚訝西方文明居然能夠如同接力賽似地，兩千五百年以來不絕如縷地探討著人的自由和政治制度之間的關係。其中影響我最大的是彌爾的自由主義和羅爾斯的思維方式，而諾齊克的意志自由主義和斯金納的共和主義令我驚嘆西方人知識哲學的深刻、系統化的論述以及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些哲學家的思想和他們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性與批判性，也令我思考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遭遇的種種困難。這次的博士論文的產生，更是感謝劉老師在我近三、四十萬字的文稿中仔細地選擇、排序以及建議重寫關鍵段落，使得本來許多孤立的文本得以整合起來，否則這本博士論文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央研究院陳永發院士對於我進入中共黨史的研究有特殊的「啟蒙」作用。十多年前，我無意中讀到一本書，叫《延安的陰影》，我很好奇，延安怎麼會有陰影？一讀之下，極為訝異，抗日戰爭中期，遠在陝北的邊區世界裡居然發生了一次長達兩年的集體式的宗教性政治行為。我認為延安整風是人類與中國歷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但是外界的認識一般很不夠，尤其是和共產黨長期競爭的國民黨幾乎完全看不到任何有深度的研究，從這點就可以看出國民黨的基本問題，缺乏對競爭對手的客觀了解。後來，長期浸潤在共產黨的革命話語中，我的思想和心理狀態也不由得受到影響，變得很「左」，這個時候我去查看陳永發院士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敘述文字中的理性，讓自己稍微能夠「正常」一些。另一方面，共產黨的革命實踐過程中過多鬥爭與殘暴的景像對我的心理也造成相當程度的壓力與傷害，甚至曾經發生憂鬱與無望的情形，於是我回到《聖經》，思考人 i.

(3) 類必須得到救贖的意義。在這次博士論文的初稿審查時，陳永發老師從論文結構到內容一一嚴格審視，使我獲益良多，論文也因此能夠有相當程度的改善。陳惠芬教授，她在前年我的博士論文計畫審查時擔任我們的系主任，她是一位嚴謹而賦有愛心的學者。這次的博士論文初稿審查時，她在百忙之中寫下整頁的意見，對論文的脈絡與論點有相當同情的理解。對我而言，這是很大的鼓勵。羅久蓉教授，是中央研究院的資深研究員，她在我們參加近史所長期的讀書會中，除了表達她聰慧的意見，對於我長年來發表的時事文章一直表示關心。這次的博士論文初稿審查時，她請我在她的研究室中，詳盡地指出論文中對於大量蒐集的材料缺乏整合分析的問題。劉老師經過思考後，將論文中近三十頁的「多餘」材料全數刪除，讓我非常「心痛」，因為多數是我遠赴香港中文大學所蒐集來的，只好來日有機會再「出土」了！潘光哲教授是前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主任，現任中研院近史所副所長，是一位年輕有為的學者。潘光哲老師除了給我許多博士論文的具體建議，更提醒我注意中共早期與日共和日本馬克思主義者之關係。感謝潘老師長期以來對我的關心與指導。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的王美芳助教，是我們系所的靈魂人物，沒有她，幾十年來累積下來一代一代數以百計的博碩士根本不知道在行政上要如何進行。我特別地感謝她，在今年最後的階段，我按照她指示的方向進行，一步步完成必要的畢業條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的大家長系主任葉高樹教授，對於我的博士論文在最後階段的準備給予了最大的關注與支持。說明一個大學系所博碩士的產生，需要動員全系所的資源。在這個過程中，我尤其感受到學生與老師們必然成功的決心與信念以及團隊團結一心所造成巨大凝聚力的重要性，成功絕對不是依靠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完成的。學校系所功能的延伸、老師思想的傳承，對於一個國家、社會發展的影響是直接而且深刻的。我父母一代在國共內戰後離開大陸來到台灣，在台灣安定後又赴美國生活。期間所經歷的離散歲月，使我個人在長時間中迷惑於時代的變動所帶給中國人和台灣人種種的痛苦，便思考對於共產黨的研究，或許可以為我提供時代謎底的一個解答。所以，研究共產黨是我年輕時就開始的想法，而一直到中年，才真正回到學校的正規教育系統中去落實這個願望。之後包括碩博士時期的十幾年中，我的人生走過曲折的道路。在這十年的研究中，我認識到惟有人的價值被肯定以及人的自由受到保障，才能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一旦人的本身被破壞與扭曲，社 ii.

(4) 會的基礎就毀壞了，不論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都沒辦法建立起一個穩固而良好的社會。社會中一定有族群，有政治立場差異，有財富程度不同等問題，只有共同遵循法律以及互相尊重與善待，人類以及自然才能存在下去。最後，我必須感謝我的妻子汪乃聖，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對於我的忍耐和給予我的支持，還有我的大兒子開翔、大媳婦涵茵和小兒子開成愛的陪伴，將來我一定能證明我花費十年的時間在這個研究上，是有意義的。. iii.

(5) iv.

(6) 摘要 1949 年中共建政後，在新民主主義過渡至社會主義的過程中，1955 年發生了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本論文認為這和毛澤東急切推動農業合作化運動時，遭遇黨內外的阻力有關。本論文第一章說明中共農業政策的思維與變化，1953 年總路線的頒布，1956 中共「八大」的召開，至 1957 年前社會主義的改造基本完成。中國社會經過急遽的去私有化的結構改變，社會中充滿了不穩定性。第二章說明胡風事件。講述胡風的前半生（1902－1942），關於毛澤東的《講話》與香港批判（1943－1948），中共建政前後的胡風（1949－1954），1954 年《三十萬言書》的提出與分析，1955 年「胡風事件」的發生，並說明舒蕪與胡風的合與分以及胡風與周恩來的關係。第三章說明肅反運動。討論從胡風事件到肅反運動的轉換，毛澤東論肅反，肅反的規定與組織工作，舉出從中央到地方的 14 個肅反實例，從杜高「小家族」與吳祖光「二流堂」事件討論肅反與反右派鬥爭。第四章說明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所引起的反響。1957 年 5 月在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等校園中師生貼出大字報，公開討論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的問題，以及民主人士對於相關事件的反應，以及關於法制問題的思考。結論說明 1955 年，接連發生高饒事件、潘揚事件、胡風事件，有其背景。當時毛澤東認為隨著社會主義事業的進展，階級鬥爭必然日益尖銳化和複雜化，估計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占全國各類機關總人數的 5％左右，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一場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運動。在 1957 年整風與鳴放的過程中，許多年輕知識分子出來質疑胡風事件和肅反運動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而這些知識分子又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 年初，毛澤東發動大躍進，8 月份開始推動人民公社，說明從 1950 年到 1957 年，是毛澤東全力推動的社會主義改造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毛澤東發動了一連串的運動，以減低與清除反對意見以及鎮壓過渡社會中不穩定的情形。關鍵字：胡風事件，肅反運動，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反右運動，杜高. v.

(7)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of China in 1949,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the Hu Feng Incident and the Suppress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occurred in 1955.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this was due to Mao Zedong’s eager promo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movement, which encountered resistances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Party. The First chapter of this thesis explains the thoughts and changes of the CCP’s agricultural policy,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General Line in 1953, the convening of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CP in 1956, and the completion of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before 1957. Chinese society thus had undergone rapid structural changes, and the society was full of instabilities. Chapter Two explains the Hu Feng Incident. Tells about the life of Hu Feng, about Mao Zedong's 1942's Speech, 1948's Hong Kong Criticism, the proposal of "Three Hundred Thousand Words" in 1954, the Hu Feng Incident in 1955, and the division between Shu Wu and Hu Fe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 Feng and Zhou Enlai. The Third chapter explains the Suppress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movement. Discuss the regulation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movement, cite 14 examples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discuss about sect issues of Dugao’s "Small Family" and Wu Zuguang’s "Erliutang". The Fourth chapter explains the repercussions caused by the Hu Feng Incident and the Suppress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May of 1957, you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posting posters at campuses of Peking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Sichuan University, as well as people from Democratic Parties openly discussed the legal issues of Hu Feng Incident and the Suppress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t the beginning of 1958, Mao Zedong launch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started to promote the People's Commune in August. It shows that the period from 1950 to 1957 was the stage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that Mao Zedong pushed forward. During this stage, Mao Zedong launched a series of campaigns to reduce and eliminate oppositions and suppress the unstable situ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society. Keywords: Hu Feng Incident, Counter-Revolutionaries Suppressing,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nti-Rightist, Dugao vi.

(8) 目錄序論. 1. 第一章向社會主義前進：以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為例. 15. 第一節中共農業政策的思維與變化第二節總路線的頒布與中共「八大」的召開第三節 1957 年社會主義建設的不確定性. 第二章胡風事件. 15 29 43. 50. 第一節胡風的前半生（1902－1942）第二節《講話》與香港批判（1943－1948）. 50 57. 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小結附錄一附錄二. 87 111 129 138 140 152. 中共建政前後的胡風（1949－1954）《三十萬言書》的提出（1954）「胡風事件」（1955）舒蕪與胡風的合與分胡風與周恩來的關係. 第三章肅反運動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小結. 161. 從胡風事件到肅反運動的轉換毛澤東論肅反肅反規定與組織工作肅反實例：從中央到地方從杜高「小家族」事件看胡風事件與肅反及反右. 第四章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所引起的反響第一節大學校園第二節民主人士第三節關於法制問題的思考. 162 168 171 190 226 239. 242 242 259 265. 結論. 273. 徵引書目. 282 vii.

(9)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老子.

(10) 序論一、問題脈絡與研究架構 1949 年中共建政後，共產革命尚未實現，必須繼續革命，先完成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至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再邁向終極的共產主義。1從 1958 年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回顧，1950－1957 年的中共歷史，基本上是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前進的一個過程。期間中共推動系列的政治運動，基本可以分為三個性質不同的方向，第一個是為穩固政權而發動的鎮反（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肅反運動、整風等；第二個是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如土改、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與一化三改（一化：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改：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其中集體化之農業生產合作社運動最為重要；第三個是主要由毛澤東發動的歷史問題與思想言論批判運動，主要有：批判《武訓傳》電影、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思想、潘漢年、揚帆事件、胡風事件、丁玲、陳企霞事件、反右運動等。這三個方向的運動之間並不是彼此全然地不同而平行地進行，而是其間有著不同的交集與交互作用，比如在土改前與土改中清查農村反革命分子、由胡風事件轉向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在整風中轉入反右運動，都為藉由特定題目轉入清理黨內外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運動，皆有穩固政權的作用。這些重大事件的發生未必都是毛澤東深思熟慮的結果，而是有著偶然性而隨著情況的變化而產生的，然總的方向則是一切是往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筆者認為必須將不到三年中連續發生的胡風事件、肅反運動、反右運動相關部分聯繫起來，研究其中相關的細節與問題；學術界研究反右的相關著作很多，筆者將焦點放在反右運動中反映的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因此主要是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的研究。對於為什麼會在 1955 年中以後發生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筆者認為這和毛澤東急迫推動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有關。毛在 1953 年開始發動總路線，加速推動社會主義改造，中斷新民主主義的進行，避免自發性資本主義的擴張，但是遭遇黨內外的阻力。1955 年「七一指示」中說：「隨著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進展，階級鬥爭必然日益尖銳化和複雜化，高饒事件、潘揚事件、胡風事件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狀況的反映。」 2說明胡風事件等和黨內外的階級鬥爭有關，. 1. 關於達到共產主義需要經過社會主義階段的說法，是由列寧提出來的。胡喬木在 1990 年 4 月 11 日寫信給宣傳口的兩位同志說：「必須面對一系列的具體現實，共產主義的目標由近變遠，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後來被列寧稱為社會主義）不僅由短變長，認識到社會主義時期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徐永軍整理，〈胡喬木對社會主義問題的思考〉，《黨的文獻》，1996 年 6 月，頁 13-16。引自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編，《中國現代史》，1997 年 3 月，頁 144-148。徐永軍為胡喬木生前身邊工作人員。 2 朱正，《反右派鬥爭全史》（上）（臺北：秀威，2013），頁 59。 1.

(11) 而所謂的階級鬥爭的主題是什麼？筆者認為是農業合作化在速度和範圍上，以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鄧子恢等穩健派之間的矛盾有關。也就是說，胡風事件和肅反運動以至反右運動的產生，都有當時的社會背景。 1955 年 7 月 31 日，也就是 7 月 1 日毛澤東在黨內發出肅清一切隱藏的反革命分子（肅反運動）的「七一指示」之後一個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作總結發言，嚴厲批評鄧子恢，並說：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後退。而現在的情況，正是群眾運動走在領導的前頭，領導趕不上運動。這種情況必須改變。……勝利嚇昏了頭腦，來一個「堅決收縮」，犯出「右」的錯誤，這也不好。現在的情況是屬於後一種，有些 3 同志被幾十萬個小型合作社嚇昏了。之前，鄧子恢嘗試尋求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支持，以緩和毛澤東的激進作法。 1955 年 1 月 4 日，鄧子恢向周恩來和中共中央報告：「去年 10 月間中央批准全國共辦 60 萬個合作社，下邊積極性很高，將計畫提到 70 萬個，現在看來，真正辦好 60 萬個都是不容易的，原因是縣區幹部幾乎全年 12 個月都在做統購統銷等經濟工作，抽一個短時間去發展合作社，但無力經常有系統去領導合作社的生產活動。……部分農民抵觸情緒很重，怕歸公。」3 月中旬，毛澤東聽取鄧子恢等彙報農村工作，提出「停、縮、發」三字方針，不同地區採取不同作法。4 月 19 日鄧子恢向劉少奇彙報工作，劉少奇問：「斯大林的《勝利衝昏頭腦》的文章，你看過嗎？」鄧子恢說看過，劉少奇說：「我們也有。」4 月 21 日至 5 月 7 日，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鄧子恢說：「農村存在著緊張形勢，主要因素是糧食統購統銷，城鄉私商改造太快太猛，最根本的是農業合作化出了毛病。」鄧子恢傳達了劉少奇的指示「停止發展，全力鞏固」的方針。毛澤東則向鄧子恢提出警告：「不要重犯 1953 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在 5 月 16 日胡風遭逮捕，以及全國搜捕胡風分子之際，5 月 17 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研究農業合作化的工作會議上說：「在合作化的問題上，有種消極情緒，我看必須改變。再不改變，就會犯大錯誤。」 4從上述過程，我們看到劉少奇、周恩來皆偏向鄧子恢的務實作法，相信這對毛澤東的心理上的影響是相當大的。 3 4. 張永東，《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農村制度變革史》，頁 137-139。張永東，《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農村制度變革史》，頁 119-132。 2.

(12) 1955 年 10 月 27 日、29 日，毛澤東兩次邀集全國工商界代表，座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希望他們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資本家只要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就有前途。 5在 29 日的講話中，毛澤東這樣說：「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前途如何？或者說趨勢如何？我們早幾個星期開了黨的七屆六中全會。對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也有許多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前途如何？趨勢如何？這個問題，在全國廣大的人群中都是存在的，因為我們實在是要改變社會制度。我們有一個一定的發展方向，有一個社會發展的規律可以把握，應該是心安的。」 6毛澤東對於「改變社會制度」這樣重要的議題，並不是和工商業者和資本家商量，而是告知「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如何掌握自己的命運？答案便是「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就有前途」，那麼，什麼是資本家的前途呢？毛澤東繼續說：「資產階級，總有一天，大約三個五年計畫之內，就不叫資產階級了，他們成了工人了。農民這個階級還是有的，但他們也變了，不再是個體私有制的農民，而是變成合作社集體所有制的農民了。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麼今天不曉得明天的事。那種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情況，在幾個五年計畫之內，應該逐步結束。那時，全國只有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工人、農民的知識分子。」 7由毛澤東的講話，說明他深受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影響，認為人類社會必然由資本主義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發展，共產黨人代表被資本主義剝削的勞動者的立場，認為必須完全改變社會制度，人類才能真正獲得自由，而未來的社會中只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三種人。毛澤東在改變社會制度的過程中，只有向資本家告知，並沒有經過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商榷，其中工人、農民是人民群眾，由共產黨壟斷其代表性，而非黨知識分子中的多數非但沒有參與中共的決策過程，還是中共必須以強制力改造及脅迫以順從中共思維與政策的對象。 8胡風事件是 1955 年中一個重要的案例。 1956 年 1 月 14 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作報告，這樣說：「大家知道，在 1955 年內，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倡議，黨中央曾經對 5. 毛澤東說：「1955 年以來，由國家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和收購的產品已佔全部私營工商業產值的 90％以上。許多工廠實行了公私合營，並且在方式上已由個別合營發展到合併改組、全行業合營，為迅速走上國家資本主義高級形式創造了經驗。私營批發商基本上都已合營，零售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出現了經過併點經營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方式。」周恩來對工商界代表詳盡分析當前形勢，指明出路，推動他們接受改造。廖蓋隆，莊浦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 1949－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頁 96-97。 6 政協全國委員會辦公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政協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頁 224。 7 《人民政協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頁 226-227。 8 從 1955 年底到 1956 年 1 月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召開前後，中共在各地調查知識分子狀況，檢查其中工作中存在的缺點，基本在於「估計不足、信任不夠、安排不妥、使用不當、待遇不公、幫助不夠」的六個方面。胡風事件和肅反運動以後，造成了知識分子群體性的疑慮。沈志華，《思考與選擇：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第一版，2009 年修訂版），頁 30。這六方面有關知識分子的問題一直存在於中共建政以後的歷史之中。 3.

(13) 於黨內的右傾保守思想，進行了一系列的鬥爭。這一系列的鬥爭的最重要的結果，就是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在機關內在社會上都有步驟地展開，預計今後兩年內將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就是農業合作化運動在群眾覺悟迅速增長的基礎上突飛猛進，今年將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並且正在向著全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發展。」9這個來自於周恩來的講話，將 1955 年上半年的高饒事件、潘揚事件、胡風事件定性為「黨內右傾保守思想鬥爭」並且產生肅反運動的重要說明，繼而聯繫到農業合作化運動將在全國範圍內完成半社會主義、全社會主義合作化的發展。筆者將周恩來的說法整理與詮釋：胡風事件後發動的肅清一切隱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的背景是中共黨內關於右傾保守思想（即反冒進）的鬥爭，其目的是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及早社會主義化（即集體所有制）的完成。 1956 年 1 月 14 日至 20 日，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代表 1297 人，包括 57 位在京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開幕式由劉少奇主持，會上，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主題報告。16 日至 20 日，會議展開討論，大會最後一天，陸定一、陳伯達、李富春、彭真、陳雲發言，毛澤東到會講話。其中陸定一在大會發言，對於 1955 年的一系列批判大加肯定，如在文藝方面批判胡風、陳企霞、丁玲、俞平伯，在哲學方面批判胡適、杜威、梁漱溟，在建築方面批判梁思成等，且對肅反運動更是不容置疑，陸定一認為「這些工作，都是為社會主義革命舖平道路，是為社會主義鬥爭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10 說明當年“左”的強勢傾向並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情形。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不但負責胡風反革命集團和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批判和完成，更是中共中央肅反十人小組的組長，成為毛澤東倚重的左右手，其黨內權勢之重，甚有壓過劉少奇、周恩來的現象。而陸定一對於胡風事件和肅反運動的肯定為「社會主義革命舖平道路」，說明胡風事件的擴大化以及隨之發動肅反運動，有其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目的，由此所謂的胡風反對《講話》只是長期以來毛澤東等人部署的一個「引信」，在時機上的運用以打擊黨內異議以及發動肅反運動上發揮了最佳的作用。而在這段時間中，對於中共的社會主義文化方面的建設，相對於各種制度化的改造運動來說，文化建設牽涉到思想與文藝創造的關於人本身的問題，研究起來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工作。中共一方面學習著蘇聯在革命勝利前後的文學藝術的發展方式，其中無產階級文化的思維與作法影響深遠，即在由資產階級社會往社. 9. 《人民政協重要文獻選編》（上），頁 234。關於周恩來的這篇講話，在幾本主要關於胡風事件、肅反運動、反右運動的著作中，都沒有見到引用。沈志華的《思考與選擇》中關於周恩來的報告來自於《周恩來選集》長篇的引用，且說明是周恩來的報告，由胡喬木執筆寫成。見沈志華，《思考與選擇：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第一版，2009 年修訂版），頁 48-53。筆者看見的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是政協 2009 年出版的版本，這個版本應該是周恩來講話的原版。 10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頁 57。 4.

(14) 會主義社會轉換的過渡時期中，黨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寫什麼以及如何寫，以適應新社會的產生並且改造舊社會的人與思想；另一方面，中國近代的文化發展，深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中共如何承接以魯迅為主的左翼文學方面的脈絡，以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學藝術的內容與形式，一直是個錯綜複雜、紛爭不已的過程。中共嘗試以 1942 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概念發展出來的 1943 年公布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做為文藝思想與創作準繩的政策，並且堅持不懈地推動《講話》規定與統合中共在解放前後作家們遵循的統一的創作方法，以有效地凝聚人心共同地推動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進程。然而由於過程具有相當的強制性，逐漸產生了思想與創作的模式化，而導致所創作出來的作品有概念化、公式化的難以去除的困境。真正發生問題的地方，在於中共推動的社會主義運動並非是都得人心的，如土改的方式，中共認為是正確的，嚴酷打擊有剝削罪惡的地主階級並且壓制富農階級，但是中國傳統農村中地主和富農處於中堅的地位，並不能以「剝削」完全定性。土改的思維與作法和共產黨對於資產階級的觀念以及歷史發展階段論意識形態有關，因此是一個必然進行的政策，才能徹底改變所有制的社會基礎。但是對於作家來說，農村土改的是非善惡，是否可以以現實主義或寫實主義的方式自由地創作？答案是「不可以」。作家必須以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思維與立場來創作，為此在蘇聯方面斯大林創造了一個名詞叫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毛澤東的《講話》的發展基礎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講話》中規定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文藝創作的獨立性大受限制，而對於《講話》不能表態服從的黨內作家必須予以「歸正」。因此，解放以後，針對共產黨同路人的胡風持續頑梗的態度，發生了羅織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事件，被稱之為解放以後第一個「文字獄」。胡風事件一方面令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政權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懼，11一方面，負責文藝戰線的黨的部門與幹部，在其後對於文藝工作的推動發生了無法激勵作家自由創作的情形。同時，毛澤東對於這樣子的缺乏社會主義需要的良好作品的現象越來越不能容忍。然而，在大躍進失敗以後，作家們對於當前農村內部的矛盾可不可以描寫，如何描寫，成為周揚等負責文藝工作的幹部們的大問題。而周揚嘗試在 1962 年扭轉《講話》帶來的僵硬，設法制定文藝十條、八條，卻終於使得他自己陷入文革的深淵。因此，本論文在進行以胡風事件與肅反運動為中心的論述時，在視野上需要在往社會主義前進的背景中來考查其發生的源由與其所帶來的影響。. 二、史料探討. 11. 以復旦大學教授楊寬而言，他回憶：「經歷這樣一場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使我感到這種由上而下的政治運動十分可怕。這種依據所寫的文字來定罪的運動是無從捉摸的，全憑領導對於文字的解釋和猜測，是可隨意改變的。」魏承思，《中國知識分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 109。 5.

(15) 本論文運用之史料相當廣泛，其中分為三類：第一類：中共建政後的農業方面的史料，包括：《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 12 上冊（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等。13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於 1981 年編輯出版的《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匯編》），涵蓋了中共建政初期重要的農業集體化相關文件，內容豐富詳實，時段上是從 1949 年到 1957 年，但是 1948 年期間重要資料亦有所蒐集，對於中共在 1949 年前後農業思維與政策上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並無避諱，讓研究者可以了解當時中共高層在解放後發生不同意見的部分源由。如 1948 年 7 月 25 日，中共《新華社》社論〈把解放區的農業生產提高一步〉和 1948 年 7 月 27 日，《新華社》的〈新華社信箱〉上刊出《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問答》），看出 1948 年中共在內戰轉入優勢時的農業政策轉變為以支援全國的軍事與經濟需求，以生產為優先，減輕對地主、富農的政治壓力，希望共同參與生產。至 1949 年 3 月 5 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看出氣氛往“左”收緊，因為中共當時基本可以確定內戰勝利，農業政策就必須為建國後的可能調整舖路。這就是毛澤東擅長的階級鬥爭觀點和生產力觀點之間的矛盾的辯證性統一思維與方法論，革命勝利建國後，毛澤東宣稱發展資本主義是一種過渡時期的策略。141951 年發動三反、五反後，形勢丕變，開始往增加社會主義經濟成分方向快速進行，1953 年開始的總路線即放棄新民主主義往社會主義過渡。這份《匯編》在筆者引用的張永東的著作《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農村制度變革史》中亦有運用。 15 對於 1956 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筆者使用的重點在於黨副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劉少奇和商業部長曾山的報告，劉少奇說明建國以來的種種變化，曾山則說明由於對於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於急遽與徹底，尚未完備的計畫經濟，由於缺乏民間流通，使得人民需要的許多商品無法有效補給，建議在某種方式與程度上，鼓勵民間發展商業活動。曾山的看法務實而重要，但是次年毛澤東即開始反「反冒進」，曾山的建議無法落實。關於中共「八大」的文章與著作不少，多惋惜良好的政策被毛澤東中斷，中國失去了可能是建國後惟一的一次轉向比較健康路線發展的機會。如陳立旭的《毛澤東八大前後對社會主義主要矛盾問題的認識軌跡》中說毛澤東：「偏離社會實際而作出錯誤判斷。」16如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 年）。 13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北京：1957 年，人民出版社）。 14 何雲峰，〈兩種邏輯的內在衝突〉，《長白學刊》，2008 年第 1 期，頁 131-136。 15 張永東，《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農村制度變革史》（台北：自由文化出版社，2008），頁 70-131， 153-175，312-369。 16 陳立旭，《毛澤東八大前後對社會主義主要矛盾問題的認識軌跡》，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 1997 年 3 月，頁 111-125。 6.

(16) 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事件的回顧》中有專篇論述「八大」與毛澤東「批評反冒進」，其中說：「1958 年 1 月 11 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南寧會議，會議的重點是批評反冒進，為發動大躍進做準備。」 17可見，1958 年大躍進是 1950 年到 1957 年累積下來的一個結果，也是一個起點。第二類：關於胡風的文章與著作非常之多，本論文關於胡風事件的論述中運用材料比較有補充意義的有五點，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的分析及對中共與中國的影響；二、《大眾文藝叢刊》與「1948 年香港批判」；三、《胡風家書》的運用；四、《三十萬言書》的分析。有關《講話》的著作，大多數為讚揚之作，幾乎看不到具體分析與批評的文章。且中共每隔十年紀念《講話》，除文革時批判周揚等人，內容千篇一律。如《繼續為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文藝方向而奮鬥－紀念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將《講話》視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指導方針：「對於一切思想工作、一切革命工作的前進和發展，都具有偉大的指導意，對《講話》的義。」。 18王瑤的《毛主席「講話」在現代文學史上的重大意義》 19 意義極度推崇。說明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在權力下自我否定的現象。關於「1948 年香港批判」，是本論文中的一個重點，說明 1948 年春，中共香港局文委創辦《大眾文藝叢刊》，在其近一年的出版物中，批判重心放在兩個方面：以沈從文等為代表在北平嘗試進行文藝復興運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及以胡風為代表的左翼文藝作家。這方面段美喬的《投岩麝退香－論 1946-948 年間平津地區「新寫作」文學思潮》對筆者很有啟發作用。 20筆者運用當時《大眾文藝叢刊》出版的一系列出版品，包括《文藝的新方向》、《人民與文藝》、《論主觀問題》等，這是多數有關胡風著作中很少引用的材料。錢理群在 1997 年 4 月號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上發表《〈大眾文藝叢刊〉研究》。 21其中的主要重點不在《文藝的新方向》等出版品內容的分析，而在說明 1948 年香港批判是一個分水嶺，從此中共將人民分別為「你們、我們」的對立面上。關於《胡風家書》的運用，筆者的重點放在 1949 年胡風從香港轉入中共東北解放區以後整年的心態變化，這部分，錢理群在其《歲月蒼桑》中確實點到，然未深入。. 17.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事件的回顧》（下）（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8 年），頁 439-462。 18 〈繼續為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文藝方向而奮鬥－紀念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人民文學》，1952 年 5 月 23 日，頁 9-11。 19 王瑤，〈毛主席“講話”在現代文學史上的重大意義〉，《人民文學》，1957 年，五•六月合刊。 20 段美喬，《投岩麝退香－論 1946-948 年間平津地區「新寫作」文學思潮》（台北：秀威，2008）。 21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37-156。 7.

(17) 關於《三十萬言書》，相關的著作中對於第一部分「幾年來的經過簡況」引用的很多，用來補充胡風的傳記部分。而對於第二部分「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則具體分析的很少。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胡風對於周揚、林默涵、何其芳的反批評不能說明得有條理，而且寫得過於情緒化。然而筆者認為胡風的重點在於指出林默涵等人的「拉普」化，這是共產黨在意識形態方面影響文藝思維與創作非常大的一個問題，就這點來說，胡風是正確而且有他的認識的。. 第三類：有關肅反運動與反右運動方面的史料，本論文運用的主要材料為《肅反工作和人員審查工作政策界限匯編》； 22《宜賓審幹、肅反運動專輯》； 23《堅決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幹部學習參考文件》； 24謝敬的博士論文《新鄉市反右派運動研究》。 25 關於肅反運動，除了徐慶全在其《革命吞噬它的兒女－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紀實》有部分說明以及朱正在其《反右派鬥爭全史》中有專章說明，其他著作中似未見詳細論述。但是這兩部著作的重點不在肅反，而在反右。所以本論文關於肅反運動的解說，在學術研究方面應有補充的意義。在《肅反工作和人員審查工作政策界限匯編》中，關於 1956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發布一份正式文件「肅反工作的組織架構以及工作界限的規定」， 26詳細說明如何區別反革命分子以及如何處理坦白交代以及有立功表現者，其中第一點說明「解放前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以及 1946 年解放戰爭開始以後任國民黨黨團區分部以上的骨幹分子」為反革命分子。而第六點明白指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定義，為「胡風骨幹分子和積極參與胡風集團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分子」。這說明由於毛澤東已經在 1955 年 5 月公開定性胡風為反革命分子，因此胡風是被特別列入的一種反革命類型，和國民黨特務、會道門、惡霸、土匪、托派、壞分子同列。當時，毛澤東原來是定胡風為反黨集團，後升格為反革命，如果不升格，胡風等人下場不變，然不會列入「肅反工作的組織架構以及工作界限的規定」中，這會影響到後續被列入胡風分子的人，以反革命分子論罪，就十分嚴重。《肅反工作和人員審查工作政策界限彙編》中還包括之後中共中央肅反領導十人小組. 22. 中國共產黨第五機械工業部政治部編，《肅反工作和人員審查工作政策界限匯編》（缺出版地點及單位，1965 年 12 月）。 23 中共宜賓市委黨史研究室、宜賓市地方誌辦公室編，《宜賓審幹、肅反運動專輯》（宜賓市：未列出版單位，2011）。 24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部宣傳部編印，《堅決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幹部學習參考文件－》（瀋陽：軍區政治部翻印，1955 年 10 月）。 25 謝敬，《新鄉市反右派運動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博士論文，2008。 26. 這份規定在《宜賓審幹、肅反運動專輯》的附錄中亦有蒐錄，見頁 173； 8.

(18) 和各地肅反領導五人小組的往來文件，因為這是自延安整風後第一次的全國性清查反革命分子，許多地方黨員幹部沒有經驗如何作業，需由中央統一規範回復。關於《宜賓審幹、肅反運動專輯》，是筆者所閱讀到相當完整的一份地方級的肅反工作說明，其中首先說明審幹和肅反的異同。1954 年 6 月，宜賓開始審查幹部，到了 1955 年 9 月，宜賓開始肅反，審幹融入肅反，「一套人馬，兩份工作」，而更重要的是指出肅反工作延續到文革前，這是筆者閱讀到肅反最長時間的一份文件。謝敬的博士論文《新鄉市反右派運動研究》中，談到河南新鄉市的肅反運動，相當詳盡，是筆者閱讀到第二份的地方肅反情形，其中被肅反的對象是勞改單位中的一個基層黨員幹部劉世珍，由於人際關係不佳而被首先列為肅反對象，肅反 1955 年 7 月 4 日開始後，經過群眾鬥爭，23 日劉世珍自殺，26 日死亡，前後三個星期而已。這件事後來不了了之，也沒有影響新鄉市的肅反運動進行。這說明地方肅反往往並不遵守中央規定，而由解決單位「宿怨」開始，而整肅劉世珍者皆為地方主要幹部，不可能之後上級嚴厲追究其責任。這樣的情形是否在全國各地皆會發生，按理是可能的。. 三、文獻回顧本論文運用之文獻亦相當廣泛，其中分為四類：第一類：中共建政後的以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為主方面的著作，包括：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事件的回顧》；萬亞剛，《共產黨與農民問題》；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于光遠，《“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讀史筆記》；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張永東，《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農村制度變革史》；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賈章旺，《新中國十七年》；廖蓋隆，莊浦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1949－2009》 27 等。 27. 萬亞剛，《共產黨與農民問題》（香港：亞洲出版社，1956）；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下）（台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二版）；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事件的回顧》（上、下）（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8）；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1 年 8 月）；于光遠著述，韓鋼詮注，《“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讀史筆記》（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張永東，《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農村制度變革史》（台北：自由文化出版社，2008）；楊奎松，《中華 9.

(19) 張永東的《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農村制度變革史》是有關中共建政前後農村制度沿革說明相當完整的一本著作，重要的是張永東並不從大陸學術界習慣的觀點觀察中共的農業政策，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頒布後，中國大陸全面開始一場類似中國歷史上農民王朝建立時同樣的均分土地的運動。1950 年 3 月，中共頒布了〈剿滅土匪，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提出：『徹底消滅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的殘餘武裝，不剿滅土匪，各種人民革命政權就不能建立，土改就無法完成。』」 28明確指出中共建政後，寓鎮壓國民黨殘餘分子於土改的作法。由此，土改有四層目的：一、和清匪、鎮壓反革命聯繫起來，二、劃階級與建立農村共產黨政權，三、消滅地主，保留與孤立富農，四、吸收積極分子。這樣的作法在陳永發和楊奎松的著作中都有說明。事實上，這項工作一直在進行，到 1955 年 7 月肅反運動亦負有清查國民黨「餘孽」的明確功能。另一方面，于光遠在其《“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讀史筆記》中記述 1948 年 9 月，劉少奇寫下《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其中說：「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下，在國民經濟中還存在著占有相當比重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種經濟，在以後還要發展，也還是必要的，有益的。至於廣大的小生產，則更加需要發展，但在小生產中，是不斷地、自發地、大量地產生著資本主義成分。很明顯地可以看到，這些資本主義成分，即使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下，也必然要與國家經濟及合作社經濟發生競爭。這種競爭，愈到後來就愈加激烈，並將繼續很長的時期。」 29劉少奇對於新民主主義下的經濟發展，合於列寧時期的新經濟政策思想。據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事件的回顧》中說劉少奇有一個中心思想：「民主革命勝利以後，還不能馬上直接採取社會主義的實踐步驟。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的政策是要不得的，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則要犯左傾的錯誤。」30由劉少奇與薄一波以及于光遠的看法，當時皆傾向延長新民主主義時期，以待生產力上升到一定程度後再逐步變革生產關係，即所有制。但是和毛澤東與高崗以及山西省委等「左派」看法迥異，毛澤東等認為富裕中農的產生即標誌資本主義的萌芽。這兩條路線的鬥爭，非常鮮明。. 第二類：有關胡風與胡風事件方面的著作，包括：梅志，《胡風傳》；曉風主編，《我與胡風》；曉風，《九死未悔－胡風傳》；曉風，《我的父親胡風》；牛漢，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1 政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賈章旺，《新中國十七年》（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廖蓋隆，莊浦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 1949 －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8 張永東，《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農村制度變革史》（台北：自由文化出版社，2008），頁 56。 29 于光遠著述，韓鋼詮注，《“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讀史筆記》（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頁 74-77。 3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事件的回顧》［上］（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一版，2014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頁 47。 10.

(20) 《我仍在苦苦跋涉》；法官王文正口述，《我所親歷的胡風案》；舒蕪，《回歸五四》；夏成綺，《胡風與舒蕪》；許福蘆，《舒蕪口述自傳》；吳永平，《舒蕪胡風關係史證》；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魏時煜，《胡風：詩人理想與政治風暴》。周燕芬，《因緣際會－七月社、希望社及相關現代文學社團研究》；段美喬，《投岩麝退香－論 1946-948 年間平津地區「新寫作」文學思潮》；巴金，《無題集》；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錢理群，《歲月蒼桑》；裴毅然，《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等。 31. 有關胡風的著作非常多，本論文的重點在於耙梳胡風本人在胡風事件中的問題，如前節「史料探討」所述，《講話》是影響胡風事件最大的一份文件，關於《講話》的形成與發表，多數相關著作不是歸於 1942 年 5 月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的講話，就是說是毛澤東的偉大撰述。事實並非如此，真正的執筆者胡喬木對此亦諱莫如深，語焉不詳，他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回憶：「至於講話怎麼樣形成文字的，沒什麼必要說明。當時有紀錄，我根據紀錄作了整理，調整了一下秩序，毛主席看了很滿意。」 32其實在 1942 年 5 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的講話，皆無紀錄，蕭軍當時不但參加，還是座談會的促成者之一，他日後從未談及《講話》一事。所以，筆者推論《講話》原稿是由胡喬木所草擬，經由毛澤東所討論與認可，在近一年半後挑選魯迅忌日於 1943 年 10 月 19 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所以《講話》是誰的「著作」，胡喬木已經回答了相當程度：「至於講話怎麼樣形成文字的，沒什麼必要說明。」胡喬木這樣的「掠美」態度，據筆者所聞，很為一些護主心切的毛主席信仰者所不滿。不論如何，從此以後，胡喬木對於《講話》的維護確實是遠超過一般文藝領導幹部的。對於《講話》意義的評論，筆者認為胡風骨幹分子綠原寫得最清楚。33所以專闢一節引用綠原來評說胡風以及《三十萬言書》。關於 1948 年香港批判，段美喬的《投岩麝退香－論 1946-948 年間平津地區「新寫作」文學思潮》對於當年沈從文、朱光潛、蕭乾在北平的努力與嘗試改善 31. 梅志，《胡風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曉風，《九死未悔－胡風傳》（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曉風主編，《我與胡風》（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3）；曉風，《我的父親胡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牛漢，《我仍在苦苦跋涉》（北京：三聯書店，2008）；舒蕪，《回歸五四》（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許福蘆，《舒蕪口述自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夏成綺，《胡風與舒蕪》（臺北：獨立作家，2015）；吳永平，《舒蕪胡風關係史證》（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段美喬，《投岩麝退香－論 1946-948 年間平津地區「新寫作」文學思潮》（台北：秀威，2008）；周燕芬，《因緣際會－七月社、希望社及相關現代文學社團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巴金，《無題集》（隨想錄第五集，1984• 9－1986•8）（香港：三聯，1986）；錢理群，《歲月蒼桑》（香港：香港城市大學，2017；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北京：中華書局，2008）；裴毅然，《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台北：秀威，2015）；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2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5 33 綠原，〈序〉，胡風，《三十萬言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 20-28。 11.

(21) 中國政治與媒體的嚴重偏向的描述，讓筆者非常感動，是以當閱讀到中共香港分局文委出版刊物批判沈從文與胡風等人時，就異常驚悚左派勢力在環境改觀時的突然浮現，帶來危害性的態度與意圖，筆者是以蒐集資料，撰寫「1948 年的香港批判」。 2017 年才出版的吳永平的《舒蕪胡風關係史證》，有上中下三冊，這套書雖然講的重點是舒蕪，但是對於胡風的歷程亦有相當綿密的說明，讓筆者看見胡風在面對「叛徒」舒蕪時其實反應過度，影響了胡風自己的情緒，也惡化了舒蕪的心理，造成之後胡風、舒蕪被先後「雙殺」的下場。也由於此，筆者注意近年來有些作家開始為舒蕪鳴不平的聲音，本論文亦專闢一節談舒蕪與胡風。有關胡風事件的論文，中國大陸方面在論述的廣度與深度來說一般沒有超過早年胡風事件當事人的著作與說明，如牛漢的《我仍在苦苦跋涉》、綠原在胡風《三十萬言書》中的〈序言〉、林默涵的回憶訪談〈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以及近年來的專論與專著，如葉德浴的《難忘的一九五五－批「胡風」眾生相》、彭小蓮（彭柏山女）的《紅日風暴》（紀錄片）、曉風、蕭玉的《逆風而行三俠客：胡風、聶紺弩、蕭軍》、錢理群《歲月蒼桑》、吳永平《舒蕪胡風關係史證》、魏時煜《胡風：詩人理想與政治風暴》等。台灣方面有一篇 2012 年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劉至剛的碩士論文《胡風事件的再思考》， 34這篇論文基本上涵蓋了胡風事件涉及的多方面情形，如胡風早年左聯與《七月》時期、1948 年的香港批判、1949 年後的胡風心境、解放後和周恩來與周揚等人的往來、《講話》與《三十萬言書》的說明、《胡風家書》的引用、胡風事件發生時《人民日報》的報導與毛澤東的按語，以及探討胡風創作思想中的現實主義等，是對胡風個人及胡風事件的一本相當不錯的介紹性論文。其中引用翟志成的觀點處不少，35如引用翟志成認為「胡風表面擁護毛〈講話〉、寫應景八股文章，爭取領導、爭取入黨等行為。胡風一派的作法顯然具有兩面性，表面上對中共領導表現服從，實際上以推翻文藝領導之現況為目的。」36這個說法，並非毫無根據，毛澤東也可能由於胡風的《三十萬言書》中對周揚等人直接的批評有這樣的印象。 37但是是否真實如此？筆者認為以胡風長期以來的作家、文藝評論家、出版家的歷史以及他瑣碎、頑鯁、容易情緒化的性格來看，胡風不 34. 劉至剛，《胡風事件的再思考》，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翟志成，《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1983）。 36 劉至剛，《胡風事件的再思考》，頁 85。 37 事實上，《人民日報》1955 年 6 月 10 日發表胡風第三批材料時，毛澤東寫了 17 條按語，其中一條說：「自從漢朝的吳王劉濞發明了『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的著名策略以來，不少的野心家奉為至寶，胡風集團也繼承了這個衣缽。他們在 30 萬字上書中只攻擊林默涵、何其芳、周揚同志等幾個人，說這幾個人弄壞了一切事。有些在階級本能上同情胡風的人，也照著這樣替胡風瞎吹，說甚麼『這不過是周揚和胡風爭領導權的個人之間的鬥爭。』我們在肅清胡風份子和其他反革命份子的鬥爭中，這一點也是應當注意的。」 12 35.

(22) 容易會有「推翻文藝領導之現況為目的」的格局與勇氣。毋寧，筆者認為胡風是急迫期望意見達到「天聽」，能為「開國之君」毛主席所重視與重用，遂其平生所願，以改變新中國的文藝思想與創作僵化與教條化的現象。胡風在 1953 年已經了解到周恩來的力量有限，才改為「公車上書」。而胡風非但不是「表面擁護毛」，實質上是真心擁護毛，這是筆者必須釐清的。第三類：有關肅反運動與反右運動方面的著作，包括：李輝編著，《一紙蒼涼：〈杜高檔案〉》；朱正，《反右派全史》、《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沈澤宜，《北大，五一九－學生右派們是怎樣煉成的》；沈志華，《思考與選擇：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吳心海編，吳奔星著，《從「土改」到「反右」：吳奔星一九五○年代》；吳弘達，《勞動教養和留場就業－中共的專政工具》；胡大成，《改造》；邵燕祥，《別了，毛澤東》；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韋君宜，《思痛錄》；徐慶全，《革命吞噬它的兒女－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紀實》；徐孔，《直言無悔：我的 “右派”經歷》；陳修良撰述，唐寶林編著，《拒絕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傳》；唐瑜，《二流堂紀事》；曾彥修口述，李晉西整理，《微覺此生未整人》；趙旭，《反右運動夾邊溝慘案倖存者證言記》；丁抒，《陽謀》等。 38 關於肅反運動，相關著作不多，朱正的《反右派全史》中專闢一章〈插說一下兩年前的肅反運動〉，從 1955 年 7 月 1 日的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七一指示」）說起，談到一些肅反運動中的不好的情形，然後轉入反右運動時期。基本上，比較簡略。筆者在本論文的肅反運動一章中蒐集十多個肅反個案，尤其有宜賓市、新鄉市的地方肅反運動的情形。關於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則在徐慶全，《革命吞噬它的兒女－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紀實》，徐慶全的〈康濯何以揭發丁玲〉；黎辛，〈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黎之，〈回憶與思考－整風•鳴放•反右〉等著作及文. 38. 李輝編著，《一紙蒼涼：〈杜高檔案〉》（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沈澤宜，《北大，五一九－學生右派們是怎樣煉成的》（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沈志華，《思考與選擇：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第三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8）；吳心海編，吳奔星著，《從「土改」到「反右」：吳奔星一九五○年代》（台北：獨立作家， 2014）；吳弘達，《勞動教養和留場就業－中共的專政工具》（華盛頓：勞改基金會，2004）；胡大成，《改造》（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邵燕祥，《別了，毛澤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7）；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台北：商務印書館，1999）；韋君宜，《思痛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徐慶全，《革命吞噬它的兒女－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徐孔，《直言無悔：我的“右派”經歷》（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陳修良撰述，唐寶林編著，《拒絕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傳》（香港：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2）；唐瑜，《二流堂紀事》（北京：三聯書店，2005）；曾彥修口述，李晉西整理，《微覺此生未整人》（香港：天地圖書，2011）；趙旭，《反右運動夾邊溝慘案倖存者證言記》（台北：新銳文創，2014）；丁抒，《陽謀》（香港：九十年代，1991）。 13.

(23) 章中， 39說明丁、陳案緊接著胡風事件，開始於肅反運動。然而，此案如同杜高案，在肅反運動中並沒有定罪，到反右運動後被劃為右派分子，過程非常複雜。李輝的《一紙蒼涼：〈杜高檔案〉》給予筆者看見杜高從胡風事件，經歷肅反運動，然後在反右派鬥爭中，被掛上吳祖光的「二流堂」而和「小家族」成員全軍覆沒。而杜高在經歷前後二十年的艱辛歲月後得到一個令筆者非常意外而收穫良多的結論：「反右完成了肅反的任務。」而在文化部為吳祖光與「二流堂」平反的文字中，陡然看到 1955 年 9 月，肅反運動剛起，中共的肅反工作單位已經在對吳祖光與「二流堂」監視與蒐證，內部定性為「反革命嫌疑分子」，而吳祖光及「二流堂」成員毫無所覺。說明共產黨平日就在對「非我族類」研究搜查資料，在運動來臨即可「收網」。. 39. 徐慶全，《革命吞噬它的兒女－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2008），頁 262；徐慶全，〈康濯何以揭發丁玲〉，《炎黃春秋》，2009 年第 9 期，頁 10，35-39；黎辛，〈我也說說「不應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季刊，1995 年第一期，頁 83；黎之，〈回憶與思考－整風•鳴放•反右〉，《新文學史料》季刊，1995 年第一期，頁 92-107。 14.

(24) 第一章向社會主義前進：以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為例第一節中共農業政策的思維與變化 1948 年中，中共在內戰中逐步掌握優勢，增加農業生產成為主要的政策。 1948 年 7 月 25 日，中共《新華社》社論〈把解放區的農業生產提高一步〉，這樣說：為了提高解放區的農業生產，為了準備開展一個大規模的農業生產運動，大體上可分為三個方面。首先，要針對土地改革後所產生的新狀況，解決一些有關農業生產的政策問題：（一）確保地權。（二）在土地改革過程中曾經發生而未糾正的偏向，必須迅速地加以糾正。（三）明令允許雇傭勞動（包括請長工、短工等）的繼續存在。（四）土改完成地區，按照中國土地法大綱的規定，允許特定條件下的租佃關係。（五）明令保護在廢除高利貸以後的私人借貸。（六）凡經過土地改革地區，調整農業稅（公糧）負擔的標準，並切實改善戰勤制度，使一方面有利於支援戰爭，另一方面能鼓勵農民生產情緒。第二個方面，要在現有的基礎上提高農業生產技術。在今年秋季，一切解放區，不論已否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均必須指導農村人民種好麥地，在冬季號召一切農村人民多多積肥，修理與添置農具，為 1949 年的大生產運動作好一切準備工作。第三個方面，要組織農村人民的互助合作。某些地區在合作互助中，片面強調貧雇農利益，強制地主、富農甚至一部分中農給貧雇農作無償勞動或不等價交換，都是破壞生產的錯誤行為， 40 必須嚴格糾正。這個政策明顯向右調整的幅度很大，階級鬥爭不能強調，允許雇傭勞動以及租佃關係和私人借貸，甚至不讓貧雇農欺負地主、富農，目的是一切為生產。這是在中共黨史上少見公開宣導有明確右傾政策的一份文件。這份文件重點不在於恢復富農地位，而在於停止激烈的土改而轉向共同投入生產，是一個暫時性的保護富農政策。 1948 年 7 月 27 日，《新華社》的〈新華社信箱〉上刊出《關於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問答》）一文，以問答的方式表明中共當時政策的觀點，其中這樣說：土地改革只是廢除了封建階級的私有財產，沒有廢除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在客觀上還為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掃清道路。土地改革之後，農村中的經濟競爭，不可避免地會有新的發展，並使農民之間不可避免地會有新的階級分化，而絕不可能永遠保持平均的小農經濟。農民在分得土地後，是作為小的私有主而存在的， 40.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冊（一九四九－一九五七），頁 18-22。 15.

(25) 他們的生產條件不可能完全相等，尤其不可能保持不變。有些農民，因為生產條件比較有利，又努力生產，善於經營，他們的經濟就可能發展，而逐漸地富裕起來，其中有小部分就有可能進行剝削，而成為新的富農。而另外有些農民，因為生產條件比較不利，或者不努力生產，或者不善於經營，或者遇到某些不可抗拒的打擊，他們的經濟就不可能發展，而逐漸地窮困下來，其中有一部分就不能不受人剝削而變為新的貧農或雇農。這種競爭與新的分化，即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裡，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許的，不是可怕的。因為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只有允許這種競爭，才能發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把農業廣大地發展起來；所以這種私有經濟基礎上的競爭，有一定的進步性。抱有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人們，看不見土地改革後這種可能的社會變化，看不見這種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仍將存在，而以為可以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中及土地改革後，就能夠造成全體農民在經濟上與生活上的平等或劃一，否認或者反對這種競爭和分化，結果就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而成為一種反動的空想。 41. 這個階段，中共說明，在土地改革以後的農村允許適度競爭，才能發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把農業經濟發展起來。文章明確表達「競爭與新的分化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裡，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許的。」甚至鼓勵競爭和分化，允許產生新的富農和新的貧雇農，否定機械性地要求平等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然而，《問答》也在「左」的這一方面做了預警說明：毛澤東同志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早已指出，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還必須容許「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存在和發展，在農村中則容許新式富農的存在和發展。我們在土地改革後，一定要走上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的道路，而決不能走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中國工人階級領導農民與其他人民，進行土地改革，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這是農民解放的第一步；經過另一個階段的歷史鬥爭，實現社會主義，這是農民解放的第二步。社會主義不是依靠小生產可以建設起來的，而是必須依靠社會主義的大生產，首先是工業的大生產來從事建設。 42. 申論的重點，在於新民主主義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有限制性的、有階段性資本主義道路，容許新式富農的存在和發展，然而之後必須往工業大生產的社會主義方向發展，也就是說「新式富農」是過渡時期的產物。而「工業大生產的社會主義方向」明確是蘇聯模式。 41. 42.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冊（一九四九－一九五七），頁 24-25。《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冊（一九四九－一九五七），頁 25-26。 16.

(26) 然而其中隱藏了一個問題：新式富農產生了以後怎麼辦？這個問題很複雜，新式富農（後來毛澤東稱富裕中農）擁有的土地、雇用人力、商業活動、國家的稅法、和共產黨的關係以及可以富到什麼程度，在中共建政前後都一直沒有依政策或法律予以制度化，以至於所謂「富農」是一個不穩定的、賦有資產階級性質的階級，而逐步發展成為一種鬥爭概念。在蘇聯方面，富農在 1928 年新經濟政策逐漸結束以後，完全被集體農業所吸納。中共也不例外，1953 年的總路線就停止了富農政策。具體的富農在 1953 年農業合作化運動速度越來越快以後，在中國農村中基本是被消滅的，但是概念上的富農一直存在於政治鬥爭之中。 1948 年 9 月，劉少奇寫下《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說：中國還是一個小生產者占極大優勢的國家，還是一個農業國。在這樣的國家中，千千萬萬分散的獨立小生產者，是經過一種商業制度把他們聯繫起來，構成國家和社會的經濟整體。……商業的社會任務，就是分配各種各樣的生產品。……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下，在國民經濟中還存在著占有相當比重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種經濟，在以後還要發展，也還是必要的，有益的，不是可怕的。至於廣大的小生產，則更加需要發展，但在小生產中，是不斷地、自發地、大量地產生著資本主義成分。很明顯地可以看到，這些資本主義成分，即使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下，也必然要與國家經濟及合作社經濟發生競爭。這種競爭，愈到後來就愈加激烈，並將繼續很長的時期。……這就是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的矛盾，就是資產階級和富農與無產階級及其勞動人民的矛盾。 43. 劉少奇說在新民主主義下，雖然小生產會大量產生自發的資本主義成分，存在著富農和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然無足為懼。然而在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上，這樣內含矛盾邏輯的語言學，終將於無法避免導致忽左忽右的行為模式以及無法平息黨內對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爭論。據薄一波回憶，劉少奇有一個中心思想：「民主革命勝利以後，還不能馬上直接採取社會主義的實踐步驟。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的政策是要不得的，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則要犯左傾的錯誤。」 44 1949 年 3 月 5 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說：占國民經濟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 43. 于光遠著述，韓鋼詮注，《“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讀史筆記》（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頁 74-77。 4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事件的回顧》［上］（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一版，2014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頁 47。 17.

(27) 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是錯誤的。必須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也就要犯絕大的錯誤。 45. 毛澤東在 1949 年 3 月的說法相對於 1948 年的下半年已經有相當大幅度的收縮，明顯和當時中共在內戰的絕對優勢有密切的關係。這篇講話基本模塑了解放以後的新民主主義的過渡至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說明毛澤東在革命接近勝利的時刻，對於下一階段的走向已經有了一個思想上的雛形。 1949 年 11 月，在有饒漱石、鄧子恢、李富春參加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考慮暫時不動富農土地的問題，但未作決定。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1 月，毛澤東訪蘇期間，徵求斯大林關於富農的意見，1950 年 2 月 17 日，毛澤東、周恩來打電報給在國內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就送審的政務院《關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和徵收公糧的指示》草案作覆時，傳達了斯大林的意見，電報說「斯大林將分配地主土地與分配富農土地分成兩個階段來做，即使目前農民要求分配富農的多數土地，我們固不禁止，也不要在法令上予以肯定。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階級時，應中立富農並使生產不受影響。不但關係到富農，還關係著民族資產階級。」 46注意到，在 1949 年 9 月，政治協商會議中，中共與民主黨派討論富農問題時，毛澤東當時同意保護富農的政策，但是實際上直到四個多月後得到斯大林的意見時才真正地確立下來。這影響了 1950 年夏開始的新區土改的政策。 1949 年 12 月 10 日，東北局第一書記的高崗在東北農村工作座談會上，這樣說：中共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使絕大多數農民上升為豐衣足食的農民，而要做到這一點則又必須使絕大多數農民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面發展。組織起來發展生產，乃是中共農村生產領導的基本方向。 47 「組織起來」這樣的語詞在中共高層中使用的內涵明確是往農業生產集體化方向發展，至於性質是否是私有制還是公有制，在新民主主義時期仍是私有制，之後過渡到社會主義時的做法則是公有制。48對於少數富裕農民傾向單幹、雇工 45. 《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冊（一九四九－一九五七），頁 1-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事件的回顧》［上］，頁 84。 47 張永東，《一九四九年後中國農村制度變革史》（台北：自由文化出版社，2008），頁 71。 48 在這之前並不明確如何地進行，到 1955 年才知道公有制的過程是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 18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