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胡風《三十萬言書》的內容、其中寫作的過程以及胡風之後不合適的發 言所產生的嚴重後果的檢討，以筆者所閱讀到的著作中，胡風分子綠原，303也就 是當年少數參與胡風《三十萬言書》寫作的年輕作家，在《三十萬言書》出版成 書的「前言」中的細緻說明，是第一手的材料。筆者認為這對認識胡風與胡風派 的年輕作家們當年的處境以及對於《三十萬言書》的反思有很大的助益。所以，
概述於下：
綠原在《三十萬言書》的前言〈試叩命運之門一關於「三十萬言」的回憶與 思考〉中說：
幾十年來，在主客觀各種疑團的相互作用下，我對一些直接影響事態進程的 有關問題，反復進行過思考，迄今沒有得到令人心安理得的答案。胡風當年聽了 14 年徒刑的宣判，曾經這麼說過：「心安理不得。」大抵是對問題進行思考的立 場各不相同，使得問題本身出現令人難堪的兩面性，答案才往往因之不盡如人意 了。如果說，當年的判決違反胡風的實際情況，使他想不通，那麼今天事過境遷，
社會上同樣由於脫離實際而出現的一些想當然的有關論斷，不也同樣會使過來人 多少有些想不通麼？
302其實，建國以後，胡風一直在尋找和毛澤東之間的通道，早在 1950 年胡風就再三關照梅志要 給領袖寄書。錢理群，《歲月蒼桑》（香港：香港城市大學，2017），頁 468-469。
303 綠原（1922－），名劉半九，湖北黃陂人，1942 年由胡風出版第一本詩集《童話》。解放後 在《長江日報》工作，1954 年參與胡風《三十萬言書》的草擬過程，1955 年 5 月由於胡風事件 遭逮捕，1962 年釋放，1980 年平反。曉風主編，《我與胡風》（下）（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3），頁 558。
我從上世紀 40 代初起，受到胡風先生的幫助，開始從事詩歌創作；到 50 年代被劃為「胡風分子」，又從 1955 年起，被隔離反省 7 年，接著作為「牛鬼蛇 神」被監督改造 18 年。就是在這樣的經歷和背景的支配下，我反復思考過下列 幾個問題：胡風為什麼要寫「三十萬言」？可不可以不寫這個「三十萬言」要寫 又應當怎麼來寫？上交之後，是否估計又怎樣估計它的後果？這些問題不但一般 研究者不會去思考，連身歷其境的過來人當時也未必來得及充分思考。可是，這 些問題如果不搞清楚，得不出實事求是的答案，對於「三十萬言」的任何評價恐 怕都是靠不住的。
當年有關權威人士存心抹殺這些實際情況及其過程，一口斷定胡風和他的朋 友們吃飽了人民給吃的飯，回過頭來拿著『五把刀子』向黨進攻，甚至妄圖『顛 覆』人民共和國。這種妖魔化的議罪及其相應的措施，立即得到一呼百諾的回應，
今天按起碼的法制來看，怎麼也是說不過去的。」304
……
當時舉行的胡風思想討論會（1952 年秋），其所以叫做「討論會」，而不叫
「批判會」，據說周恩來有指示：「不要先存誰錯誰對的定見，平心靜氣地好好談。」
胡風在會上交出了《一段時間，幾點回憶》，這是他解放後第一次對自己的檢討，
當然是不會令人滿意的；接著林默涵發表了《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 何其芳發表了《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這兩篇文章卻正是「先 存……定見」寫出來的，因此也正是胡風後來寫「三十萬言」的直接動因。舒蕪 奉命「開刀」的手術刀就是《給路翎的公開信》， 着重揭發胡風等人的「宗派主 義」。這時他的身分、心情、態度都比在「重新學習」中大大進了一步，305不但 不再是自我檢討的口吻，而且具有了審判官的態度了。……胡風頭上扣上了反馬 克思主義、反現實主義和宗派主義三大頂帽子，接著被分配《人民文學》編委的 職務，實際上是給養起來，或者說，給掛起來。同時，把家也從上海搬到了北京，
胡風今後該怎麼辦？外界都在等著瞧，他和朋友們都在想。
當時，千頭萬緒，真不知從哪裡想起。就當時主客觀所允許的條件來說，擺 在胡風面前的，有三種可能的選擇：
第一，胡風終於覺悟過來，認識到大勢所趨，認識到不認識它就得不到自由 的必然規律，願意按照大多數文化名人的成功經驗，以向真理投降的名義，痛痛
304 胡風，《三十萬言書》，頁 1-3。
305 謂舒蕪 1952 年 5 月配合毛澤東《講話》發表十周年，在《長江日報》與《人民日報》發表《從 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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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把自己的一生臭罵一通，然後爭取在新的環境裡發揮餘熱。這不但是文藝領 導當局對他的希望和等待，也是一貫關懷他、幫助他的周恩來對他的期許。然而，
這不但在胡風的主觀上沒有這個可能，就是他的朋友們，特別是年輕的朋友們，
也沒有一個向他暗示這條既會冤枉自己、又會冤枉別人的出路。胡風當時動情地 說過，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涉及許多人，許多人的勞動、成就和信念；
如果是我個人的問題，例如說我對某些黨員作家不夠尊重，我會毫不猶豫地認錯，
但是，單純為了個人的得失禍福，採取不負責任的趨吉避凶的態度，我在歷史上 受到唾罵，倒是小事，讓眾人實踐所證明的真理受到損害，我就罪上加罪。話說 到這個地步，他不能走這條路，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呢？
第二，幾位年長的朋友則向胡風這樣建議：找個閒差事呆著，沒事搞搞翻譯，
不要再發什麼言，不要再杞人憂天了。可惜，胡風和年輕的朋友們不但當時沒有 理解和接受這個建議的思想基礎，就是後來經過種種磨難，他們仍然認為，這種 退避態度實際上也是對受難的真理閉上了眼睛，雖然和前者不可同日而語，卻也 為任何革命者所不取。其實，即使話不這樣說，也不難預見，只要沒有公開徹底 否定自己，胡風再怎樣韜光養晦，裝死躺下，有的人也不會讓他過太平日子的。
第三，胡風本人給戴上這三頂大帽子之後，覺得真是走投無路了。他認為，
本來應當戴在別人頭上的這三頂桂冠，即理論原則上的反馬克思主義、創作理解 上的反現實主義、組織領導上的宗派主義，已經共同構成一道銅牆鐵壁，把他和 他的朋友們合圍起來，是他們的任何千呼萬喚都推不倒的。
正是在這種思想狀況的支配下，先由同情者提議，後來在胡風和朋友們中間 逐漸達成共識：胡風應當相信中央，依靠中央，向中央上書言事，請中央出面解 決問題。
胡風所以接受這個選擇，應歸之於他事先本來就有過這個想法：一、決不能 為了個人的「過關」而放棄或改變自己的文藝思想；二、要為和自己一同受難的 友人路翎、阿壟申冤叫屈，為他們爭取順利一點的寫作條件，進而義無反顧地要 為中國新文學的命運慷慨陳詞；三、他當年在上海和魯迅、馮雪峰在一起，就一 直把個別文藝領導人和黨中央區別起來，認為後者不太了解文藝戰線上的實況，
一旦有了了解，再難的問題也不難解決。以上思路今天看來雖然幼稚可笑，實際 上正符合胡風在當時典型環境的典型性格，也是《三十萬言書》得以出籠的真實 背景。
在決定向中央上書言事之後，出現了談什麼和怎麼談的問題。林默涵、何其 芳的批評所反映的理論混亂，不能不談；舒蕪的「起義」所包含的捏造和誣陷，
不能不談；個人幾十年來與周揚等人交往中所體驗的越來越嚴重的宗派主義，不
能不談；當前文藝領導工作中的種種失誤及其危機，也不能不談。這些專題儘管 久已擺在當時廣大讀者面前，談一下也未必違犯新社會的言行準則，但每一個卻 又是提起葫蘆根也動，稍一不慎，就會遭到誤解，甚至釀成禍端。當時雖然不可 能預料到日後的災禍，也不是沒有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有所思考和顧慮。
有人認為，上書一次不容易，要上就要把一切問題端上去，讓中央從全盤考 慮；而且理論上的庸俗社會學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是連在一起的，如只談理論問 題，不談其他，將更不便中央作出判斷和決定，這個意見對事物本質看得似乎比 較透徹，對中央的信心也較大，但未免顯得過分樂觀。
他在理論部分把當前的文藝領導思想概括成五個命題（所謂「五把刀子」－
筆者按）：
1. 作家要從事創作，非得首先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
2. 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
3.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
4. 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
5. 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題材能決定作品的價值。
並將這五個命題比喻成橫在作家和讀者頭上的『五把刀子』。
再從社會上看，「三十萬言」撰寫過程中，發表了「四中全會」公報，其中 關於反對「獨立王國」的決議極大地鼓舞了胡風。他認為全國範圍內，沒有比文 藝界更大的獨立王國了，他有責任把他的「三十萬言」早日交上去。上交時分，
收件領導人（為習仲勳－筆者按）對他說，「要相信中央。你相信中央，是完全 正確的。」他聽了更認為，自己做得完全對。
接著，《文藝報》以「壓制新生力量」的罪名受到《人民日報》的質問，胡 風以為這是中央看了他的報告之後所採取的部署。他沒有深思熟慮，便應邀在文 聯擴大會議上發言，把他所寫的他自己和路翎、阿壟等人幾年來同樣受壓制的情 況重講了一遍，引起了不少聽眾的共鳴。然而，稍有政治經驗的局外人無不認為 這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所作的一次判斷到行動完全錯誤的發言。果然，
相應的惡果旋踵而至，沒有多久，周揚出面作了《我們必須戰鬥》的報告，把胡
相應的惡果旋踵而至，沒有多久，周揚出面作了《我們必須戰鬥》的報告，把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