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同志對我所採取的，不准討論，只是用一種命令方式要我服從他們的判決，
我就不能不正視通過理論的形式所反映出來的基本問題了。在文藝的具體問題上，
我們又都在學習過程之中，有些問題，蘇聯今天也沒有採取大家一律服從的結論 形式。近二十年以來，對於嚴格的黨內的組織原則和工作方式，我是完全生疏裁 定。所以我對於組織所犯的錯誤態度，同時也是由於無知所造成的。
一、1948 年在香港的同志們發表批評我的文章之前，同志們沒有通知過我。寫 了對香港同志的反批評以後，蔣天佐同志正式通知我，我就離開上海了。到香港 住了二十多天，除了一次同志們約我聚餐的時候，飯後漫談了一會兒，同志們始
288胡風，《三十萬言書》，頁 34-43。
終沒有表示要談一談的意思。
二、進解放區以後到 1949 年文代會期間，一方面，我有機會和不少從事創作的 同志們談過話，他們大多數都表示了在創作上的痛苦，在簡單的領導方式下找不 到實踐的道路，有些同志（包括丁玲同志）埋怨我不早些進延安，否則文藝工作 的情況會要不同一些。總的結果就是把工農兵看得很簡單，把他們的痛苦要求和 鬥爭簡單化以至庸俗化了，實際上是造成了在創作上輕視人民的感情態度。而這 種態度又是被在表明意識上為人民服務的強烈的義務感所支持的。這樣，作家不 但不能在反映人生的真實上為政治要求服務，反而非逐漸凍結起來不止。和我所 理解的黨的政策精神和毛主席思想的精神是太不相符的。但同時由於過去的記憶 和香港論爭的影響，我警惕自己的處境，產生了我暫時不能寫理論批評文字，不 要在這個革命形勢緊要關頭由我弄出麻煩了。後來我把這個不好的消極情緒坦白 地告訴了胡喬木同志。
三、我聽到了不少關於我的傳聞，例如在華北大學，讀了我的作品的學生在鑑定 上就要寫上「受了胡風的影響」。由於革命的勝利，那些形式主義和公式主義更 出現了一種全面旺盛的氣勢，解放區以前和以外的文藝實際上是完全給否定了，
五四文學是小資產階級，不採用民間形式是小資產階級，魯迅的作品不是人民文 學。我覺得有的同志是陶醉於勝利之中，帶著好像是文壇征服者的神氣，好像革 命的勝利已經完全保證了文藝上的勝利。
四、我對於當時進了解放區的作家們不寫文章是不以為然的。
五、沒有接受《文藝報》的工作。1949 年 4 月 15 日突然由茅盾同志在會上提出 的時候，我感到非常惶恐，不敢馬上接受。第二夜（4 月 16 日）在北京飯店關 於和談的報告會是，周總理和我握手的時候說，看到報上消息，知道我要忙起來 了。我當時直覺地感到這工作是受到了周總理的特別注意到。第四天（4 月 18 日）訪沙可夫同志，說周揚同志忙，托沙可夫同志轉達，這個工作我做恐怕不合 適。根據這些情況得出了一個結論：無論是抗戰期間和解放後，周總理總是希望 我工作並鼓勵我工作的，基本上是信任我的，但文藝上的負責同志好像是不信任 我的。在具體領導關係上沒有保證，以我的性格和看法，主持一個領導性刊物是 無法做的。
……
七、在文代會期間和以後，一般都是不滿意的。到國統區報告提出後，國統區的 代表嘩然起來，整個十年來國統區文藝的主要障礙，原來是所謂胡風文藝思想。
聯繫到會議開始前以來的情況，我覺得同志們是把我當作了文藝工作上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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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愈來愈明顯，造成了幾年來某些文藝幹部中間模模糊糊地把所謂胡風文藝思 想及其小集團當作了一個經常的最主要的攻擊對象。
……
九、丁玲同志有兩次談到我的情況時說，毛主席說，看人有的時候要看幾十年。
我知道她是安慰我的。馮雪峰同志有一次說到：周總理審閱代表名單的時候，是 把我的名字劃在“左”的一類的，勸我放心。
……
十一、在政協會議期間及新中國成立後，若干同志非常關心文藝工作情況，表示 了強烈的不滿，鼓勵我要求和周總理見面談一談，並告訴我中央是提倡「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的態度的。
十二、胡喬木同志和我談話：（一）說我對於黨的事業是做過真誠強烈的追求的；
（二）說我對世界對歷史的看法和共產黨不同，而且這還不是庸眾的意見；（三）
他勸我，脫離了共產黨就是脫離了群眾，應該和整個共產黨做朋友，應該多看看 共產黨裡面的壞人。……正在沉於歌頌黨歌頌祖國的創作熱情的時候，給他的信 裡敘述了希望能夠解決組織問題（入黨－筆者按）的心情。第二次見面，他說這 問題可以考慮，但他並不「奉勸」我。當時我以為這就是拒絕的意思。
十三、1950 年 3 月 14 日，周揚同志在文化部大禮堂向全京津文藝幹部做報告，
其中特別提到陳亦門同志（阿壟－筆者按）當時的兩篇文章，態度激憤，把這當 作小資產階級作家「小集團」的抬頭，危害性等於社會民主黨。他指著台上四把 椅子說，有你小資產階級一把座的，如果亂說亂動，就要打！狠狠地打！還說，
你們小集團中間也有為革命犧牲的東平（邱東平－筆者按），是值得尊重的，但 當做作家看，那死了並沒有什麼可惜。這是第一次公開指名所謂胡風「小集團」
打的。和這同時，出現了對我剛剛發表的詩《時間開始了》的一系列的猛烈的批 評，其中有文化部編審處的同志們開會討論後集體寫的，文章裡面還拉上了政治 態度問題。
……
十七、從四川土改回來，……等到胡喬木同志約談話，我是抱著一定要好好談一 談問題的感情去的。但他只簡單地問我要工作還是要做作家，並且要我立刻回答。
我想解釋他就用憤怒的態度打斷我。這迫不及待的提法和態度使我的期待受到了 打擊，因而觸動地產生了反撲情緒。我完全沒有考慮到，既然只是為了要解決我
個人的工作問題，拖了那麼久，他當然要焦躁的。我覺得我對於實踐情況的擔心 和文藝領導上的估計是存在著很大的距離的。
十八、就是在這種心情下見了周總理。周總理對於整個工作的深切的關心，他所 提示的同志們都說我不合作。因而向胡喬木要求再見面，不但因為問題要由他決 定，而且還由於我的一個看法：文藝上的問題，看似瑣碎，但如果不從政治上看，
是難於看清問題的本質的。在這一點上，我是把胡喬木同志作為最大的依靠的。
等了一個多月，在懷仁堂碰見的時候，他說不願意談空話浪費時間，我當然完全 失望了。
簡單的總結
由於看到文藝運動的原則和方式不能適應革命鬥爭的需要，我逐漸地把感情 集中到對於整個實踐情況的擔心上面，又把對於具體的領導的依靠心所支持，我 主觀地把希望固定在同志們要全面地研究實踐問題的錯誤估計上面，對工作問題 採取了遲疑不決的態度。
胡風的問題基本可以看出主要在於其老師魯迅指出的胡風的性格上的「瑣碎、
神經質以及過於耿直而易招怨。」從以上的 18 點胡風敘述其受孤立與排擠的過 程與經驗中，明顯地，對待胡風最好的除了魯迅就是周恩來，所以在胡風給夫人 梅志的家書中稱周恩來為「父周」，也就是尊其為父。而在胡風《三十萬言書》
中的第一個部分「幾年來的經過簡況」中看得十分清楚，解放後，胡風不斷地嘗 試與周揚、胡喬木甚至周恩來要談一談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大題目，不管這些領 導人有多麼繁忙，見面就要談，談不攏就在家裡等待約見。可以說胡風這樣子神 經質與強迫性的情形，不只是「招怨」，更是容易「招厭」了。289
這樣子弱勢的人際關係，也使得胡風缺乏信心去領導一份重要的刊物的編務 工作。而中共高層對於胡風這種「現象」，一方面由於周恩來了解他，頗有袒護，
一方面胡風並非惡意而且明顯毫無政治意識，中共的文藝幹部多次開會「幫助」
胡風，寫文章批評他，圍剿他的「小集團」，其效果不彰，胡風仍然依然故我，
且自認為受到迫害，經常鳴冤，明顯地不能適應在日益複雜的文藝界中工作，可 能漸漸地成為了一個令人頭痛的人物。另一方面，也因為如此，形成了一個真正 存在的 1954 年以前的胡風小圈圈，290
289 例如，在第二次文代會上，胡風發言，章靳以馬上向華東代表團遞條子，說胡風又在罵人。
胡風，《三十萬言書》，頁 94。章靳以是胡風的老朋友。這樣子的情形經常發生，容易使得胡 風招怨，也招厭。
胡風的弟子中的路翎、阿壟等的表現相當
290胡風說「就在文代會剛開過，陳荒煤同志特別提出來說胡風、路翎是反對派。」胡風，《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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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傑出，甚至毛澤東在批判胡風反黨反革命集團中的張中曉時亦不免有所讚譽。
這對於存在於共產黨組織之外的一個小團體，是一件敏感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