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 1 月 2 日，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起草給中 宣部的報告，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確定胡風文藝思想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文藝思想，卻披著馬 克思主義的外衣，以他這這種思想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小集團，對抗著毛主席的文 藝方針，對抗著過去解放區和國統區領導的文藝運動和目前黨領導的全國的文藝 運動。萬言書中胡風的文藝思想及其實踐的理論，已達到極其露骨反黨的領導地 步。應該立即展開對胡風思想的徹底批判。
第二部分：對於胡風以及胡風派的人，只要政治上不是反革命，仍然應採取治病 救人的態度。
第三部分：確定批判胡風的時程表，原定召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擬延至四五月 間，俟胡風思想討論有一定結果時，再行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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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毛澤東在作協的報告上批示：「看看胡風的意見，20 萬字，真是洋 洋大觀！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和資產階級的東西，實在不少！一寫就很長。讀讀這 樣的東西，以及再讀批評它的文章，自己是可以學到一些東西的。」308
1955 年 1 月 20 日，中宣部向黨中央提交關於展開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指 出胡風文藝思想是「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代表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他 對黨領導的文藝運動所進行的攻擊，是反映目前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共 中央批准了，並在批語中強調各級黨委必須重視，把它作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 的一場鬥爭來看待。309
1955 年 1 月 11 日，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寫出，如此說：「我的錯誤的 根源是：把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當作了工人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混淆了 它們中間的原則的區別。這種錯誤在理論上表現為，局限於狹隘的實踐觀點而不 能從政治原則看問題，在幾個根本問題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違背了毛主席的文 藝方針。在作風和態度上表現為長期地拒絕思想改造，自以為是個人的英雄主義，
狹隘的宗派主義，嚴重地缺乏自我批評精神，以及脫離群眾，輕視集體。長期以 來，忽視了同志們的批評和期待，以至這些錯誤不但得不到改正，反而繼續有了 惡性的發展。……我憑感想後零碎的事實對文藝運動作出了主觀的粗暴的論斷，
終於發展為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直接採取反對態度的嚴重錯誤。在文聯及作家 協會主席團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310由「在文聯及作家協 會主席團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的檢討，看出有人提醒胡風這是他肇事的「起火點」， 但是「火藥」是《三十萬言書》，胡風也做了檢討。《我的自我批判》經過幾次改 寫，終於在 1955 年 5 月 13 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同時也安排發表舒蕪的《關 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而發表的《我的自我批判》還搞錯了版本。311
一月份胡風在撰寫檢討書時，最重要的事情是嘗試保護他的朋友們，他四處 寫信，勸說他們保持冷靜，不要反應。事後說明，這些努力幾乎全然無用。1 月 24 日胡風給張中曉寫信：「現在不是被動與否的問題了，你要能夠冷靜沉著研究 問題。……只是有意見的人，不要再寫信寫文章了。實在不是談這些的時候。」
寫信給重慶的馮異：「我唯一的努力是自己擔負應該擔負的，唯一的限度是不損 傷別人。至今個人以外的問題，有黨和歷史保證，來日方長，用不 着擔心。……
不要寫信或者發表不成熟的意見。」1 月 26 日胡風寫信給賈植芳夫婦：「切不可 草率行事，有熱心的人，也希望你代為阻止，不要寫文章或信表達自己的意見。
現在這已不是討論，而是批判。」2 月 2 日再給張中曉信：「不要痛苦，千萬冷 靜。還有許多事情我們得忍受，並且只有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為了事業，
308 謝泳，〈從被遺落的文檔看中國政治文化〉，載《黃河雜誌》2003 年第一期。引自吳永平，
《舒蕪胡風關係史證》（下）（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頁 529-530。
309賈振勇，《郭沫若：士與仕的長長背影》（臺北市：要有光，2013），頁 118-119。
310 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9 年），頁 181-183。
311梅志，《胡風傳》，頁 640。
為了更遠大的未來！……聲兄一直沒有來信，很為他耽心，不知你有所聞否？」
317夏成綺，《胡風與舒蕪》（臺北：獨立作家，2015），頁 7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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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注意到，也不是不可能對於胡喬木的按語有所指示，因為筆者認為胡喬木 主動地為胡風派作家公開定性，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318
1955 年 1 月 30 日，《文藝報》第 l、2 期合刊，用《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
為題以單冊形式公開附發了該《三十萬言書》的二、四部分（即理論部分和建議 部分），並在該單冊首頁印有作協主席團的前言。
1955 年 1 月 30 日，周揚、邵荃麟約胡風到作協談話，告訴胡風：「不要急，
慢慢來，認識越深越好。」胡風又開始改《我的自我批判》，再次寄給周揚。319 3 月 8 日夜晚，周恩來派喬冠華、陳家康、邵荃麟來看胡風，喬冠華說：「應 檢查思想，應該打掉的愈徹底愈好，這才更好建設新的。但是，實事求是，不能 包，包不是辦法。……你跟黨這多年，至少你沒有積極提出要求入黨，這在思想 上應該檢查，可以回憶以下歷史情況，看有什麼問題。」邵荃麟說：「你老指責 宗派主義，左聯的事我不清楚，但你也把我劃入宗派了。」所謂「不能包」，就 是說「不能大包大攬，給自己亂扣帽子」。這次談話給胡風的震動很大， 着手對
《我的自我批判》做第三次修改，又一次交給周揚。320
胡風在日本東京時候的朋友駱劍冰在戲劇出版社當編輯，告訴胡風，潘漢年 來北京開會了，對於胡風現在挨批判的情形，說是「香港論爭的繼續。」
321這個 說法讓筆者十分意外，因為將 1948 年的香港批判聯繫到 1955 年的胡風批判，還 是第一次看見。潘漢年深刻了解毛澤東和共產黨，他這樣說，必然有他的道理。
不過，潘漢年沒想到，在說這些話不久，他自己就先胡風而遭逮捕了。322 4 月 1 日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發表《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從胡風「反 對向作家提倡掌握共產主義世界觀、反對作家和工農兵相結合，實際就是反對文 藝為工農兵服務、反對作家改造思想、反對文藝的民族形式、反對題材有重要與 否之分」等五個方面批判胡風《三十萬言書》的看法，指出胡風「不僅要爭奪文 藝的領導權，而且要按照他的面貌來改造社會和改造國家。」323
318 這裡牽涉到筆者對於胡喬木的看法，胡喬木雖然為毛澤東服務，長期有“左”的傾向，但是綜 觀其一生，主動出擊批判鬥爭同僚的事蹟不多，這是和周揚不同的。
319梅志，《胡風傳》，頁 637-638。
320 梅志，《胡風傳》，頁 636，638-639。吳永平，《舒蕪胡風關係史證》（下），頁 629。
321 梅志，《胡風傳》，頁 639。
322 1955 年 4 月，北京，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海市代表團副團長潘漢年，當時是上海市 委第三書記兼統戰部長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在會議休息時間，應夏衍、董青、吳祖光之邀，吃完 飯後回到住處，就被公安部長羅瑞卿帶幾個便衣逮捕了，與 1954 年 12 月，在上海被捕的上海市 公安局副局長揚帆一同關押，這就是「潘揚事件」。法官王文正口述，沈國凡採寫，《我所親歷 的胡風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 11。
323賈振勇，《郭沫若：士與仕的長長背影》，頁 118-119。
這段時間，各地報刊自 1955 年 1 月起到 5 月中，發表批判胡風的文章有數 百篇之多，凡是和胡風、路翎等人有過聯繫的、讚賞作品的人們，都要表態，劃 清界線。毛澤東於 1955 年 5 月 13 日《人民日報》上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 一些材料》（後來稱為《第一批材料》），其中分為四部分：（1）舒蕪的《關於胡 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2）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3）胡風的《對〈關於 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的檢查》（《三十萬言書》的第二部分）；（4）胡風 的附記。舒蕪的材料中摘錄了胡風給舒蕪的 34 封信的片斷。這一批材料前面的 八百字按語由毛澤東親寫，原按語由《文藝報》編委康濯所寫，內中肯定胡風的 自我批評有進步，但毛澤東不同意。324
胡風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寫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寫了附記的「我的自我批判」， 我們到現在才把它和舒蕪的一篇關於胡風反黨革命的一些材料一同發表，是有這 樣一個理由的，就是不讓胡風利用我們的報紙繼續欺騙讀者。從舒蕪文章所揭露 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風和他所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 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讀者從胡風寫給舒蕪的那些信 上，難道可以嗅得出一絲一毫的革命氣味來嗎？從這些信發散出來的氣味，不是 同我們曾經從國民黨特務機關出版的「社會新聞」、「新聞天地」一類刊物上嗅到 過的一模一樣嗎？什麼「和人民共命運的立場」，什麼「革命的人道主義精 神」，……什麼「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我個人二十多年來是找不到安身 立命之地的」，這種種話，能夠使人相信嗎？……假的就是假的，偽裝必須剝 去。……路翎應當得到胡風更多的密信，我們希望他交出來。一切和胡風混在一 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應當交出來。
毛澤東親自撰寫「編者按語」，其中這樣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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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日報》附上胡風給舒蕪的 34 封信的片斷，問題是信件是從 1944 年 7 月 22 日到 1946 年 2 月 10 日寄自重慶的部分有 30 封，1948 年 9 月、10 月 的兩封信寄自上海，明顯是說胡風對香港批判的回應，另外 1950 年 3 月的兩封 信寄自北京，說解放後文壇對舒蕪、阿壟的壓抑。大部分是 9 年以前在國統區的 信，當時的環境中，胡風作為一個左翼作家，其中對於其他的左翼文家有些不同
在《人民日報》附上胡風給舒蕪的 34 封信的片斷，問題是信件是從 1944 年 7 月 22 日到 1946 年 2 月 10 日寄自重慶的部分有 30 封，1948 年 9 月、10 月 的兩封信寄自上海，明顯是說胡風對香港批判的回應，另外 1950 年 3 月的兩封 信寄自北京，說解放後文壇對舒蕪、阿壟的壓抑。大部分是 9 年以前在國統區的 信，當時的環境中，胡風作為一個左翼作家，其中對於其他的左翼文家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