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著作在討論延安文藝座談會與《講話》時，往往忽略當時正在進行的延 安整風以及大生產運動的背景。《講話》是一份論述性文件，可以說《講話》是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整風下的一個思想性與原則性的成果。具體的 1942 年 5 月延安文藝座談會進行了三次，主要是毛澤東和作家們閒談與溝通在延安的文 藝創作方面的一些問題與方向，談話形式是比較輕鬆的，並不是如同後來 1943 年 10 月《講話》中所闡釋的馬克思主義性質的哲學性思辯。
1942 年春，副校長周揚（校長吳玉章）負責的魯迅藝術學院積極配合康生 的指令進行整風。按計畫進度，魯藝於 1942 年 8 月底完成研讀文件，隨而進入
146郭國昌，〈文藝社團的轉型與延安文學制度的建立〉，頁 289。
反省和批評階段，全校師生一面鞭撻自己的靈魂，一面批評同志的錯誤。這時周 揚發現有數十人有特務嫌疑，立即報請中央組織部前來勸說及審問。1943 年春，
整風依進度，進入寫自傳階段，適逢毛澤東號召知識分子下鄉，周揚動員全校師 生到延安等地表演秧歌，暫停整風兩個月，此對師生來說是大好消息，因為坦白 反省壓力很大，而對周揚和其他領導人來說，也正好乘此時間將蒐集來的人事資 料予以消化，將有問題的人分別出來。此時魯藝併入延安大學，周揚仍任副校長，
積極進行整風，期間校內成立規勸小組或談心小組進行「搶救運動」，小組小者 兩三人，大者十餘人，一大早即糾纏「對象」勸其坦白，在三天突擊中，早上勸、
下午勸、晚上勸、夜深人靜還勸，今天勸、明天勸、後天還勸，動之以情，說之 以理，激之以義，如此前後抓到特務 52 人，而最後在黨寬大政策下都得到了「新 生」，沒有一個是真正的特務。147
在延安負責青委工作的蔣南翔對於整風中的「搶救運動」有過深刻的體會，
並曾撰寫了一份報告預備給劉少奇，但是由於當時的情況，一直沒有拿出來，到 了文革以後十年，才徵得蔣南翔同意，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蔣南翔信中 這樣說：
搶救運動前後的三、四個月，我用盡心機從被審查同志身上找矛盾，找岔子，並 沒有確實有力的證據，只是抱著一種死硬的成見去觀察對方，強迫反省，強迫坦 白，企圖用各種方法強制被搶救的對方戴上自己憑空預製的帽子，只感對方不肯 一如自己主觀所希望的那樣承認問題的可惡，毫沒有用一分心思來反省和考慮自 己的觀點是否正確！……1943 年 10 月、11 月的時候，由於許多切身的體驗，使 我敢於確定地相信，青委的搶救運動是根本失敗了！……1944 年的 7 月間，我 參加邊區文教工作組到隴東去，順便也看到了那裡搶救運動所造成的嚴重後 果。……被戴錯帽子的同志們是不是到處發牢騷、更厲害的發展自由主義呢？有 的。是不是有工作情緒更加消極、工作效率更為低落呢？有的。是不是有神經受 了刺激，弄得精神失常、語無倫次，以至於好長時間內都不能恢復過來呢？有的。
是不是有隔閡存在於「搶」與「被搶」的同志之間呢？有的。這種情形是不是個 別的現象呢？不是。……在搶救運動中，新知識分子同志大都被搶或被懷疑，並 且大多是工農幹部審查他們的工作。新知識分子和工農同志是走著很不相同的道 路而來到革命陣營裡的，他們在生活習慣、社會經歷、思想作風等等方面，都會 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我願鄭重地向黨反映這樣一種情況：此次搶救運動，
是在知識分子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濃厚的陰影，相當沉重地打擊了黨內相當廣大的 知識分子黨員的革命熱情。148
147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頁 193-211。
148 蔣南翔，〈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中共黨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7 月 25 日出版，
頁 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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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經歷搶救、被搶救的延安知識分子及作家在 1944 年 前後如何下鄉寫出好的作品？這是許多討論《講話》的著作中幾乎沒有見到的懷 疑。而且蔣南翔所說的「新知識分子同志大都被搶或被懷疑，並且大多是工農幹 部審查他們的工作。新知識分子和工農同志是走著很不相同的道路而來到革命陣 營裡的，他們在生活習慣、社會經歷、思想作風等等方面，都會存在著相當大的 距離」說明整風中被信賴的多是工農幹部。事實上，解放以後在一些政治運動如 肅反運動中皆有類似的情形，審查知識分子的往往是工農幹部。
整風的時間很長，個別地方到 1944 年還在進行。過程中，延安的生活面貌 和作家的風格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何方說：「經過整風和搶救，幾乎全體幹部的 人性、人權以至人格具已被整掉，提高了缺少獨立思考、只知服從的黨性。」149 最根本的是，將個人解放一變為個人主義，指為利己主義、自私自利，於是個性、
個人、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最基礎的現代理念被判為自私的罪物，原本竭 力追求的個性，成了萬惡之源。個人與革命的關係，被規定為徹底奉獻。150整風 具有強烈的宗教儀式作用，在自我壓力與集團壓力的雙重重壓下，個人靈魂受到 強烈的震撼和撞擊，猶如歷經一次漫長的心理煉獄的過程。在整風審幹期間，幹 部們普遍食不甘味，夜不成眠。與農工幹部相比，知識分子幹部所承受的精神壓 力更大，中央黨校劉白羽說，在那些難熬的日日夜夜裡，惶恐不安，徹夜難眠，
產生過種種幻滅之感，竟寫下數十萬字之多的自傳材料。劉白羽回憶：「我受到 審幹運動的衝擊，才從孤懸萬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實的地面。在這個基礎上，使 我收益最深切，真正從精神領域進行一場自我革命，使知識分子客觀地認識世 界。」151劉白羽的心靈的破滅與重建的情形未必可以引申到其他當時的知識分子。
但是可以說，有沒有經歷延安整風的共產黨員或同路人，是有很大的差別的，在 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沒有延安整風經驗的人對於中共的動向一定是抓不準 的，在應對方式與承受力的表現也會相對差一些。胡風就是一個好例子，他一直 不了解中共的意圖，和共產黨員幹部對話的方式和內容常常不能合拍。周揚常說 胡風「不懂政治」，其實是胡風沒有經過整風，在心理上有很大的隔閡。
在 1942 年 5 月文藝座談會時，整風還在閱讀學習文件階段。當 1943 年 10 月胡喬木將《講話》稿子寫好由毛澤東修正後發表時，各機關的整風基本走過「搶 救」階段。這一年半的時間中，延安人包括毛澤東、胡喬木都不可能沒有受到整 風的心理與情緒的影響。整體而言，由於缺乏材料，我們不容易深入了解延安作 家經過整風以後的改變。少數可以看到的材料是丁玲，整風後否定了自己過去的
149裴毅然，《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台北：秀威，2015），頁 225。
150裴毅然，《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頁 277。
151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0），頁 425-426。
作品。1944 年 6 月，趙超構訪問延安，問丁玲：「你過去所寫的作品，難道都沒 有再存在的價值？」丁玲躊躇了一會兒說：「那些作品，我自己都不願意再看了，
觀點不正確！」有許多有名的作家，當問他們何以缺少作品，他們的回答是「我 們正在向群眾學習。」152說明延安整風對於許多作家的影響非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