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論戰略賽局：以20世紀初沙俄戰略能力為例（1904－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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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建構論戰略賽局：

以 20 世紀初沙俄戰略能力為例（1904－1918）

Constructivist Strategic Games:

Strategic Ability of Tsarist Russia in Early 20th Century as an Example (1904–1918)

何冠威 Kuan-Wei Ho

指導教授：袁易博士 Advisor: YI Yuan,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Jul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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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大學期間在張登及老師講授國際關係理論的課堂上，初次拜讀袁易老師介紹社會建構理論的文章，並從中粗略認識亞歷山大‧溫特所提出的建構主義論述。本身不擅長記誦各家學者、各派理論細節，但在首次接觸溫特理論的當下，

內心便產生一種稍顯幼稚但格外強烈的念頭：我覺得他講的是對的。或許折衷、

或許多方涵納，但溫特所講述的確實是我所認識的那個世界，溫特所描繪的確實是我所相信的世界原貌。

基此緣由，進入研究所時選到袁老師所開的國際關係社會建構理論課程，

盼能親聞其詳。雖然能力不足以盡得老師講述精華，但也隨著老師的侃侃講談在思維中徜遊了一個學期。

感覺上，社會建構理論是一套對未來抱持著一份樂觀憧憬的理論，這套理論就像是在對人類相互理解的務實期許下而誕生。現時有關社會建構理論的名家著作，多聚焦在國家間的合作面，少著墨於國家間的衝突面，但對衝突的解釋確實存在於溫特理論設計時的考量中。或許因為大學入學之初受到明居正老師講課影響，加之本身除本科系課目以外幾乎都選修歷史系課程，自己還是嚮往那種以國族為軀體，向地海捭闔、邀巨靈對弈的曠闊；也憧憬如細膩的匠人般，將縈帶全城作為一技之長的戰略家浪漫。如果相信名字新穎、時髦的社會建構論是「對的」，那麼自己理應也該相信社會建構論或能被得心應手地運用在戰略這種悠遠的古典浪漫上。循此念頭，當時在跌撞與摸索中，試圖拙作成一份袁老師課堂的期末報告，而這篇天馬行空的報告即是本研究的原始雛形。

前年 3 月，國防部宣佈將於該年年底結束我國最後一批義務役常備兵徵召，

尚未服役的役男自隔年起將全數改服替代役。自許以戰略為術業，卻無緣親歷軍旅，認知上誠難接受；有幸能無罫無礙長年求學，眾多境遇不如自己同輩的役男業已完成兵役，自身卻因仍保學生身分而得躲過兵役，情感上亦無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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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經考慮，在親人諒解下，斷然在升碩二的暑假取消緩徵、休學入伍，任官後分發至嘉義中坑新訓旅擔任連隊輔導長。雖然全募兵制最終因故延緩施行、義務役徵兵至今未止，但仍深幸當初能憑此抉擇換取今日之庶幾無愧。在任期間，

經徵詢後幸獲袁老師首肯，得以接受袁老師指導。

任職中坑期間，得知轉服志願軍官或有機會循徵才管道進入心戰大隊第二中隊服務。兀自忖度，全國除心戰大隊第二中隊以外，幾無它處能讓我有機會於三十歲以前將所學付諸實踐。自小受家父教誨影響，始終冀盼此生至少能學有所用一次，是而決定續簽留營，並獲袁老師諒解。

幸獲大隊錄取後，由於人事作業所需耗時較久，不及於 105 學年度開學前調返北部。在陸軍二五七旅政戰主任王石朋上校竭力協助與調整下，方得每週通勤南北，復學無慮；後在袁老師與莫大華老師關心下，調職相關程序亦順遂完成。就任現職後，蒙大隊長盧守謙上校與隊長顏瑞宏中校准許與支持，終得於公務之餘接受三位老師不吝指教、逐步完成學業。

一直以來，自己因不諳學術細節，或為師長造成不少困擾，卻屢屢惠受袁老師多方包容。在論文撰寫上，袁老師提供了很大的自由空間，也給予了許許多多的鼓勵與鞭策，自己因而能維持信心與動力，在屢次的反思中繼續試圖構思創見。袁老師在課堂上授業、解惑，私下對學生的關懷卻遠甚於對學問的嚴苛。袁老師就生涯方面頻予關切，與其說是師長，老師更像是自己的親長。

張老師作為自己學校系上的師長，備感熟悉與親切。雖然自己在課堂上總是比較低調寡言，與系上師長互動不多，但對於張老師言談的溫文、謙和與條理分明，至今仍實感驚訝與難忘。求學過程中，張老師每每不厭其煩惠予協助。

研究大綱初擬定時，內容多有混沌、浮誇之處，張老師卻仍耐心詳閱拙陋草作，

每能道中自身表述不善的撰寫原意，並依次給予寶貴指點。

在袁老師熱心介紹下，方有幸能接受莫老師教誨。莫老師的風格是自己求學以來所未見，難以言喻。自動筆以來，每逢窒礙或猶疑處，在冒昧登門向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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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求教時，往往能得到莫老師當頭棒喝，隨之又在莫老師幾分玩笑、幾分肅穆的講授中，輕巧、悠然卻刀刀入裏地將心中疑問逐一破除。此外，更屢受莫老師就近關照。如非莫老師厚助，本文研究框架與論理主軸實難順利底定。

一路砥礪，所獲援助豐厚至此，誠為至幸。自己也深切明白，凡學歷往往是建立在出身、地域、家境與重視教育的親輩之上。在無數因先天出身環境而與高等教育無緣的同輩面前，自身努力忝堪掛齒。在完成此本論文的同時，於一要感謝以上諸多貴人，於二更要叩謝父母，謝謝他們將艱苦停留在自己那一代，謝謝他們將回報社會的義務留給生來衣食無慮的我輩。祈願日後能擴充這篇必然尚且有失縝密的拙作，並將研究付諸技術、付諸實踐，見用於斯土斯民。

另，謹以本文向 1905 年隻身縱橫歐亞大陸上的英雄──明石元二郎大佐致上敬意。

何冠威民國 106 年 8 月 17 日謹誌於復興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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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於戰略賽局中藉由溫特提出的三種集體身分形塑機制改變行為者間集體身分，而此種集體身分轉變是否足以影響系統內各行為者戰略能力。於此過程中，本文尤重此過程間的賽局演變情形。

為檢視三種外因機制對戰略能力的影響，筆者以 20 世紀初沙俄戰略能力為觀察對象，時間起自日俄戰爭、迄於蘇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並選用 1905 年三起衝擊沙俄戰略能力的集體身分變遷經典範例，依次演示三種外因機制改變戰略能力之過程。

於結構系絡機制部分，本研究以血腥星期日事件為例，藉由東正教工人運動將新知識注入結構的過程，瞭解共享知識改變行為者對結構系絡內化程度的方式，以臻滿足無政府文化轉移的臨界條件，造成對手間戰略能力消長。

於系統過程機制部分，本研究以葛拉夫頓號蒸汽船事件為例，藉由沙俄治下芬蘭人與日本政府間互賴關係的發生，探究互賴關係如何開啟戰略賽局，而行為者又如何藉由新合作關係的建立與權力的移轉來達成戰略目標。

於策略實務機制部分，本研究以坡坦金號軍艦叛變事件為例，試解釋戰略賽局下邊陲層級如何依據環境變化來進行理性決策；在首次與他者合作反抗中心層級後，何以促成其它邊陲層級的仿效，使邊陲層級對期望值的預期被扭曲。

本文試以賽局中的未知數解釋此種心理。

藉此三項案例，本研究冀能呈現集體身分對於達成戰略目標的工具性，並提供一種容易運用於政治、軍事實務的建構論戰略觀。

關鍵字：集體身分、戰略賽局、結構系絡、系統過程、策略實務、無政府文化、

中心與邊陲層級、日俄戰爭、俄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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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thesis is to explore how to transform collective identities between the actors in a strategic game through three type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ing mechanisms put forward by Alexander E. Wendt, and whether this kind of transformation is sufficient to change the strategic abilities of the actors inside the game system. It especially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games in this kind of process.

For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se three exogenous mechanisms upon strategic abilities, it takes the strategic ability of Russian Monarchist Faction, including Tsarist Russian Government and the White Army later, as a case observed.

The timeline of the case discussed in the thesis starts from 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end at the withdrawal of the Soviet Russia from World War I. There are three classical examples occur in 1905, which had damaged the strategic ability of Tsarist Russia, and each of them related to a type of exogenous mechanisms Wendt said.

In the part of structural contexts, the study takes the incident of Bloody Sunday as an example, showing how Orthodox workers' movement as a new knowledge changed internalized degree of structural context for actors, and how it make the degree meet the critical point shifting cultures of anarchy, resulting in the change of relative strategical ability between the rivals.

In the part of systemic processes, the study takes the arms smuggling of steamship SS John Grafton as an example, showing how interdependence begin between Finnish people under Russian ruling and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start a strategic game, and how these actors achieve their strategic goals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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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new cooperative relation and transfer of power.

In the part of strategic practice, the study takes the case of the mutiny of warship Potemkin as an example, explaining how a peripheral actor inside a strategic game make rational decision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ow other peripheral actors imitate their cooperation with outsider revolting their centric actor, changing their expectations toward a successful rebellion. The study would like to explain this kind of psychological conversion by the unknown numbers in the game.

The study expect to present the instrumental value of collective identity on achieving strategic goals, for offering a constructivist strategic view able to be easily used i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ractices.

Keywords: collective identity, strategic game, structural contexts, systemic processes, strategic practices, cultures of anarchy, center and periphery, Russo-Japanese War, Russia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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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圖目次

圖 1-1 研究架構圖 ... 18

圖 2-1 巴里‧布山的國家模型 ... 23

圖 2-2 約翰‧加爾通的中心－邊陲模型 ... 23

表 2-1 以集體身分設定行為者作為國家的標準 ... 21

表 2-2 兩國進入國內秩序前後的無政府文化變遷：以波蘭立陶宛、大不列顛與西班牙為例 ... 28

表 2-3 溫特的三種無政府文化與不同內化等級 ... 32

表 2-4 從霍布斯文化進入洛克文化的內化程度演進時間表（以日韓、法德、日俄為例） ... 366

表 2-5 從洛克文化進入康德文化的內化程度演進時間表（以法德、美加、義大利與聖馬力諾為例） ... 42

表 2-6 三種無政府文化轉換與內化程度演進彼此關係 ... 44

表 2-7 各善意等級與其內涵示意 ... 455

表 2-8 囚徒賽局示意... 466

表 2-9 實力不對等下的囚徒賽局 ... 47

表 2-10 其它邊陲層級率先反抗後的囚徒賽局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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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塞爾維亞起義與希臘起義與俄國歷次合作結果 ... 61

表 3-2 克里米亞戰爭與日俄戰爭對沙俄造成壓力比較 ... 66

表 3-3 1863 至 1905 年間沙俄國內年均罷工次數 ... 68

表 4-1 1904 年到 1918 年沙俄與俄國工人階級間賽局 ... 80

表 4-2 血腥星期日前夕俄國工人階級想像中的賽局 ... 80

表 4-3 環境惡化後的沙俄與俄國工人階級間賽局 ... 81

表 5-1 日俄戰爭期間與日本援助芬蘭起義與否的賽局 ... 88

表 5-2 中心層級與邊陲層級間賽局 ... 90

表 5-3 中心層級實力被削弱後的賽局 ... 91

表 5-4 沙俄 1905 年上半葉國內騷亂事件發生時間 ... 94

表 5-5 沙皇政權與國內各群體間的囚徒賽局 ... 95

表 5-6 俄國 1905 年革命爆發後囚徒賽局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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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本研究旨在探究於戰略賽局（strategic games）下，如何藉由溫特（Alexander E. Wendt）所提出的三種外因（exogenous）機制：結構系絡（structural contexts）、系統過程（systemic progresses）與策略實務（strategic practices）（1994:388-391）

影響行為者集體身分形塑（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進而運用集體身分的變化來改變行為者戰略能力（strategic abilities）。簡言之，本研究欲瞭解：改變行為者的集體身分，是否有助於連帶改變行為者的戰略能力。本文所謂戰略能力，

僅簡略指涉到行為者於戰略賽局中可使用的權力（power）總量。

本研究以可用於改變集體身分的外因因素（如：共享知識、互賴、利益算計）作為自變項，以藉內化而生的集體身分作為中介變項，以行為者所持有且可投入戰略互動過程的權力作為依變項，釐清三層變項之間關聯性，並借助賽局理論檢視此種關聯性。

為於案例中妥適詮釋與檢驗論述，本研究在案例遴選上基於適用性、重要性與起始性考量，選用 1904 年至 1918 年間的俄羅斯（以沙俄末年為主）¹作為驗證論述的時空跨度。筆者認為，自 1648 年歐洲西發利亞體系奠定以來截至 19 世紀末，集體身分對於戰略賽局的影響未稱顯著；然在 20 世紀初，伴隨 1770

1 本文將此一時期的俄羅斯帝國（Russian Empire）依清末民初中文習慣略稱為「沙俄」；惟本文所言沙俄並非特指彼得大帝更改國號前存在於 1547 至 1721 年間的俄羅斯沙皇國（Tsardom of

Russia），本文討論不觸及沙皇國與帝國之辨。筆者於行文中統一不使用「帝俄」一詞，以免產生

定義混淆。另，文中出現「俄國」與「俄羅斯」處，則泛稱 1547 年至今所有以俄羅斯民族為主體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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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來工業革命與浪漫主義人文思維的發展成熟，人本意識的昂揚、社經結構的兩極化、兵役制度的改變與戰爭殺傷力的提升，使戰爭備需仰賴平民意願支撐，人類集體身分由是趨於重要。惟上揭情形在 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以前，

筆者以為歐洲主要國家尚未受此變革大幅衝擊。自日俄戰爭爆發至俄國 1917 年革命與 1918 年紅白內戰衝擊歐洲局勢為止，集體身分對行為者戰略能力的影響於地域、於頻率、於幅度均深切影響國際體系變遷，該現象為 19 世紀以前所未見。據此觀之，本研究選用案例應可稱具備歷史上的起始意義。

筆者認為溫特所提三種影響集體身分形塑的外因機制：結構系絡、系統過程與策略實務，於本研究所欲檢視時空跨度中均產生顯著影響，此間對應如：

結構系絡機制之於 1905 年東正教神父喬治‧加邦（Georgiy Apollonovich Gapon）

所領導的聖彼得堡工人集會請願事件；系統過程機制之於 1905 年日本對芬蘭武裝起義的促成；策略實務機制之於 1905 年黑海艦隊波坦金號軍艦（Battleship Potemkin）叛變事件。三起事件分別反映出三種外因機制特性，且均對當時沙俄與國際主要競爭對手間戰略賽局產生一定程度影響。貫穿 1904 年至 1918 年，

三種機制繼續對俄國發生影響，且依時序（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不同競爭對手所利用，最終導致作為集體身分的沙俄在 1917 年徹底崩潰，並於 1918 年通盤重塑。

本研究以沙俄為典型對本研究論述之機制進行檢視與驗證，盼能整理出藉集體身分重塑戰略能力的影響條件、影響途徑與影響層面，進而確認本研究論述對跨時空案例的普遍解釋力。

貳、研究目的

非物質層面對戰略的影響已在若干論述中被提及，惟既有論述多著重在國家間的合作與安全問題的去安全化，強調集體身分形塑，而較少著眼於集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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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裂解與國家間的衝突面。本研究希望運用既有的論述，將國際關係社會建構理論（social constructivist theory）觀點深植進對戰略的討論中，並將賽局概念具體導入建構論戰略觀，為國家間的戰略互動過程提供另一種觀察視角。

透過理論回顧與案例檢視，本研究期望解決二項問題：

其一，集體身分的改變是否可以連帶改變結構中權力分配；若然，集體身分係藉何種途徑、於何種層面、以何種程度對權力造成影響。在實務上，行為者如何將集體身分作為戰略工具運用，所產生影響力強弱如何。

其二，在溫特「國家中心論（state-centric approach）」脈絡下，如何以集體身分為基準，將兼具權力、身分與制度三者的非主權國家（如：殖民地、民族、

人群等）納入國家範疇進行討論，以利瞭解此類行為者在集體身分形塑與戰略賽局互動中所扮演角色與所發揮影響。

本研究冀能發掘觀念（idea）層面因素對國際戰略而言之重要性，證明觀念於國際戰略領域中重要性不亞於權力，二者在戰略賽局之策略運用上屬相輔相成。本研究盼呈現出一事實：無論基於物質基礎而生的軍事作為，抑或基於觀念基礎而生的集體身分操作，均能有效改變國際體系當中權力結構，惟前者係藉權力間的相互抵銷與耗損為之，後者則是運用身分與權力的連動性來改變結構內權力分布狀況。

社會建構主義於戰略層面的運用，已有戰略文化研究與安全研究等嘗試（莫大華，2003）。本研究希望跳脫「形成彼此集體身分」以及「探討區域戰略文化差異」的安全問題觀點，將建構主義論述直接導入國家間衝突面，建立可跨地域普遍適用的一套戰略觀，以呈現戰略本質的另一樣貌，證明集體身分的轉變不僅只是可達成戰略、戰爭目標的可用工具，更可能是戰略與戰爭的根本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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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途徑

本研究以溫特對集體身分形塑的論述作為主要研究途徑，依據「結構系絡」、「系統過程」與「策略實務」等三種影響集體身分形塑的外因機制，檢視行為者如何藉由操作集體身分來改變自身與對手間的相對戰略能力。

在結構系絡機制分析框架下，本研究循溫特論述探究共享知識對集體身分所造成的影響，瞭解共享知識如何被嵌入互為主體性系統性結構中，進而改變集體身分；並藉由溫特對三種無政府文化的論述，推論霍布斯、洛克、康德等三種無政府文化間基於內化程度而轉換的關係，釐清集體身分與國內秩序凝聚與瓦解的漸次過程，探知結構系絡機制在戰略賽局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系統過程機制分析框架下，本研究循溫特論述探究互賴關係如何作為戰略賽局開啟的先決條件，瞭解行為者如何藉由新合作關係的建立與權力的移轉來破壞既存於敵對方內部的集體身分，進而達成戰略目標。又須瞭解，此種循系統過程而生的集體身分，對戰略賽局的互動過程而言何以不可或缺，在集體身分作用下又為何能使賽局運作合乎理性選擇。

在策略實務機制分析框架下，本研究循溫特論述探究戰略賽局下利害變化與行為者預期心理如何共同影響集體身分的形成，進而促使行為者做成決斷。

於此欲瞭解，戰略衝突中的一方陣營如何利用賽局中的利害算計心理誘使潛在合作對象發生身分認同轉變，進而創造出權力結構上有利於我方的戰略形勢。

在掌握此三種外因機制對集體身分影響後，本研究將進一步探析集體身分對行為者戰略能力的影響情形，以證明本研究對諸變項關聯性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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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法

本研究依據國際關係社會建構理論及相關著述來發展本文論述。透過對有關文獻的回顧，根據理論原著敘述進行脈絡歸結，確保本文一切基於理論的推導、比較與案例適用不致違反文本根本假定。本文針對引用既有理論工具所進行的各項論述，將併以實例論證，以證理論工具在各項案例適用上的解釋力以及諸理論相互結合運用的可行性。倘出現筆者觀點與原著歧異處，將明示分歧所在並闡明理由，進而提出可受觀察與理解之實務案例，以呈現筆者推論邏輯嚴密性，展示本研究試就既有理論做成補充之正當性。在引用文獻上，本研究以溫特對集體身分形塑之論述作為主軸，試圖掌握溫特原文重要意旨，裨利進行無悖原著論述基礎的引用與推論。

本研究以戰略賽局為選用視角，以策略互動為論述縱軸。在策略推擬的過程中，為還原行為者進行決策當下之環境條件，並對其決策行為模式進行推擬。

在國際政治系統環境還原的工作上甚須仰賴對史料的回溯，以求於合理基礎上進行邏輯辯證，以減少系統環境推擬上的不合理性。至於模擬行為者決策模式的工作上，歸納上須蒐整文本對行為者經驗之描述，演繹上則可依據行為產出與行為者利益之關聯性，反推行為者可能之利益排序與決策依據。

二、歷史研究法

本研究欲以時間長度有限但涵蓋案例代表性充沛的時間跨度作為理論驗證背景，運用集體身分與戰略賽局概念對跨時空的人類經驗進行具普遍性與且主軸明確的歸結。惟時間回溯愈遠，當世國際政治結構、法律環境等條件便會與當代國際關係主流假定相距愈遠。本研究期能在不損及適用理論核心假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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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釐清當世物質、思想、規範上的基本情形，盡可能擇取跨時空皆準的理論模型慎用之。機此，本研究勢須借助歷史領域的研究方法，以維論述鋪陳上之嚴謹。

以歷史角度觀之，筆者認為在 1770 年代浪漫主義與工業革命並肩興起以前

（Drabble, 2009:1），國家中心層級所享有的社會知識，並未與國家疆域內處於邊陲層級的的大部分人類所共享。1770 年代以後，歐洲國家逐漸轉變為具有現代國族主義特徵的新型態國家，但居住在亞、非等地舊形態國家的人類亦仍處於此種不受國家集體身分所繫縻的狀態。故理論上，在浪漫主義興起以前，結構系絡機制得以發揮作用的空間有限，身分對戰略的影響程度也不比今日。筆者欲循此歷史脈絡，藉國際關係理論對本研究選定時間跨度內諸項歷史條件進行耙梳。

透過對國際政治實踐經驗的檢視，本研究試以理論為工具，梳理出個案間關聯性，並依時間、空間等環境條件進行系統性歸納，提取其間規律。如出現偏離假設之個案經驗，將審視該個案是否存在理論模型未能涵蓋的變項，檢討原始假設之正確性，進而對假設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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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以時間、空間跨度與主要行為者而言，本研究以 1904 年至 1917 年之間的俄羅斯帝國作為觀察對象，以日俄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對戰略賽局的觀察場域。

一、空間：俄羅斯帝國滅亡前 13 年的疆域以內

自拿破崙戰爭以降至 20 世紀初期，在當時主導世界秩序的歐洲強權：英、

法、俄、德、奧、義、土之中，俄羅斯是歐洲本土民族身分最先遭到敵國利用的國家，也是唯一因工業革命後階級問題而遭徹底顛覆的國家。沙俄作為君主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單是在烏拉山脈以西、高加索山脈以北的歐俄地區，

卻有大量的人口與經濟資源被涵蓋在非俄羅斯民族居住區：於 1905 年，全俄羅斯帝國的工人就有逾半數居住在由沙俄治下的波蘭會議王國境內（Blobaum, 1984:123）；在亞洲，俄羅斯的疆域更是涵蓋了俄羅斯人口尚未成功滲入的下高加索（今日喬治亞、亞塞拜然）與突厥斯坦（今日中亞五國）等地。沙俄民族問題的複雜性與嚴重性，誠非其它列強所能相比擬。

單就歐洲本土而論，與民族組成相對單純的法、德、義相較，英、俄、奧、

土均為民族身分較為多元的國家；然有別於作為聯合王國的大不列顛、採取二元國家制度的奧匈帝國、或者宗教身分較民族身分更占優勢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沙俄末年採取的民族治理政策，不是構築一個可含納多元民族身分的集體身分，而是強硬推行民族同化（O'Connor, 2003:58）。此種做法造成沙俄內部身分嚴重分歧，致使集體身分形塑格外艱鉅。

就經濟層面觀之，筆者認為基於俄羅斯經濟推展的後進性，使得俄羅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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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內部各階級間身分統合困難。除卻鄂圖曼土耳其不論，俄羅斯是歐洲六強之中工業化最緩慢、農奴制（serfdom）廢除時間最晚的國家²。在國內各階級社、

經地位差距相對懸殊的情形下，可能使沙俄內部跨階級集體身分構築薄弱。

基於以上理由，本研究選擇以俄羅斯帝國疆界作為空間上的觀察範疇，以檢視此範疇內集體身分的特性與變化情形。

二、時間：1904 年 2 月 8 日至 1918 年 3 月 3 日

就時間起迄的選擇上，本研究以 1904 年 2 月 8 日日俄戰爭的開始（Kim, 2006:121）作為起點，以 1918 年 3 月 3 日蘇俄與同盟國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Tucker, 2005:225）

作為終點。筆者認為，日俄戰爭於內涵上相當程度具備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特性──

不單只是武器與戰術層面，交戰國對集體身分的操作上也相當類似──或可稱其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預演；同樣地，1905 年的第一次俄國革命也可視為 1917 年革命在各方面動員上的總預演。「預演」一詞同時意味類似型態事件在更早以前的時空未曾出現，於此可見俄國在 1904 年至 1918 年此段時間所遭遇的各項戰略競逐，實具備新時代──亦或稱之為「現代」──的諸多標誌性特徵。

1904 年 2 月 8 日的日俄戰爭爆發與 1878 年結束的第十次俄土戰爭相距 26 年，意味沙俄在日俄戰爭前已長達 26 年未與實力較為接近的列強正面交戰。此中，第十次俄土戰爭對沙俄而言亦僅只是一場實力懸殊且形勢一面倒的全面勝仗，回溯此前真正讓沙俄棋逢敵手的上一場戰爭，當屬 1856 年結束的克里米亞

2 大不列顛的英格蘭與威爾斯於 15 世紀下半結束農奴制（Cannon, 2002）；統一義大利前的薩丁尼亞於 1771 年 12 月 19 日（Blum, 1978）；法蘭西於 1789 年 8 月 4 日（Gasper & Geggus, 1997）；統一德意志前的普魯士於 1807 年 10 月 9 日（Kantowicz, 1975）；奧地利於 1848 年 9 月 1 日

（Bedeleux, 1998）；俄羅斯於 1861 年 3 月 3 日（Corr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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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從 1856 年到 1904 年，沙俄形同將近 50 年未參與勢均力敵的大規模戰事。

以克里米亞戰爭與日俄戰爭相比，前者為沙俄國內帶來的負擔遠比後者承重，

但與日俄戰爭相比，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與戰後，沙俄境內均未因不堪重負而掀起規模較大的民族起義或農奴起義；反之，日俄戰爭為沙俄國內造成的負擔相對較小，卻引發了一連串的民族起義、農工暴動與海軍譁變，此列動亂甚至足以被何稱為「俄羅斯社會主義革命勢力的第一次總演練」乃至於「第一次俄羅斯革命（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Trotsky, 1930）。筆者據此可假設，自 1856 年至 1904 年間，沙俄內部經濟條件與集體身分或已發生相當程度變化，致使身分問題為戰略賽局中的沙俄帶來過往所未有之巨大衝擊。

俄羅斯在 1917 年先後遭逢兩次革命，直接導致沙俄滅亡與蘇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 1918 年 3 月 3 日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為觀察點，成因上，該條約係因俄羅斯內部集體身分變化所導致；結果上，條約導致群眾身分認同上歧異於俄羅斯集體身分的大量地區、資源與人口自俄羅斯國內秩序中脫離、獨立，而在條約簽訂以前，更已有大量未遭同盟國占領區域自行宣佈獨

（Thompson, 1996:159）。《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標誌著俄羅斯在長期戰略賽局中徹底失敗，縱而逐步邁入長達三年的國內混戰。鑒此，或可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視為集體身分問題重創此階段俄羅斯戰略能力的最終結果。

三、互動對象：日本、同盟國

本研究案例分析部分所選定的時間跨度，涉及兩組牽涉複數當時國際政治主要行為者的戰略賽局模型：

第一組戰略賽局是 1904 年至 1905 年的日俄戰爭，以俄羅斯帝國與大日本帝國擔任賽局中的兩造，並涉及日本與沙俄國內次級集體身分的直接互動，關

(23)

係到互賴、權力移轉與利得計算等問題。以此賽局模型作為主要觀察對象，本研究將依據溫特提出的三種集體身分形塑外因機制，描述並解釋日、俄間各種涉及沙俄集體身分的互動關係，擇足以作為各項機制濫觴的標誌性案例，歸納案例內部戰略現象及賽局原理，做成足與後續事件比較的經典範例。

第二組戰略賽局是 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東線戰場，以俄羅斯帝國（與後繼者蘇維埃俄羅斯）與同盟國（以德意志帝國為主導者）作為戰略賽局的兩造，依據此段時期雙方賽局互動特點，與基於對前一賽局（日俄戰爭）檢視所得推論進行比較、佐證與補充。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理論背景為溫特〈集體身分的形成（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一文與《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行文中尤以溫特承繼自英國學派的的三種無政府文化論述作為本文立論重要基石。然而，溫特雖曾依據三種無政府文化與三種內化程度（被迫遵守、因利遵守與主動遵守）畫出一套九宮格形式的集體身分分類圖（Wendt, 1999:254），卻未說明無政府文化的內化程度高低與無政府文化類形的轉變有何關聯性。是故本研究須先釐清此種關聯性，方能掌握集體身分建構與深化之過程，裨益檢視歷史案例中行為者對集體身分操作上的具體原理。

其次，溫特雖然抱持國家中心論，卻又明言其理論中之國家（state）定義可與現實主義有所不同（Wendt, 1992:424）。溫特在摒除國際組織此類非國家行為者在其理論中討論空間的同時，卻又為國家提供了較為寬鬆的定義範疇。同時，

若於國際政治的討論上將集體身分納入考慮，便難以忽視許多既非國際組織、

亦非主權國家，卻具有相當程度國家特質的行為者，諸如：處於割據狀態的交戰團體、受國家主權所覆蓋的單一民族或地域性群體、身分與利益乃至行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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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中心層級相異的全國性群體。本研究為發展出適用性較高的論證過程，

當基於溫特文本的脈絡予此番論證一套較為嚴謹且合宜的行為者定義。基此，

本研究試圖做成一套可將上述群體涵括理論適用範圍內、卻又不違背溫特國家中心論精神的行為者界定方式。

(25)

第四節、文獻回顧

溫特在 1994 年〈集體身分形塑（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一文中，針對身分對行為者利益與行為的影響做出論述，指出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在討論行為者間合作行為時，僅討論議價問題，卻忽視內因的偏好（tastes）等問題，導致分析上頗受侷限。溫特於此篇文章中對身分的討論，強調利益與行為的重要性：無論是著眼於單一國家構成上所談及外因（exogenous）之「整體身分（corporate identity）」，抑或是溫特所欲討論、存在於多國系統（states system）

間的內因（endogenous）之「社會身分」（social identity），身分均具有替行為者設定利益（defining interests）與促使行為者採取行為（taking actions）的重要功能，二者均在「社會集體身分」（social collective identity）形成過程中發揮作用

（Wendt, 1994:365）。鑒此，以「國家身分」作為行為者的界定標準，或不失為一種合理的定義方式。

「利益」與「行為」此二要項，已然是實證主義理論討論國家時的兩大主旋律，主流理論大致同意國家能依據其利益排序來產出行為。而依照溫特

（1994:365）先有「社會結構」、再有「社會集體身分」、最終界定「利益」與產出「行為」的因果鏈來看，群體行為的缺乏與共同利益的模糊，或可以反映出該群體在社會集體身分上的薄弱。若國家確為社會集體身分所構成，則倘作為國家之群體其社會集體身分薄弱，或正意味該群體作為單一行為者的特性實亦薄弱。故筆者認為，在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戰略賽局命題內，以社會集體身分強弱程度界定群體是否有於賽局內擔任行為者之資格，應尚稱合適。此種定義量尺是具相對性的光譜式量尺，如何判定特定群體落於光譜上何點，宜以其利益與行為的「集體性」與「獨立性」來判定。

在此基礎上，溫特以例舉而非窮盡的方式提出的三種可形塑行為者集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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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外因機制：結構系絡、系統過程與策略實務（1994:388-391），本研究即循此設計分析框架。

溫特繼而在 1999 年《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中，於國家中心論的前提下，依循「結構系絡」機制當中互為主體性的概念，提出了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可能存在的三種無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與「康德文化」，三者雖均為無政府文化，但行為者間互動模式存在巨大差異。溫特又對三種無政府文化的內化程度進行細分，依據行為者對無政府文化的內化程度，由淺至深將行為者遵守無政府文化的原因分類為

「強迫」、「利益」與「威脅」等三個等級（Wendt, 1999:254）。

然而，針對此套論述，仍存在著尚未填補的空白處：

其一，依然抱持國家中心論的溫特，卻對國家的定義保留了彈性空間，言明其理論對國家的定義為必要與現實主義雷同。

其二，溫特的論述並未說明行為者如何在不同無政府文化間移轉，亦未解釋無政府文化的內化程度會對無政府文化的轉移造成何種影響。

其三，溫特的論述著重在合作關係的產生，較少論及反向的合作瓦解問題。

其四，溫特僅將集體身分代表的觀念層面重要性上升至與權力所屬的物質層面對等的地位，卻未提及集體身分與權力之間是否存在關聯。

壹、國家中心主義與傳統國家界定

筆者就實證主義理論對國家的定義進行回顧。根據馬丁‧蕭（Martin Shaw）

所言，國際關係理論主流學派中對國家的定義存在一固定論點，即國家係整合為一之主體（one-integrated subject），為國際體系中相互競爭之單一行為者（Shaw, 1994:1-9）。此種定義雖明確但簡略，且將國家的行為模式固定在「競爭」的關

(27)

係上，有其侷限性。筆者因此借用巴里‧布山（Barry Buzan）1991 年《人民、

國家與恐懼（People, States and Fear）》一書中所提出同樣基於社會建構理論思維的「國家模型（state-model）」理論，指出國家存在「觀念（idea）」、「物質基礎

（physical base）」與「機構（institutional expression）」等三種要素，三者間任缺一項，國家就不復存在（Buzan, 1991:60, 70, 82）。

溫特主張國家中心論，強調其社會建構理論以「國家」作為主要行為者，一切討論聚焦於國家層級上。溫特認為，國際社會的能動者即國家，非政府組織雖然在國際社會中活動能力漸強，但其並非國際社會之主體成員，充其量僅為國際結構當中的填充物，故不將渠等列入討論（Wendt, 1992:424）。

然而，溫特對其所謂的「國家」定義為何，並沒有給予一個明確的界定。惟溫特在主張國家中心論的同時，強調其所謂的「國家」未必等同於現實主義所言的國家，依據對國家本質的不同定義，亦可建構出不同樣貌的國際結構與運作思維（Wendt, 1992:424）。因此，筆者試採取一套以「國家集體身分」為主軸的行為者判定門檻，以適用於本研究所指涉的戰略賽局中。

檢視實證主義理論關於國家之基本理解，大致如是：國家涉及四個要素，

分別是異化、集中化、對於領土範圍之權力行使以及對特定領域具行使權威的獨占權力。長久以來，國家已被化約為國家領土集體（national territory），國家係「基於法律及外交目的所形成之人民所組成領土組織，作為國際體系合法對等成員」，另「其為組織人民參與國際體系之工具」，構成國家中心論之理論典範及國際實踐型態（Shaw, 1994:1-9）。

惟在國際戰略賽局的場域中，某幾種行為者是否可將其視為國家（或具有類似國家性質的行為者），便值得討論，諸如：交戰團體、受統治民族、反政府人群。這些群體多半不具所謂「領土組織」的特性，即使偶然有之，並且滿足

「異化、集中化、對於領土範圍之權力行使以及對特定領域具行使權威的獨占

(28)

權力」這四項要素，也顯然難以被國際體系接納為「國際體系合法對等成員」。在此門檻下，領域跨越多國、具有獨立武裝與治理組織的庫德族（Kurd）未必足以跨過實證主義對國家的定義門檻；征戰西亞多年、影響力遍及全球的 DAESH（又稱 IS 或伊斯蘭國）可能無法被「完整地」納入討論；對國家身分、

國家利益之認知與政府截然不同，同時具有廣大群眾支持的特定國內團體與主張（諸如共產主義、女性主義、環保團體、反戰團體等），也必須與其所在國共同被視為單一行為者。

貳、藉由以集體身分為中心的視角觀察行為者

如果站在以人類「身分」為核心的觀點，上述群體在國際關係中被忽視的情形，顯然是有悖於現實經驗的。尤其在戰略賽局系統中，不將此類群體視為行為者來討論，更將直接致使觀察者無法掌握問題根本。依據加爾通的《戰爭系統》一書，地位處於國家中心（center）之外的國內邊陲（periphery）地區與人群等，反而是各類型戰爭發生的熱點所在（Galtung, 1980:179-186）。若是在現實主義基於物質基礎的討論框架下，前述群體均不會被視為國際結構中的重要行為者，現實主義者大可將此類群體掃出國際政治的討論框架。

而溫特的理論作為一種以身分（identity）為討論核心的論述，若將此類群體置之不理，或者囫圇吞棗地視其為單一國家的構成部分，此種以「國家」為基本單元的國際社會進行討論，在溫特以「身分」為出發點的立論底下，不免略顯尷尬，並將造成理論對現實世界解釋力降低。譬如：對於南蘇丹、索馬利亞此種國內整合度低落的國家，應如何適當地討論其與它國所共處的無政府文化與內化程度為何？或許可以只討論該國執政當局、優勢族群與它國間之互為主體關係，但一旦觸及必須審慎估量「權力（power）」分佈的戰略格局問題，

此種理論上的簡化便將使其對個別案例的解釋能力與預測能力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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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特並未對國家定義給出明確界定，反倒給予「國家」一詞較為開放的定義空間，此套理論工具的使用者可依問題意識需要賦予更多元化的定義。而社會建構理論所思考的問題之一，即包含「國家是否可能由集體身分所生」此一問句。基此，本研究得以在合乎溫特理論核心價值的前提下，試設一較為合理的行為者定義。

筆者兼採加爾通所提出的「中心」與「邊陲」概念，使用在對社會建構理論的闡述上，裨利將兼具布山所提國家三要素的非主權國家行為者依情況涵納入理論適用範疇。而布山對於「觀念」、「物質基礎」與「機構」三者連動關係的陳述，亦同時有利於處理前述溫特論述空白處的第四項。

參、集體身分的戰略意義

前述溫特論述空白處的第二點與第三點，筆者擬借助前述溫特於 1994 年發表的〈集體身分形塑與國際國家〉一文作為理論工具，透過對歷史案例的經驗歸納得出解答，並佐以簡單的賽局理論作為析論工具，歸結各情境下的行為者決策原因。

除上述文獻外，查其它國內外既有研究，亦無針對溫特三種無政府文化的轉移關係以及集體身分的逆向解構問題進行討論者。蓋溫特社會建構理論被提出的原始本意，即是探討國家間合作以及世界國家形成的可能性，自然較少於戰略與衝突層面的是用與討論。而其他建構主義學者如江憶恩（Iain Johnston）

與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等針對戰略領域的著述，但多聚焦於戰略文化上，強調不同文化建構所造成的戰略思維差異，少見通論性的戰略論述。基此，

本研究所針對領域，應尚存有開拓空間與開拓價值。

在布山的國家模型當中，布山提出以國家內部整合程度

（integration/disintegration）來作為「強國（strong state）／弱國（weak state）」

(30)

的一種判別標準，並以一種三角形模型來呈現其對整合程度的定義，該模型即是由前述的概念、機構與物質基礎等三項因素所共組。布山指出，三項要素之中只要有其中一項貧弱或欠缺，國家就不復存在；其中，布山（1991:65, 70, 82）

明言其所談論的「國家概念」一項，所指涉者就是身分（identity），並稱國家概念即為「國家政治身分的心臟（heart of state’s political identity）的建構，並決定了國家的組織方式、涵蓋對象與存在理由。布山所謂的「國家概念」，諸如意識形態與民族（nationality）等。由此可見，集體身分確實或可作為構成國家的基本條件來討論。

肆、身分形塑過程中的合作與非合作賽局

賽局在本研究中的運用場域，存在於各種集體身分形塑機制之間，筆者並試圖將身分的概念帶入賽局運用上。溫特在其有關策略實務的論述中，本已將帶有賽局色彩的行為者間策略問題帶入討論，但並未正式談及賽局理論（Wendt, 1992:424）。筆者希望將賽局概念具體導入該命題，試圖用賽局解釋集體身分發展過程中各情境間轉變的諸項環節；其中，以非零和的合作賽局兼以解釋系統過程機制與策略實務機制。在賽局理論的運用上，以最簡單的典型囚徒賽局模型數值作為原型，並加上重複賽局、能力不對稱等概念，使本研究的賽局論述豐富化，增強論述解釋力。

(31)

第五節、研究設計

圖 1-1 研究架構圖資料來源：作者自製結構系絡機制

（加邦案例）

系統過程機制

（芬蘭案例）

策略實務機制

（波坦金案例）

內因機制

集體身分的形成

外因機制

行為者戰略能力

發生改變

集體身分與權力彼此關係

自變項中介變項依變項

戰略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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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無政府文化轉移、行為者拆合與戰略賽局

本研究採用溫特的論述作為研究途徑，以涉及集體身分的戰略賽局作為觀察對象。筆者所欲觀察的賽局，發生在參與戰略互動的各行為者之間，以溫特所提出影響集體身分形塑的三種外因機制作為行為者的選項，檢視行為者各選項在賽局中對應到的損益關係。因此，本章首先需要釐清：孰為參與戰略賽局之「行為者」，又其本質為何、如何發生轉變；而集體身分與單一行為者之間的關聯性又為何。筆者欲自此過程中，以賽局解釋各種變化的環節與各階段間的臨界點。

第一節、以集體身分界定行為者

溫特舉出「整體身分」與「社會身分」等兩種身分的存在，指兩種身分可共組為「社會集體身分」，並將帶來行為者間的集體利益與集體行為。溫特並舉出「結構系絡」、「系統過程」與「策略實務」等三種集體身分建構的外因機制，

說明集體身分何以外因產生並內化（Wendt, 1994:365）。

在國際關係的場域上，除社會集體身分以外，仍須以該群體持有權力強弱來判定其作為行為者的重要性高低，筆者以為此即溫特將國際組織排除於理論討論核心之外的關鍵。該群體所持有權力多寡，以及其運用權力所產出的行為在國家層級的觀察下是否具有意義，亦當作為國家定義的判別標準之一。

而作為討論國際社會的理論，群體必須要有與它群進行有意義互動的能力，方具被列入討論的價值。故在對外的社會關係上，群體對外行為是否足以在個別議題中對整體結構產生影響的能力與意願，是一大判定標準。

(33)

壹、本研究界定行為者的判準

續前所述，筆者認為凡群體身為兼具社會集體身分、互構能力與權力的獨立行為者，即大抵具備於國際政治層級中作為行為者被討論的價值。故於本研究定義下，只要群體滿足於上三條件，筆者便姑且將其視為在身分（identity）

與權力（power）上均具備國家能力（ability as a state）的單一行為者討論。在此標準下，國際政府間組織（IGO）顯然不能被視為國家，因其不具有獨立於它國而自存的利益設定與行為產出；非政府組織（NGO）雖然可能存有獨立於它國的利益設定，但其所持權力通常十分有限，無法產出在國家層級下有意義的獨立行為，多半只能透過號召與呼籲來施展影響力，顯不能視其為國家。惟大型企業與大型跨國企業確實可能在單一議題中完全滿足上述條件，因此循本研究定義，在極端情況下的特定案例當中，企業或可允許被視為合理行為者看待之；

但此種情形不容易達成，因為企業所能握有的群眾基礎通常較為有限，且在國際政治場域上難以形成一致性的身分立場。

筆者將上述條件與對應案例整理於下表：

(34)

表 2-1 以集體身分設定行為者作為國家的標準類型

國家門檻

合乎標準的主權國家

合乎標準的非主權國家

略低於標準的主權國家

社會集體身分

群體是否能有獨立於他者的群體利益設定與行為產出

瑞士歐盟依附於瑞士的

列支敦斯登 1991 年前尚未

陷入無政府狀態的索馬利亞

索馬利亞海盜與當地民眾構成互利共同體

處於軍閥割據狀態的主權國家索馬利亞互

構能力

群體行為是否足以與外部社會進行互構

尼泊爾 1996 至 2006 年的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

與其控制區

通常與鄰國無爭、將外交權利讓渡與印度且處於半隔絕狀態的不丹

權力

群體所持有的權力與運用權力所產出之行為，在國家層級的觀察下是否具有意義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安道爾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所謂「獨立於他者的群體利益設定與行為產出」，是加爾通所提出的「中心

──邊陲」論述或不失為一種對其理解的良好途徑。加爾通以美國為例，五角大廈屬於國家中心，而美國的藍領階級相對而言就屬於邊陲（ Galtung, 1980:179-186）。邊陲往往會具備有別於國家中心的利益排序與身分認知，但通常欠缺採取獨力行為的意願或能力，或者在國際議題上仍服膺於國家中心的意志，故不應視其具備社會國家之地位；反之，則應於個案中以國家看待之。

在此判斷標準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與法國各自的國內工運團體，

因其未能做出有別於國家中心參戰行為的獨立行為（如：拒絕參與戰爭、串聯跨國無產階級革命等）。渠等身分上仍視敵國為對手，利益上認為敵國對自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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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更甚於階級剝削，行為上配合國家作戰，因此不能視為具備立社會國家身分的群體；但俄羅斯帝國底下的社會革命黨（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³及其支持者與武裝組織便有別於此，其於身分上不視敵國為主要敵人，利益上認為對自身安全的威脅來自剝削階級而非外國，行為上反對作戰且發動武裝革命（Hildermeier, 1978），

因此可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為有別於沙俄的獨立行為者。

貳、行為者的可重組與可分裂特性

從表 2-1 的標準來看，意識彼此矛盾、行為實質對抗但未必走向暴力衝突的複數國內群體（參戰政府與反戰示威者、資本主義政府與共產黨控制區、殖民政府與受號召參與非暴力反抗的群眾），與被國際普遍承認的分裂國家（如南北越、南北韓、東西德）相較，實際上存在許多共通性，只是程度強弱差別而已，

前者與後者並沒有一個非常明確臨界線，主要區別僅在於外國人如何看待此類群體（同樣分治，兩韓被普遍視為兩個國家，南、北賽普勒斯被普遍視為同一個國家；菲律賓共產黨的控制區不被視為一個政權，不合作運動時期英政府無法有效控制的印度群眾仍被視為英國臣民）。由此可見，在集體身分論述中對國家的定義上，誠有需要採取一套靈活且具鑑別度與案例適用性的定義標準。

鑒於以上可發現，單一國家國內秩序與複數國家／分裂國家之間的轉換，是一個涉及身分、利益與行為等多重變項的過程，而非一線判然。布山的國家模型理論指出，國家存在觀念、物質基礎與機構等三種要素，三者間任缺一項，國家就不復存在，如圖 2-1 所示。其中，觀念即指涉到溫特所述的身分。如果作為觀念的身分強弱可以影響國家存在的表現強弱，則身分的裂合與行為者的裂合便存在

3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自 1903 年起分裂為所謂「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與「孟什維克

（Mensheviks）」兩大派別。

(36)

邏輯上的關聯性。而群體在脫離與其它行為者共組的國內秩序以前，其作為行為者的存在表現，則借用加爾通《戰爭系統》所描繪的中心（center）與邊陲（periphery）

關係描述之，如表 2-2。

圖 2-1 巴里‧布山的國家模型

引用來源：Buzan, Barry, 1991.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London: Harv ester Wheatsheaf, 65.

圖 2-2 約翰‧加爾通的中心－邊陲模型

引用來源：Galtung, John, 1980. “The War System.” The True World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79-186.

實證主義所談的國家，是一種類似古典化學當中「原子」的概念，係不可拆解的最小單元體，在國家以下的事物一概無討論必要；惟若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國

(37)

家本身是被建構出來的集體身分，而國家又可以建構出更大的集體身分，那就必須假設國家底下的次級群體集體身分與國家以上的跨國集體身分，具有某些相同的本質，一如類似於「分子」的概念。

第二節、無政府文化與國內秩序的相互轉換

溫特在《國際關係的社會理論》一文中，將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區分為三種文化：服膺於所謂「自然狀態」叢林法則的霍布斯文化、建構出彼此合作可能的洛克文化及放棄以武力解決彼此爭端的康德文化。對此三種無政府文化所構成的國際社會，溫特又給予三種界定其內化程度的量尺：被迫遵守、因利遵守與主動遵守。藉此劃分，溫特將國際社會不同類型無政府文化以九宮格的方式呈現（Wendt, 1999:254）。

溫特將國際社會上的各種無政府文化與內化程度，區分為九大類，各類都有相對應的國家實例。而在此需要探討的問題是：行為者邁入或脫離國內秩序的情形，會發生在九大類型中的何種類型底下。

壹、複數行為者如何進出國內秩序

直觀而言，國家的合併自然可以粗略劃分為兩種方式，即「被迫合併」與

「自願合併」，筆者為此二類合併方式各舉數例如下：

被迫合併的案例，大致因遭受權力壓迫（以武力為主）而發生，如 1871 年普魯士迫使巴伐利亞加入德意志、1910 年日本併吞大韓帝國、1979 年印度併吞錫金王國等。這些案例中，很顯然前者均不承認後者生存權，而併吞的行為也顯示前者並沒有保持後者存在以作為對手的需要，因此大多屬於霍布斯無政府文化中「因利遵守」的內化程度；少數為避免已遭擊敗的宿敵復甦而試圖併吞宿敵的案例，則可能屬於「被迫遵守」的類型。

(38)

這種脅迫所產生的集體身分關係，確為溫特論述所考慮。溫特曾提及，強國可以脅迫弱國接納與前者相同的身分（Wendt, 1994:388-391）。普魯士迫使巴伐利亞接受德意志身分，再推行德國統一；日本在迫使大韓帝國接受日本身分的同時，推動日韓合併；此種過程正符合溫特所述，也證明武力併吞不光是權力上的宰制，也必須伴隨對被合併者身分的轉化。作為強國的一方在徹底壓制弱國後，亦仍須著手重塑社會集體身分，可見國家明白塑造集體身分的重要性與忽略集體身分形塑恐引發的負面影響。

惟於此暫且不提被迫合併的國家案例，而先觀察國際政治行為者自願走入國內秩序的三種典型：

一、波蘭與立陶宛：形成波蘭立陶宛聯邦集體身分

1569 年，波蘭與立陶宛為面對俄羅斯與瑞典等國的威脅，在盧布林聯合

（Union of Lublin）中自願結為共主邦聯，日後合併為波蘭立陶宛聯邦（Dybaś, 2006:75）。兩國的關係在合併前夕屬於「被迫遵守」的康德文化。

波蘭立陶宛於 1795 年滅亡後，兩國均在 1814 年法皇拿破崙一世征俄時爭取到自治，立陶宛人欲與已經存在的法屬波蘭人附庸國「華沙大公國」進行聯合，惟此期望未為拿破崙所接受（Rembowski, 1896:81-83）。此種基於歷史感情的直覺，顯示波蘭與立陶宛在長期共處國內秩序以後，彼此關係已從的康德文化中的「被迫遵守」上升到「主動遵守」的內化程度。

二、英格蘭與蘇格蘭：形成大不列顛集體身分

1707 年，曾為爭取獨立而與英格蘭鏖戰數百年的蘇格蘭，為殖民巴拿馬失敗導致的巨額債務所迫，同時商人又期盼能在英格蘭的廣大殖民地經商，因此主動同意與英格蘭合併為大不列顛聯合王國（Whatley, 2001:57）。兩國的關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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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前夕屬於「因利遵守」的康德文化。

蘇格蘭經歷與英格蘭長達 200 年的國內秩序以後，獨立意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出現起色（Marr, 2013:82），並在 2014 年走向獨立公投的道路，但終以些微票數差距失敗（BBC News, 2014）。2016 年，聯合王國在公投決定脫離歐盟後，多數民眾支持留歐的蘇格蘭，在民調中支持獨立的一方一度明顯取得優勢，

支持比例高達 59%（Sunday Post, 2016）。另外界意外的是，依據 2012 年一份由

《星期日電訊報》委託 ICM 所做民調指出，英格蘭人實際上也並不執意希望蘇格蘭續留在聯合王國，在受訪的英格蘭民眾中有 43%支持蘇格蘭獨立，卻僅有 32%反對（The Sunday Telegraph, 2012）。惟若以「是否考慮以武力解決爭端」來作為洛克文化與康德文化的分界，英、蘇彼此間的社會關係確實還停留在康德文化（雙方始終沒有發生類似愛爾蘭獨立戰爭的暴力行動與武裝鎮壓），且已經上升到「主動遵守」的康德文化；但雙方彼此合併為單一國家的意願已顯然不比 310 年前兩國合併的當下。基此，顯見社會關係內化程度與是否願意保持國內秩序並無絕對關聯。

三、卡斯提爾與亞拉岡：形成西班牙集體身分

1479 年，卡斯提爾與亞拉岡在收復失地運動後，自願結合為共主邦聯，日後合併為西班牙（Ruiz, 2007:78）。兩國是在掃除伊比利亞半島穆斯林威脅後才合併，當時西面的葡萄牙國力不及卡斯提爾，北方作為潛在威脅的法國尚深陷英法百年戰爭泥淖，亦未成氣候，可見雙方的合併動機主要並非基於對抗共同威脅；彼此基於王室聯姻的結合，反倒具備帶有基督教神聖性的規範性質，確實有點溫特所言「合法性」的意味。因此，兩國在合併前夕所共處的無政府文化較接近於「主動遵守」層級的康德文化。

今日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是 12 世紀至 15 世紀亞拉岡王國底下的構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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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加泰隆尼亞區旗與獨立運動所用旗幟，亦與當年的亞拉岡王國旗幟同源。加泰隆尼亞地區於西班牙統一後，不斷在地方衝突中喪失自治權；19 世紀下半葉，加泰隆尼亞發展為西班牙最重要的重工業區，加之語言與文化上的獨特性，20 世紀以來數次取的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權（Mar–Molinero & Smith, 1996:194），但也幾度被馬德里當局剝奪自治，1938 至 1953 年甚有逾 4000 名加泰隆尼亞人於佛朗哥執政期間遭到處決（Guibernau, 2004,30）；21 世紀以降，占地僅西班牙全境二十分之一的加泰隆尼亞，經濟產值高達全國十分之一

（Datosmacro.com, 2017），成為西班牙最富裕的地區。2010 年以後，加泰隆尼亞民眾支持獨立比例逐漸上升，甚於 2014 年自行舉辦獨立公投並獲得壓倒性的同意票，惟投票率僅 41.6% ，整體民眾對獨立的支持度仍具爭議（ Field, 2015:117）。

加泰隆尼亞至今仍在和西班牙當局進行法律戰。雖然加泰隆尼亞民眾對獨立問題的態度正反參半，但西班牙本土從根本上否定加泰隆尼亞的自決權且未排除動武可能，過往也曾發生過打壓自治權的流血事件，雙方民眾彼此多有齟齬，可見彼此關係已從 1479 年「主動遵守」層級的康德關係降至「因利遵守」

層級的霍布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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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兩國進入國內秩序前後的無政府文化變遷：以波蘭立陶宛、大不列顛與西班牙為例

進入國內秩序當下較晚時間點波蘭

與立陶宛

1569 年盧布林聯合 1814 年拿破崙征俄被迫遵守層級康德文化主動遵守層級康德文化

希望回到國內秩序英格蘭

與蘇格蘭

1707 年聯合法案 2016 年蘇格蘭獨立公投因利遵守層級康德文化主動遵守層級康德文化

續留國內秩序意願低卡斯提爾

與亞拉岡／

加泰隆尼亞

1479 年成為共主聯邦 2010 年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主動遵守層級康德文化因利遵守層級霍布斯文化

續留國內秩序意願低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由此可知，國家從無政府狀態下的同盟關係主動走向國內秩序，基本上一定要先步入康德文化，且在任何內化程度的康德文化下均可能發生。實際上，

這種非暴力的自然融合過程，與人類歷史早期複數部族融合為部落聯盟乃至於國家的進程，於社會集體身分建構的過程上道理可通。如此一來，國家間集體身分的建構過程，便可用於參照並解釋國家內部複數行為者間結構系絡的存在與演變。

由以上案例可見，複數國家在走入國內秩序後，彼此社會關係上的無政府文化特質特性似乎不會瞬即消失。檢視上述各類型案例後可得兩點論證：

首先，統一國家裂解後所產生的無政府文化，並非在國內秩序瓦解時才一夕間產生，而是繼承自合併前的無政府文化，並在共享國內秩序期間發生一定程度質變後循此脈絡而產生。由此可見，當兩國之間無政府狀態轉變為國內秩序以後，除非作為故國構成部分的民族、語言、價值遭到徹底同化，否則彼此間共處之結構系絡仍會持續存在，並會潛伏於國內秩序底下持續發生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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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霍布斯無政府文化的情境下被迫合併的國家，其與合併國的社會關係也有可能發生轉變。1552 年被莫斯科大公國（俄羅斯前身）併吞的喀山汗國，其繼承者即今日俄羅斯聯邦的加盟自治共和國──韃靼斯坦共和國。經過近 450 年的國內秩序，雖然作為穆斯林的喀山韃靼人依然保持著高度的自我身分，

但在 19 世紀以來俄羅斯多次的劇變中，卻鮮少展現出脫俄獨立的意願（即使是蘇聯解體之際）。從 2014 年英國 BBC 記者在當地的訪問看來，喀山韃靼人滿足於當前的自治與經濟發展，甚至與斯拉夫人發展出相當程度的共享情感與價值，彼此沒有太多壓迫關係（BBC News, 2011），雙方關係接近於「主動遵守」

的康德文化。

其次，複數國家合併與否、單一國家分裂與否，均與彼此所處的無政府文化與內化程度無必然關係，但其中確存一定規律，筆者於以下提出若干假定：

第一，不受權力逼迫而自願合併為單一國家的國際社會，必須先走入康德文化，才可能發生合併；但合併可能發生在任何一種內化程度中。這一點已經在前面的論述中說明過。

第二，在一套國內秩序當中，社會集體身分的發展程度越低，作為主權國家構成部分的行為者脫離國家獨立而出的動機就可能越強。這一點可以從前一點反證得知：特定國際社會關係必須進入到康德文化之中，才有可能自願共同進入國內秩序；換言之，已經走入國內秩序的兩個構成者，如果彼此關係未能達到康德文化的水準，處於較邊陲地位的一方自然不會甘願永遠受控於與此一關係之中。

倘若特定國內秩序底下潛伏的無政府文化屬於亦敵亦友的洛克文化，就表示處於邊陲地位的行為者不放棄以武力對付處在中心地位的行為者（即使其所能運用的武力只有相對弱小的非正規武力），同時也意味著該行為者存在叛亂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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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可能。而處在霍布斯文化當中的邊陲行為者，更是隨時伺機叛亂，完全不將中心行為者視為可能的合作對象。

欲理解筆者上述觀點，同樣可透過加爾通的論述來理解。國內秩序底下的各構成部分，彼此關係大致可藉「中心──邊陲」觀念檢視：筆者以為，即使是以對等名義合併的兩國，合併後仍然會存在政治重心偏倚以及資源分配不均所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如：大不列顛的中心是倫敦而非愛丁堡、瑞典－挪威聯合的中心是斯德哥爾摩而非奧斯陸、奧匈帝國的中心是維也納而非布達佩斯、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心是布拉格而非布拉迪斯拉發）。如果中心和邊陲之間在國內秩序底下仍會存有類似於無政府文化的互為主體性社會關係，便能理解為何在特定情勢下可以把國內秩序當中結構相對獨立的邊陲部分──利益排序與行為產出均有別於中心者──暫時視為一具備國家特質之行為者來看待。

第三，社會集體身分的發展程度高，並不代表行為者就一定願意與他者共處同一套國內秩序當中，這是因為自願進入國內秩序所需要的共享知識與建構康德文化所需要的共享知識並不相同。

舉例來說，瑞士與列支敦斯登處於主動遵守式的康德文化，列支敦斯登基於對瑞士的感謝與友好，使其自願讓渡國防、外交等重要主權部分予瑞士，但瑞士並無謀求兩國合併之意願；可見即使彼此社會集體身分已臻康德文化的最高境界，但雙方均無「應當尋求合併」的共享知識，合併未必會發生。

反之，具備「應當尋求合併」此一共享知識，也不代表兩國就處在康德式的無政府文化底下。例如：大韓民國（南韓）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同時享有聯合國席次，且被許多國家承認各自擁有主權國家地位，而南、

北韓政府也一致認為應該尋求兩韓統一，意即雙方在此問題上享有若干共享知識；但兩韓並未因此處於康德式的無政府文化，反而是處在霍布斯文化中最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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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的被迫遵守層級。此種情形肇因於雙方在國家統一上所共享知識實際上非常薄弱：南韓與北韓所希望成立的統一國家，本質上完全不一樣，雙方想像中的統一國家或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版本。東德的政治菁英接受與西德民眾共享西德現有的國家體制，但北韓的政治菁英並不期盼委身於南韓體制之內。兩韓彼此間共享「兩國應該合併」此一邁向合併所必須共享知識，卻欠缺邁向康德文化所必須的關鍵知識，可見此二種知識的存在情形並非正相關。

以上三點是對於集體身分與國內秩序兩者臨界點與相關變化的假設。之所以需要掌握集體身分與國內秩序之間的轉換規律，首先是為進一步釐清由集體身分所構成的國家的本質為何、構成方式為何，並映證前述國家特性近於可組構與拆解「分子」而非「原子」之概念。倘若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國家本身是被建構出來的集體身分，而國家又可以建構出更大的集體身分，那就必須假設：

國家底下的某些次級群、國家本身、複數國家形成的跨國集體身分，以身分為何新的觀點來看，三者在本質上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共通性，並且都可能基於實務分析需要而作為行為者看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