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層級權力耗弱與賽局變化

至於策略實務機制，筆者則欲以 1905 年俄國黑海艦隊波坦金號軍艦

（Battleship Potemkin）帶有左派色彩的譁變作為檢視案例。相較於芬蘭與日本 合作的案例，波坦金事件側重於邊陲與邊陲之間的行為學習，對手國是否直接 與本國邊陲建立合作並不重要。第一個面臨是否對抗中心層級問題的邊陲行為 者，必須面臨嚴峻的賽局考量，一如第三章第三節對巴爾幹半島國家的描述。

在國家承平且富足的時期，由於中心層級在物質基礎與國家機構上所占據的絕

對優勢，邊陲層級的反抗無力且無用，冒然反抗反而會在失敗後遭到更嚴厲的 報復。賽局中的數值呈現如表 5-2。

表 5-2 中心層級與邊陲層級間賽局 B 中心層級

A 邊陲層級

平和 壓迫

隱忍 （A:2, B:3） （A:0, B:4）

反抗 （A:3, B:1） （A:1, B: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如過去幾章的論述，筆者假定身分的分裂可以造成權力的剝離。該推論立 基於身分的分裂可以使服膺於固有身分的人類減少，個別人類又將附加於其身 的少許經濟、暴力、機構等戰略能力從國家整體行為當中抽離。但溫特曾說，

集體身分可以因權力的強迫而維繫，因此當中心與邊陲雙方權力差距太懸殊 時，集體身分的剝離就會減緩甚至推遲。

然而，在兩種條件任一點滿足的情況下，都可能讓邊陲層級變得敢於採取 行動對抗中心層級：第一種情況，是當中心層級權力耗弱時；第二種情況，是 其它邊陲行為者率先採取了對抗作為時。1915 年 6 月下旬波坦金號軍艦的叛變，

便是在兩種條件都存在的情形下發生。而這兩種條件的產生，與人類歷史的推 演有關係，將於以下各節做出論述。

從權力面來說，當國家中心層級對物質基礎與國家機構的控制力被削弱 時，原先極端不利於邊陲層級採取反抗行為的賽局，就會發生變化，使得採取 反抗所需付出的代價降低，反抗成功的可能性增加 x，如表 5-3 所示。

表 5-3 中心層級實力被削弱後的賽局 B 中心層級

A 邊陲層級

平和 壓迫

隱忍 （A:2, B:3） （A:0, B:4）

反抗 （A:3+x, B:1） （A:1+x, B: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在這種情況下，邊陲層級採取對抗的意願將提升；如果存在與邊陲層級存 在互賴關係的外國行為者，彼此達成合作的意願也將提升。

波坦金號的叛變的背景之一，正於此有關。為支援日俄戰爭並營救受困旅 順港內的太平洋艦隊，沙俄以波羅的海艦隊為主力拼湊出第二太平艦隊，並且 將黑海艦隊當中最具經驗的官兵編入新組成的第二太平洋艦隊，奔赴遠東投入 對日作戰。

在艦艇新舊不一且經歷跨越好望角的長途航程後，疲憊且協調性不良的第 二太平洋艦隊在 1905 年 5 月 28 日的對馬海峽海戰中遭日本聯合艦隊幾乎全殲。

與已經在旅順要塞被摧毀的太平洋艦隊相加，俄羅斯海軍艦隊已有三分之二力 量遭日軍摧毀，俄國海軍僅存因條約限制無法駛出達達尼爾海峽的黑海艦隊。

消息傳回俄國後，因第二太平洋艦隊覆滅而精銳盡失的黑海艦隊，士氣遭受嚴 重打擊；加上逾一個月來伙食的惡化，各艦艦上情況極其不穩，任何小衝突都 可能導致譁變。復受進行中的第一次俄國革命影響，參與海軍內部社會民主主 義中央委員會「岑特拉爾卡（Tsentralka）」、接觸過馬克斯主義的黑海艦隊波坦 金號軍艦上的士官阿法納西‧馬圖申科（Afanasy N. Matushenko）等人，遂在 6 月 21 日發起叛變並殺害波坦金號艦長（Bascomb, 2007:）。

波坦金號想策動黑海艦隊的其它船艦加入叛亂，然在海面上幾經接洽後均

未如願。幾度來回於克里米亞半島與羅馬尼亞康士坦察以後，羅馬尼亞人終於 譁變官兵交出軍艦的條件下接受波坦金號船員上岸。事後，波坦金號被俄國索 回。這件事情在蘇聯成立後的 1925 年，被拍成宣傳革命的經典黑白電影《戰艦 波坦金》。而在波坦金號叛變後的同年 11 月，黑海艦隊又發生了塞瓦斯托波爾 起義，並糾集了多達 8200 名的官兵參與叛亂，最終遭到沙俄政府軍擊敗

（Bascomb, 2007）。

雖然日本國內相信波坦金號叛亂的發生與日本的暗中策動有關，但除欠缺 具體證據以外，在與對馬海峽海戰的噩耗和物資的匱乏相比下，日本是否參與 策動的重要性並不顯著。海戰的結果與物質的匱乏，重創了海軍對國家中心層 級的信心，造成中心層級隊海軍的約束能力嚴重下滑，使得發起叛變可能面臨 的阻力與報復減少，讓叛變選項在賽局中的期望值上升，最終進入對行為者而 言屬於理性行為的範疇內。換言之，日本在對馬海峽海戰此一與敵後工作無關 的作為上，間接促成了俄國邊陲層級叛亂的發生。

俄國 1917 年革命時，各民族趁著俄羅斯中心層級混亂之際，紛紛宣佈脫離 俄羅斯統治，並維持了時間長短不一的獨立。蘇聯於 1991 年發生由葉爾欽領導 的政變時，也發生了大量加盟自治共和國的獨立。除俄羅斯與蘇聯以外，一戰 時的德意志帝國也曾因瀕臨戰敗時的海軍譁變而垮臺（Habeck et al., 2008）。這 些事件都可以依此策略進行解釋。

循以上邏輯，筆者認為在 1760 年代發生工業革命與 1770 年代浪漫主義思 維興起以後（Drabble, 2009:1），邊陲層級在戰時獲戰略對峙中發起叛變的可能 性也隨之提升。工業革命使武器殺傷力不斷提高，導致戰爭與備戰的成本大幅 提高。而浪漫主義引發的個人意識抬頭與國族主義成形，讓戰爭的參與者在法 國大革命以後從以雇傭軍為主逐漸轉變成以大量的常備軍為主；一來，常備軍 加大了戰爭的破壞力，二來，常備軍的徵召會剝奪可用於經濟生產的人口，使

進行戰爭的成本大幅提高。

然而，邊陲層級難以去衡量中心層級權力耗弱的真實情形，需要仰賴他者 提供參考與學習的依據，因此尚須進入到下節深入溫特策略實務機制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