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以時間、空間跨度與主要行為者而言，本研究以 1904 年至 1917 年之間的 俄羅斯帝國作為觀察對象，以日俄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對戰略賽局的觀 察場域。

一、空間：俄羅斯帝國滅亡前 13 年的疆域以內

自拿破崙戰爭以降至 20 世紀初期，在當時主導世界秩序的歐洲強權：英、

法、俄、德、奧、義、土之中，俄羅斯是歐洲本土民族身分最先遭到敵國利用 的國家，也是唯一因工業革命後階級問題而遭徹底顛覆的國家。沙俄作為君主 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單是在烏拉山脈以西、高加索山脈以北的歐俄地區，

卻有大量的人口與經濟資源被涵蓋在非俄羅斯民族居住區：於 1905 年，全俄羅 斯帝國的工人就有逾半數居住在由沙俄治下的波蘭會議王國境內（Blobaum, 1984:123）；在亞洲，俄羅斯的疆域更是涵蓋了俄羅斯人口尚未成功滲入的下高 加索（今日喬治亞、亞塞拜然）與突厥斯坦（今日中亞五國）等地。沙俄民族 問題的複雜性與嚴重性，誠非其它列強所能相比擬。

單就歐洲本土而論，與民族組成相對單純的法、德、義相較，英、俄、奧、

土均為民族身分較為多元的國家；然有別於作為聯合王國的大不列顛、採取二 元國家制度的奧匈帝國、或者宗教身分較民族身分更占優勢的鄂圖曼土耳其帝 國，沙俄末年採取的民族治理政策，不是構築一個可含納多元民族身分的集體 身分，而是強硬推行民族同化（O'Connor, 2003:58）。此種做法造成沙俄內部身 分嚴重分歧，致使集體身分形塑格外艱鉅。

就經濟層面觀之，筆者認為基於俄羅斯經濟推展的後進性，使得俄羅斯民

族內部各階級間身分統合困難。除卻鄂圖曼土耳其不論，俄羅斯是歐洲六強之 中工業化最緩慢、農奴制（serfdom）廢除時間最晚的國家²。在國內各階級社、

經地位差距相對懸殊的情形下，可能使沙俄內部跨階級集體身分構築薄弱。

基於以上理由，本研究選擇以俄羅斯帝國疆界作為空間上的觀察範疇，以 檢視此範疇內集體身分的特性與變化情形。

二、時間：1904 年 2 月 8 日至 1918 年 3 月 3 日

就時間起迄的選擇上，本研究以 1904 年 2 月 8 日日俄戰爭的開始（Kim, 2006:121）作為起點，以 1918 年 3 月 3 日蘇俄與同盟國簽訂《布列斯特－立陶 夫斯克條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Tucker, 2005:225）

作為終點。筆者認為，日俄戰爭於內涵上相當程度具備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特性──

不單只是武器與戰術層面，交戰國對集體身分的操作上也相當類似──或可稱其 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預演；同樣地，1905 年的第一次俄國革命也可視為 1917 年 革命在各方面動員上的總預演。「預演」一詞同時意味類似型態事件在更早以前 的時空未曾出現，於此可見俄國在 1904 年至 1918 年此段時間所遭遇的各項戰 略競逐，實具備新時代──亦或稱之為「現代」──的諸多標誌性特徵。

1904 年 2 月 8 日的日俄戰爭爆發與 1878 年結束的第十次俄土戰爭相距 26 年，意味沙俄在日俄戰爭前已長達 26 年未與實力較為接近的列強正面交戰。此 中，第十次俄土戰爭對沙俄而言亦僅只是一場實力懸殊且形勢一面倒的全面勝 仗，回溯此前真正讓沙俄棋逢敵手的上一場戰爭，當屬 1856 年結束的克里米亞

2 大不列顛的英格蘭與威爾斯於 15 世紀下半結束農奴制（Cannon, 2002）；統一義大利前的薩丁 尼亞於 1771 年 12 月 19 日（Blum, 1978）；法蘭西於 1789 年 8 月 4 日（Gasper & Geggus, 1997）； 統一德意志前的普魯士於 1807 年 10 月 9 日（Kantowicz, 1975）；奧地利於 1848 年 9 月 1 日

（Bedeleux, 1998）；俄羅斯於 1861 年 3 月 3 日（Corrin, 2015）。

戰爭。從 1856 年到 1904 年，沙俄形同將近 50 年未參與勢均力敵的大規模戰事。

以克里米亞戰爭與日俄戰爭相比，前者為沙俄國內帶來的負擔遠比後者承重，

但與日俄戰爭相比，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與戰後，沙俄境內均未因不堪重負而 掀起規模較大的民族起義或農奴起義；反之，日俄戰爭為沙俄國內造成的負擔 相對較小，卻引發了一連串的民族起義、農工暴動與海軍譁變，此列動亂甚至 足以被何稱為「俄羅斯社會主義革命勢力的第一次總演練」乃至於「第一次俄 羅斯革命（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Trotsky, 1930）。筆者據此可假設，自 1856 年至 1904 年間，沙俄內部經濟條件與集體身分或已發生相當程度變化，致 使身分問題為戰略賽局中的沙俄帶來過往所未有之巨大衝擊。

俄羅斯在 1917 年先後遭逢兩次革命，直接導致沙俄滅亡與蘇俄退出第一次 世界大戰。以 1918 年 3 月 3 日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為觀察點，成 因上，該條約係因俄羅斯內部集體身分變化所導致；結果上，條約導致群眾身 分認同上歧異於俄羅斯集體身分的大量地區、資源與人口自俄羅斯國內秩序中 脫離、獨立，而在條約簽訂以前，更已有大量未遭同盟國占領區域自行宣佈獨

（Thompson, 1996:159）。《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標誌著俄羅斯在長期戰 略賽局中徹底失敗，縱而逐步邁入長達三年的國內混戰。鑒此，或可將《布列 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視為集體身分問題重創此階段俄羅斯戰略能力的最終 結果。

三、互動對象：日本、同盟國

本研究案例分析部分所選定的時間跨度，涉及兩組牽涉複數當時國際政治 主要行為者的戰略賽局模型：

第一組戰略賽局是 1904 年至 1905 年的日俄戰爭，以俄羅斯帝國與大日本 帝國擔任賽局中的兩造，並涉及日本與沙俄國內次級集體身分的直接互動，關

係到互賴、權力移轉與利得計算等問題。以此賽局模型作為主要觀察對象，本 研究將依據溫特提出的三種集體身分形塑外因機制，描述並解釋日、俄間各種 涉及沙俄集體身分的互動關係，擇足以作為各項機制濫觴的標誌性案例，歸納 案例內部戰略現象及賽局原理，做成足與後續事件比較的經典範例。

第二組戰略賽局是 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東線戰場，以俄羅 斯帝國（與後繼者蘇維埃俄羅斯）與同盟國（以德意志帝國為主導者）作為戰 略賽局的兩造，依據此段時期雙方賽局互動特點，與基於對前一賽局（日俄戰 爭）檢視所得推論進行比較、佐證與補充。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理論背景為溫特〈集體身分的形成（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一文與《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行 文中尤以溫特承繼自英國學派的的三種無政府文化論述作為本文立論重要基 石。然而，溫特雖曾依據三種無政府文化與三種內化程度（被迫遵守、因利遵 守與主動遵守）畫出一套九宮格形式的集體身分分類圖（Wendt, 1999:254），卻 未說明無政府文化的內化程度高低與無政府文化類形的轉變有何關聯性。是故 本研究須先釐清此種關聯性，方能掌握集體身分建構與深化之過程，裨益檢視 歷史案例中行為者對集體身分操作上的具體原理。

其次，溫特雖然抱持國家中心論，卻又明言其理論中之國家（state）定義可 與現實主義有所不同（Wendt, 1992:424）。溫特在摒除國際組織此類非國家行為 者在其理論中討論空間的同時，卻又為國家提供了較為寬鬆的定義範疇。同時，

若於國際政治的討論上將集體身分納入考慮，便難以忽視許多既非國際組織、

亦非主權國家，卻具有相當程度國家特質的行為者，諸如：處於割據狀態的交 戰團體、受國家主權所覆蓋的單一民族或地域性群體、身分與利益乃至行為均

與國家中心層級相異的全國性群體。本研究為發展出適用性較高的論證過程，

當基於溫特文本的脈絡予此番論證一套較為嚴謹且合宜的行為者定義。基此，

本研究試圖做成一套可將上述群體涵括理論適用範圍內、卻又不違背溫特國家 中心論精神的行為者界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