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本研究旨在探究於戰略賽局（strategic games）下，如何藉由溫特（Alexander E. Wendt）所提出的三種外因（exogenous）機制：結構系絡（structural contexts）、 系統過程（systemic progresses）與策略實務（strategic practices）（1994:388-391）
影響行為者集體身分形塑（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進而運用集體身分的變 化來改變行為者戰略能力（strategic abilities）。簡言之，本研究欲瞭解：改變行 為者的集體身分，是否有助於連帶改變行為者的戰略能力。本文所謂戰略能力，
僅簡略指涉到行為者於戰略賽局中可使用的權力（power）總量。
本研究以可用於改變集體身分的外因因素（如：共享知識、互賴、利益算 計）作為自變項，以藉內化而生的集體身分作為中介變項，以行為者所持有且 可投入戰略互動過程的權力作為依變項，釐清三層變項之間關聯性，並借助賽 局理論檢視此種關聯性。
為於案例中妥適詮釋與檢驗論述，本研究在案例遴選上基於適用性、重要 性與起始性考量，選用 1904 年至 1918 年間的俄羅斯（以沙俄末年為主）1作為 驗證論述的時空跨度。筆者認為，自 1648 年歐洲西發利亞體系奠定以來截至 19 世紀末，集體身分對於戰略賽局的影響未稱顯著；然在 20 世紀初，伴隨 1770
1 本文將此一時期的俄羅斯帝國（Russian Empire）依清末民初中文習慣略稱為「沙俄」；惟本文所 言沙俄並非特指彼得大帝更改國號前存在於 1547 至 1721 年間的俄羅斯沙皇國（Tsardom of
Russia），本文討論不觸及沙皇國與帝國之辨。筆者於行文中統一不使用「帝俄」一詞，以免產生
定義混淆。另，文中出現「俄國」與「俄羅斯」處，則泛稱 1547 年至今所有以俄羅斯民族為主體 的政權。
年代以來工業革命與浪漫主義人文思維的發展成熟，人本意識的昂揚、社經結 構的兩極化、兵役制度的改變與戰爭殺傷力的提升，使戰爭備需仰賴平民意願 支撐，人類集體身分由是趨於重要。惟上揭情形在 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以前，
筆者以為歐洲主要國家尚未受此變革大幅衝擊。自日俄戰爭爆發至俄國 1917 年 革命與 1918 年紅白內戰衝擊歐洲局勢為止，集體身分對行為者戰略能力的影響 於地域、於頻率、於幅度均深切影響國際體系變遷，該現象為 19 世紀以前所未 見。據此觀之，本研究選用案例應可稱具備歷史上的起始意義。
筆者認為溫特所提三種影響集體身分形塑的外因機制：結構系絡、系統過 程與策略實務，於本研究所欲檢視時空跨度中均產生顯著影響，此間對應如：
結構系絡機制之於 1905 年東正教神父喬治‧加邦（Georgiy Apollonovich Gapon）
所領導的聖彼得堡工人集會請願事件；系統過程機制之於 1905 年日本對芬蘭武 裝起義的促成；策略實務機制之於 1905 年黑海艦隊波坦金號軍艦（Battleship Potemkin）叛變事件。三起事件分別反映出三種外因機制特性，且均對當時沙俄 與國際主要競爭對手間戰略賽局產生一定程度影響。貫穿 1904 年至 1918 年，
三種機制繼續對俄國發生影響，且依時序（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不 同競爭對手所利用，最終導致作為集體身分的沙俄在 1917 年徹底崩潰，並於 1918 年通盤重塑。
本研究以沙俄為典型對本研究論述之機制進行檢視與驗證，盼能整理出藉 集體身分重塑戰略能力的影響條件、影響途徑與影響層面，進而確認本研究論 述對跨時空案例的普遍解釋力。
貳、研究目的
非物質層面對戰略的影響已在若干論述中被提及，惟既有論述多著重在國 家間的合作與安全問題的去安全化，強調集體身分形塑，而較少著眼於集體身
分的裂解與國家間的衝突面。本研究希望運用既有的論述，將國際關係社會建 構理論（social constructivist theory）觀點深植進對戰略的討論中，並將賽局概念 具體導入建構論戰略觀，為國家間的戰略互動過程提供另一種觀察視角。
透過理論回顧與案例檢視，本研究期望解決二項問題：
其一，集體身分的改變是否可以連帶改變結構中權力分配；若然，集體身 分係藉何種途徑、於何種層面、以何種程度對權力造成影響。在實務上，行為 者如何將集體身分作為戰略工具運用，所產生影響力強弱如何。
其二，在溫特「國家中心論（state-centric approach）」脈絡下，如何以集體 身分為基準，將兼具權力、身分與制度三者的非主權國家（如：殖民地、民族、
人群等）納入國家範疇進行討論，以利瞭解此類行為者在集體身分形塑與戰略 賽局互動中所扮演角色與所發揮影響。
本研究冀能發掘觀念（idea）層面因素對國際戰略而言之重要性，證明觀念 於國際戰略領域中重要性不亞於權力，二者在戰略賽局之策略運用上屬相輔相 成。本研究盼呈現出一事實：無論基於物質基礎而生的軍事作為，抑或基於觀 念基礎而生的集體身分操作，均能有效改變國際體系當中權力結構，惟前者係 藉權力間的相互抵銷與耗損為之，後者則是運用身分與權力的連動性來改變結 構內權力分布狀況。
社會建構主義於戰略層面的運用，已有戰略文化研究與安全研究等嘗試（莫 大華，2003）。本研究希望跳脫「形成彼此集體身分」以及「探討區域戰略文化 差異」的安全問題觀點，將建構主義論述直接導入國家間衝突面，建立可跨地 域普遍適用的一套戰略觀，以呈現戰略本質的另一樣貌，證明集體身分的轉變 不僅只是可達成戰略、戰爭目標的可用工具，更可能是戰略與戰爭的根本目的 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