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種外因機制與 20 世紀初沙俄所處戰略賽局
第四節、 1904 年的沙俄:集體身分對戰略能力影響加劇
三種集體身分形塑機制在戰略賽局中運用的實例,可以顯現出操作集體身 分對戰略賽局乃至於戰爭的重要性。與實體的軍事行為相較,集體身分的改變 更能大幅度地改變敵對關係兩造的權力分佈狀況。惟基於溫特集體身分論述的 目的在於為對國家間的合作以及世界國家產生的可能性作出解釋,論述方向著 重集體身分如何被建構,鮮少論及集體身分如何被解構。然筆者以為,溫特關 於集體身分形塑的論述,實際上是一劍兩刃的論述:集體身分既然可以循三種 機制加以結合,理當也可以循三種機制加以瓦解。以改變系統內權力結構為目 的之集體身分聚合,實際上就是在敘述跨國結盟得以產生的觀念層面機制。但 以改變系統內權力結構為目的之集體身分拆解,並沒辦法直接參照溫特文本的 論述進行瞭解,故對該部份進行推論與彙整,應有其論述價值存在。
國家身分的裂解,對實務經驗的直觀可粗分兩種成因:其一是基於整體身 分而產生的隔閡,如國族、宗教等外因因素;其二是基於社會身分而產生的斷 層,如社經地位高低雙方經互動而內因發現的差異。沙俄進入 20 世紀以後的歷 史,兼能展現此兩種身分裂解型態:俄羅斯是一個內部身分聚合變動頻繁且持 久的多民族國家,亦是現代第一個因社、經階級身分差異而爆發大規模內戰的 國家。
在 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各種關係到集體身分問題的國內騷動,才跨地 區、跨人群、跨議題且高頻率地密集出現在 1905 年以後(Ascher, 2004:6)。然 而,沙俄並非遲至 1904 年才成為多民族國家,也並非遲至 1904 年才出現經濟、
社會層面的階級問題。
壹、沙俄的國族身分困境
俄羅斯作為由俄羅斯民族主導的多民族國家,幅員涵蓋相對遼闊。觀察俄 羅斯作為集體身分形塑的過程,在歐洲文明的發展進程中,歐俄平原上的東斯 拉夫人是比較落後的一群,國家組織的形成也較晚。貫穿整個中世紀中歐與東 歐交界處的,就是天主教德意志民族向東征服的過程。條頓騎士團作為「北方 十字軍」,先征服了作為西斯拉夫人的古波美拉尼亞人與古普魯士人,再向東拓 展勢力,與歐洲最後一個多神信仰國家立陶宛發生衝突,並將勢力拓展到利沃 尼亞、庫爾蘭與愛沙尼亞,最後才在楚德湖戰役為俄羅斯人建立的諾夫哥羅德 共和國所阻擋(Christiansen, 1997)。日耳曼人從部落演進到國家的時間相對於 東斯拉夫人早上許多,散居各地的東斯拉夫人部落遲遲沒有凝聚出國家身分,
只有準國家組織存在;直到斯堪地那維亞維京人征服時期,維京人的一支──瓦 良格人沿涅瓦河深入歐俄平原腹地的盧西尼亞地區(今烏克蘭境內),征服當地 斯拉夫部落並與之融合,才形成東斯拉夫民族第一個具早期國家形體的政權:
基輔羅斯,並成為俄羅斯民族的母體(McCray, 2006:26)。
俄羅斯民族誕生後,出現了莫斯科、諾夫哥羅德、梁贊等各自為政的政權,
彼此相互競逐,直到蒙古拔都西征以後,才被一致地納入金帳汗國的約制下。
金帳汗國對羅斯諸國的政治安排,賦予了莫斯科公國較大的權力,產生出由莫 斯科主導的羅斯諸國體系(Gorskij, 2000:187)。在莫斯科擺脫金帳汗國影響後,
伴隨著莫斯科對羅斯諸國的逐步整合,俄羅斯民族的集體身分才得以凝聚。
在俄羅斯沙皇國建立以後,俄羅斯集體身分的擴張出現了限界:莫斯科公 國與後繼者俄羅斯依序對四個韃靼汗國(喀山、阿斯特拉罕、諾蓋與克里米亞)
完成了征服,但韃靼人至今仍保有不同程度有別於俄羅斯民族的自我身分意 識。對西面的征服,將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波
蘭、芬蘭納入其國內秩序,但促使此類民族「俄羅斯化」的過程並不順利,更 遑論東南面與俄羅斯人差距更大的高加索各族(切爾克斯、卡巴爾達、巴爾卡 爾、車臣、印古什、達吉斯坦、喬治亞、亞塞拜然)與各草原民族(卡爾梅克、
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吉爾吉斯)。在俄羅斯沙皇國的原始版圖 外,唯一被納入俄羅斯民族集體身分的,似乎只有俄羅斯南部的部分哥薩克人:
哥 薩 克 人 在 俄 羅 斯 政 府 的 族 裔 分 類 上 , 並 未 從 俄 羅 斯 族 當 中 被 獨 立 出 來
(Demoskop Weekly, 2013)。
由此可見,俄羅斯的多民族問題顯非 1904 年才出現的問題,而是早在莫斯 科公國對外擴張時便已存在。
貳、源自農奴經濟的階級身分矛盾
15 世紀前後,農奴制度在西歐因黑死病影響而逐漸消退的同時,卻逐漸漫 延到東歐,農奴並於 17 世紀成為東歐農業生產人口的主要構成,即所謂「再農 奴化」(德語 Zweite Leibeigenschaft),並維續到 19 世紀。數百次的農起義貫穿 了整個俄羅斯 17、18 世紀的歷史,俄羅斯民族的邊陲層級更經常與少數族裔(尤 其哥薩克人與韃靼人)勾結起義(Alexander, 1969:95–144)。
而俄國落後西歐將近 50 年的的工業化,也使工業所造成貧富階級對立的陣 痛延續到更為晚近的年代。此種工業化的陣痛,更與尚未徹底消失的農奴制遺 緒互相結合:被土地與農奴主所束縛的農奴以及窮苦農民,運用農閒時期進入 大城市的工廠,於惡劣的環境與社會關係中進行短期勞動,此種社會問題並隨 俄國工業化的推進而持續惡化(Skocpol, 1979:91-93)。在此趨勢下,1905 年俄 國人民對戰爭的可忍受程度確實可能較 1856 年為低,。
於此同時,西歐因應工業革命衝擊所產生的社會思想,無論左翼、右翼,
均因俄羅斯當時的需要而被知識分子引進,並被用於對社會現象的解釋。原先
保守且未經歷大規模宗教改革的東正教社會,遂遭受新知識的衝擊,動搖了俄 羅斯人原先對國家身分的想像(Harcave, 1970:25)。
由上可見,經濟所造成的階級身分問題,亦非於 1904 年才產生。但階級身 分確實可能在沙俄進入 20 世紀之際逐漸複雜化與嚴重化。
參、戰爭負擔與身分問題的關聯性
筆者在此欲就一種可能性進行探討:沙俄國內動亂的頻發,是否與戰爭帶 來的國內社會負擔呈現正相關。1853 年克里米亞戰爭與 1904 年日俄戰爭,均是 邁入工業革命以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大規模戰事,兩場戰爭都沒有過於 綿長的戰線,戰事均未延燒到俄羅斯核心經濟地帶,且都是以俄國戰敗告終。
然而,俄羅斯在日俄戰爭結束後發生了國內的大規模暴亂,克里米亞戰爭卻看 似並未帶來此種影響。如果造成此種差異的成因,純粹是因為日俄戰爭為沙俄 造成的國內物質性負擔比克里米亞戰爭沉重,那麼從身分面與觀念面的討論便 無足輕重。
為檢驗此項假設,筆者擬參考指涉到權力的人力數據,來簡單比較 1853 年 克里米亞戰爭與 1904 年日俄戰爭對俄羅斯影響的差異。
由於兩場戰爭中敵對雙方的軍事科技水準相距不遠,二者均是工業化國家 之間的衝突,且俄國本土均未遭受太大直接傷害,故得以取單一變項:人口來 討論戰爭負擔大小。在此依戰時俄羅斯人口數、雙方參戰兵員數對比與陣亡兵 員數,試圖大致瞭解沙俄面臨社、經壓力的強弱以及沙俄國家權力喪失的多寡。
發生於 1853 至 1856 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土、法、英、薩聯軍動員的總兵 力約 97 萬 5850 人,俄國與少量希臘人志願軍加總的兵力約 70 萬 7500 人
(Voenizdat, 1999:315),俄方陣亡兵員數約 14 萬 3000 人,受傷兵員數約 8 萬人,
總計約 22 萬人(Kozelsky, 2012: 903–917);但也有傷亡總數高達 40 萬人的估計 量(Gouttman, 1995:479)。俄羅斯帝國於 1850 年總人口數估計為 6850 萬左右
(Tacitus.nu, 2017)。
發生於 1904 至 1905 年的日俄戰爭,日本動員的總兵力約 120 萬人,俄國 與其少量盟國軍隊加總兵力約 136 萬 5 千人(Mitchell & Smith, 1931:6),俄方當 場陣亡、傷重不治、病歿、負傷兵員總數(不含被俘人數),綜合各方數據估計 約落在 18 萬 9332 人至 22 萬 1096 人之間。俄羅斯帝國於 1900 年的總人口數估 計為 1 億 3290 萬左右(Tacitus.nu, 2017)。據此做成表 3-2,以衡量兩場戰事對 俄羅斯國內造成負擔差距。
表 3-2 克里米亞戰爭與日俄戰爭對沙俄造成壓力比較 克里米亞戰
爭
日俄戰爭
敵我兵力比率(敵方兵員/俄方兵員) 137.93% 60.00%
徵用人口比率(兵員數/總人口) 1.03% 1.03%
人口損失比率(死傷數/總人口) 0.32%~0.58% 0.14%~0.17%
兵員損失比率(死傷數/兵員數) 31.10%~56.54 13.87%~16.20%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由此可發現,相較兩次戰爭之系統內部權力結構,沙俄於克里米亞戰爭中 處於絕對的權力劣勢,對日作戰時反而處於權力優勢。單純對上述數據進行描 述,克里米亞戰爭時,平居每位俄軍士兵要面對 1.38 名敵兵,日俄戰爭中卻只 要面對 0.88 名敵兵,克里米亞戰爭為俄國造成的兵力壓力是日俄戰爭近 1.57 倍。
沙俄將總人口約 1.03%投入克里米亞戰爭,將總人口的 1.03%投入日俄戰 爭,兩場戰爭徵用人口比例差異不大。
取死傷總數估計範疇的中位數,沙俄每 1000 名國民中就有約 4.5 人在克里 米亞戰爭中死亡或因傷病退出戰場,在日俄戰爭中卻只有約 1.5 人。
如欲以出動兵員的死傷程度來衡量二者的失敗程度,則兩場戰爭的失敗程 度並無太大差異,投入兵員的損失都落在 3 成至 5 成之間。可見 50 年間的軍事 科技演進,也不足以造成戰場兵員死傷比率的大幅提升。
兩場戰爭中,作為俄羅斯經濟重心的歐俄平原本土均幾乎未遭受敵軍的直 接摧殘,故人口的耗損是對生產力與消費力的主要打擊,筆者在此暫且用人口 耗損比例來衡量俄羅斯在兩場戰爭中的物質消耗與負擔。單憑人口損耗觀之,
兩場戰爭中,作為俄羅斯經濟重心的歐俄平原本土均幾乎未遭受敵軍的直 接摧殘,故人口的耗損是對生產力與消費力的主要打擊,筆者在此暫且用人口 耗損比例來衡量俄羅斯在兩場戰爭中的物質消耗與負擔。單憑人口損耗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