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知識作為賽局中的被操作物

筆者在此將 1905 年初發生在聖彼得堡的工人請願，視為對俄羅斯集體身分 某種程度上的動搖，因為其成員組成與請願訴求都攸關階級利益問題，而依據 溫特所述，利益是由身分所提供。此次事件之所以可以提高到國家層級來檢視，

是因為該次集會發生於日俄戰爭期間，以停止戰爭作為次要訴求之一（Sablinksy, 1976:3–25, 274）。筆者將該次事件視為俄羅斯此後近 20 年的對外戰略賽局能力 大幅削弱的起點，並將其影響歸類於因身分問題所造成的國際權力結構變動。

然而，此次事件是否可以套用溫特的結構系絡機制來檢視，尚有一疑義：

溫特認為結構系絡的改變肇因於共享知識的變化。導致此次騷亂的主要變因，

是否屬於國內共享知識的改變；亦或實際上共享知識並未改變，事件純粹肇因 於類物質生活條件的惡化──無論是基於國家層級的戰爭所致，還是生產方式的 變遷所致。此項疑義，是本章討論首先需要釐清的項目。

共享知識轉變對此次事件所起的誘發作用，關鍵性不容忽視。聖彼得堡工 人請願並不是由親身感受到生活環境惡化的工人階級本身發起，而是由非隸屬 於工人階級的神職人員──東正教神父加邦所號召與組織。如果沒有加邦的組織 與號召，在當時社會環境下，此種工人結社與集會不可能發生：加邦所組織的 聖彼得堡俄羅斯工廠工人大會（Assembly of Russian Factory and Mill Workers of St. Petersburg）受到了聖彼得堡秘密警察組織──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俄文 縮稱為 Okhrana，中文簡稱「保衛部」）的庇護，限定只有抱持東正教信仰者可 加入，組織功能除改善工人生活環境以外，還包括增進工人的道德與信仰（Busch, 1969:121）。

以 1905 年俄羅斯的客觀環境條件來說，如果缺少了加邦所提供的知識條 件：一種被中心層級允許存在卻有別於中心層級的一種知識，大規模的工人集 會請願就會喪失得以發生在該時空環境的必要條件。如果這種能被執政當局允 許的共享知識未能出現，共享知識的公開傳遞便會遭受侷限，可動員群眾的增 加速度亦將放緩。由此可證，共享知識改變對 1905 年俄羅斯集體身分動搖具有 關鍵性的作用，本事件的發生合乎溫特所述的結構系絡機制。

這些觀念層面的知識與執政當局大致相容，只有對威脅輕重的判斷上相 異：從訴求上可以推知，加邦的組織視國內的資本家為首要威脅，而非將外國 人視為首要威脅。但加邦所提供的社會知識，以國家層級而言仍然有別於俄羅 斯中心層級：加邦的組織主張對日本停戰，而沙皇尼古拉二世相信雖然俄國陸

軍遭受若干挫敗，但藉由海戰的勝利，戰爭最終應能取勝，故當繼續作戰

（Connaughton, 1988:109, 342）。兩種不同的社會知識，足以使日、俄間的互為 主體性結構呈現出有所區別的面貌。而正是這種相異的互為主體性結構，得以 令系統內行為者對既有的權力結構改觀。

值得注意的另一點，是此次事件與國際戰略賽局之間的關係：加邦所策劃 的首都大規模工人請願，獲得了日本駐瑞典武官（原駐俄武官）明石元二郎大 佐的資金援助（Busch, 1969:121）。雖然無法確定日本作為國際行為者給予加邦 資助一事對該事件起到多少催生效果，但以結果來看，「血腥星期日」事件以降 帶 給 沙 俄 的 騷 亂 確 實 成 為 了 沙 皇 尼 古 拉 二 世 願 意 停 戰 重 要 誘 因 （ Busch, 1969:121）。單就日方資助行為的存在來反證，筆者認為日本對俄羅斯集體身分 存有三項對行為產生而言必要的判斷：

第一，觀察到對手沙俄國內的集體身分存在裂縫；

第二，相信日本的介入可以助長沙俄集體身分的瓦解；

第三，相信沙俄集體身分的瓦解有助改變國際系統內的權力分布結構。

由此推論，日本作為國家層級行為者所採取的作為，是以割裂該邊陲層級 與中心層級間的集體身分作為短期目標，以迫使中心層級改變行為或削弱中心 層級可用於作戰的權力作為最終目標。

此處所說的邊陲身分塑造，係指催生出一個對國家層級而言有意義的身 分，以及以此種身分為核心所構成的行為者。以布山的國家模型作為依據，除 卻加邦以新的社會知識經結構系絡機制所創造出的邊陲層級身分以外，還需要 有足夠的機構以及物質基礎，才能產生出一個具備國家層級行為者要素的群 體，亦或稱之為足以被放上國家層級的「主體（subject）」：惟有作為屬於國家層 級的主體，才可能產生與中心層級之間的互為主體性。

以此模型來看，便可瞭解日方行為與目的之間的工具理性所在：提供加邦 資金用以發展組織，可以令其為邊陲層級創造出最基本且有效的機構，並憑此 機構進行物質基礎的有效率獲取與運用。

加邦支持者擁有布山所設定的三項國家要素，但擁有的程度是否足以跨過 國家層級的門檻，仍須回顧第二章所提到本研究對「國家」所採取的三項定義。

借助此三項定義，得以檢視加邦的支持者於 1905 年能否被視為一個具備國家意 義的行為者來看待：

其一，在社會集體身分方面，加邦支持者的國際利益排序，與沙俄的中心 層級並不同：滿州與朝鮮的利益對俄羅斯底層工人而言無關痛癢。加邦支持群 眾也確實採取了行動，在非核心的訴求中請求中心層級停止對外戰爭行為，可 見渠等具有獨立於他者的群體利益設定與行為產出。

其二，在互構能力方面，加邦支持者與外國（日本）發生了互動，並且與 日本達成了合作關係，彼此形成了因利遵守的洛克式無政府文化結構，可見渠 等能力足以與處於國內秩序以外的行為者進行互動。

其三，在權力方面，加邦支持者發動了規模龐大的集會：動員 3 萬民眾往 冬宮行進，並且確實足以導致國際系統下的權力結構改變，可見所持權力與運 用權力之行為，在國家層級觀察下具意義。

由此可見，單就日本與沙俄之間在 1905 年初所共處的國際體系來看，加邦 的支持者是可以被放在國家的層級上被討論的，或可將其理解為「另一個俄羅 斯」。這種定義方式與描述方式，同樣可以普遍適用在跨時空且為數眾多的眾多 案例上：俄羅斯的紅白內戰，冷戰時期的分裂國家與代理人戰爭，實際上都是 因為共享知識的分裂而使單一國家內部出現複數個兼具社會集體身分、互構能 力與權力的獨立行為者，並且相當程度地被國際體系各自視為主權國家看待。

加邦的組織除卻沒有號稱組成新政府、沒有採取武裝以外，其影響國際政治的 方式與這些被視為國家的行為者並無二致，都在原先的國內秩序底下創造出了 一套複數行為者互為主體性的系統性結構。

不具備政府名義與不具備武裝，並不會導致上述功能無法被正常發揮：大 英帝國轄下的印度人，借由甘地所領導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最終迫使英國撤 出南亞；越戰時期美國參與反戰運動的龐大人群，最終和平迫使美國退出越戰。

用上述的思維來理解這兩個群體，甘地領導下的印度群眾可以被視為有別於英 屬印度的「另一個印度」；美國反對越戰的群眾可以被視為不以越共為敵的「另 一個美國」，其與北越所共組的互為主體性結構展現出的是洛克式無政府文化的 風貌，有別於美國的中心層級與越共所處的霍布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