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文化與國內秩序的相互轉換

溫特在《國際關係的社會理論》一文中，將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區分為 三種文化：服膺於所謂「自然狀態」叢林法則的霍布斯文化、建構出彼此合作 可能的洛克文化及放棄以武力解決彼此爭端的康德文化。對此三種無政府文化 所構成的國際社會，溫特又給予三種界定其內化程度的量尺：被迫遵守、因利 遵守與主動遵守。藉此劃分，溫特將國際社會不同類型無政府文化以九宮格的 方式呈現（Wendt, 1999:254）。

溫特將國際社會上的各種無政府文化與內化程度，區分為九大類，各類都 有相對應的國家實例。而在此需要探討的問題是：行為者邁入或脫離國內秩序 的情形，會發生在九大類型中的何種類型底下。

壹、複數行為者如何進出國內秩序

直觀而言，國家的合併自然可以粗略劃分為兩種方式，即「被迫合併」與

「自願合併」，筆者為此二類合併方式各舉數例如下：

被迫合併的案例，大致因遭受權力壓迫（以武力為主）而發生，如 1871 年 普魯士迫使巴伐利亞加入德意志、1910 年日本併吞大韓帝國、1979 年印度併吞 錫金王國等。這些案例中，很顯然前者均不承認後者生存權，而併吞的行為也 顯示前者並沒有保持後者存在以作為對手的需要，因此大多屬於霍布斯無政府 文化中「因利遵守」的內化程度；少數為避免已遭擊敗的宿敵復甦而試圖併吞 宿敵的案例，則可能屬於「被迫遵守」的類型。

這種脅迫所產生的集體身分關係，確為溫特論述所考慮。溫特曾提及，強 國可以脅迫弱國接納與前者相同的身分（Wendt, 1994:388-391）。普魯士迫使巴 伐利亞接受德意志身分，再推行德國統一；日本在迫使大韓帝國接受日本身分 的同時，推動日韓合併；此種過程正符合溫特所述，也證明武力併吞不光是權 力上的宰制，也必須伴隨對被合併者身分的轉化。作為強國的一方在徹底壓制 弱國後，亦仍須著手重塑社會集體身分，可見國家明白塑造集體身分的重要性 與忽略集體身分形塑恐引發的負面影響。

惟於此暫且不提被迫合併的國家案例，而先觀察國際政治行為者自願走入 國內秩序的三種典型：

一、波蘭與立陶宛：形成波蘭立陶宛聯邦集體身分

1569 年，波蘭與立陶宛為面對俄羅斯與瑞典等國的威脅，在盧布林聯合

（Union of Lublin）中自願結為共主邦聯，日後合併為波蘭立陶宛聯邦（Dybaś, 2006:75）。兩國的關係在合併前夕屬於「被迫遵守」的康德文化。

波蘭立陶宛於 1795 年滅亡後，兩國均在 1814 年法皇拿破崙一世征俄時爭 取到自治，立陶宛人欲與已經存在的法屬波蘭人附庸國「華沙大公國」進行聯 合，惟此期望未為拿破崙所接受（Rembowski, 1896:81-83）。此種基於歷史感情 的直覺，顯示波蘭與立陶宛在長期共處國內秩序以後，彼此關係已從的康德文 化中的「被迫遵守」上升到「主動遵守」的內化程度。

二、英格蘭與蘇格蘭：形成大不列顛集體身分

1707 年，曾為爭取獨立而與英格蘭鏖戰數百年的蘇格蘭，為殖民巴拿馬失 敗導致的巨額債務所迫，同時商人又期盼能在英格蘭的廣大殖民地經商，因此 主動同意與英格蘭合併為大不列顛聯合王國（Whatley, 2001:57）。兩國的關係在

合併前夕屬於「因利遵守」的康德文化。

蘇格蘭經歷與英格蘭長達 200 年的國內秩序以後，獨立意識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尾聲出現起色（Marr, 2013:82），並在 2014 年走向獨立公投的道路，但終以 些微票數差距失敗（BBC News, 2014）。2016 年，聯合王國在公投決定脫離歐盟 後，多數民眾支持留歐的蘇格蘭，在民調中支持獨立的一方一度明顯取得優勢，

支持比例高達 59%（Sunday Post, 2016）。另外界意外的是，依據 2012 年一份由

《星期日電訊報》委託 ICM 所做民調指出，英格蘭人實際上也並不執意希望蘇 格蘭續留在聯合王國，在受訪的英格蘭民眾中有 43%支持蘇格蘭獨立，卻僅有 32%反對（The Sunday Telegraph, 2012）。惟若以「是否考慮以武力解決爭端」來 作為洛克文化與康德文化的分界，英、蘇彼此間的社會關係確實還停留在康德 文化（雙方始終沒有發生類似愛爾蘭獨立戰爭的暴力行動與武裝鎮壓），且已經 上升到「主動遵守」的康德文化；但雙方彼此合併為單一國家的意願已顯然不 比 310 年前兩國合併的當下。基此，顯見社會關係內化程度與是否願意保持國 內秩序並無絕對關聯。

三、卡斯提爾與亞拉岡：形成西班牙集體身分

1479 年，卡斯提爾與亞拉岡在收復失地運動後，自願結合為共主邦聯，日 後合併為西班牙（Ruiz, 2007:78）。兩國是在掃除伊比利亞半島穆斯林威脅後才 合併，當時西面的葡萄牙國力不及卡斯提爾，北方作為潛在威脅的法國尚深陷 英法百年戰爭泥淖，亦未成氣候，可見雙方的合併動機主要並非基於對抗共同 威脅；彼此基於王室聯姻的結合，反倒具備帶有基督教神聖性的規範性質，確 實有點溫特所言「合法性」的意味。因此，兩國在合併前夕所共處的無政府文 化較接近於「主動遵守」層級的康德文化。

今日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是 12 世紀至 15 世紀亞拉岡王國底下的構成部

分之一，加泰隆尼亞區旗與獨立運動所用旗幟，亦與當年的亞拉岡王國旗幟同 源。加泰隆尼亞地區於西班牙統一後，不斷在地方衝突中喪失自治權；19 世紀 下半葉，加泰隆尼亞發展為西班牙最重要的重工業區，加之語言與文化上的獨 特性，20 世紀以來數次取的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權（Mar–Molinero & Smith, 1996:194），但也幾度被馬德里當局剝奪自治，1938 至 1953 年甚有逾 4000 名加 泰隆尼亞人於佛朗哥執政期間遭到處決（Guibernau, 2004,30）；21 世紀以降，占 地 僅 西 班 牙 全 境 二 十 分 之 一 的 加 泰 隆 尼 亞 ， 經 濟 產 值 高 達 全 國 十 分 之 一

（Datosmacro.com, 2017），成為西班牙最富裕的地區。2010 年以後，加泰隆尼 亞民眾支持獨立比例逐漸上升，甚於 2014 年自行舉辦獨立公投並獲得壓倒性的 同 意 票 ， 惟 投 票 率 僅 41.6% ， 整 體 民 眾 對 獨 立 的 支 持 度 仍 具 爭 議 （ Field, 2015:117）。

加泰隆尼亞至今仍在和西班牙當局進行法律戰。雖然加泰隆尼亞民眾對獨 立問題的態度正反參半，但西班牙本土從根本上否定加泰隆尼亞的自決權且未 排除動武可能，過往也曾發生過打壓自治權的流血事件，雙方民眾彼此多有齟 齬，可見彼此關係已從 1479 年「主動遵守」層級的康德關係降至「因利遵守」

層級的霍布斯關係。

表 2-2 兩國進入國內秩序前後的無政府文化變遷：以波蘭立陶宛、大不列

即使是在霍布斯無政府文化的情境下被迫合併的國家，其與合併國的社會 關係也有可能發生轉變。1552 年被莫斯科大公國（俄羅斯前身）併吞的喀山汗 國，其繼承者即今日俄羅斯聯邦的加盟自治共和國──韃靼斯坦共和國。經過近 450 年的國內秩序，雖然作為穆斯林的喀山韃靼人依然保持著高度的自我身分，

但在 19 世紀以來俄羅斯多次的劇變中，卻鮮少展現出脫俄獨立的意願（即使是 蘇聯解體之際）。從 2014 年英國 BBC 記者在當地的訪問看來，喀山韃靼人滿足 於當前的自治與經濟發展，甚至與斯拉夫人發展出相當程度的共享情感與價 值，彼此沒有太多壓迫關係（BBC News, 2011），雙方關係接近於「主動遵守」

的康德文化。

其次，複數國家合併與否、單一國家分裂與否，均與彼此所處的無政府文 化與內化程度無必然關係，但其中確存一定規律，筆者於以下提出若干假定：

第一，不受權力逼迫而自願合併為單一國家的國際社會，必須先走入康德 文化，才可能發生合併；但合併可能發生在任何一種內化程度中。這一點已經 在前面的論述中說明過。

第二，在一套國內秩序當中，社會集體身分的發展程度越低，作為主權國 家構成部分的行為者脫離國家獨立而出的動機就可能越強。這一點可以從前一 點反證得知：特定國際社會關係必須進入到康德文化之中，才有可能自願共同 進入國內秩序；換言之，已經走入國內秩序的兩個構成者，如果彼此關係未能 達到康德文化的水準，處於較邊陲地位的一方自然不會甘願永遠受控於與此一 關係之中。

倘若特定國內秩序底下潛伏的無政府文化屬於亦敵亦友的洛克文化，就表 示處於邊陲地位的行為者不放棄以武力對付處在中心地位的行為者（即使其所 能運用的武力只有相對弱小的非正規武力），同時也意味著該行為者存在叛亂獨

立的可能。而處在霍布斯文化當中的邊陲行為者，更是隨時伺機叛亂，完全不 將中心行為者視為可能的合作對象。

欲理解筆者上述觀點，同樣可透過加爾通的論述來理解。國內秩序底下的 各構成部分，彼此關係大致可藉「中心──邊陲」觀念檢視：筆者以為，即使是 以對等名義合併的兩國，合併後仍然會存在政治重心偏倚以及資源分配不均所 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如：大不列顛的中心是倫敦而非愛丁堡、瑞典－挪威聯合 的中心是斯德哥爾摩而非奧斯陸、奧匈帝國的中心是維也納而非布達佩斯、捷 克斯洛伐克的中心是布拉格而非布拉迪斯拉發）。如果中心和邊陲之間在國內秩 序底下仍會存有類似於無政府文化的互為主體性社會關係，便能理解為何在特 定情勢下可以把國內秩序當中結構相對獨立的邊陲部分──利益排序與行為產出 均有別於中心者──暫時視為一具備國家特質之行為者來看待。

第三，社會集體身分的發展程度高，並不代表行為者就一定願意與他者共

第三，社會集體身分的發展程度高，並不代表行為者就一定願意與他者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