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關權力轉讓的戰略賽局

筆者認為，日俄戰爭中日方在歐俄地區採取的行動，與其視為煽動起芬蘭 人的反抗意識，不如描述成替互賴條件已然成熟的複數行為者牽起合作關係，

使得權力轉移的空間擴大，為日方既有的權力獲得更有戰略效益的配置區段。

日本對俄羅斯邊陲層級所進行最直接的權力挹注，當屬日俄戰爭期間於

1905 年發生的約翰‧葛拉夫頓號蒸氣船（SS John Grafton）事件。日方為資助希 力亞客士的芬蘭民族主義事業，購買了葛拉夫頓號蒸汽船與 1 萬 5500 把瑞士維 塔利步槍、250 萬發子彈、2500 把英軍用高即左輪手槍與多達 3 公噸的炸藥，

計劃運往芬蘭反俄阻織的大本營凱米（Kemi），途中卻因船隻超載而觸礁，為避 免武器落入俄國手中而選擇爆炸自沉（Futrell, 1963）。

日本此項決策，很顯然是基於自利而與其它行為者進行的合作。日、芬集 體行為的產生，就標誌著日、芬間一定程度集體身分與集體利益的存在。而日 本資助大量武器的目的，就是為強化芬蘭作為邊陲層級所持有的物質基礎。以 芬蘭在 1900 年代不滿 270 萬的人口（Statistics Finland, 2017）來說，日本的援助 已足以讓芬蘭總人口的 0.5%獲得良好武裝，構成沙俄在歐洲的一大困擾。對於 在戰爭中人力大量耗損且戰線膠著的日本而言，如果葛拉夫頓號的任務達成，

當然會為整體戰局帶來相當程度的助益。

然而，發起日俄戰爭的日本自身財力亦當吃緊，為何願意在歐洲耗費巨資 購入大量武器與蒸汽船以資助芬蘭獨立組織，實相當耐人尋味。筆者推論，芬 蘭遠離戰爭前線，且擁有可從事武裝的大量人口，並擁有配合日本作戰的意願，

卻缺乏武器裝備、不能對俄國發起有效的攻擊。因此，芬蘭雖然有潛在兵源，

卻不能對日俄戰爭的權力分佈結構造成影響，人口與地理位置優勢形同浪費。

倘若可以給予足量的武裝，芬蘭所持有的權力對日本而言就不會形同虛設。

筆者藉助數字進行假設：假定日本擁有的權力是 A 單位，芬蘭所擁有的權 力是 b 單位，但芬蘭至少需要擁有 b+a 單位的權力才能對俄國採取有效的攻擊。

在日本並未對芬蘭進行權力移轉的情形下，日、芬雙方能投入對俄作戰的權力，

只有日本所擁有的 A 單位；芬蘭所持有的 B 單位非但會浪費掉，甚至可能在日 後反為俄國所徵用，為日本帶來-b 單位的權力抵銷。最後，日方能發揮的權力 只剩下 A-b 單位。A、B、b 均大於 0，而 B 大於 A，A 大於 b。

在日本對芬蘭進行 a 單位的權力讓渡以後，日本擁有的權力下降到 A-b 單 位，芬蘭擁有的權力則達到了足以有效投入作戰的 b+a 單位，雙方可投入對俄 作戰的權力總量，因此上升到了(A-a)+(b+a)單位，亦即 A+b 單位，沒有權力被 浪費，芬蘭與日本所享有的權力加總可完整投入對抗俄國。藉此可瞭解日本援 助芬蘭武器的理性決策依據。僅就日、芬雙方在對沙俄戰事中的所持相對利益 差距，以賽局模型呈現如表 5-1。

表 5-1 日俄戰爭期間與日本援助芬蘭起義與否的賽局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系統過程機制在瓦解敵方權力的方法上，重點不在於製造集體身分的裂 痕，而在於建立起本國與敵國邊陲層級／敵陣營邊陲國家的集體身分，使彼我 所處系統比起彼與敵國中心層級／敵陣營中心國家更為緊密，藉以在互賴、互 信且相互協調的系統中進行權力轉移。

日本與芬蘭的合作雖然因為技術上的問題而功敗垂成，卻豎立起了借助身 分來改變戰略權力結構的典範：中心層級的錯誤作法，引發其與邊陲層級之間 集體身分的破裂，並扮演了邊陲層級與敵國之「共同他者」，創造了雙方互賴的 基礎。

在日俄戰爭結束後，日、俄為確保各自在滿州的利益，雙方關係轉入洛克 式的無政府文化，共同他者角色的轉弱，使日本與芬蘭之間失去了互賴基礎，

日本 A 芬蘭 b

不資助 資助

不起義／起義失敗 日：A-b，芬：0 日：(A-b)-a，芬：0 起義 發生機率低 日： A-b，芬：b+a

芬蘭的獨立運動暫時沉寂了下來，希力亞客士也被迫逃離芬蘭。但在日後的兩 次世界大戰中，德國都依循系統過程的機制，試圖與占領區或俄控區的民族建 立基於互賴的合作關係，如：德意志第二帝國對俄國 1917 年革命後烏克蘭國的 扶持（Yekelchyk, 2007），第三帝國與占領區下烏克蘭人（Gregorovich, 1995）以 及克里米亞韃靼人（Nekrich, 1979:26）的合作，甚至將傘兵投送到蘇軍戰線後 方的高加索地區，欲與高加索的穆斯林民族合作（Dunlop, 1998）。

循此邏輯，筆者認為 DAESH（或稱 IS、伊斯蘭國）對全球穆斯林進行號召 的做法，也涉及這種與外國邊陲層級建立合作關係的作法。對於絕大多數穆斯 林而言，DAESH 與其並不存有互賴關係，單憑極其有限的共享知識並不足以建 立雙方合作關係；雙方共享知識之所以有限，是因為 DAESH 的反人道行為對多 數穆斯林而言違反了《可蘭經》的要求，但 DAESH 成員自認一切作為均合乎《可 蘭經》，由此顯見雙方在共享知識上的貧弱。但在非穆斯林國家生活、在社經地 位上處於弱勢的穆斯林群體，便與 DAESH 存有互賴關係，因為雙方均對非穆斯 林國家存在較深的敵視。在雙方取得聯繫並建立合作關係後，DAESH 透過系統 過程機制第二階段的價值合流，使非穆斯林國家與之建立合作關係的穆斯林接

受 DAESH 的價值，此時雙方才出現共享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