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鄉茶事：梨山高山茶產業的原住民性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原鄉茶事：梨山高山茶產業的原住民性

A Tea Story in an Indigenous Village：

Tea Production and Indigeneity in Lishan

賴思妤 Szu-Yu Lai

指導教授：洪伯邑 博士 Advisor: Po-Yi Hung,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January, 2017

摘要

隨著另類食物生產和消費的發展，現金作物和原住民之間的關係存在著爭 議。過去的研究認為，外來的現金作物的種植，可能對部落的社會文化產生負面 影響。然而，在外來經濟作物引入的同時，是否也提供原住民發展的契機。

在本研究中，我以高山茶這項原本不屬於原住民的傳統作物為媒介，討論原 住民在高山茶產業的實踐，並分析其如何藉由產茶與賣茶的過程凸顯原住民性。

藉由政治生態學對原住民性的討論，打破當前社會對原住民浪漫化的想像，以貼 近接合在不同情境中動態的原住民性。

在方法論上，我以梨山新佳陽部落為主要的田野點，以半結構式訪談和參與 觀察法，考察原住民在高山茶產業的日常生活實踐，並追蹤茶葉從產地到市場的 生產過程，探究特定情境中原住民性的意涵。

高山農業脈絡下的原鄉茶產業發展，涉及來自平地茶農、茶商、製茶師和國 內外的投資者。在茶葉產銷面上，原住民嘗試以生產論述、包裝和服裝，在不同 場合中回應主流對原住民的想像，在跨尺度的空間中不斷地自我定位。

我論證原住民性並不是單純來自族群的差異，而是在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透 過茶葉這項經濟作物，形塑出族群的邊界外，跨尺度浮現的原住民性，存在著有 別於國家想像的落差。在社會文化面，深化身分認同的同時，個人階級的翻轉也 改變部落的社會關係。

原住民性的浮現看似深化了原漢之間的族群邊界，但在多重且複雜的關係 中，各自存在著偶發的變動與矛盾。為了補足接合理論，我借用跨地方裝配的概 念，說明雖然茶與原住民在不同尺度中，原住民性存在著模糊地帶，卻也因為異 質元素的結合，使跨界發展成為可能。最後，本研究藉由原住民性的討論，重新 檢視原漢二元對立的思維，以及對原住民政治正確的論述。

關鍵字：高山農業 梨山 原住民性 高山茶 接合 跨地方裝配

Abstract

Relationship between cash crop plantation and indigenous people is contested within recent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Many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when indigenous people planted foreign commodity crops, it caused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s on the tribe. However, some studies also show that the new cultivation of the foreign economic crops also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 this study, I used tea, which is seldom seen as par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traditional culture, to discuss the dynamics among tea, mountain agriculture, and an indigenous group called Atayal in Lishan, Taiwan. I aim to identify how the

indigenous people re-position themselves in the changing tea market and tea production by studying their multiple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tea farmers, tea merchants, tea makers, and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ors.

Drawing primarily up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s with the indigenous tea farmers,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ors, and consumers, this research enquires in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ature and indigeneity of tea industry.

Tea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Han Chinese, and a representative agricultural product in Taiwa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agriculture, the high mountain tea industry gradually replaced the fruit industry, and became one of the main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My analytic approach is based on political ecologist understanding of indigeneity with the concept of articulation. Through my analysis, the indigenous people have been in struggles over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rket, the state, rec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heir own cultural identity. Therefore, the changing meanings of indigeneity have been embodied and articulated through the dynamic processes of tea industry.

I argue that indigeneity is not simply a matter of ethnicity, but rather a process of the market economy. In addition, indigeneity that emerged across different scal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the articulation of indigeneity also deepen the identity, while changing the clas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tribal.

By viewing tea on the economic crop, the boundaries of ethnic groups are formed by the market. The emergence of indigeneity seems to reinforce the ethnic boundaries between the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 Han people. Nevertheless, the emergence of indigeneity has been in fact simultaneously existed with contradictories. It shows a process of translocal assemblage, and illustrates the limitations of articulation.

Although the ambiguities of indigeneity exist between tea and Indigenous peoples at different scales, cross-border working and the combination of heterogeneous elements make it possible to develop tea industry.

For those indigenous people who practice mountain agriculture for their livelihoods in my study, the process of value cre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paradoxically, has also strengthene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recognition of land in the tea marketing.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indigeneity,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indigenous people and Han people,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 of an essentialized indigenous culture should be re-examined.

Keywords: mountain agriculture, Lishan, indigeniety, high mountain tea, articulation, translocal assemblage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發問 ... 1

第二節 文獻與理論對話 ... 3

一、台灣高山農業與原住民相關研究 ... 4

二、原住民性 ... 8

三、原住民性與政治生態學的互補 ... 11

四、原住民性作為分析的概念 ... 16

第二章 研究設計 ... 21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區選定 ... 2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 28

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 30

第三章 茶葉到原鄉 ... 32

第一節 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 ... 32

第二節 茶葉上高山... 38

第三節 動態混雜：有別於國家理解的高山農業... 44

第四章 製造「自然」：原住民在高山茶產業的實踐 ... 45

第一節 原漢合作的茶產業：土地、技術與資本... 46

第二節 何謂「原味」：原住民在茶園管理的實踐 ... 56

第三節 跨界嘗試的滋味 ... 62

第五章 原住民性的浮現：原住民性對外展演與認同的凝聚 ... 64

第一節 全球化下台灣茶產業的挑戰 ... 65

第二節 再現的原住民性：茶葉通路的契機 ... 71

第三節 「原」來不簡單：對外與對內的矛盾 ... 83

第六章 結論 ... 84

引用文獻 ... 89

圖目錄

圖 1 梨山、新佳陽、霧社、廬山位置圖...

2122

圖 2&圖 3 產品包裝分別獲得 2014 年德國 IF 包裝設計大獎，以及 2015 年 OTOP 設計獎... 70 圖 4 台北食品展上茶葉包裝呈現出自然，與產地連結的意象... 70 圖 5 在原住民觀光元年成果展會場中，原住民茶農與外國觀光客的茶席互動. 73 圖 6 2015 台北食品展原住民高山茶攤位的展示... 77 圖 7 市長在梨山茶產地認證記者會與梨山茶農、泰雅族人合影... 81

表目錄

表 1 受訪者列表 ... 26 表 2 梨山茶區採茶、製茶成本比較 ... 5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發問

在台灣，我們對原住民的印象，不外乎是小米、或是豐年祭等刻板印象，然 而，茶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則較少被拿來討論。茶在台灣作為一種漢文化的象 徵，那麼原住民如何從種茶、賣茶的過程中，重新定位自己身為台灣原住民的身 分？

自 1980 年代以來，台灣茶產業面臨的失去外銷市場的危機，同時，原本外 銷茶葉的北部茶園，隨著都市化後農業用地的縮減，生產成本的增加，北部茶區 逐漸沒落，相對的，茶葉的生產轉往生產成本較低的中南部山區發展。在政策上，

為了延續台灣茶產業的發展，省政府提倡台灣茶內銷，鼓勵國人喝茶，以支持台 灣茶產業。因此，在台灣茶在產地和銷售政策的轉移下，市場上出現了一股提升 台灣茶產業的認同，與高山茶海拔愈高愈好的論述（李欣潔等，2014；余寶婷，

1997；陳宇翔，2007）。

這股高山茶熱在茶商的炒作下，也擴及到梨山地區。自中橫公路開通後，梨 山地區在高山農業的政策下，經營高冷蔬菜，以及溫帶果樹產業，近二十年來開 始發展茶產業。由於高山茶的品質好、經濟價值高等因素，受到國內、外茶商的 青睞，也吸引不少平地人到山上投資種茶，梨山因而成為全台灣海拔最高的新興 茶區。

此外，在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下，原先在山上經營果樹的原住民，在面臨生 計調適的狀況下，也開始轉作經濟價值較高的茶樹，為了延續祖先留下的土地，

他們試著以自身的力量經營茶園。然而，當平地人大量的投資茶產業，大規模的 新闢茶園，將土地作為獲利的工具時，對原先住在中橫公路周圍的原住民族而 言，這些土地是他們的「傳統領域」。

在高山茶的銷售上，原住民會將「傳統」的意象添加在茶葉行銷手法中，相 對於漢人所生產的茶，甚至成為對外展演認同與本土的一種方式。舉例而言，在 茶葉的行銷上，南投縣仁愛鄉農會產銷班的茶道課程上，鼓勵原住民在茶道藝術 中加入原住民的元素，增添茶道的多元性，藉此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前來買茶¹。 另外，有原住民茶農將茶葉罐印上傳統圖騰包裝，或是貓頭鷹、台灣黑熊、水鹿 等圖案²，擷取曾出現在傳統領域的動物，作為原住民茶產業的識別，其代表了

「本土」、「自然」和「傳統」的意涵，有別於漢文化茶葉包裝常見的鳥語花香、

山水畫的形式。除了原住民茶農以文化包裝的形式，強調「原住民」所生產的茶 葉外，地方政府在行銷茶葉作為特色產業時，也將原住民和茶產業兩種不同的元 素結合一起，宣傳「原鄉茶葉」的賣點。

在以漢民族組成的主流社會的觀點中，「原鄉」茶葉變成的行銷地方特色的 號召，認為「原鄉」就該呈現出代表「原住民」的元素，對「原鄉」存有浪漫化 的想像。這樣的想像在台灣強調本土主義時，我們不小心會對「原住民」和「原 鄉」產生過度簡化的理解，忽略其真實的複雜性。過去對原住民存有相對傳統、

落後或是破壞水土的印象，直到近年在環境保護意識的抬頭，以及食安議題的延 燒，主流社會對原住民的觀點翻轉為水土保護者，或是具有傳統生態智慧的實踐 者，上述相關的說法對原住民存有既定的想像。如此將原住民與自然二元化的思 維，將有可能讓原住民在變動的社會中，固守「傳統」的一方因而喪失主體性（陳 毅鋒，2009）。

假若沒有進一步的檢視原住民與茶產業之間的關係，類似原漢之間的偏見，

以及對「原住民」存有浪漫化的想像，可能會讓原住民再度地陷入困境中。因此，

1 南投新聞 高山茶道融入原鄉文化（來源：鑫傳視訊，2016.0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glpQlfoa58）

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要進一步探究的是原住民在什麼樣的脈絡下浮現，以及其 再現傳統的意圖為何？過去的原住民研究中，多以特定的空間和族群為研究對 象，多討論部落內部社會文化的多樣性，而較少論及其他影響原住民社會變遷的 結構性因子。相較於平地人，高山地區的原住民在生產高山茶的過程中多面臨銷 售的困境，以及土地利用和缺乏資本的掙扎，我認為他們並不只是被鑲嵌在資本 市場邊緣中的特定族群，而是要檢視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影響原住民所面臨的 困境和影響因子。

本研究以梨山新佳陽部落的茶產業發展為例，指出原住民在茶產業日常生活 實踐體現的複雜性。在高山農業發展的過程中，市場力量的進入對原住民的生 計、文化認同產生轉變如何藉由茶這項外來作物的引入，改變了地景和人地之間 的關係，更確切的說，本研究主要處理的核心議題為原住民如何藉由種茶、產茶 的過程，進一步的重新自我定位，以及討論他們又如何被看待，並藉此打破對原 住民既有的想像。

研究發問：

1. 台灣茶從低海拔傳到高海拔原鄉部落的歷程為何？

2. 原住民如何看待高山茶作為新型的經濟作物，並回應新作物帶來生活方式 的轉變？

3. 原住民如何透過與外界的協商、調適的過程中，將外界對於原住民的想法，

以及自身作為原住民的理解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第二節 文獻與理論對話

本研究為了了解在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下，原住民如何藉由高山茶產業的實

回應主流社會的需求。首先，我將針對高山原住民在農業方面的實踐，理解為何 原住民在農業經濟方面的侷限性。接著，以原住民性的概念理解原住民在不同時 空、關係中的變動性。最後，我將結合前述兩者討論的侷限性，試著以政治生態 學的取徑討論原住民性的可能。

一、台灣高山農業與原住民相關研究

從既有原住民和農業的研究，以及原住民在生計變遷的調適過程的相關研究

中，可以從高山農業的脈絡分析山地與平地之間互動性，以理解原住民的生活為 一個動態的過程，一方面回應外部政治社會的運作，同時內部社會也嘗試進行與 外界進行調適與妥協。在既有的原住民研究討論經濟社會的變遷時，反映在部落 社會變遷、地方文化經濟的建構，以及自然保育與環境治理等面向。（王俊豪，

2013；官大偉，2014；曾寶慧，2015；黃應貴，1975；1981；陳茂泰，1973；陳 憲明，1984；梁炳琨，2005；紀駿傑 1998；陳毅鋒，2009 ）

以巨觀的政治經濟脈絡檢視原住民的社會經濟變遷，可以看得出原住民的對 政治經濟依賴所產生的困境。黃伯松（2007）以退輔會主導中橫公路的開發歷史 為背景，梳理日治時期到戰後梨山地區不同族群在高山農業發展的圖像。其中，

梨山原住民在政權的轉移下，成為被支配的群體。此外，廖文生（1984）從長時 間的尺度探討台灣山地社會經濟變遷的過程，並將山地社會的變遷置入台灣在全 球的經濟脈絡，以檢視山地經濟變遷的動力來源、過程以及影響。廖認為平地土 地改革成功，形成了平地農人上山開墾的推力，衍生出土地商品化的現象，其中，

由於山地經濟在山地道路開通之後，便納入台灣經濟發展，形成原住民對平地市 場的依賴。然而，原住民在接受資本主義的之後，卻沒有因此而順利地得到發展

帶來的好處，其反而因為金錢觀與平地人不同，以及勞力不足的影響，迫於取得 資本的情況下，將土地出租給平地人（廖文生，1984；顏愛靜、楊國柱，2004）。

上述研究個別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切入，點出了原住民在國家力量下，並沒有 特別的對外彰顯，而是順服於國家在山地政策的規劃中。以巨觀的角度檢視原住 民在政治經濟結構中的困境，但對於原住民在日常生活實踐上，如何回應外部力 量所帶來的衝擊則較少討論。外來的政策經濟制度實際上部落的社會經濟影響，

在部落中處於一個不斷變動、調適的狀態，因此有學者嘗試以微觀的角度探討原 住民部落社會的動態變遷。

黃應貴認為為了解原住民生計、文化與市場調適的過程，必須將原住民經濟

與社會放在大尺度的台灣社會經濟發展下重新定位的觀點（黃應貴，1975；

1981）。戰後，隨著山區道路交通和資訊日益發達，市場經濟的介入，使得原住 民族的生計、文化與社會面臨劇烈的變化，為了能夠維持生活運作，原住民藉由 不斷地回應外界社會的需求，以進行社會文化的調適。例如：商品作物的引進，

使得部落的生產型態產生新的轉變。人類學者黃應貴以東埔社的布農族為例，從 經濟作物轉變到生活方式與社會秩序的轉變。黃以新物種的引進解釋布農人如何 看待新作物方式，例如透過家庭生產單位、教會的體系、部落傳統儀式性的常規，

或是原漢經濟合作關係的角度詮釋新的物種（黃應貴，2004；2005）。

此外，隨著資通訊日益發達，在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下原住民的社會文化，已 經產生巨大的改變。例如：個人能動性的提升，打破了既有的生活框架，弱化了 原有的部落社會，進而產生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衝突；亦或是過去的社會關係在資 本主義的邏輯下轉變成階級的關係（黃應貴，2012）。人類學者陳茂泰探討泰雅 族如何由原來山田燒墾方式，轉變為到果園的經營。他認為關鍵在於 gaga 這套

泰雅人的共祭精神是否在轉作的過程中充分的發揮，換句話說，當外部的經濟作 物傳入時，部落內部傳統的社會組的運作，具有調節部落生產活動的作用（陳茂 泰，1973）。調適的過程除了反映在社會組織的變動外，陳怡萱（2014）進一步 地從空間與性別的角度，探討比雅楠部落生活方式從小米轉作到以高麗菜的發展 過程中，發現部落空間的變化和性別關係在勞力分工的轉變。那麼，在梨山原住 民部落茶產業的生產，部落內部的社會又會調適呢?

上述 4 篇以部落的社群為生活、經濟生產為單位，體現了原住民在資本主義 的運作下，如何運用其社會文化的機制，回應外在環境對部落社會的刺激，並進 一步反映了原住民如何思考新作物的意義。相較於從巨觀的角度檢視原住民如何 在通往現代化的過程中成為靜態的弱勢族群，部落社會藉由市場機制的運作，展 現了原住民在生計調適上的彈性，同時也展現了原住民社會的多元面貌。

梨山地區為一個高度市場化的邊緣地帶，其人口組成和土地利用情形極為破 碎且複雜情況下，部落產業的維繫如何藉由部落社群的運作並回應市場經濟，便 是一大挑戰。因此，本研究嘗試兼具巨觀與微觀的視角，討論原住民在高山農業 的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在前述的研究中，除了有部落內部社會對外調適之 外，其如何與非原住民的資本家競逐？其實際的行動和策略為何？又反映在哪些 生活環節，並使其能夠延續在農業市場和土地利用上保有最後的籌碼？

若從產業發展面進行理解，地理學者陳憲明根據在梨山和霧社的實地調查，

認為隨著高山農業發展有成，不少平地果農到山上向原住民租賃土地，同時平地 果農也與原住民進行果樹種植技術的交流，使得高山地區的果園經營的生產網絡 更為緊密（陳憲明，1984）。在不斷的回應市場、國家的制度的過程中，原住民 藉由與漢人在果樹產業的合作，並引進農業知識與技術、產銷組織制度以增進其

在果樹產業的競爭力，此一競爭的結果也反映高山農業的土地利用層面，牽涉了 更複雜的環境問題。曾寶慧（2015）進一步以地景理論作為觀看的視角，釐清主 流論述對環境保護的觀點下，泰雅果農如何以日常生活實踐生產溫帶果樹地景，

以抵抗主流社會對高山環境保護論述。換句話說，原住民隱形的抵抗，在不同的 政治經濟位置中，各有其變動的樣貌。

除了在產業面上的發展時而受到政治經濟結構的限制外，也存在著突破的機

會，例如：在農業經營面上，過去原住民的民族性、勞力、技術、缺乏市場知識 等刻板印象，被解讀為原住民的經濟表現落後的原因。楊蕙禎（2007）就東埔與 草坪頭兩個分別為原住民與漢人經營的茶區進行調查。儘管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 經濟表現與社會網絡關係上存在著差異，楊強調網絡的連結與突破可以解釋原住 民茶農在茶業經營成功的原因（楊蕙禎，2007）。另外，在以部落為單位的農業 發展中，劉佩琪（2009）討論原住民的農業土地利用與部落之間的關聯，為了解 決國家政策所導致原住民經濟發展邊緣化的問題，劉認為藉由部落內部跨尺度的 群體與外界互動，並在以信任為前提的合作關係下，引入外來制度和部落自主性 運作，才有機會提升部落農業的發展。

由此看來，為了達到產業發展的目的，原住民在維繫生計的策略上，必須跨 出既有的社會範疇尋求新的資源，才有機會在保有原住民的身分下延續產業。不 過，在尋求機會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諸如原漢衝突，跨部門溝通不良等阻礙。此 外，不同的部落有其獨特的社會脈絡，因此上述對於產業合作與競爭的機制並不 能一體適用。

根據上述對於原住民生計變遷的研究中，不論從巨觀或是微觀的角度檢視在 變動中的原住民社會，其各自展現了原住民在面臨國家、市場力量下的變動性和 地方社會的多元性。部落產業的發展之所以可以延續，部分原因為內部社會與外

部社會調適的結果外，原住民如何突破自身在產業發展的限制與他者周旋，以及 外人如何看待原住民在農業生產的觀點，在過去言的研究中較少理解。在此，從 原住民生產高山茶的案例中，原住民和高山茶在社會的脈絡也是值得討論的焦 點，例如：消費者或是國家如何看待作為台灣精緻農產品的「高山茶」與代表國 家本土意象的「原住民」的觀點。

我認為從高山農業的脈絡中，原住民的生計調適不僅是政治經濟作用的結 果，此一調適的過程並非停留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而是要進一步的探究在不同 時期和空間中，影響原住民在社會變遷中的作用力，以及其如何回應的動態過 程，才能夠更貼近真實。因此，我藉由在地理學和人類學在原住民研究中對原住 民性的討論，並提出進一步的說明。

二、原住民性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2003 年定義的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指的是住在特

定範圍的少數族群，這些人通常是該領域的第一族群，並過著他們原初的生活，

其社會、文化和經濟形式有別於國家社會，在殖民時期或是抗爭事件中為弱勢的 少數³。對國家而言，這群在生活習慣、傳統習俗、語言和社會制度不同的人群，

不論在文化或是生存的空間，有別於主體社會，被視為特殊的存在（Radcliff, 2015；Yeh and Bryan, 2015）。

正如同 Bryan（2009）認為以地圖的繪製作為領土的宣稱，是一個將地圖的

生產作為空間、知識與權力的過程。在殖民時期，原住民被排除在國家之外，被

3 轉引自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5th Edition 中對 Aboriginality（Indigeneity）的解釋。在 澳洲或是加拿大地區多用 aboriginal people/aboriginality；在其他地區則用 indigenous

視為先驗於西方社會或是現代的存在，在地圖上，原住民好比是再現地方與認同 的本質化結果。Bryan 認為由地圖再現的原住民性，描述的是一組關係，因此要 進一步的檢核原住民性的生產關係，而不是將其視為一個客觀的事實。

在近幾年的討論中，原住民性（indigeneity）逐漸取代了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作為一個分析的觀點。原住民性指涉的是原住民的集體，對原住民性的 理解已經從特殊性到普遍性，族群將不再是作為特定的分析單位，原住民性的意 義不只是停留在特定的地方，或指涉特定的人群，而是包容更多爭議所來的影 響，例如：殖民時期原住民的邊緣化、或是土地爭議等（Li，2010；Merlan,2009）。

Radcliffe 進一步地提出原住民性是社會、文化、經濟、政治體制和經驗，指

的是一個多重尺度、多重行動者，以及在特殊的地方脈絡下，在特定的時間與地 點構築起來的概念（Radcliffe, 2015）。同時，「原住民性是生活、實踐和關係 的，原住民並不是等待被分析的客體。」（ Hunt, 2014 ），換句話說，「原住 民性可以被定義為原住民和地方的社會-空間的過程和實踐」（Radcliffe, 2015）。

在此，原住民性在關係中為多重的、具有時空動態的性質。

原住民性是來自於受到歐洲高度殖民的國家所衍生的概念，例如：美洲、澳

洲、紐西蘭等；然而，同樣的概念在亞洲則不盡相同（Baird，2015）。在歐洲 的殖民脈絡下，原住民被視為第一族群，是一個先驗的存在；然而在亞洲由於在 膚色或是種族上很難直接分辨誰是原住民，因此，原住民在亞洲國家⁴的脈絡具 有爭議性（Baird，2016）。而在台灣，我們對於「原住民」的理解在 1980 年代 之後才有較清晰的圖像。歷經日本殖民以及戰後新政權的政治經濟作用影響，相 較於以漢族為主的社會組成，身為少數族群的原住民在自我認同上持續的受到壓

4 根據 Baird（2016）的研究，在此指的亞洲國家為柬埔寨、緬甸、尼泊爾、泰國、中國、寮國、

迫（謝世忠，1987）。

對原住民而言，這股相對被剝奪、歧視的共同經驗，在往後以「原住民」為 統稱的正名運動中，成為對外政治策略的號召，因此，原住民「擺盪在母體部落 社會以及『多元一體』的原住民認同之辨證發展間，……，原住民各族群可以因 應不同情勢與議題，進行靈活的個別性行動或合縱連橫運作。」（紀駿傑，2005）。

此一呼應了上述 Radcliffe 對動態原住民性的見解。

接續上述對原住民性為動態過程的探討，台灣的原住民研究中也有類似的觀

點與批判。紀駿傑（2005）針對過去社會面和學術界對原住民的理解，他認為「當 原住民社會持續被漢人學者以『傳統』的形象與內涵描述、分析時，不但更加深 了持續演變、發展的漢人社會與『保持傳統』的原住民社會之鴻溝，更強化了漢 人學界與社會相對於原住民社會的知識/權力的對等關係。」。另一方面，在既 有的原住民研究中，原住民部落被化約成一個界線分明的區域，不論在生態農作 或是社會經濟的變遷中原住民被視為「他者」，等待被「發現」（王俊豪，2013）。

然而，原住民並非為靜態的名詞，在真實生活中，原住民所面臨的處境遠比想像 中更為複雜。

以地處中央山脈內的梨山地區為例，自日治時期到戰後的政權洗禮，以及在 高山農業的政策下，梨山地區原本為原住民的傳統領域，在與市場經濟接軌的過 程中，逐漸轉變為台灣高山農業的基地。當地的族群也隨了政治經濟的發展逐漸 形成原住民、外省人和漢族（包含客家人）混雜的情形，而各族群也因為對於家、

資本和環境的意識形態不同，因而衍伸了土地利用的衝突。而在梨山的新佳陽部 落在高山農業轉作的過程中，外來的投資客和市場制度雖然使部落的發展呈現衰 退的樣態，但也成為了部落青年企圖翻轉部落的契機。假若持續地將原住民視為 一個相對固著的群體，將會看不清其在回應主流社會過程中的動態樣貌。

綜上所述，原住民性是多重經驗的結合，在時間上跨越歷史，在空間與身分

的認同上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Radcliff, 2015）。原住民性的變動就如同 Shaw 和 Herman 等人（2006）的觀點，「所謂的『傳統』並非一陳不變，而是透過現 代性的影響，已經與之妥協、抵抗，以及選擇性的挪用」，也因為如此，原住民 性的再現策略也隱含著政治性。

三、原住民性與政治生態學的互補

原住民性是一特殊歷史的不平等和掙扎的形式，同時也是一種循環的過程，

而非固定不變的定義。在 Yeh 和 Bryan（2015）將原住民性的概念帶到政治生 態學的討論中，其認為原住民性的循環過程與政治生態學主要的三個理論的面向 不謀而合，分別為：1.文化生態論討論自然環境與文化認同的連結 2.生態人類學 家專注在文化政治性的適應和回應環境變遷 3.馬克思主義啟發小農經濟的農業 研究。然而，這些討論方式存在著將原住民本質化或是浪漫化的風險，最終可能 會形成一個認同的分類（Yeh and Bryan, 2015:531）。因此政治生態學在原住民 性概念的解讀上，採取一個較為批判式的觀點，挑戰先前將原住民性作為本質性 的宣稱，並進一步與原住民在族群認同、土地利用和環境治理上所面臨的困境進 行討論。以下為原住民性在政治生態學的解讀與台灣原住民研究的觀點對話。

1.原住民性作為政治認同

從 Robbins（2012）所歸納出的環境主體和認同論的觀點可以說明原住民和 土地所有權以及環境之間的關係。當環境行動或是相關的法規制度改變的同時，

牽連到以該環境維生人們的基本生計時，人們會連結不同團體，跨越階級、民族 和性別形成一股自我認同（Robbins, 2012）。原住民在環境行動不只反映對資源 使用的衝突，也反映了抵抗北方國家的資本主義，或是對爭取主權的訴求。換句

話說，原住民性的內部張力存在於單一或是全球的情境中，使得其浮現於多變且 不確定的場合，相較於其他群體，原住民性是一種集體性的象徵，並藉由宣稱連 結到他們的掙扎（Castree，2004）。然而，這有可能導致對原住民本質化，或是 浪漫化對原住民的想像。

2.原住民的再現與論述：將原住民單一化的風險

打破將原住民性做為一個固著的地方認同和本質化的理解，以及了解如何利

用這份認同以連結國家治理和政治經濟的策略位置，有助於釐清原住民再現策略 背後的衝突、複雜性、變動性和原住民社會的異質性（Li, 2000；Yeh and Bryan, 2015）。相關的討論反映在將原住民性視為自然與社會二元分化的觀點，以及原 住民集體的土地議題上。

基於主流社會對原住民的想像，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不假思索地套用在原住

民身上時，將社會與自然的二元劃分的思維，讓原住民族面臨再度邊緣化的風險

（官大偉，2014；陳毅鋒 2009）。此外，對原住民的想像也牽涉到認同政治和 分配的問題，若將環境從自然中抽離，並將之簡化成「女性」、「土著」、「社 區」和「在地」的理解，如此浪漫化的想像會再次形成農業與環境之間的斷裂

（Agrawal and Sivaramakrishan, 2000）。

原住民土地權和保護之間的關係，以及財產化和集合的土地所有權（land

titling）等共同性的複雜問題，間接地影響原住民對土地利用的想法（Tsing，

1999）。Tania Li（2010）討論原住民性、資本和剝奪之間的關係，她將研究聚 焦在亞洲集體的、不可分割的保留地與原住民性問題，尤其是新政權以及不同時 期的殖民者在土地、資源的配上，產生不公平的支配性和排除性。Li 批評新政 府將集體土地持有機構化，將原住民簡化與自然化，此現象表現在將「部落」和

「原住民」之間當作一個模糊的集體，而忽略了鄉村人們土地被剝奪的過程，其 也暗指了此一結果為國家治理不完全下，衍生出違法事件和衝突的印證。當大部 分的人將原住民當作是永恆的、一群附屬在特定地區的群體，並將其作為他們的 文化象徵的同時，Li 更深入的探討原住民和其在土地上生活實踐更深的意涵，

並進一步討論原住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在國家、市場試圖確立並掌控的情況下，

忽略了其「自然的」集體的土地所有權（Li, 2010）。因此，我們有必要進一步 的檢視原住民族在環境資源取得過程中的政治性。

3.原住民性與環境

政治生態學家認為位於資源邊緣的少數民族的掙扎與廣泛的社會和生態變

遷相關，例如面臨土地發展的邊緣性、環境資源的減少，以及氣候變遷的影響可 能威脅其生命，同時也顯示了其在高風險環境中的脆弱性（Coombs et al.

, 2012；Hunt, 2014；Altamirano-Jiménez, 2013:74）。在資源管理方面，

Altamirano-Jiménez （2013）認為原住民在自由主義市場中，被建構成在氣候變 遷議題下環境保護守護者的角色，並接合（articulate）了原住民性為環境保護的 意象，然而，在環境保護、倡導綠色經濟的發展計劃中，實際上，原住民的生活 環境持續的受到剝削。

此外，當資源的邊緣被非營利組織納入環境保護的重點，藉以抵抗全球資本 的力量時，原住民也會透過全球化的行動，藉由市場的管道喚起消費者的同理 心，以增強其在資源邊緣掙扎影響力（Hunt, 2014）。在此，在面臨共同的威脅 下，跨尺度的原住民性轉為一種動態的形式。

然而，我們必須再次檢視對原住民存有既定的想像，例如：原住民比較自然，

原住民的土地利用方式較落後、較不永續，或是應由國家取代原住民作為資源管

理者的位等意象，並藉由多重尺度的分析，進一步的打破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

（Coombs et al., 2012；Neumann, 2009）。

將研究經驗轉到台灣，同樣地從原住民的敘事出發，可以發現國家的環境治 理計畫和原住民認知存在著落差。官大偉（2006）以河川作為泰雅族的生計出發 點，討論國家以一種凝視的角度檢視地景，而隨著時代不同，被建構的地景再度 被政府或是原住民拿來挪用，以塑造出一種原初的景觀。官提出另一套泰雅族與 河流的故事，有別於過去人們認為原住民與山林比較親近的看法，其將焦點放在 各種看似科學、現代化的資源管理的論述中，部落的居民的回應（借用、妥協、

抵抗、恢復）反映出現代性和原住民性之間存在著變動妥協的可能，亦即，原住 民性和現代性並不完全是兩個極端，原住民性在某方面可以跳脫在空間上和時間 上的限制而延續（官大偉，2006:18）。

從上述關於國家在環境資源治理過程和族群關係的文獻中可以歸納出，欲了 解原住民性變動的過程，必須從原住民的文化脈絡出發，以釐清在國家、市場和 土地利用形式之間的關係。有別於殖民時期對原住民的僵化的想像，原住民性的 概念在人類學家和地理學家的討論下，轉變為關係性的理解，也就是說，原住民 性是在相對高層權力的施為下產生的抵抗，或者是在特定時空下所發生的歷史事 件所產生的自我連結（Li, 2000 ; Radcliffe, 2015）。

因此，原住民最初並不會將其歸類成「原住民」，而是在不同的時空脈絡中、

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突顯其作為一個「原住民」，當他們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原 住民，並對外進行身分與文化上的宣稱時，身分認同的背後還有許多複雜的問題 有待解決。

4.再思考政治生態學與原住民性

在農業研究中，政治生態學家，批判文化生態學者將農人與原住民的論述混 淆，甚至將原住民排除在現代之外的分析，將讓原住民再度陷入文化差異、身分 認同的不公平待遇（Yeh and Bryan, 2015）。這也挑戰了過去對於原住民性是一 個固著、先驗存在的概念，然而在實際的生活中，原住民性是隨著不同的時空背 景而變動的。

有趣的是，原住民地理學和政治生態學也有相同的關懷，特別是在自然環境 的管理、土地的集體所有權，以及政治上的身分認同（Yeh and Bryan, 2015）。

其中，在後殖民的脈絡下，原住民性概念的開展，提供了原住民地理學不一樣的 視野。在我的研究中，日治時期對於台灣山林和原住民的治理，一直到戰後經濟 轉型、尊重多元文化，以及原住民意識的抬頭，背後隱藏了不同時期原住民性的 觀點是值得分析的面向。

然而在分析時，需留意動態原住民性浮現背後的權力運作。早期的政治生態 學過於重視外部性的結構力量，而忽略了對地方社會生態與生活的解釋；另一方 面，政治生態學則認為地理學和人類學的對原住民性的探討，較少注意到高壓的 資本力量、結構性力量，以及主體性力量的形塑（Neumann, 2009；Yeh and Bryan, 2015）。而為了同時兼顧地方生活的面貌，以及詮釋結構性因子和主體性力量形 塑的動態過程，在下個段落，我將會討論原住民性如何做為一個分析性概念，進 行上述的補充。

四、原住民性作為分析的概念

Radcliffe 認為原住民性可作為解讀關係的方式，以分析嵌合在不同層次的權

力差異，如何產生差異性和主觀的身體政治。在此，「原住民性可作為分析後殖 民和殖民研究的切入點，藉由關係性的解讀原住民性，了解其不斷生產、變動

（always-in-production-and-spacing dynamic of power and difference），以及在權 力差異中的過度性」，為主流敘述提供不一樣的觀點（Radcliffe, 2015）。在既 有的研究中，大抵以接合（articulation）和裝配（assemblage）等概念來理解動 態的原住民性，以分析其運作的背後所反映的意涵（Baird, 2015；Li, 2000；

Radcliffe, 2015）。

在文化研究的領域中，Stuart Hall 延伸了 Althusser 提出社會形構有其主體 性，反對經濟化約論的觀點，為接合理論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視野（Hall，1996）。

接合有表達（expression）和連結（connection）的雙重意義，藉由表達、口述、

再現的方式將其想法清楚地傳遞；連結指的是在特定的狀態下，將兩種不同的元 素偶然地結合在一起，但是連結的本質不會一直存在，可能會有新的事件發生，

而產生再結合（rearticulation）的情況（Barker, 2003:59）。

在西方的脈絡中，接合是能夠清楚表達，再現其想法，相反地，與文明相悖 的原住民在過去被排除在外（Li, 2000）。然而，從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出 發，物質的生產方式，組成特定的社會關係及文化面向，在生產模式間產生的接 合效果可做為分析的線索（Barker, 2003）。其中，原住民的社會文化與資本主 義產生對話時，討論接合的情境，在原住民的生產經濟模式、土地和環境面，有 著特殊的意涵。

著名的人類學家 Li（2000）以 Stuart Hall（1996） 提出接合的概念，進一 步的說明印尼原住民性在環境事件中如何被提起和重視。從印尼的案例中，Li 認為部落或是原住民群體的自我認同並不是自然的或是無可避免的，也不是被簡 單發明、調整、壓迫的。相反的，其處在一個歷史性的實踐、地景、意義積累的 動態位置（positioning），其為一個牽動外部與內部的動態過程，當原住民被捲 入爭議性的事件與掙扎過程中，原住民性將會以特定的形式浮現。

Li 進一步地提出了 tribal slot 的概念，說明在特定情境下，社會情境會製造 出某種有利於原住民的空缺，為了得到益處原住民會自動地填補空缺，以達成目 的。因此，在動態的情境中，Li 主張接合是變動的，不是固著的，也不是預先 給定的。換句話說，原住民性並不是預先存在的實體，原住民的政治認同需要連 接到特定的時空脈絡進行討論，將國家治理政策放回原住民的歷史脈絡再檢視，

才有機會了解原住民在土地和資源的使用和認同背後的複雜性（Li, 2000）。

Li 所提出的 tribal slot 的概念提供原住民一個彈性回應市場、國家的方式，

帶來一個更為開放、動態的觀點，在某整程度上，呼應了原住民嘗試挪用自身的 文化符碼和自然、生態、本土的農業的接合。接合雖然可以解釋異質元素在不同 情境中產生的關聯，以打破結構化的限制，然而，在文化研究中，不同要素間的 接合層次經常是複雜糾結的，無法明確分析（陳光興，1992）。

而在梨山茶產業的發展歷程中，並非所有的原住民皆依循「傳統」過生活，

反而是根據原有生活經驗不斷的嘗試，打破既有的生產方式，與外界連結。其扮 演的角色在地方、市場和國家不同的情境中，原住民性不斷處於變動之中。以茶 產業為例，當市場經濟轉向對自然、無毒、生態茶飲的需求時，某種程度上也提 供了原住民茶農依循的方向，然而原住民實際上如何與市場接合的過程卻難以清

楚的解釋。接著我輔以 McFarlane（2009）的跨地方裝配概念（translocal assemblage），說明接合理論的侷限性。

組配的概念是由 Deleuze 和 Guattari 提出，指的是異質元素的組裝，裝配的 過程並非是先驗的，而是強調在不斷變動的關係中的連結性（Wise, 2005）。

Featherstone 以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區奴隸反殖民事件為例，從關係性的角度，提 供了裝配理論與接合所形構空間的見解。當裝配被視為一組關係時，深入探究特 殊的連結，以及政治性的活動，對接合和裝配帶來更多的啟發（Featherstone, 2011）。在另一方面，Moore（2005）在分析辛巴威的殖民地景時，進一步延伸 了 Stuart Hall 接合的概念。Moore 認為裝配雜揉了人與非人的元素，但是缺乏對 權力和結構的解釋，在此，Moore 提出了接合的裝配（articulated assemblage）作 為接合和裝配的互補概念，強調人和非人之間的關係接合的複雜過程。

此外，Hung（2014）延續 Moore 對裝配的觀點，強調裝配的權力過程。Hung 提出「邊疆（frontier）作為兩難」的機制裝配了多重的二元性概念，也就是說，

多重的二元性同時並存所產生的矛盾，為國家在回應市場時推動邊疆改變的動 力，並持續地進行與再定義。同時，裝配的動態過程反映在地景的變遷，其同時 也體現了少數民族如何重新定義市場的過程（Hung, 2013）。從上述對於接合和 裝配概念採互補的方式理解原住民性的動態過程，可以更清楚地解釋原住民在不 同社會情境所面臨的掙扎。

Moore 和 Hung 所論及的裝配的權力過程，提供我對於原住民性在梨山茶產 業的思考。其一，茶原本不屬於原住民傳統作物，在什麼樣的情境下轉化為部落 主要經濟作物？其二，茶產業政策從過去大工廠集體生產，轉向精耕細作，直到 近年推動茶葉食安認證等措施，又如何影響原住民茶葉產銷的論述？其三，高山

茶的產銷，又如何牽動梨山地區原漢居民互動的日常，以及部落中的社會關係？

媒體報導中所見的原鄉茶葉並非只有浪漫的懷想，而上述所提及的人、茶、政策，

以及和茶有關的生產環節，又如何形構出所謂的「原鄉茶葉」？茶與原住民、地 方與國家、自然與文化、固著與變動的原住民性之間的異質連結又該如何思考？

因此，我嘗試以裝配理論從更廣的面向，討論原住民性的變動。

McFarlane（2009）以 Deleuze 和 Guattari 的裝配理論，說明社會事件中異質 群體的匯聚與連結的流動性，以及其與社會行動偶發的關聯。McFarlane（2009）

在社會行動的研究中，他認為跨地方裝配的社會行動跨越了特定的地點，並交換 了想法、知識、實踐和物質。此外，跨地方裝配的討論跳脫以空間為單位的分類 與結果，反而呈現了符號化的事件與展演。

在近期的原住民地理學研究中，Baird（2015）借用 McFarlane 的跨地方裝配

（translocal assemblage）的概念，以說明寮國的原住民性如何連結在複雜的跨 國、區域、國家與在結構的過程中浮現。另外，跨地方的概念除了強調全球與地 方的關聯性之外，也關注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Baird（2015）在 跨地方裝配理論的操作上，藉由分析國家、區域與地方尺度對原住民性的作用，

能更有彈性地解釋動態的原住民性。

回到梨山的案例，原住民性的實踐與再現是源於地方發展的跨界行動，並非 只有發生在部落，其同時也反映在茶葉的生產環節、由茶葉產銷所形成的社會網 絡，以及從國家如何看待原住民的觀點。換句話說，原住民性的浮現在不同時空 中的尺度和權力運作的模糊地帶，在台灣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中，原住民轉作茶 樹，以回應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土地利用、人力配置、身分認同，以及個人在部

落的位置，穿梭在個人與群體，地方與地方，以及地方與國家之間，各自存在著 偶發的變動與矛盾。在此我認為接合與跨地方裝配概念的互補，相較於 Moore 提出的接合的裝配，在尺度的討論上可以進一步地捕捉原住民性的動態過程。

與 Baird（2015）不同的是，高山茶作為原住民新型的經濟作物，其代表了 外界的資本力量、消費者如何想像自然，以及原住民在產茶、製茶、賣茶的日常 生活實踐過程，這些複雜且相異的因子，如何藉由偶然地市場機制再度的接合台 灣提倡本土農業論述的想像。以接合與跨地方裝配的互補回應原住民性的討論，

為所謂的「在地」、「本土」的論述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間。

因此，為了進一步的了解原住民如何藉由產茶、賣茶的過程，以及其如何開 始重新理解自身作為原住民的位置，並挪用不同與原住民相關的元素與他人做出 區隔，進一步的打破對原住民既有的刻板印象，我嘗試以接合和跨地方裝配的概 念說明動態的原住民性如何再現與實踐於原住民產茶的日常生活中。

第二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區選定

一、田野點的選擇與經營

圖 1 梨山、新佳陽、霧社、廬山位置圖(作者自繪)

梨山霧社地區的高山農業從日治時期對山地資源的控管，以及土地收編的政 策開始，國家力量進入到高山地區的原住民部落。隨後，國民政府來台，高山經 濟納入了台灣經濟體系。高山農業發展沿著台 7 甲線、台 8 線和台 14 線展開，

高山地景與原住民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隨之轉變。其中，在經濟方面，梨山霧社 地區的原住民生計以高冷蔬菜、溫帶果樹和高山茶產業為主。其他隨國民政府撤 退來台的榮民，以及自中橫開通之後上山耕耘的平地農民的生計方式除了與大多 數的原住民相同之外，也有人從事旅館業或是餐飲業。也就是說，梨山霧社地區 的在人口組成和土地利用的複雜度甚高，此外，不同族群面對產業變遷和土地利 用態度也有所差異。

本研究為了要進一步了解高山農業轉作之後，原住民在高山茶產業的實踐，

因此分別選取了由平地資本家帶動茶產業，而現在相對沒落的仁愛茶區的霧社部 落和廬山部落；另一個是位於梨山茶區的新佳陽部落，其為台灣目前海拔最高的 茶區（如圖 1）。本研究以新佳陽部落為主要的田野點，探究外來資本不斷挹注 的原鄉部落，如何與外界進行調適的過程，在不同的空間尺度上接合了原住民 性。由於原住民種茶的案例為台灣高山地區普遍性的趨勢，因此，我也同時捕捉 仁愛茶區的產茶狀況，作為輔助說明。以下為兩個田野點的簡介。

1.仁愛霧社、廬山茶區（霧社部落、廬山部落）

位於南投縣仁愛鄉霧社部落與廬山部落的賽德族屬賽德克系統，其以中央山 脈白石山的北側，知亞干山東陵上巨大的白色石柱（白石 Bunohon）為祖先發祥 地。賽德克人分布於南投縣濁水溪上游，分成霧社群（Tgdaya）、拖落閣群

（Truku）、道澤群（Toda）（廖守臣，1984）。霧社部落的賽德克族屬霧社群，

舊名為巴蘭社，其位於現今霧社的高鋒巷內，目前該地的住戶約九戶。而廬山部

落（Alang bwarung）屬拖落閣群，目前人口約 800 人。土地利用的情況約有一半 租給平地人，剩下一半的土地由自己耕耘（田野筆記，2016）。

霧社地區的產業歷經多次變動，曾陸續種植過香菇、紅肉李、金針、梅子，

以及高麗菜等。在民國 68 年時，天仁茗茶率先在霧社地區種茶打響了「天霧茶」

的高山茶品之後，接著在廬山地區推出「天廬茶」，自此霧社和廬山一帶的產業 轉變成高山茶。時至今日，兩個茶區以產茶為主要生計，不過受到高山茶風氣的 影響以及混茶的風波，茶葉銷量不如以往，有部分的居民轉高麗菜，近年則有青 年返鄉種茶趨勢。

2.梨山新佳陽茶區（新佳陽部落）

新佳陽泰雅人的祖先為薩拉茂群（Mesuramao），三百多年前從 南投仁愛 鄉發祥村遷入，群居在雪山南方大甲溪上游兩岸的平台上薩拉茂（Salamao），

也就是現今的佳陽沖積扇。在清代時有四社-卡瑤（Kayo）、坡里莫灣（Polimoan）、 奇雅伊（Kiyae）、波諾亞干（Panayangan），其中有一部分奇雅伊社人遷至卡 瑤又稱坡里莫灣，兩社並稱為薩拉茂群，屬賽考列克群，係白狗群之支派（瓦歷 斯‧諾幹，余光弘 2002）。

日治時期的舊佳陽原本是位於大甲溪旁的泰雅部落，在民國 49 年中部橫貫 公路通車之後由於公路建在部落上方，公路沿線發生了土石流，在部落內有崩塌 的情形，再加上民國 57 年為了要興建德基水庫，省政府考慮到族人的安危，將 族人遷居至海拔較高的佳陽新村，也就是今日位於台八線上的新佳陽部落，其海 拔略低於福壽山農場，大致在 1500 公尺到 2100 公尺之間，與福壽山相對（田 野筆記，2014）。部落的土地劃分為原住民保留地，同時也是在梨山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輔導的其中的駐點，未來將與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成為觀光熱點之一。

在環境方面，新佳陽部落位於德基水庫上方，根據水土保持局的調查該部落 有地滑的情況發生。在九二一地震之後，對外交通不便，其地質條件顯得更加脆 弱，尤其是在七二水災過後部落兩側的山溝和中橫公路下方的崩塌，使得新佳陽 成為封閉的孤島，在近年來出現了部落遷村的討論，但在經過調查之後，該部落 已經打消遷村的想法。

在產業方面，在溫帶果樹盛產的時期新佳陽為溫帶水果的產地之一。然而，

隨著市場競爭激烈，以及其海拔高度高於梨山其他部落，果樹上市時間比其他三 個部落晚，不能與之競爭（田野筆記，2015）。部落內僅有少數的泰雅人和平地 果農種植果樹與高冷蔬菜，絕大部分都以轉作茶為主，從最初的 3 甲地到目前 的 17 甲地，目前還在擴張中，其中在部落裡種茶的大多是從鹿谷、竹山、阿里 山等外來茶區的茶農。除了新佳陽之外，其他如環山、松茂、梨山部落也有少數 人在種茶，而新佳陽茶園的生產面積最大且最完整，本研究將以此部落作為高山 農業的縮影，並勾勒出動態地景的掙扎過程。

部落人口組成大致上可以分成泰雅人與自中橫開通時就上山務農的平地人，

而工人和外來茶區的茶農則是在農忙時期才會上山暫居在部落中。根據統計部落 內大約有 60 戶，但實際上鮮少有人居住，除了夏天有老一輩的泰雅人與小孩上 山避暑之外，少有機會見到青壯年的泰雅人。部落面臨口嚴重外流的問題，

令人感到弔詭的是平日杳無人煙的部落，在採製茶時期會有許多的茶商與愛茗人 士聞香而來，使得新佳陽頓時變成熱鬧的山城。

從台灣茶由低海拔到高海拔的歷史脈絡中，以理解茶葉在高山農業與原住民

族之間的關聯，以回答原住民性如何從原住民族的茶產業的實踐的過程彰顯，並 在生產背後原住民族在土地資源使用的掙扎，並複雜化原住民族與自然之間的關

係。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以高海拔茶新興茶區的代表–梨山茶區（新佳陽部落）

作為探討原鄉部落茶業如何與外界互動的過程，另外，我也以霧社茶區（霧社和 廬山部落）原住民在高山茶產業實踐的觀察作為輔助說明。

二、初入田野

2014 的冬天，我加入了伯邑老師的高山農業研究計畫，開啟了我的研究之 旅。由於初到梨山並沒有熟識的人，對茶葉研究一知半解的狀態下，為了能夠在 短時間理解梨山茶在高山農業的動態，在第一次的田野，我透過和平區農會的管 道聯絡到梨山茶業產銷班班長，在班長的引領參加了梨山地區的茶道推廣協會的 聚會，接觸到本研究主要報導人—喬伊姊，而我也被順勢地帶到本研究主要的田 野點—新佳陽部落。

喬伊姊為泰雅族第二代，其父親在梨山大街和新佳陽地區頗有聲望，在喬伊 姊接手家業轉型之後，也逐漸成為部落裡數一數二的茶家，在梨山地區小有名 氣。「看不出來我是原住民吧!」第一次和喬伊姊見面時她邊開車邊說著。由於 搭公車到梨山大街之後，就沒有大眾交通工具足以讓我在山間自由移動，因此，

在交通方面，大多都是喬伊姊開車帶我往返梨山大街和新佳陽部落，而這也成為 資料蒐集的重要來源。此外，有關高山茶葉的知識，以及對新佳陽部落的文化歷 史和對部落日常生活的了解，絕大多數的資料來源從喬伊姊在梨山地區人際網絡 出發，其中包含了梨山、新佳陽和環山部落的親友，以及在茶道協會的原漢茶農 等，這些都構築了身為非原住民的我在梨山新佳陽部落的故事片段。

另一個在仁愛田野點籌備的契機，起因於在 2015 年的南投茶業博覽會上，

結識原住民茶業生產合作社的成員，因此，後續的約訪對象多為合作社的成員，

而在研究中我取幾位在仁愛、霧社地區較具有代表性的男性賽德克茶農（茶師）

的故事進行說明。

在研究素材的取得上，研究者的性別也影響著田野的進行。身為女性研究 者，在山上做田野時不免會引起居民的好奇與關切，「你一個女生漢人，怎麼敢 一個人來我們部落？」是我在山上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再加上本研究的主要報導 人為女性，因此，身為女性研究者，在部落裡我時常受到居民的照顧。此外，女 性的角色也影響我在不同的訪談、共食場合和在不同居民家的居住經驗。

三、訪談對象

本研究自 2014 年 11 月到 2016 年 7 月分別到梨山進行 7 次訪談，仁愛 3 次，

到田野的時間為三到十天不等。另外，我也追隨主要受訪者參與的大型茶展 6 次，在這段期間我拜訪了原漢茶農、果農、平地茶商、製茶師，共 21 位。

表 1 受訪者列表

訪談者代稱 受訪者身分 受訪次數

喬伊姐 泰雅二代茶農 9

陳媽 泰雅果農 2

洪阿郎 平地茶農（先前有種果樹） 2 磊哥 平地茶農（先前有種果樹） 3 安哥 平地茶農（外地移入） 1 劉大哥 平地茶農（外地移入） 1 龍哥 阿美茶農（先前有種果樹） 2

阿金 泰雅居民 2

阿奇 泰雅/平地茶農 1

劉爺爺 泰雅居民 1

明正 泰雅居民（社區發展協會會長） 1

周仁 泰雅二代果農 1

周達 泰雅居民/過去為縣議員 2 黃老闆 平地茶農兼製茶師（外地移入） 1 虎哥 賽德克茶農/茶葉生產合作社理事 2

文德 賽德克二代青年 2

孔哥 賽德克茶農兼製茶師/社區發展協 會理事長

2

孝全 平地茶葉經銷者 2

智明 賽德克茶農兼製茶師 1

老唐 平地茶師 1

四、研究限制

1.研究時程的限制：本研究以最初的田野點–梨山新佳陽部落為主，為了要更廣 泛的理解原住民生產高山茶的現象，於是在梨山茶區附近仁愛、霧社茶區進行調 查。霧社的田野是在 2016 年 2 月之後才開始涉入，因為時間安排的關係，蒐集 到的資料相對少，不過霧社茶區在原住民的茶產業發展主軸中具有代表性。另 外，在台灣的高山地區（例如：仁愛的紅香部落、阿里山的達邦部落）有許多的 原住民從事茶產業，其經營型態有別於梨山或是霧社地區的形式，但因為交通易 達性，以及時間安排等原因，沒有辦法一一到訪。

2.語言：由於田野報導人和老一輩的族人在訪談時或是在生活上會用族語溝通，

有時候他們會用族語討論ㄧ些部落內較嚴肅的事情或是私人性的事情，此部分研 究者較沒有辦法捕捉到所有的對話，不過，必要時，族人也會熱心地用中文和研 究者溝通。

3.敏感性議題：研究過程中，大多數的訪談場合都有原漢居民在場，因此有些較 敏感的土地議題較難蒐集到資料。假若是原住民的場合，族人多以族語提及，或 是語帶保留。因此，這部分的資料，我多從主要報導人的陳述，以及諸多受訪者 的隻字片語中得知，另外，我也透過另一位長期出入新佳陽茶區的茶商對新佳陽 原漢土地利用的觀點進行分析。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為了能夠理解新佳陽種植茶葉的歷史脈絡以及茶園地景的變遷與部落發展 的關係，以下將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依據研究發問分述。

一、 理解台灣茶由低海拔往高海拔擴張如何嵌入高山農業：文獻分析與訪談 為了對台灣茶發展的脈絡有初步的理解，我整理與分析高山茶相關歷史報 導、茶改場關於茶業政策和茶葉產銷的文獻資料、相關推廣新興茶區的文獻，主 要分析台灣茶業由外銷至轉向內銷之後的發展，與當時國家社會經濟、國際貿易 的情勢，並釐清茶產業的空間變遷與台灣社會經濟的連結關係。

在茶葉產製層面，為了解構「高山茶海拔愈高茶葉品質愈好」說法，國內外 茶書對於高山茶較好的說法、茶葉產製、海拔與茶湯澀度、特殊地方味的論述資 料蒐集與比對。雖然從文獻中可以了解台灣茶由低海拔到高海拔的歷史發展，以 及文本中所呈現的高海拔論述。

自 2014 年到 2016 年間我拜訪了茶葉相關的專家、平地和自產自銷的泰雅 茶農、茶商、製茶師傅以及採茶工，以及透過茶展觀察消費者與茶商之間的對話，

以理解消費者對於高山茶的想像。從這些訪談中，我記錄了不同的階級與族群的 人對高海拔的梨山茶的陳述和看法。

二、 茶產業與原住民的關係：半結構性訪談和參與觀察法

當茶產業在新佳陽發展的過程中，為了瞭解當地的梨山霧社的原住民是如何 看待的轉變以及被邊緣化的泰雅人和平地人如何藉由茶葉的生產和銷售維持現 今的茶園地景，並進一步探討在中橫封路過後，新佳陽部落如何藉由茶葉的生產 和銷售翻轉以往對於梨山原住民部落的意象。

我將以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取得相關資料。藉由古邁茶園的主要報導人滾雪 球式的介紹部落內的成員並進行拜訪，其中，我的訪談對象有部落的頭目、耆老、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以及泰雅茶農和在新佳陽的平地茶農，而除了部落內的成員 外，我也從梨山的茶業產銷班和當地的茶藝推廣協會的角度理解當地茶農如何理 解梨山茶。在霧社茶區則是從原住民茶葉生產合作社的相關社員進行訪談。此外 我也從不同的訪談中得知不同世代和不同族群對於發展茶葉的看法。

另外，為了要更進一步的理解原住民如何種茶、製茶和賣茶的過程，必須要 在親臨現場觀察或是參與實際採茶、賣茶。梨山茶一年只採 2 到 3 季茶，因此 每年的 5 月、8 月與 10 月為必須拜訪的時間，一方面是可以深入的觀察泰雅 人對於茶葉產製的實踐，另一方面有機會遇到從外地遠道而來的茶師傅、茶農、

採茶工、茶商，以及少數回部落幫忙的族人。而霧社茶區一年採 3 到 4 季茶，產 期為每年的 4 月、6 月、8 月以及 11 月，採茶和製茶大多由部落間的勞動力提供，

假若遇到缺工的情況才會從外地請工。因此，從勞動力、製茶師和盤商的流動，

我可以更進一步的理解茶區的動態樣貌。

三、原住民性的展演與浮現：半結構性訪談與參與觀察

為了可以更加瞭解部落內的不同的族人與自中橫開通以來進到該的拓墾的 果農，和外來茶區的茶農之間的互動、產茶的過程，和其對外的市場關係，我採 取參與觀察法的方式到主要報導人參展的攤位幫忙賣茶，並觀察消費者和主要報 導人的互動，從中得知消費者對高山茶的想法。從而解讀位在中央山脈的新佳 陽、霧社和廬山部落的景變遷如何與外界互動，彼此之間的論述力量如何從日常 生活中的實踐體現原住民對於土地的關懷，並從原住民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尤其

是在茶展、觀光展或是政府官員的視察等特殊的場合，原住民族常會展現有別於 一般生活的樣貌。

第三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以台灣原住民生產高山茶為例，在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下，環境保護的議題

開始被強調，同時在食物生產方面也開始強調食物生產與環境之間的關聯，也就 是說，與環境相關的農食生產，必須要顧慮到環境永續的價值觀，而這樣的價值 觀很容易和原住民的作為環境的守護者，和生態知識的擁有者連結起來。

茶並不是原住民的傳統作物，但在台灣有不少跨部落的原住民轉型以產高山 茶為生，當原住民以其文化包裝著自然生產的茶的同時，再現外界對於他們想 像。然而，此一浪漫化原住民的想法，可能讓其在高山農業的發展歷程中，逐漸 的被排擠到邊緣。因此，我將以高山茶產為例，進一步的探究在茶業生產的過程 中，不同族群在茶產業的實踐，其中涉及到環境資源的取用、土地使用的政治性，

以及討論原住民如何藉由產茶、賣茶以建構其主體性。

本研究章節安排從梨山茶葉發展的背景開始，分別就茶葉的生產、製造與銷 售進行故事的鋪陳，並從不同的生產階段中，捕捉動態的原住民性：

第一章：說明原住民與高山茶業發展的現況，有別於過去我們對於原住民的想 像，並分別就前人對原住民在高山農業的研究和原住民性的概念進行文 獻評述。本研究以原住民性的概念，藉由對原住民與茶產業的關係的解 構，結合政治生態學和當今對原住民性的討論，嘗試補充過去地理學和 人類學對原住民過於結構性的解釋，以及對原住民過於本質化的批判。

第二章：說明選擇田野點的理由、研究對象與研究限制，以及運用訪談與參與觀

察方法蒐集梨山地區高山農業的相關資料、與高山茶產業相關的生產環 節，包含人、土地、資金、環境等等。

第三章：主要分析在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下，台灣茶如何從低海拔到高海拔的原 鄉部落的政治經濟歷程，並透過茶產業在新佳部落的發展，說明山地 與平地的互動關係。透過分析歷史和部分的田野資料素材，分別拉出不 同時期的政權下，國家看待高山地區原住民的觀點，以及高山茶如何在 回應國內外市場的市場中，建立起在地性的論述。最後，分析市場機制 的運作如何連結茶與原住民這兩項不同的要素，進而開啟梨山的高山茶 產業。

第四章：接續第三章提到原鄉部落茶產業的背景，本章討論原住民如何藉由茶園 管理的日常生活的實踐並嘗試與非原住民做區隔的過程。分別從原住民 投入茶產業的轉折和適應的過程，以及討論茶葉市場的運作如何接合外 來的科學技術和傳統農業知識，實踐出原住民茶農對茶葉「自然」、「原 味」、「生態」的宣稱，並討論在跨尺度的作用下，原住民性論述生產 的政治性。

第五章：回應前兩章的討論，本章以台灣茶葉市場對於本土茶葉需求的焦慮感為 背景，分別以梨山茶產地認證事件和原住民在不同的茶葉展售場合的再 現與展演，分析原住民在不同的位置和特定的場合中，再現的原住民性 如何接合了國家和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較為本土、自然的想像，以及討 論原住民性浮現過程中曖昧、模糊的矛盾。

第六章：誠如題目：「原鄉茶事：梨山高山茶產業的原住民性」，本文從梨 山高山農業的脈絡出發，重新思考原住民和高山茶產業所面臨的困境，

並試著打破對於原鄉浪漫化的想像。我以 Radcliffe（2015）將原住民性 視為關係的概念作為分析視角，以理解原住民的茶產業接合在不同尺 度下，原住民性浮現的意涵和原鄉茶產業實踐的複雜性。

第三章 茶葉到原鄉

茶原本不是原住民的傳統作物，但為何現今在高山地區有愈來愈多的原住民 開始以茶產業為主要的生計來源？高山茶和原住民這兩者相異的要素如何在市 場經濟的運作下偶然地被接合，並發展成現今的規模？為了解高山茶與原住民之 間的關係，本章將探討台灣茶如何上高山，高山茶又如何逐漸成為原鄉重要的經 濟來源？原住民又如何在政治經濟過程的影響下，維繫部落的產業，並尋找其自 處的位置？

本章的第一節討論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時間從日治時期到光復後，中橫公 路的通車和其他山地道路的修築，山地社會、經濟文化和地景的變遷，並深究台 灣高山農業變遷的作用力為何。在第二節，我將解構高山茶在高山地區出現的歷 程，並進一步了解茶在原鄉地區作為新的高山經濟作物來源的意涵。最後的第三 節，從梨山和霧社等沿中橫公路發展的部落開展出的高山農業型態，我將從國家 對原住民的觀點進行分析，揭露原住民在高山農業發展的困境，並以轉作茶葉為 例說明其在市場中的掙扎，以說明在不同時間、空間中原住民性的動態樣貌。

第一節 高山農業的發展脈絡

一、日治時期國家高山地區的治理

1905 年，台灣堡圖完成測繪之後，日人得以清楚明確將人與土地掌握在一 起。因此，當平地的土地被丈量完成之後，中央山地相對地成為閉鎖空間，傳統 空間的蕃地也被確立。大正二年（1913）佐久間左馬太擔任總督這段期間，總督 府的勢力進入梨山。當時，日本人為了探查山林資源分別開闢了東勢郡線和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