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於無形．覺於有情~~三名有聾父母之聽子女的經驗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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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渴望掀渴望掀開那一道布幔第一節初衷. 「有些事情，必須經過很久之後，才知道原來那裡有道布幔掩著。而總要布幔掀開，才知道那後面究竟有著什麼。」（郝明義，2006，扉頁）. 2003 年季冬冷冽中萌芽我緩緩步出電影放映會場，腦中所現盡是適才播畢的影片「走出寂靜」（Beyond Silence），影片中的主角—一名聽力正常的女孩和其聾父由劍拔弩張的狀態，到逐漸感受到對方誠摯且豐沛的愛，天倫協奏曲的曲音由尖銳趨於和諧，不再令人惆悵異常。影片中的情節鋪陳其實並未高潮迭起，有著僅是平鋪直述的劇情，但刻畫的情感卻讓我心中盈著無可名狀的感動。一場女孩的妹妹萬里尋姐的情節；或是聾父出現在女孩考試會場的畫面，都讓人深刻感受到隱藏在聾父母家庭中的濃烈情感。然而，我總隱隱覺得那名女孩成長在雙親皆聾的家庭中，必然有更多的故事想向人傾訴，只是，被布幔給掩著了。於是，我拉緊領口，瑟縮著身子，攜著滿心的和煦情感及小小的好奇心，踱步回家。彼時的我，尚不知想要掀開布幔的心，一窺布幔後面的究竟，已於那寒冷的冬天，悄然而生……。. 1.

(2) 2006年 2006年仲夏心靈一顫的感覺為了搜尋一門課的相關文獻，我鎮日埋首於圖書室的典籍裡，就在為遍尋不著而感到煩躁不安時，眼神不經意地瞥見一篇題名含「聾父母」與「聽小孩」字樣的研究。霎時，彷若有人不經意的撥動琴弦，卻遺留下滿室的琴音，繚繞心房，似欲引人駐足聆聽。我以微顫的雙手，輕啟首頁，逐字推敲與細讀。閱畢之後，並未從中獲悉更多聽子女與聾父母家中所發生的故事，僅徒留對該篇研究滿懷的疑惑。至此，我瞿然記起那一個冷冽的冬天，或許該是掀幔的時候了，我凝神靜思。 2006 年暮秋不解之後的行動不解之後的行動因著各種因緣際會的時機，我聽聞了下列三段有關聾父母與聽子女之間的小故事：在一場既定的手語研習裡，手語教師於偶然間提及最近輔導聾父母所生之聽力正常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情形。由於該名青少年尚未能體恤與接受父母親的聾，且因不諳手語，與聾父母溝通不良，因而帶有忿恨聾父母的情緒，使該名青少年表現出極為偏差的行為。雖經手語教師的積極介入與輔導，但他仍未能調適已然偏差的心態。手語教師以深感不捨的心情敘述整件事情的緣由，讓我彷彿看到一名不安的靈魂帶著仇視及怨懟的眼神，破壞著社會，睥睨著人群，而這一切，竟可能肇因於其父母皆為聾人！在決心掀幔後的一段午後時光，我信手翻閱趙玉平（2002）老師所著的「無聲的天空」，內容提及曾有位女孩在國中時期曾發生因父母是聾人而耿耿於懷的心情，家庭 2.

(3) 氣氛漫漶著一股冷流。也曾在國一時萌生此情緒的聽人姐姐主動開導妹妹的心，不一會兒，便讓那女孩介意父母是聾人的心消逸殆盡，而家庭的氛圍也回復到過往的溫情。此外，我曾隨意與一位聾人手語教師談天說地，她以自身經驗現身說法，分享其與聾人夫婿撫育一雙聽人女兒的生活點滴。兩位聽人女兒雖讓這位手語教師感受到她們於青少年時期對父母的聾曾存有排斥的心態，且在外面拒絕以手語與他們夫妻溝通，但目前已長為成人的她們，此種心態與行徑早已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十分尊重與體貼他們，且願意主動與他們談及過往曾排斥父母的心情。乍聞後兩段故事讓我滿心困惑！究竟是什麼原因，什麼心境的遷移，讓她們面對聾父母的態度能由曾有的排斥轉為接納呢？她們在疑惑之餘，我亦暗忖道，這樣的歷程與經驗是否助益於尚無法接納聾父母的不安靈魂，一如第一段小故事中那有偏差行為的青少年呢？. 第二節聚焦前的探尋萌生前述的不解之後，我開始著手搜尋國內外攸關「聾父母與聽子女」父母與聽子女」的文獻，意圖瞭解在這樣的議題上，前人已然努力過的足跡。這樣的舉動，讓我有了如下的初步發現：一、國外相關國外相關研究多相關研究多，研究多，國內則國內則極少：國外在「聾父母與聽子女」這樣的議題上，實證性文獻數量頗多，在書籍中的專節探討，數目也頗多。反觀國內，目前的實證性研究僅有八篇（邢敏華、顧玉山，2002；林怡莉，2006；宋曉真、邢敏華，2006；陳嘉何，2002； 3.

(4) 張菀津，2004；謝素分，2005；鍾旻樺，2003；蕭如鈞， 2004），曾提及此一議題的書籍，更是屈指可數（陳小娟、邢敏華譯，2007；趙玉平，2002；潘志鵬譯，1989）。二、國外有關國外有關聾父母與聽子女有關聾父母與聽子女方面聾父母與聽子女方面的研究方面的研究集中的研究集中在集中在 1974 至 1996 的二十餘年間，的二十餘年間，而國內研究而國內研究則研究則出現在出現在 2002 年後：年後：國外在「聾父母與聽子女」方面的研究數量雖大，但細察發表與出版的年代，則可發現大致都集中於 1974 至 1996 的二十餘年間，換言之，在 1997 至 2008 年期間，國外於此方面的研究數量明顯銳減。或許可能因為國外此方面的研究風潮已過，或研究者們感到各項研究結果已臻完善，故鮮少有研究者再投入此一議題。儘管國內目前的研究量為數有限，但均發表於 2002 至 2006 的五年間。由此得知，探討「聾父母與聽子女」的議題，在國內尚待發掘。三、國內外相關國內外相關研究相關研究大多探究研究大多探究聽子女的大多探究聽子女的語言聽子女的語言問題語言問題：問題：在聾父母與聽子女的研究上，目前國內外曾探討的議題涵蓋如下的層面： 1、、教養：教養：有關教養方面的研究包括：聾父母育有聽子女的心境（趙玉平，2002）、聾父母教養聽子女遭逢的問題與困難（李振輝，1999；宋曉真、邢敏華，2006；邢敏華、顧玉山， 2002；趙玉平，2002；謝素分，2005；Schein, 1989）。 2、、自我概念：自我概念：有關自我概念方面的研究包含聾父母與聽父母的自我概念之比較（Chan & Lui, 1990）、聽子女的自我概念情形（蕭如鈞，2004；Burke, 1994）。另有研究探討聾父母的「溝通程度」（level of communication）和「自我概念」的關係（Goldenberg, 1979）。 4.

(5) 3、、能力的發展：能力的發展：有關聽子女能力方面的研究主要瞭解聽子女在認知（Cyrial, 2000）及社會認知（Charlson, 1989）能力的發展。也有研究曾探究聾父母和聽子女適應能力的比較（Rienzi, 1990）。 4、、聾父母與聽子女間的互動：聾父母與聽子女間的互動：此向度的研究主要在瞭解聾父母與聽子女間的溝通情形（宋曉真、邢敏華，2006；邢敏華、顧玉山，2002），而 Jones 與 Dumas（1996）更曾比較聽父母和聾父母與聽子女間互動的差異。 5、、聽子女的經驗：聽子女的經驗：此方面的文獻主要從聽子女的角度，或以自傳的方式敘寫聽子女的成長經驗（Miller, 2007; Sidransky, 1990）；或描述聽子女在家中所擔任的角色，及這些角色如何影響他們在聽人世界中的經驗（Singleton & Tittle, 2000）。另有一些研究探討聽子女的教育問題與需求（Cicourel & Boese, 1972）、聽子女對父母親的感覺（Buchino, 1993; Flaxbeard & Toomey, 1987; Preston, 1994）、聽子女同時面對聾文化與聽世界的衝擊時自我認同（self-identity）的情形（Flaxbeard & Toomey, 1987; Preston, 1994）、及聽子女所遭逢的困境（Flaxbeard & Toomey, 1987）。趙玉平（2002）和 Walter (1990) 訪談聾父母，談及聽子女面對父母是聾人時的心情調適情形。 6、、語言學習與發展：語言學習與發展：不少國內外學者們關注聽子女的語言學習與發展（林怡莉，2006；陳嘉何，2002；張菀津，2004；鍾旻樺，2003； Cicourel & Boese, 1972; Cyrial, 2000; Ingram, 1974; 5.

(6) Mayberry, 1976; Poon, 1997; Sachs, 1981; Spencer, 1996; Vernon, 1974）。國內的研究探討聽子女的中文能力，而國外探討聽子女的手語、英語、口語或表達性語言能力的表現，僅 Bishop 與 Hicks（2005）探討提供聽子女雙語（英語和自然手語）的益處。在探討聽子女的語言能力表現時，研究者常同時與聽父母所生的聽子女進行比較，藉以瞭解聾父母所生之聽子女的語言是否有落後的現象。此外，更有研究將焦點置於聽子女與聾母親的口語和手語能力之比較（Schiff & Naomi, 1982）。 7、、諮商與治療：諮商與治療：這部份的文獻主要提供輔導聾父母與聽子女的諮商者（ counselor ）或相關人員有關諮商時的技術（ Burke, 1994 ）、注意事項（ Buchino, 1990 ）和家族治療的建議（Robinson & Weathers, 1974）。細細比較之後，可以得知國內外在相關研究上，同以「聽子女的語言表現」之數量為首。如此分析的結果，與我在研究計畫發表之後，從 Andrews, Leigh 和 Weiner（2004）書中所看到的內容相同，意即對聾父母和聽子女的研究大都偏重於語言和說話的習得（陳小娟、邢敏華譯，2007）。國內八篇的實證性文獻中，探討聽子女的語言即佔了四篇。這樣的聚焦前之探尋，令我感受到國內文獻對聽子女最大的關注，是在他們的「語言表現」，並非他們的心聲！聽子女的聲音似乎被湮沒在「語言」的表衣之下！在撰寫研究計畫時，因為有感於國內文獻對聽子女心聲描述的缺乏；也感於國內外文獻在聽子女面對父母是聾人，而有調適歷程之關注的不足；更發現這可能與聽子女同時身處聾文化與聽世界有關，因而我將研究焦點置於「瞭 6.

(7) 解聽子女如何在同時身處兩個世界之下，從排斥聾父母至可接納的心路歷程」，並想探究他們的調適方法。由於這樣的歷程涉及了「聽子女的調適」，故我當時從文獻中談及「接納」與「調適」的兩個向度，窺伺文獻對「聽子女接納聾父母」已知的情形。在 Walter (1990)訪談聾父母與聽子女的記錄中，有一位聾人父親道出他的聽人女兒在感受到「父母是聾人」後，內心所經驗的調適階段，便如同聽父母育有聾子女般，經歷過「震驚」、「悲傷」、「憤怒」、「否定」和「接受」的五個階段。但這樣的說法係由聾人父親的角度敘述，並非聽子女的現身說法，故與我想自聽子女的角度探知聽子女的調適經驗不盡相同。 Preston (1994)曾訪談 150 位聽子女，邢敏華與顧玉山（2002）也曾訪談 6 位聽子女，兩份研究都發現聽子女面對「父母是聾人」時，逾半有過心理調適的問題。其中，邢敏華與顧玉山（2002）雖訪談聽子女關於「父母是聾人」的心理調適經驗與需求，得知聽子女會將自己的心情告訴老師、朋友，或尋求聾父母的協助，但他們並未對聽子女的調適歷程或心情進行更深層的描繪。該研究中，又呈現過多與研究主題無關的內容（例如建議增設聾人大學等），已然失卻研究焦點。趙玉平（2002）著書記載「傑出聽障人士的成功事蹟」時，內容曾提及聽子女能否接納聾父母的字樣，但僅簡短描述聽子女若有對聾父母萌生無法接納的情緒，大抵發生於青少年時期。但因為趙玉平書中的訪談對象都是聾父母，因此，並無勾勒聽子女真正的心情與具體的想法。. 7.

(8) 上述的文獻讓我發覺，儘管前人曾關切到聽子女面對父母是聾人的調適議題，但尚未針對聽子女接納聾父母的調適經歷有著更細膩的捕捉，在這歷程的中間，有太多地方尚被朦朧的月色所暈著。當時的我便進行行前初探，希冀能稍微揭開被朦朧月色所暈照之處。. 第三節行前初探帶著強烈的好奇心，我向具輔導聾父母與聽子女經驗的前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理事長—黃老師請益，企盼能更瞭解本研究的可行性，同時也試探研究對象可能的年齡層。黃老師熱切地回應我，認為我的研究頗有進行的價值。這樣的回應，無疑為我打了一劑強心針，讓我對自己的研究方向抱有更大的信心。此外，在研究對象年齡的選擇方面，黃老師也提供她的經驗，認為「16 到 20 歲的聽子女可能還不能接受聾父母，雖然聾父母會付出關懷，但他們還不能接受。大約中年後的聽子女因為已經成年，常常會想到自己的父母，所以都會非常孝順聾父母」（AI01-1），而黃老師所指的「中年」大約在 30 歲以上。. 有了上述的珍貴意見，我決定動身，在 96 年 3 月 3 日前往訪談一位雙親皆為聾人的 37 歲聽常女子小鈣（化名），希冀讓自己可獲取更豐富的訊息。如同許多聾父母所生的聽子女般，小鈣的父母親為了讓她學習口語，在她甫出生不多久，便將她送往外婆家， 8.

(9) 有計畫地讓外婆養育。在小鈣成長過程中，並沒有因為父母是聾人，而讓她被賦予迥異於其他子女的責任，唯獨升學之際，舅舅希望小鈣能念大學，只因她的父母是聾人。小鈣無法理解這樣的思維，她覺得唸書是自己的事情，與父母親的聾並無關係。在與父母溝通方面，小鈣在家中與父母親主要以「手語」溝通，有時佐以「紙筆」，他們溝通相處的情形與一般親子並無不同，只是使用的語言為手語（BI01-13）。只有在與母親意見相佐之時，小鈣才會覺得無法與母親溝通，因為母親不願再理她，而她又無法藉由「聽」的管道，讓母親知悉她的想法。這樣的情形時常在小鈣的生活中發生。在協助父母方面，年幼時的小鈣覺得「幫父母打電話給別人」是她最討厭的事情，一方面因為「害羞」；另一方面又因為會「羞愧」。除了感受到「害羞」和「羞愧」之外，另外還因為「根本不認識對方，不曉得該用何種稱謂稱呼對方」和受父母不能講話的影響。這種「不喜歡幫父母打電話」的感覺到長大後便消失匿跡，因為「已經覺得沒關係」和「傳真機的出現」（BI01-11）。父母是聾人，帶給聽子女任何益處嗎？對小鈣而言，因為自幼即處於手語的環境中，這帶給她容易感受到對方情緒與想法的好處，雖然她覺得自己的手語能力並不佳。值得一提的是，小鈣在國小、國中時，雖能體認「父 9.

(10) 母親與別人不一樣」，但是因為她不習慣與人分享，所以並不會向同學或好友訴說自己的心情，因為「大家都是那種平常上課打哈哈，誰會去跟你講家裡的事情？」（BI01-9）。小鈣認為當意識到父母是聾人時，心中一定會感到震撼，這是必然會發生的，如果不發生，反而是件不尋常的事，但只要胸中持有「接納」聾父母的心態，就能減少許多的問題。這時，「其他家人的教育」很重要！對小鈣來說，其他家人總是企圖讓她瞭解，父母親只是聽不到，和別人並無不同，於是小鈣適應得很快，且愈隨著年歲的漸長，小鈣便愈能釋懷。從與小鈣的訪談中，我感受到：小鈣在體認到父母是與別人「不一樣」後，曾有羞愧的感覺；她雖不曾向國小、國中的同學或好友訴說過自己的心情，但由於其他家人的協助，讓她快速走出對「父母的聾產生羞愧之心」的那個歷程。整個訪談過程中，小鈣並未說明同時身處聾文化與聽世界對她可能造成的困擾。我推測原因，可能是小鈣自幼主要在聽人環境下成長，聾父母在她的生命中，比重並不重，儘管能體認到父母與他人不同，但因為她並不常與聾父母同住，使用手語的機會也不多，所以同時身處兩個世界對她而言並非困擾。整體而言，上述的簡短描繪仍過於片面，我僅能瞭解到小鈣確實曾對父母是聾人感到震撼，且曾有短暫調適的歷程，但卻無法從中瞭解聽子女心情調適的過程與全貌。然而，這樣一個初步的探究，卻也讓我在訪談技巧中有多項的體悟，對日後正式進入訪談助益甚深。關於訪談技巧的體悟，將於第三章中詳述。. 10.

(11) 第四節掀幔之後的焦點品茗著初步探尋的結果，與行前初探所獲致的珍貴訊息，當時的我決定全心投入研究此一議題。在研究計畫中，我將研究目的訂為「瞭解聽子女如何在聾聽兩種文化的衝瞭解聽子女如何在聾聽兩種文化的衝擊下，，並以此做為掀擊下，調適自己與接納聾父母的心路歷程」調適自己與接納聾父母的心路歷程」幔之後的明確細察點。然而，在正式進入研究之後，經由不斷地與受訪者們對話與相處，我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即當初自己在撰寫研究計畫之時，有著過於嚴重的預設立場。我預設聽子女們必然有排斥與接納聾父母的心路歷程！預設他們所發生的經驗必與父母親的聾緊密相關；更預設聽子女們對聾文化與聽世界必有著認同的困難與想法。過多的預設，使我在正式訪談之後，經歷極大的衝擊。最大的衝擊來自於我發生正式研究中的受訪者，並無明顯的排斥聾父母的階段，即便曾有這樣的感受，但那僅是成長過程中一個淡淡的感覺，並不一定會在他們身上烙下深刻的圖騰與痕印。所謂的接納與調適方式，更是我自己經由因為先有排斥，所以後有接納的一廂情願的認定！感受到這樣的衝擊之後，我回頭重新檢視文獻，並拋開自己先前所有的預設立場，專注的聆聽受訪者的聲音。於是，就在一路的訪談、文獻的細讀與探究及主題的浮現之後，我將掀幔之後關注的焦點改為下述：一、父母是聾人的聽子女經歷什麼樣的生命歷程？二、在這樣的生命歷程中，聽子女有著什麼樣的感受？三、生命歷程的經驗帶給聽子女哪些影響？ 11.

(12) 12.

(13) 第二章. 前人足跡的深究. 誠如第一章第二節聚焦前的探尋中所述，國內外文獻在以聾父母和聽子女為研究對象上的議題涵蓋「聽子女的經驗」之範疇，這與我一路歸結而出的焦點，想探究聽子女的生命歷程相近，而在研究計畫中所探究的調適歷程，其實應涵蓋在聽子女生命歷程中的一部份。於是，我想經由文獻的細讀，瞭解目前文獻對於聽子女在除了調適方面，其他經驗的已知，並據此做為往來思考與逡巡的憑藉。. 第一節聽子女在聾父母家中所擔任的角色父母是聾人的聽子女，在家中所須擔任的角色，有別於父母是聽人的聽子女，而這些可能會影響到聽子女的心情，因而我將文獻中指出聽子女在聾父母的家庭中，可能擔任的角色，整理如下：一、成為「成為「翻譯員」翻譯員」「翻譯」是聽子女和聾父母間最重要的議題（Buchino, 1993; Jones & Dumas, 1996）。Buchino（1993）直指「聽子女須為聾父母表現得像一個翻譯員」；也有聽子女表示自己是「被指派（designated）的翻譯員」（Preston, 1996; Walter, 1990）。Preston (1996)為文敘述，由於聽子女得適應各種情境為聾父母翻譯，因此他以「變色龍變色龍」來比喻自己。變色龍國外文獻顯示，成長於聾父母家庭的聽子女認為，為聾父母擔任「翻譯」、做為父母對外溝通的橋樑，是他們最重要的工作，且此通常為長子女的責任（ Buchino, 1993; Charlson, 1989; Hoffmeister, 1985; Schein, 1989; Singleton & Tittle, 2000; Vernon, 1974）。Preston (1996)訪談來自全美各 13.

(14) 地的 150 位聽子女後（其中女性 76 名，男性 74 名），提出「女兒」最有可能擔任家庭翻譯工作的論點。綜合這些研究結果，或許該說，在所有的子女當中，長女最有可能擔負翻譯的責任。常協助翻譯的長子女，不僅需幫聾父母對外翻譯，對內，他們有時也得擔任弟妹與聾父母的溝通媒介，這或許是長子女的手語能力常較其他子女的手語能力良好的原因。文獻中對「聽子女擔任翻譯」的現象，有著正反兩極的評價。Filer 與 Filer（2000）指出，語言和文化的翻譯，對聽子女而言是負面的，因為聾父母的依賴，會妨害聽子女的獨立和自治發展。 File 與 Filer 的說法呼應了 Vernon (1974)的看法！ Vernon 認為，常以聽子女為翻譯的媒介，對聽子女是有害的。Mallory, Schein 與 Zingle（1992）的研究中，有位聽子女陳述對聾父母倚賴他翻譯而倍感壓力。 Fant 與 Schuchman（1974）則以其親身經歷提出相近的感受。此外，在壓力之餘，更有聽子女覺得童年被剝奪（Denmark, 1994; Lane, Hoffmeister, & Bahan, 1996）。Fant (1974)直言，翻譯工作使聽子女感到不舒服。當聽子女翻譯愈多，負面感便愈大！從國外的文獻中發現，翻譯所以會造成聽子女巨大壓力與責任的原因之一是：聽子女並不瞭解翻譯的內容與字彙（Buchino, 1993）。聽子女的年紀過小或不夠成熟，因而無法勝任翻譯的工作（Fant, 1974）。聽子女因為翻譯錯誤，而造成聾父母的財務危機或其餘負面狀況時，聽子女常須與聾父母共同分擔結果（Charlson, 1989）。此外，當聽子女被聾父母強迫翻譯時，他們會因聾父母低落的語文能力而 14.

(15) 感到十分羞赧（Fant, 1974）。有時，聾父母需要聽子女協助翻譯時，會讓聽子女處於不適當的情境中。例如聾父母要聽子女在他們打離婚官司時進行翻譯，便是硬生生地將聽子女置於困窘的情境當中（Singleton & Tittle, 2000）。然而，或許大部份的聽子女感受到翻譯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但有一些聽子女並不以翻譯為苦。Buchino (1993)訪談 16 位聽子女，大多數認為為聾父母翻譯有以下的益處：一為他們較聽父母所生的聽子女更瞭解父母；二為翻譯協助他們瞭解父母是如何進行思考的；三為他們可以觸及到聽父母不會與子女討論的議題；四為當聽子女漸長後，他們可以更有經驗地處理他們已十分熟稔的事物（如：與醫生或保險公司協商等）。Fant 與 Schuchman（1974）認為，聽子女因為常協助翻譯，所以更具耐心，而且可以訓練交際手腕。Schein (1989)也認為，協助翻譯讓聽子女在年幼時便有機會可以變得更成熟。儘管大部份的聾父母都極其仰賴聽子女為其翻譯，但有些聾父母理解翻譯為可能會為聽子女帶來壓力，會選擇儘量避免。例如 Singleton 與 Tittle（2000）便發現，有些聾父母為了不依賴聽子女翻譯，因而與人溝通時，選擇以口語做為交談的方式，放棄自己最擅長的手語。Hoffmeister (1985)也指出，聾父母會避免依賴聽子女翻譯，直到聽子女對翻譯的角色感到自在。由此看來，為聾父母翻譯，似是聽子女，尤其是長子女責無旁貸的工作。但聽子女如何看待翻譯的角色，不僅影響到他們自身的感受，也有可能影響到聾父母決定是否仰賴聽子女為他們進行翻譯。. 15.

(16) 二、儼然成為「儼然成為「家中的決策者家中的決策者」決策者」聾父母由於聽語能力不佳，故常需仰仗聽子女做為與外界溝通的橋樑（宋曉真、邢敏華，2006；邢敏華、顧玉山，2002；陳惠津，2007； Jones & Dumas, 1996）。當聾父母依賴聽子女翻譯時，若聽子女的手語能力不佳，聾父母除了甚感沮喪之外（Jones, Strom, & Daniels, 1989），更可能讓父母被低估職權（Jones & Dumas, 1996）。 Buck (1982)認為在聾父母的家庭中，存在著難以確認的權力階層（引自 Rienzi, 1990）。Bunde (1979)也發現有些聾父母不論何事，都釋放己身所有的權力，聽憑聽子女全權做主，讓聽子女時常感到不知所措。更有甚者，較無自信的聾父母會放棄所有做決定的責任，他們的想法為：因為聽子女能聽到的，遠比聾父母多，故聽子女理應懂得更多（引自 Rienzi, 1990）。於是，聽子女由於聽得見，在家中的權力便水漲船高；相形之下，聾父母的權力卻因「聽不見」而下降不少，此一情形，極有可能造成家庭權力階層的不明。當聾父母與聽子女家中的權力階層不明時，便可能讓聽子女在家中成為「決策者」的角色，或成為「父母職權的分擔者」。這會讓聽子女在家中有較大的影響力，權力也會日漸增加（Rienzi, 1990）。Singleton 與 Tittle（2000）便認為，聽子女可能未曾知會聾父母，便逕自做決定，一來覺得此舉較透過聾父母容易；二來因為聽子女可能覺得聾父母的能力不佳。我想，這對聽子女的發展並非良事，且可能於無形之中加重聽子女的責任。當聽子女須為聾父母翻譯，又或者當聽子女須分擔家中的職權時，許多文獻稱此現象為「角色逆轉」（ role 16.

(17) reversal）（宋曉真、邢敏華，2006；邢敏華、顧玉山，2002； Buchino, 1993）。然而，聽子女儼然成為家中主人的現象並非絕對的！這可從 Gosselin (1994)（引自 Jones & Dumas, 1996）和 Bunchino (1993)的研究發現不同的觀點。在 Gosselin (1994) 的研究中，受訪的九位七至十一歲的長子女視自己為「適當的父母協助者」，他們在家中所協助之事為整理房子等，並不一定會被期待負責照顧弟妹（引自 Jones & Dumas, 1996）。Bunchino (1993)研究 16 位九至十五歲有聾父母與聽子女的家庭，發現聾父母都是當然的決策者。這樣的研究結果明顯和 Singleton 與 Tittle（2000）的說法不同。細察三份研究，發現 Gosselin 與 Bunchino 的研究參與者年齡偏幼。或許年紀尚稚的他們，尚無法協助父母進行決策，因而有此截然殊異的研究結果。 3、、成為「成為「保護者」保護者」聽子女做為聾父母的保護角色可分為對內與對外。對外的情況為：聽子女十分關心聾父母的形象，會儘可能採取措施，保護聾父母免於受到聽人的侮辱（潘志鵬譯， 1989；Fant, 1974; Singleton & Tittle, 2000）。此時的聽子女就像「盾牌」般，當外人以長矛之姿進攻時，盾牌便會挺身而出，阻擋著長矛，守護著聾父母。至於對內的現象，則因聾人家庭中有常見的「90%現象」，即 90%的聾父母會生下聽力正常的子女（Hindley, 2002; Schein, 1989; Singleton & Tittle, 2000）；90%的聾人有聽力正常的父母（Filer & Filer, 2000; Hindley, 2002）。因此，聾父母與聽子女家庭三代的成員常為「聽祖父母—聾父母—聽子女」的組合。溝通不良的聽祖父母與聾父母之間也常有 17.

(18) 衝突。聽子女便在這樣的家庭組合之下，選擇當聾父母與祖父母的「儲藏器」（repositories），為了不讓上兩代感受到傷心與憤怒，也為了維護上兩代之間對彼此的感覺（Lane et al., 1996）。閱讀至此，我除了感受到聽子女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沉重之外，更發現前人的足跡雖有細細描繪聽子女在聾父母家中所擔任的角色，但除了在「翻譯」的角色上有刻畫聽子女的感受外，其他部份則僅道出他們在聾父母家中可能擔任的角色，較少進一步探究聽子女的想法與感受。經由這樣的閱讀與發現，給予我極大的啟示，意即在正式的訪談中，須更凝神聆聽聽子女的心情，而非僅是描述聽子女經歷的各種現象。. 第二節第二節同時身處聾文化與聽世界對聽子女的影響在聚焦前的探尋中可發現，探究聽子女同時身處聾文化與聽世界所感受到的可能衝擊，也是學者們極想了解的面向之一，而同時身處兩個世界的可能衝擊，也會影響到他們對人生經驗的感受。因而，我將文獻中提及聽子女可能感受到的衝擊整理如下，希冀能更貼近聽子女的經驗。一、聾文化的意涵為了瞭解聾文化和聽世界的差異，我想先從何謂「聾文化」開始說起。聾人因為無法以聽覺的管道來接受訊息，因此便發展出迥異於聽人的溝通模式--視覺性語言，而因此種語言的邏輯、思維等與聽人有極為巨大的殊異，因而產生了聾人獨 18.

(19) 特的生活模式，儼然成為相對於聽人的另一種文化，我們稱之為聾文化（李振輝，1999）。換言之，聾文化係指由聾人共同分享價值觀的文化，而分享的形式著重在運用自然手語為溝通的方式，因之，自然手語是群體凝聚力的基礎（趙建民，1998；趙玉平， 2005）。唯趙玉平（2005）認為上述的聾文化內涵都只是聾文化的表現，聾人文化的真正內涵還應包含「聾人為了自尊而追求應有的自主權和地位」。因而，聾文化與聽世界的差異除了賴以溝通的語言相異，以及聾人強烈感到與聽人地位並不平等，讓聾人致力追求與聽人平等的地位之外，Moores 與 Meadow-Orlans （1993）在整理文獻時，更發現兩造世界根本的殊異處尚包含了「行為規範」的不同。林伶旭（2004）以身為聾人的經驗，舉例說明聾文化與聽世界在「行為規範」上的殊異。她認為聽人與聾人相處時，不一定能習慣聾人所使用的溝通方式。例如聾人習慣目視，但過多的注視，常令聽人感到尷尬；再如聾人常以表情表達情緒與感受（如伸舌等），但聽人卻誤認為這是聾人無禮的舉止（趙建民，1998）。因而，聾人與聽人相處時，時常感到似乎存在著一條巨大的鴻溝。這樣衝突的現象在聾父母與聽子女家中更是屢見不鮮。由於聾父母所慣用的語言常為手語，當以口語為主要溝通方式的聽子女手語能力不佳時，親子間極易產生溝通的問題與困難（宋曉真、邢敏華，2006；邢敏華、顧玉山， 2002；謝素分，2005；Preston, 1994）。Foster 回顧與訪談聾父母的相關研究，也發覺聾父母與聽子女的互動常是「令 19.

(20) 人感到挫折」的（引自 Singleton & Tittle, 2000）！因為兩造的差異甚大，所以讓同時身處聾文化與聽世界的聽子女，可能會感受到強烈的衝擊。二、聽子女身處聾文化與聽世界聽子女身處聾文化與聽世界交身處聾文化與聽世界交界處的模糊地帶中界處的模糊地帶中 Preston (1996)提出，聽子女是連結聾與聽兩個分離世界的橋樑。Charlson (1989)則認為，聽子女是聾文化與聽世界的「中介者」（mediator）。毫無疑問，聽子女是聾文化的當然成員之一，誠如 Benderly (1980) 和 Higgins (1980)所言，聽子女是聾人社群中榮譽的一員（引自 Jones, Strom, & Daniels, 1989）。此外，趙建民（1998）在書中說明聾人社群成員組成份子的圖，也將聽子女置於僅次於聾人的重要位置（見圖 2-1）。但他們又不可能被聾世界視為完全的一份子，原因是他們始終為聽人（Singleton & Tittle, 2000）。. （聾人的協助者）聾人的協助者）重聽者. 名譽會員. 聾人（核心）核心）聾父母的孩子（聾人的協助者）聾人的協助者）從事聾人之工作人員從事聾人工作的人員. 圖 2-1 聾人社群的成員（members of Deaf community）資料來源：聾人文化概論（趙建民，1998，頁 38） 20.

(21) 許多學者便因著這樣的現象，提出聽子女生活在兩極（polarized）的世界之中（Singleton & Tittle, 2000）。三、聽子女對聾文化與聽子女對聾文化與聽文化與聽世界的覺知與自我認同世界的覺知與自我認同然而，處在聾文化與聽世界模糊地帶的聽子女是如何覺知與認同聾文化與聽世界呢？在聽子女對兩種文化的覺知方面，文獻指出，有些聽子女在小時候誤以為所有人的父母親都是聾人，初次見識到別人的父母親爲聽人時，都感到十分驚奇（潘志剛譯 1989；Walter, 1990）。Schuchman (1974)則說自己小時候常隨聾父母到聾朋友家拜訪，並很自然地與其他的聽子女玩在一起。有些聽子女於受訪時表示，長大後才知自己是聽世界的一份子。Walter (1990)訪談一名聽子女，他表示在成長過程中，有段時間不會向他人介紹自己的父母是聾人。此外，還有聽子女表示，在年幼時他們都以手語為母語，長大後才知曉自己是雙語且是跨文化的（Singleton & Tittle , 2000; Walter, 1990）。探討聽子女自我認同的原因在：對處在不同文化中的人，「認同」顯然是重要的，如同 Glickman (1983)曾言，有清楚認同的人，在與本身不同的人互動時，可避免許多誤解。前述已提及，由於聾聽世界被視為兩極的世界，因此同時身處其中的聽子女有「認同發展」（ identity development）的問題，且企圖在「聾」與「聽」兩個世界中尋找能讓自己認同的一方（Singleton & Tittle, 2000）。 Preston (1994)的研究結果清楚地指出，成年後的聽子女因為使用口語，所以聽子女界定自己為聽人，他們認為「聾父母」的不同，係來自於他人的界定；而「聽子女」的不同，則肇因於聾父母！在此研究中受訪的 150 名聽子女，有許多人提出他們與聽人在一起時，有時會感到不自 21.

(22) 在，甚至有聽子女覺得自己「部份為聾人」、「部份為聽人」！從以上林林總總的說法，我試圖拼湊出聽子女對聾聽兩種文化的覺知與意識：年幼時的聽子女，常頻繁地與聾文化中的成員接觸，耳濡目染之下，與聾人相處感到習以為常，並未察覺聾父母與他人的相異處。年長後的他們，開始覺知並意識到兩種文化的存在，並逐漸感受到父母與他人的不同，甚至開始在兩種文化中尋求認同。聽子女所以會有這樣的改變，係因他人的緣故，而非源自於本身的因素。但這樣的圖象是從不同聽子女的經驗拼湊而成的，我仍無法從這樣的圖象獲悉「完整個體」的聽子女，同時身處在聾文化與聽世界的想法與感受。儘管 Sacks (1990)認為父母都聾的聽子女能十分快速地融入聾群體，因為手語是他們最早學習的母語（韓文正譯，2004）。Hoffmeister (1985)持有相似看法，他認為聽子女除了能適應聾文化之外，也能適應聽世界，因為聾父母知曉聽世界的存在，且會於適當時機協助聽子女，讓聽子女可以在兩造世界中有良好的適應。但我認為「融入」與「適應」並不一定與「認同」畫上等號，即便聽子女能迅速融入聾世界，也是聽世界中理所當然的一員，但他們心中究竟如何看待與認同這兩個世界呢？我深深地疑惑著。四、身處聾文化與身處聾文化與聽文化與聽世界對聽子女世界對聽子女產生對聽子女產生的影響產生的影響文獻發現，聽子女同時身處聾與聽兩種文化，如此獨特的經驗，可能會對聽子女產生正負向的影響。正向的影響有：聽子女可自雙文化中得到知識與獲益 (Lane et al., 1996)；聽子女常選擇與「聾」有關的職業(Fant, 1974; Lane et al., 1996; Preston, 1994)。此外，只要聾父母的 22.

(23) 角色是清楚的，且當需要聽子女翻譯時，可將聽子女置於適當的脈絡中，則聽子女可以變得更成熟、獨立、更體貼他人，且擁有較多樣化的生活經驗（Preston, 1994; Singleton & Tittle, 2000）。在負向方面的影響，除了前述曾提及的因翻譯而造成的壓力過大及童年被剝奪感之外，還有聽子女表示，因為父母是聾人，而讓他心中有「與他人孤立」（Preston, 1994）和自卑、混亂（邢敏華、顧玉山，2002）的感覺。此外，前人們也曾探究過聽子女的自我概念情形。 Charlson (1989)比較美國許多州的聾父母和聽父母所生的青少年聽子女的自我概念，發現兩組的青少年聽子女自我概念並無不同。Chan 與 Lui（1990）曾針對香港地區的 42 對聾父母和他們的 70 個聽子女、及 41 對聽父母和 82 個聽子女，進行自我概念的比較。結果與 Charlson (1989)的研究結果，及 Burke (1994)文獻回顧的結果相同，意即聽子女的自我概念與常人相差無幾。由上述的文獻看來，聾父母所生的聽子女之自我概念並不令人憂心。Marshall (1978)的研究雖也得到相同的結論，但他卻對聾父母的聽子女自我概念不低的現象提出兩個解釋因素：一為聽子女採防禦性的策略防禦性的策略，讓自己表現出防禦性的策略較高的自我概念；二為取樣的偏差取樣的偏差，即「自願」參與研究取樣的偏差的聾父母所生之聽子女可能有較高的自我概念（引自 Chan & Lui, 1990）。Chan 與 Lui（1990）則對此提出反駁，他們認為 Marshall 並無法證實自願參與者的自我概念較高。兩造觀點的僵持不下，讓聽子女的自我概念與常人相較的情形無法明朗化，即便真有定論，但這些量化的研究 23.

(24) 結果並無法將聽子女對自我概念的想法全盤托出。而且，我僅能自不同的文獻中，見及聽子女對同時身處聾文化與聽世界的感受，與這樣獨特的際遇對他們所造就的影響，卻未能從中閱讀到究竟是何脈絡，讓他們萌生正向與負向如此截然不同的感受。總結來說，在聚焦前的探尋中，有感於國內對聽子女聲音關注的缺乏；在前人足跡的深究中，則閱讀到許多文獻片面的研究結果，並未看到在完整脈絡下，聽子女對其自身經驗的詮釋及他們一路走來的所思與所感。探究至此我方才知曉：前人雖有為我們掀起布幔的一角，但未深層描繪我最想探究的部份；或雖有瞥見，卻無駐足細察。我堅信，猶有更多「心」的層面尚待發掘。行前初探與文獻閱讀的經驗，著實令我想完完全全地掀開布幔；扎扎實實地探究布幔後面所隱藏的奧密，並真真切切地勾勒聽子女這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希冀這樣的探索，可以協助尚在徘徊與掙扎中的靈魂。因而，我將經由「掀幔的行進」，進行完整探究的歷程！. 24.

(25) 第三章第三章. 掀幔的行進掀幔的行進. 第一章節中尋求掀開布幔的可行性，第二章節深入探究前人的足跡，讓我將所構思的一個個分離的想法漸趨聚攏成一個完整的脈絡。於是，我開始思索著，究竟研究該如何行進，方能在掀開布幔之後，真正探察到所想瞭解的一切呢？. 第一節掀幔的設計因為我渴望於掀幔之後，能獲知聽子女的生命經驗與所思所感，因此我會非常著重聽子女在生命歷程中各種情境和事件的脈絡，並關注他們對其自身經驗的詮釋。由於質性研究重視的是自然情境的探究、人們意義的建構，以及情境脈絡的影響（潘慧玲，2003），且更將關注的焦點置於「歷程」之上，而非最終的結果與成果（李奉儒等譯， 2001）。因此，質性研究方法是適合我進行掀幔的選擇。繼選擇了質性研究的典範後，我再度凝神細思研究的行進方式。我思索著自己想透過聽子女的現身說法，說出他們的故事，同時，對自己的故事進行意義的詮釋，這些想法均與敘說的概念不謀而合。敘說就是一種故事（朱儀羚等譯，2004）。每當我們敘說一個故事的時候，我們就帶出了一段真實（金樹人， 1998）。然而，人因其所處的環境脈絡之故，讓人的故事與故事之間，總是相互連結而又盤根錯雜，誠如 Albom 於「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書中所述的一段話：「沒有哪一個故事是單獨存在的。有時候，故事與故事會 25.

(26) 在轉角相遇；有時候，一個故事會疊上另一個故事，像河床底下的石頭層層疊起。」（栗筱雯譯，2004，頁 19）. 敘說可以是一把鎖鑰，一把理出人物、事件之間複雜關係的鎖鑰！經由敘說，可使生命的事件和行動變得有意義（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同時，更可賦予個人行動的理由及事件的因果解釋（Sarbin, 1986）。Riessman (1993) 曾言，在個人敘說中，詮釋是無法避免的，因為敘說者是從自身的觀點中建構自己的敘說。因之，我們可以自敘說中，獲悉敘說者自己的詮釋。敘說所蘊含的豐富內涵，讓我決定以此做為掀幔的行進方式。就在決定以敘說做為掀幔的的方式之後，我曾在黎智英的書中，領悟到了敘說蘊含的另一種內涵。詹宏志認為黎智英的文章饒富深意，但卻不夠好看的原因在於，黎智英總「急於表達抽象的意見和看法，忘了說有血有淚的故事」（詹宏志，2007）。以故事的形式呈現意義，方才較能被思考與消化，畢竟「故事之內才有無數的可能意涵」（詹宏志，2007）。詹宏志的一番言語令我深覺，即便在選擇敘說的當時，我並未考量讀者是否易於接受，但其實敘說本身即已考量讀者的聲音。既選擇以敘說做為研究的行進方式，「語言」便成為重要的媒介，因為在敘說中，語言已不僅是傳達或反應的媒介，而是一種表達行動的方式（胡幼慧，1996）。語言可令生活經驗具有意義（朱儀羚等譯，2004），透過語言的敘說，我們才能將過去短暫而零碎的現實串連起來（金樹人，1998）。為了獲致語言的資料，我便須以「訪談」的方式來蒐集。. 26.

(27) 「訪談」就是創造一種情境，讓研究者透過詮釋過程，將被研究的現象與行動還原再現（潘淑滿，2003），訪談提供了解人們行為脈絡的捷徑（Seidman, 2006）。透過訪談，可讓研究者進入受訪者的生活，同時可讓研究者能對受訪者的經驗重新進行意義上的詮釋（陳向明，2002；Seidman, 2006）。這些學者們的說法，讓我感到儘管無法直接參與聽子女過往的生活，但可以經由訪談的方式，釐清聽子女的成長過程，並對照她們現今的生活，瞭解她們完整的生命經驗。同時，尚可在不悖離受訪者觀點的原則之下，對聽子女的敘說，進行意義的解構與詮釋。因而，我遵循著質性研究的典範，以敘說做為行進的方式，並以訪談做為資料蒐集的方法，專注聆聽聽子女的經驗故事。. 第二節邀請受訪者邀請受訪者在定好研究的主題與方向後，便須進一步思索該邀請誰來說故事，成為我探究中的受訪者。承襲一貫的研究脈絡，我選擇受訪者的首要條件為「父母雙方均為聾人的聽力正常子女」，並非「父母親僅一方為聾人，另一方則為聽人」，此乃因為當聽子女與父母為聾的那一方相處遭遇困難時，可透過聽的另一方加以協助或解決，如此一來，當研究對象為父母單聾時，所經歷的經驗與感受可能不若父母雙聾來得強烈。在行前初探時，從黃老師輔導聽子女與聾父母的經驗 27.

(28) 中，令我思索到「年齡」可能會讓聽子女的經驗與行動有所差異。我遍尋文獻後，發現在現有文獻中，僅 Preston (1994) 的研究結果對聽子女的年紀進行畫分。Preston (1994)認為，年輕的聽子女常為聾父母翻譯，年老的較少，這是因為以前的電話、電視不甚發達，所以年老的聽子女並不需為聾父母翻譯的緣故。Preston 對「年輕」的定義為 30 至 65 歲；對「年老」的定義則為「超過 65 歲」。不過，我認為本研究不宜採納 Preston 對「年輕」和「年老」的畫分，一則因為 Preston 的研究結果已為 14 年前，時間的遷移，讓聽子女的年紀必然更為年長，逾越 79 歲以上，實際上極難尋覓到如此年長且有意願的受訪者。二則在前行初探時，黃老師認為 30 歲可能會是聽子女對待聾父母方式有別的分水嶺（AI01-1），因而年齡在 30 歲以下之聽子女的經驗，應仍有了解的必要。三則趙玉平（2002）老師的書中曾提及，聽子女若萌生不能接受聾父母的心態，大抵均發生於青少年時期。因而，若能邀請年紀正處於青少年的聽子女成為受訪者，也許可以看到不同的經驗與觀點。此外，我更主觀認定聽子女的年紀必然不能過於年幼，因為深恐他們尚無足夠的人生經驗與深刻的感受可以敘說。在上述種種思維的考量之下，我將聽子女的年紀定於青少年以上，相信若能尋覓到年紀分別在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受訪者，應能獲致比較豐富的經驗。行前初探對我在受訪者的選擇上，有極具重要的啟示，讓我體會須尋找「聾父母在聽子女的生活中比重佔很重的人」。憑心而論，「比重」是一個極為抽象的詞，但我對它則另有一番詮釋的意涵：即受訪者必須與聾父母相處 28.

(29) 的時間極長。所謂「相處時間極長」，並非意味著從年幼自年長皆與父母親居住，不曾分開，只是我的受訪者在成長過程中，不能經年累月與聾父母分離，因為深恐他們會如同行前初探的小鈣般，對父母的事情總以「不常在家，不太清楚」一語帶過（BI01-3）。儘管於探尋前人足跡時，曾發現 Lauritsen 以自身經驗認為聽子女所承受的責任會因離家順序的先後，由長子女漸次移交給愈趨年幼的子女（潘志鵬譯，1989）。Lauritsen 所言的是「責任」！從前人足跡的深究中可以得知：「翻譯」屬於「責任」中的一環，因此單就翻譯而言，長子女的經驗極有可能迥異於其他排序的子女。此外，他認為會移轉給次子女的情境是「在長子女離家後」，若長子女不曾離家呢？是否便不會發生責任移轉的現象？如此說來，「長子女的經驗」別於「非長子女的經驗」有其發生的可能性。因此，若能同時在研究中邀請到在家中子女排序不同的受訪者，或許可以探索到截然不同的經驗。在 Preston (1996)的研究中，發現「家庭的翻譯員」常由「女兒」權充，由此 Preston 推測「長女」較「兒子」更易成為聾父母的翻譯員。因此，「性別」或許也是造成經驗的歧異的因素之一。於是，在開始尋找受訪者的初期，我想尋找的研究對象相同特質為父母雙方均為聾人、非獨生子女，且聾父母在他們生活比重佔很重的的聽子女，不同的特質在於年齡有段差距（例如青少年和成年）；或年齡相仿，但在家中的子女排序分別為長子女和非長子女；又或者性別不同的聽子女，瞭解他們的故事。. 29.

(30) 審慎思考完聽子女所需具備的特質後，我竭盡所能地懇切拜託各方人士，尋覓適當的人選，所嘗試的管道包括：一、以服務聾人為宗旨的民間機構；二、專長為聽障領域的教授；三、於啟聰學校任教的學姐；四、手語教師；五、我就讀大學和研究所階段的同學；六、我所認識的朋友和同事。在尋找聽子女的過程中，我所採取的做法是：先以電子信箱寄有關研究方向與內容的簡要研究說明予協尋對象者，請他們交予特質符合的聽子女閱讀並加以考慮。若他們對此主題饒富興趣，再請他們提供聯絡方式，我將主動與之聯絡。有關研究說明的內容，詳見附錄一。另一個方式則為：我與協尋對象者親赴場所，向有聾父母的家庭成員說明我的研究方向，再請他們思考是否願意參與研究，然後靜候回音，因為我深深知曉，這是急不得、勉強不得的。在最初的三個月中，我僅是不斷地放長釣線，希冀能有豐碩的漁獲，但是，魚兒不曾有所回應。於是，我鍥而不捨地益加努力，將釣線伸展至更多方向與層面，盼望著有緣的魚兒能翩然游至。等待佳音的過程是痛苦的，我鎮日守候著電話、手機、MSN 與電子信箱，深恐稍一不慎，便錯失與訪談對象接觸的機會。彼時的心中五味雜陳，一方面經歷著尋尋覓覓、極端渴望卻與音信全無的苦楚；一方面則感動著所有我原本熟識與陌生之人，在這樣一個尋尋覓覓的過程中，對我的慨然相助。此兩種情緒不斷相伴同行，一則不斷予我冰冷之感；另一又持續予我源源不絕的暖流，伴我度過炎炎酷暑的炙人六、七月。. 30.

(31) 就在襖熱的七月上旬時，我心已愈來愈慌張之際，經由上述的管道，出現了一位頗有意願參與研究的聽子女雨（化名），令我徬徨不安的心，開始有了定然的感覺。反覆不斷地練習說明自己的研究後，我鼓足勇氣撥打電話，一個晚上連撥三通，雨均未回應。翌日再次撥打，尚未有足夠時間說明己之研究，即得到「我現在在忙！」的漠然回應。於是，我當機立斷，還是先用電子信箱聯絡好了，心中想著，有緣即成吧！無緣亦不強求，研究不是本該如此嗎？（但或許是懼怕再次受傷的心作祟吧！）。寄出信件，石沉大海了數日，友人得知我的窘境，咸起勸我放手。我則猶豫不決，畢竟這是得來極其不易的線索。又過了數日，就在我決定不再等待時，雨主動來信，信上有「自從上次您打來我正在忙著處理事情，請您稍後再打，就再也沒接到您的來電，不知有何能夠幫忙的地方，若有需要請撥打 09×××××××× 」（CM01）的字樣。我方才知曉，原來雨在電話. 中的回應並非冷淡，而是我撥打的時機真的不對。我趕緊再次撥打電話，並更進一步得知，雨並無接到我的電子信件！至此猛然驚覺，原來我差一點在自以為是的誤解中，錯失了首位受談對象！這樣的想法讓我不禁冷汗涔下…。這樣的經驗將提醒著我，單純運用電話互動，須審度再三，因為我無從得知他人當下的心情如何，而以電子信箱寄文件時，更不可被動地等待回應，應主動確認對方是否真的已閱讀到該封郵件。因著雨的一封簡短信件，開啟了我們之間對話的契機。雨在第一次受訪時便表示：「我希望對[聾人]這一塊有一點點貢獻」（CI01-15）。首次會面之後，我瞭解到，雨的父母親從小並未教雨手語，因而雨在正式學手語之前，與父母間並無太多的互動，學手語之後，親子間的溝通則番然丕變， 31.

(32) 這讓我深覺雨是一位具有豐富故事性的人。如此一來，便確認了我研究中的第一位敘說故事的人。爾後的我，更深深發覺若非雨正處於留職停薪的休息狀態，平日工作繁忙的她，根本不可能有時間參與研究，我為自己的好運感到慶幸不已。與晴（化名）的相遇，則是番偶然，她是我研究所同學同事的朋友服務對象的女兒。聽聞我們關係的友人，都發出「關係還真近！」的反話讚嘆。在我得知該位朋友的聯絡方式之後，便時常在 MSN 上等待他上線，企圖有期而遇，以便說明我的研究內容。聯絡上後，該位朋友十分熱忱地協助，甚至願意提供工作場所，做為日後的訪談地點。不經數日，便提供我晴的聯絡方式。幾經聯絡，終於得已會見。相見之後，發現雨與晴的經歷差異頗大，晴的母親從小即教他們兄妹比手語，因此晴覺得與父母可溝通無礙。如此與雨截然不同的典型，令我確認了第二位敘說故事的人，而我對與晴這番突破層層關卡的偶然際遇，格外珍惜。與風（化名）的相逢，則純粹是意料之外！我透過友人，得知風願意參與研究的心意，令我喜不自勝。於是想先聽聽風之故事的我，在獲悉風的聯絡方式後，雀躍不已地主動致電和寄有關研究的簡要說明給風。但風告知並未收到，於是她轉而向我索取電子信箱，寄信給我，信上寫著「請寄上您研究的資料，我也想了解自己哦~~」（EM02）。風的簡短言語，令我在歡欣之際，更多的感覺其實是荷在肩上的任重而道遠。. 32.

(33) 首次與風接觸訪談之後，意外發現原來即便聽子女從小即擁有不錯的手語能力，但與父母的溝通仍有窒礙！不一定便如同晴與父母溝通般的無礙。於是，風成為敘說故事的第三人。以下將詳細介紹雨晴風的資料。故事中的三位主角：故事中的三位主角：一、雨初次見到雨，是在一間咖啡廳裡，窗外高照的豔陽，令人感受七月酷暑的威力。雨因不知我除了擁有學生的身份外，也同時兼具教師的職責。她認定我只當學生的經濟狀況必然窘困，因而堅決不讓我請客。雨的善解人意，及對人的體貼入微，就像是當時桌上那只冰涼的果汁，橙橘色的液體上，懸浮著幾顆微微透明的冰塊，緩緩沁人心脾。 37 歲的雨，已婚，原生家庭中計有父母、大雨一歲半的哥哥，小雨十歲半的弟弟和雨共五人。雨的父親聽力狀況幾近全聾，完全無法使用口語，對外溝通仰仗手語，而母親則雖為重度聽損，卻可使用簡單的口語。自年幼始，由於母親能以微弱的口語能力與人溝通，加以父母親並未教他們兄妹三人學手語，因此他們便倚賴母親微弱的口語能力與父母進行溝通與互動，是故親子間的互動極少，且對談常僅是「吃飯哦！(台語)」、「去洗澡哦！(台語)」「啊！上床哦！」的日常對話（CI01-17）。大學時期的雨，曾短暫學習過手語，但覺助益不大，因而暫停。讓雨真正下定決定要學好手語，係因陪同父母就醫時，感到與父母溝通不良，而無法確切傳達父母之意予醫生，因之，開始了學習手語的悠悠時光，並開啟了與父母親關係的新紀元。 33.

(34) 由於與弟弟年紀差異懸殊，因此，在弟弟年紀尚幼時，雨已成為一位少女。在少女要出門之際，母親總恐嚇她說，「要出去可以！把你弟弟一起帶走」（CI01-6）！於是，同學們對雨始終帶有一個小跟班感到習以為常。在雨的心目中，弟弟就是她的一個玩伴，而她也認真稱職地扮演一個小媽媽，姐弟倆感情絕佳。然而，雨與哥哥的情感和雨與弟弟迥然殊異。兄妹倆人磁場不合，儘管在需要協助時，彼此仍會互相關懷與照顧，但更常一言不合，爭執時起。雨與先生婚後尚無子女，目前與先生及公婆同住。因為公婆家與娘家離得頗近，所以雨在閒暇之餘，時常回到娘家協助父母。孝順的舉動，讓父親曾在她婚後數年，感嘆的說，他真不應該答應讓她嫁出去（CI06-37）！雨做事認真負責，凡事儘量做到盡善盡美，而她參與此一研究的認真態度，常令我感動不已，為研究的行進之中，刻畫幾許深深的溫情。誠如有一次相約見面的日期，卻無預警的下起滂沱大雨，雨依約前來，臉龐佈滿豆大的雨滴。我心生不捨地向她表達我的歉意，但雨卻說沒事！沒事！是她自己沒戴有罩子的安全帽。又如有一次會面的前一天，雨因隔天臨時有事，但卻未取消約定，而是詢問看能不能將時間提前至早上七點半，心裡想的居然是希望不會打擾到我！面對如此有心且體貼的受訪者，我除了督促自己更為認真之外，真的無能回報了。二、晴在一個熾熱而懊人的近午時光，我與晴有了第一次的接觸。第一眼對晴的印象就是有著靈活的雙眼，人和善易相處，不時開懷大笑，與我同樣有張親和的圓臉。當我與她攜手並肩走在我所服務的校園中，還曾被同事誤認為為 34.

(35) 親姐妹，彼時的我們相視莞薾一笑，並不反駁。但欣喜之情，在各自心中暈散開來…。甫就讀大二的晴，20 歲，在家中排行老二，也是老么，上有一位在南部唸大學的兄長，因父親常年在中部工作之故，一、兩個月才偶爾回家一次，因此目前家中只有晴與母親同住。於是晴責無旁貸地成為母親的主要翻譯者。晴的父母都幾近全聾，毫無口語能力，因此欲與父母溝通，手語成了唯一的管道。晴的母親在她就讀小二、小三之際，便開始教導晴與哥哥學習手語，因此晴與哥哥自小便能以流利的手語與父母溝通。父母親也常主動關心孩子的情緒，家人常運用吃飯的時間談天說地，而晴與哥哥的感情也十分融洽。這些均讓晴覺得在他們家中，溝通並非主要的問題！她與家人始終十分親近。晴是一個活潑開朗的樂觀女孩，臉上總綻放著可愛甜美的笑容，打扮入時，待人真誠，做事不喜回頭看，絕不後悔所做過的事情。由於性喜買一些小東西，但感受到父親賺錢的辛勞，體恤家裡，不想增加父母親的負擔，因此自高中畢業之後，便至外工讀。晴從不以半工半讀為苦，總是樂在工作，並沉浸於打工可以學習到不同人事物的喜悅當中。彼時大晴六歲的男友，數度想擇日與晴結婚，但晴並未被當時甜蜜的戀情沖昏頭，說服男友先有穩定的工作，且必須等到自己大學畢業、經濟趨於穩定之後，方能談論終身大事。乍見晴，會覺得晴是一位小鳥依人的女孩，但與晴相處日深之後，則可感受到在可愛的外表之下，晴其實是很獨立自主，非常有定見的人。 35.

(36) 三、風第一眼見到風，亮麗入時的 OL（Office Lady）裝扮，待人溫和有禮，看來爽朗而易相處，令人頗覺活潑與外向。由於是首次見面，原以為應由我主動打開話匣子，始料未及，反而是風以落落大方及隨和的態度，輕輕開啟專屬我倆聊天的話題，相形之下，似乎是我顯得拘謹了。現年 38 歲的風，從事金融相關行業，已婚，育有一名就讀國中的兒子。在娘家中排行第四，上有三個姐姐，下有一個弟弟。風的外表看起來較實際年齡年輕許多，為人慷慨、和善且熱心。風的父母聽力狀況都是全聾，溝通全仰仗手語，毫無口語能力。家中四個姐妹都能以流暢的手語與父母親溝通，尤以大姐和風為最。至若弟弟的手語能力則落後四位姐姐甚多，與父母溝通時，常運用有限的手語能力並佐以紙筆，而若姐姐們在場時，則需姐姐們權充翻譯。風與手足們在各自婚後均住在離父母不遠處，但在父母需要協助時，風總是他們第一個想到的子女。因而目前在眾子女中，主要由風擔負起照顧父母的重責大任。除了照顧父母之外，風也會在手足間財境困窘時，適時伸出援手。風婚後由於先生始終存有難以實現的崇高理想，無法如同一般人，覓一份穩定的工作分擔家計，因而，家中的經濟大計，一直由風獨自撐起。風靠自己打拚的結果，不僅讓婚後的家庭經濟無虞，甚而有餘力可金援原生家庭的家人--對風，我一直深深欽佩著。. 36.

(37) 因為一路走來，經歷很多的遭遇，走過許多崎嶇不平的道路，讓風曾萌生「想要把自己的那個…自己那種路、歷程啦，就是自己從那個、從小啦，然後到讀書啦，我還曾經想寫咧，想寫自己的故事這樣」（EI05-45），但平素忙碌的生活，讓風遲未動筆，. 我想，就讓我成為風的那隻筆吧！為風敘寫出屬於她的故事。四、其他受訪的對象因為相信受訪對象們所述都為真的我，並不覺得有訪談其他人員的必要。但在訪談風後，感受到風的弟弟（姑且命之為微風吧！）與雨的哥哥令我萌生了無比的好奇心，原因為雨晴風都是女性，讓我想得知男性的觀點；而微風他身為家中最受母親寵愛的孩子，但手語能力卻是手足中最微弱的。雨的哥哥也有類似的情形，他是母親最疼愛的孩子，卻也是與父母最無法溝通的子女。我好奇著，他們對這樣的現象分別有何詮釋呢？另外，風在訪談中，曾提及甫才 64 年次的微風，在經歷挫折之後與家人的互動和關係產生了巨幅的改變，也令我想一窺微風如何看待自身的挫折及與家人互動改變的關係。因著上述的疑惑，我曾向雨試探哥哥是否有受訪的可能，然而雨的反應是「我哥一定不願意」、「他對這個也沒興趣啦！」（CI02-37）。爾後，雨的哥哥果真在得知雨受訪後，頻頻責罵雨（CI05-50），甚至對雨說：「你有便泌你要跟人家講嗎？」（CI05-50），意在質疑雨為何要告訴他們家中所有的事，難道連便泌這樣私密的事也要告訴他人嗎？本來對於要訪談雨的哥哥即有些卻步的我，在聽聞此語後，更是澈底打消了訪談雨的哥哥之念頭。. 37.

(38) 我懇請風代我詢問微風是否願意接受訪談，原本極度擔心被拒絕的我，除了請風詢問其之受訪意願外，並以電子信件寄研究說明予微風，同時保證不會佔用微風很多的時間，因為我深知微風十分忙碌。令我雀躍不已的是，真的得到了微風的首肯，獲致了可以面訪一次的機會！因而，在本研究中，主要除了呈現雨晴風三位女性的心聲之外，也有了些許可與男性觀點對照之處。微風現年 31 歲，目前為一 SOHO 族，儘管自小便受到母親的極度寵愛，但因微風的手語能力低落，始終無法與母親有良好的溝通，因而與母親並不親近。此外，更覺得因為自己有偷錢等的偏差行為，所以姐姐們必然覺得他品性不端，因之，微風與姐姐們也難以親密（ErI01-5）。然而，就在他發生了許多人生中的巨變之後，讓他對人生有了與過去截然不同的體悟，也讓他開始感受到家人對他的關心，從而改變自己與家人的關係（ErI01-6）。從微風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些以女性的角度和男性角度詮釋事情的殊異。事後回想自己在尋覓受訪者的過程中，並非事先細思這些受訪對象是否符合當初所預訂的聽子女之特質，而是根據可能有意願的受訪者中，先進行初步的訪談，了解她們的經驗，再思考是否能解答我欲進行研究的困惑。巧合的是，她們三個均符合「聾父母在他們的生活中比重佔很重」者；且年齡甚有差距，晴的年紀為 20 歲，而雨和風的年紀則近 40 歲；且她們三個都是主要協助聾父母的子女。在成長過程中，雨幾乎無法運用手語與父母溝通；風能以不錯的手語能力與父母進行比雨和父母深入一些的溝 38.

(39) 通；晴則能與父母有十分深入的溝通。就像在一條成長時期能與父母溝通程度的光譜上，雨和晴分屬光譜的兩端，而風則位在光譜的中央。成長時期與父母溝通的程度，成為她們三人之間最大的差異點，也是我嘗試訪談三個人並決定三個都邀請參與研究的原因。事後的我回首這一段尋覓聽子女的過程，感受到儘管深究前人的足跡和進行行前初探之後，令我對所欲尋覓的聽子女之特質有些思考的著力點，但實際上能覓得的，不一定符合當初的企盼，這是源自於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然而，最重要的是，理想與現實存在差距並不一定代表對現實的妥協，因為現實的狀況，可能反而填補了理想思考上的不足。. 第三節資料的蒐集在研究過程中，我主要運用訪談的方式做為瞭解受訪者生命經驗的方法，另佐以相關文件的蒐集，輔助我益加理解受訪者的敘說。資料蒐集期間始自 96 年 7 月 10 日與雨聯繫開始，至 97 年 1 月 8 日止，為期約六個月左右。期間與三位受訪者有著十分密切的電子信件和簡訊往返，並與她們有著頻繁的互動與聚會。有關雨晴風參與研究的記事詳見附錄二、三與四。一、訪談對雨晴風的訪談次數並不預設一定的次數，而是「憑著感覺走」。當訪談時，覺得已無發展出新的主題，且又感到對該位受訪者的瞭解已達儘量完整之際，便結束對該位 39.

(40) 受訪者的訪談。我曾分別詢問日後若我有需要增補資料時而需再次邀他們受訪的可能性，三位受訪者都欣然接受，為日後的叨擾預留一個伏筆。在資料蒐集期間，計訪談雨 7 次，晴 3 次，風 6 次，風的弟弟--微風 1 次，訪談次數共計為 17 次，逐字稿累計字數達 41 萬 5 仟餘字。（一）訪談的時間由於三位受訪者能進行訪談的時間都不固定，因此我常因應著三位受訪對象可以受訪的時間適時調整。儘管雨正逢留職停薪之際，但因其晚上和假日常須陪伴先生；而非假日的白天則常回娘家協助父母親，因此能接受訪談的時間為不須協助父母親的非假日白天或下午。晴的受訪時間則為毋須上課或打工的時間，或早晨，或午後。風則較為固定，大多為星期一或二的下午至晚上。不論訪談的時段為何，雨晴風總為我空出一段相當完整的時間。Seidman (2006)曾言，每一次的深入訪談時間，若不足 90 分鐘則稍嫌過短，而陳向明（2002）則認為，每次訪談的時間應該一個小時以上。我檢視著研究行進中每一次訪談的錄音時間約為 78 分鐘至 150 分鐘不等，發現儘管並非每一次的錄音時間皆達 90 分鐘以上，但我們每一次見面的時間大抵均在二個半小時至三個小時之間，而錄音時間與見面時間的不同，係因中間有許多的時光，我們在關懷彼此的生活中渡過，這些關懷的內容並不一定有被我開啟錄音筆記錄下來，但如此的互動形式，則讓我們在每一次的會面之後，心中更添對彼此的熟稔之意。有時，我會從這樣的閒談內容中，發現值得再深究之處，因而成為下一次的訪談問題，無形之中，助益於資料蒐集的廣度與 40.

(41) 深度。然而，最重要的是，每回的訪談與見面時間不僅可讓受訪者有極其充裕的時間，不疾不徐地述說自己的經驗，也可讓我們有暇餘之時加深情感。（二）訪談的地點訪談 17 次中的 13 訪談地點，都在受訪對象所指定的咖啡廳進行，另外四次則在我所服務的學校一隅行進著。當在咖啡廳中進行訪談時，由於是受訪對象所指定的地點，因此他們對於該地點都有一定的熟稔度，不致因對環境陌生，而有忐忑不安之感。此外，為了確保錄音的清晰度，有時，我們甚至會商請服務人員降低咖啡廰中音樂的聲量。若在我服務的學校訪談時，我所選擇的地點是該時段空無他人的教室，其中更有三次在暑假中進行，連校園中必有的鐘聲都暫時停歇，因此並不擔憂被他人所干擾。所以，受訪者都能在這些地點中，述說自己的故事，並抒發自己的心情與感受，不會有不自在的感覺。（三）訪談的過程訪談的過程 1、、訪談大綱的設計在正式進入訪談之前，我依據 Seidman (2006)所建議的三段式訪談問法，擬定初步的訪談大綱。我將訪談大綱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為聽子女的基本資料，目的在於初步瞭解聽子女家中的狀況。第二部份則為她們成長及目前生活的情形，希冀能自整體的脈絡來看聽子女的生活經驗。第三部份則為聽子女對生活經驗的省思，令我能瞭解 41.

(42) 聽子女在生命經驗中的所思與所感。有關初步的訪談大綱詳見表 3-1。. 表 3-1 初步訪談大綱類別基本資料. 訪談題綱家中成員、家人的年齡、家人的聽力狀況、家人使用的語言 1、成長時期與家庭成員（包含祖父母、父母、手足和親戚）相處的情形. 家庭經驗脈絡. 2、成長時期與家庭成員相處的感受 3、成長中印象深刻的事件 4、現在與家庭成員相處的情形 5、現在與家庭成員相處的感受 1、求學的歷程. 學校經驗脈絡 2、求學時印象深刻的事件 3、與同學、師長相處的情形 1、成長時期的生活情形. 生活經驗脈絡 2、現在的生活情形 3、生活中印象深刻的事件 1、對父母親的看法. 省思. 2、成長經驗所帶來的影響 3、對一路走來的所思與所感. 2、、訪談技巧的運用在訪談正式開始之後，我參考訪談大綱的架構，在面對三位受訪者的首次訪談，除了建立關係，加深對彼此的熟悉度之外，我總以「請先說說你的成長歷程」為題，揭開序幕，讓受訪者不致受限於我預設的框架，能運用最直 42.

(43) 覺的思緒，簡短述說著自己的成長歷程。凝神細聽的我，則依據受訪者所回答的內容，再進一步提問。針對同一位受訪者後續的訪談，我會在訪談開始之時，先以開放式的態度，與受訪者閒話家常，此舉常獲致意想不到的訊息，並更能知曉受訪者目前的生活狀態。但在訪談之前，我會先羅列出前次訪談內容尚有疑慮之處的訪談題綱，隨著訪談的行進，不拘泥於順序適時提出，藉以更貼近受訪對象的經驗。譬如雨在第四次受訪時，曾提及到：「我要嫁給我先生，我就覺得說我多了一個媽什麼的，那我就可以多一個人撒嬌什麼的」（CI04-3），我便在後續的訪談題綱中提出我的疑惑：「你覺得你多了一個媽媽可以撒嬌，是因為那時候感覺到跟媽媽的關係沒有那麼好嗎？」（CI06-44）。換言之，在整個訪談過程中，我如陳向明（2002）所言，在研究初期率先運用「開放型的訪談」，隨著研究的益趨深入，逐步轉向「半開放型的訪談」。在前人足跡的深究中，我發現許許多多的文獻僅是在描述聽子女發生的各種現象，而未細細描繪聽子女的心情，因而在受訪者描述生命歷程中所經歷的事件時，我會特別留心追問受訪者們在這些事件中的感受與想法。最初的數次訪談中，我所羅列的待澄清之問題，會於訪談中，不斷盤桓在腦海，揮之不去。這樣的反省，著實令我大感驚懼，因為會嚴重干擾到我的傾聽！於是，在後續的訪談中，我雖仍在訪談之前作足功課，即轉錄逐字稿時，在紙上陳列出待澄清的問題；並再次閱讀同一對象前幾次訪談的文稿，但我不再熟記問題的內容，僅隨著與受. 43.

(44) 訪者的開放式訪談中行進。在訪談的間歇之際，快速流覽待澄清的疑慮，思索哪些疑惑尚未明晰，待訪談再次開始之際提出。此舉的改變令我獲致的體悟為：儘管我是帶著上次訪談種種的問題進入下一次的訪談，但我並不被這些問題所羈絆干擾著，因為在每一次看似「聊天」的訪談過程中，其實已隱隱解答了某些疑惑，而尚未被解答的疑惑，則只要在訪談的後半中提出即可。如此一來，整個訪談內容不致被分割的支離破碎，是在「隨性的聊天」中行進著，而這是很讓人感到輕鬆的方式。同時，我也時時思索著行前初探後對訪談技巧的體悟： ◆雙向的「空」：訪談完畢後，我反覆聆聽所錄之音，並膳騰逐字稿，除了仔細分析訪談內容，也審視自己的訪談技巧。此舉讓我對訪談時的「空」有了另一層體悟與感受。儘管，我能給予對方充裕的時間整理思緒，但此時的「空」是針對受訪者而言，若「空」返回於自身呢？我赫然發現，為了不讓「空」發生於自身，我常在題目未組織好之時，便支支唔唔、支離破碎且雜亂無章的訪問受談者。這樣的發現，著實令我羞赧萬分，受訪者該怎麼聽得懂這「體無完膚」的問題啊！原來，「空」是雙向的，不僅對受訪者；對訪談者自己亦如是，我寧願以「空」讓受訪者可以聽得懂所有的問題！此一心得，讓我在正式訪談中，不斷提點著自己。 ◆避免囿限受訪者的回答：訪談進行中，每當拋給小鈣開放性的問題，小鈣便會先認真思索，然後告訴我說：「你看！這種話…這種申論題我就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