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人生路标 和学术起点 一、畸形时代的文化
十八世纪上半叶，在属于清代江南行省徽州府的安徽休宁隆阜，今属安 徽省屯溪市隆阜乡，出生了一位后来在学术上继往开来，雄霸一世，在思想 界披荆折棘、垂范后昆的大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戴震（１７２４—１７７７）。
休宁，一个小小的县城，地处皖南山区和钱塘江支流新安江的上游。这 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县西白岳、齐云两山，竹树葱茂，绿水青山，是游 览圣地。北有石坼山阻扼，群峰拥立，蔽塞难通，山多涧谷，水贯其中。东 有古城岩之固，耸峭秀拔。南有白际岭之险，断岩绝壑。秀山衍为平川，则 又阡陌纵横，村墟交通，烟树桑木，掩映其间。山村佳秀，更加江流激冽，
纡汩清澈，与群山相衬，织成绿水青山，古来言山水者称休宁之溪、休宁之 山为天下第一绝胜。休宁，历来是皖南山区的物资集散地和陆路交通枢纽。
从休宁往北、往西，有黄山、九华山等大山阻隔，去本省闹市安庆、铜陵、
芜湖等地交通不便，而从休宁往南，穿越山间平地，行走不到一天路程便是 江西境内，再过去就到了著名瓷都景德镇。从休宁折向东南，可以到达浙江，
当时的经商者多往返于皖赣、皖浙之间。皖南山区的茶叶、毛竹、药材、果 品等从这里外运，苏、浙、赣的大米、丝绸、瓷器从这里进入皖南山区，很 早以前，这里的茶叶就远销海外
①
。屯溪、休宁本身是个茶市，著名的屯溪茶“屯绿”名闻海内外，英语中早就有以“屯溪”命名的茶 ｔｗａｎｋａｙ，十九世 纪的英国作家威廉・麦克佩斯・莎克莱写道：“或者您宁可来一杯屯溪？”
②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徽州茶叶名称已在英国文学刊物上屡屡出现，１７８５ 年出 版的英国诗刊上有一首英国自由党人写的茶诗：茶叶色色，何舌能别？
武夷与贡熙，婺绿与祁红，
松萝与工夫，白亳与小种。
花薰芬馥，麻珠稠浓。八句诗中有十种茶名，其中松萝、贡熙、麻
珠、祁红、工夫、婺绿六种，都是徽州茶叶名。
屯溪（今黄山市屯溪区）又名屯浦，新安江主流横穿而过，这里背靠黄 山，是登山的主前站，山水相邻，平川旷阔，水陆交通都很便利。这里物产 丰富，给养充备，三国时孙权在此屯兵，故名。唐代改屯溪为黎阳，置县。
明清两代，这里十分繁华。那至今犹存的屯溪老街，建筑古色古香，门楼斗 拱，鸟革翚飞，传统的老商号店铺，鳞次栉比，世代相沿，那景观，无不令
① 按美国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引用的材料说：1699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优良绿茶 300 桶、
武夷茶 80 桶。至 1702 年英国需茶量激增，曾由船队装载一整船中国茶去英，“其中配松萝茶三分之二，
园茶六分之一，武夷茶七分之一。”可见徽州松萝茶至迟十七世纪末已出口英国，而十八世纪初销往美国 和俄国。见《徽学》1990 年总二期 191 页。
② 见罗伯特・伯奇菲尔德《词典编纂学》，商务印书馆版 20 页。
③ 转引自《徽学》1990 年总二期 191 至 192 页。
人悠然神往，颇可窥见这里明清时代的人文和经济。一休宁，一屯溪，成了 皖南山区明清时代的两大门户。隆阜，地处这两大商业城镇彼此往来的腹地。
戴震出生地隆阜老街，紧挨着新安江支流横江的宽阔河面，河对面北望是一 片远近闻名的桃花林。临河设埠，水路十分方便，“溪流一线，小舟如叶，
鱼贯尾衔，昼夜不息”
①
正是此情景的写照。从这里洄溯以远，可直通京杭大 运河，陆路步行不到小半天路程，可达屯溪或休宁县城。隆阜可谓屯溪、休 宁钳包的皖南山区中的一小块得天独厚的宝地，儒风、世风，商业新风都会 因水陆之便直接吹向这里。人云：山外一声雷，隆阜一阵响，世外一阵风，隆阜刮半天。小小的山村集镇毫不闭塞，它竟连着外地都会，乃至直通北京。
从隆阜老街到隆阜村口，约摸有二里路。隆阜村口，这里曾是古木参天，
芭蕉藤浓叶覆盖，藤萝绕架，孩子们特别喜爱到这里来游玩戏嬉。儿时的回 忆，故乡的一草一木都能激起深情厚意，那芭蕉藤，牵动过成百上千名隆阜 赤子、戴氏后裔的缕缕情思，直到今天，仍有一些戴氏的海外后裔总要谈起 村口的芭蕉藤，絮絮叨叨他讲起戴震儿时在芭蕉藤下玩耍的传说故事。和绕 架芭蕉藤交相映荫的是，隆阜村口那至今犹存的千年古樟，樟叶婆娑，森森 冽冽，炎夏季节，荫翳如盖，是天然的憩息纳凉佳地。古樟下有戴氏宗族建 造的“云起亭”，这是明末清初的徽派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画栋雕梁，
八角顶上有锡胡芦闪闪发光，下层四周砖壁，镶有砖雕花纹图案。传说戴震 读书时常登临此亭赏玩，端详壁画，引起无穷乐趣，近眺剡水，竟使青年戴 震诗兴大发。戴震有吟咏流经云起亭边的剡水的诗篇《咏剡水》，诗云：“已 有扁舟兴，曾看过剡图。翻思名手尽，谁复费功夫”。砖壁画意，眼前览胜，
似成一时间序列，追昔抚今，多有感慨，逝者如斯，笔下很有些“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的韵味和气势。由云起亭前行，百米下处有红庙，那是戴氏 魁星阁
①
……隆阜村口，还建有戴氏祠堂，其中祖祠一座，名三甲祠，传为三兄弟中 进士（登科甲）后所建，是戴震的宗祠。另有两座支祠，一座名荆墩支祠，
奉把戴氏始祖戴安，近祖戴奢及分门支祖。另一座名前门支祠，亦奉祀戴安、
戴奢并另一分门支祖。荆墩支祠规模宏大，厅堂内高悬尚书、进士匾额二十 余块，后身有灵庙三间，供有戴安塑象，每年春季和秋季，戴氏后裔子孙祭 祖，烟火不绝，累世皆从。从支祠到祖祠，恰恰是戴震先祖及后裔的一个缩 影，先祖隆盛，后世昌衍。可是，在戴震父子手中，却在戴氏家族史上写下 了一段辛酸史，可说乾隆盛世，于戴震父子却是家道衰败之际。隆阜老街的 戴震故居，原是一般的民居，颇可见其家境，唯一可说明戴震为其封建家族、
宗族光耀了门楣的，或许就是那块圆鼓形的旗杆石，那是戴震四十岁考中举 人以后，用来插旗张扬，光大门庭用的，其余，故居的一切，都只能说明他 在攻书著述，备受寒窗之苦，却还美其名曰：游艺塾，洗砚池……他妙手著 文章，满纸儒家经典的新诠、疏证，但他却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封建家族、宗 法社会的冷眼旁观者和掘墓人。人道是，生于盛世境遇好，他却似“生于未
① 清道光年间撰《休宁县志》。
① 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奎星”的俗称。“奎星”原是二十八宿之一的奎宿，后被奉为主宰文章 兴衰的神，并建奎星阁以崇祀之。顾炎武《日知录・魁》说，神象“不能象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象魁，
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魁星一手捧斗，一手执笔，意谓由它点定天下才高八斗的中式人的姓 名。
世运偏消。”或许，这里唯一能产生美情美趣，引人憧憬未来生活的，是故 居院墙内的几丛翠竹，和相传为戴震亲手栽种的板栗树和桂花树。八月桂花 香，沁人心脾，令人遐思……
当历史的车轮滚到十八世纪上半叶时，正值所谓乾隆盛世。早在明代中 后期就萌芽了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经中断，但这时已恢复发展并加快了它的 历史进程。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和封建主义，这两种极不协调的生产关 系，在十八世纪的封建老大帝国清帝国中并存着，它们时而龃龉倾轧，相互 争斗，时而又化干戈为玉帛，为我取用。但总的趋势是封建帝制不断吞噬新 兴的民族资本
①
，封建老大帝国的国家机器在犬牙交错的矛盾争斗中运转，封 建制度在吞噬和反吞噬的腥风血雨中缓慢行进，民族资本主义作为新兴的生 产力在风霜刀剑下仍能潜滋暗长。在整个社会生活的画面上，呈现出商业都 市的繁荣和广大农村的凋弊，社会产品的激增和下层百姓的贫困等光怪陆离 的现象。休宁，地处高原，有着典型的内陆文明，但商业也已十分发达，春 夏之际，各地商人，特别是茶商纷纷来聚，至戴震出生的时代，休宁已是一 派商业繁荣的景象，成为一个著名的“山口市场”了。可是休宁一带的老百 姓的生活十分贫困，他们大量涌向外地出卖劳动力，到景德镇去当烧窑工人 的就不少。当时的景德镇，已经有在封建制度内部孕育成熟的资本主义手工 工场。由休宁看全国，国内市场极为繁荣①
，国际市场也相继被打开②
。随着 商品流通的扩大，商业资本也激增。徽商、山西商、陕西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等商人集团中，往往岁入巨万，徽商中更是有不少人家赀万贯，
富比王侯。
与清初民族资本主义恢复发展相适应的是。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国。康 熙本人就向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请教算学，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学 习欧几里得的《初等几何学》和阿基米德的《应用几何学》，学习天文、地 理、生理解剖等，还聘请洋人参与制定历法。康熙本人还和德国著名哲学家 和数学家莱布尼兹（１６４６—１７１６）保持着书信联系。由于对外来科学文化采 取比较开放的政策，清初就出现了象王锡阐（１６２８—１６８２）、梅文鼎（１６３３
—１７２１）等著名的天文历算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屡为戴震所征引，往往成 为戴震学术的逻辑起点。
与清代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和开放极不协调的是，清王朝实行封建高压 统治和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清代从顺治年间就开始兴文字狱，康熙、雍正、
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有八十余起，从康熙到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 年）
止，著名的文字狱已有七八起。在这极其严酷的现实中，读书人只能转向文 献订讹，名物考证，不敢触及思想禁忌，借以保身避祸。章炳麟说：“家有
① 如雍正帝 1727 年 5 月谕中曾指责手工业使社会“于器用服玩争尚华巧”，“是逐末之人，不但有害于农，
而并有害于工也”。清廷还在苏州、南京、杭州等地设置管理织造的机关，控制其发展。
① 乾隆时期已有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他们拥有巨额资金，其中成为商业资本的部分又投放成 工业资本，当时的苏州、南京、扬州、广州等地，成为著名的商业都市，武汉是长江中游最大的粮、盐、
市、木材、药材等商品的集散地，贾户数千家。
②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荷、西班牙、丹麦、瑞典）等的贸易，
出超二百四十多万两白银。乾隆四十年（1775 年）出口的茶叶有一千六百余万磅，乾隆五十年（1785 年）
出口茶叶达二千八百多万磅。
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
①
戴震生活在雍、乾，亲眼目睹过文字狱的惨祸。
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早期文明并存，文字狱的惨祸与西学东 渐的交汇，形成了有清一代的种种畸形发展，它们都成了戴震及其后学的人 生命运的路标和学术方向的底蕴。戴震及其学派在上述畸形的历史背景上呈 现出十分复杂的现象。封建专制，不等于说禁绝一切学问，这就仍然为从学 之士开了一条有限的生路，从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看，清廷的确毁 了不少书，也改易了书中的许多文字，但更多的限于史学方面。经学的研究，
乾隆帝和嘉庆帝都是提倡的。康熙、雍正都还提倡理学。一方面官方理学与 文字狱相结合，以理杀人，以致人人畏避，另一方面，到了乾嘉年间，清廷 的统治已经完全巩固，文化政策上作了相当大的调整，容忍那些纯学术的经 学，亦即理学的研究。然而，从顾炎武（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到戴震，恰恰主张“理 学即经学”，要从那貌似仅可作纯学术研究的古代经典文献中找出透视社会 历史、人伦日用、知识蕴涵的道理和规则。戴震从事的文献考订、语言文字，
乃至以自然为本体的人本道德哲学等，都是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的，它们无不 以强烈的科学求实精神而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们的 影响不仅激越当时，直至今天，戴震的朴学即科学思想仍不时引起巨大反响，
尤其在一些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特征的领域，例如语言文字学、文献学、方志 学、汉语史等的研究方面，戴震学派的朴学方法、科学哲学思想仍有很大的 吸引力。至于他的以控诉“以理杀人”的罪行为中心的一系列道德哲学思想，
则深深打上了平民哲学的烙印，故被封建统治的卫道士们所排斥，他的《孟 子字义疏证》则被打入冷宫，其因盖出于此。
① 《检论》卷四《清儒》，见右文社刊行《章氏丛书》第三册《检论》四第二十三页。
二、从儿时善疑好问到 继承知识主义传统
戴震，字慎修，又字东原。生于雍正元年（１７２３ 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 日（公历是 １７２４ 年 １ 月 １９ 日），卒于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１７７７ 年 ７ 月 １ 日），享年五十五岁。
戴震的曾祖父名戴景良，曾祖母邵氏，续配王氏。祖父戴宁仁，赠为文 林郎。祖母程氏。父戴弁（１６９９—１７７９）赠为文林郎。戴震妻朱氏，赠为孺 人。戴震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生前都没有做过官。戴震曾作《族支谱序》，
叙述戴氏谱牒
①
。戴氏先祖戴护在唐代天祐（９０４－９０７ 年）年问做过兵马使这 样的大官，本居安徽歙之篁墩，因身为朝廷命官，戍守婺地（以今江西东北 部婺源为中心的赣浙皖地区），留居婪地凤亭里。戴护子戴寿，字伯龄，为 中书舍人。戴寿子戴安，字宁叔，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并署检校国子祭酒兼 监察御史，谥忠恭。戴安是隆阜戴氏所追之一世祖。但实际上，迁居隆阜自 戴安儿子戴奢和孙子戴睿起。戴奢一名戴颜，字君俭。戴安死后，戴奢奉母 避乱，隐居不仕。戴奢是个堪舆家，尝自婺源起程，翻越浙地大山，来到休 宁上溪口、隆阜，直到歙县岩寺等处，堪察舆地，著《山水知音》四篇，一 路上见怪石峭峻，玲珑剔透，那苍郁的山林，苔染的石壁，凝成一片又一片 的墨绿，仿佛那山川神秀，全系灵气所钟，以为人杰地灵，尤以徽歙独居鳌 头，叹曰：“斯发祥之地也”。于是携四子和家母由江西迁居安徽歙州（即 徽州）。后周显德六年（９５９ 年），奢母廉氏病故，奢为其卜葬于歙篁墩小 练源，与四子共同庐墓三年，不忍遽去，丧服既满，乃命长子戴庐仍回婺源，三子戴处迁上溪口定居，四子戴虔留居歙县岩寺，戴奢本人与次子戴睿迁至 隆阜定居，成为隆阜戴氏的始迁祖。戴奢为人敦厚，性情豁达，淡泊致远，
喜结交樵夫农人，世称“孝隐先生”，著有《白岳穷龙赋》传世。戴奢终年 六十八岁，葬于近隆阜的自卜葬地游仙山，后人尊之为“奢公墓”。戴睿十 三传而戴外，戴外是今隆阜老街三门里故居所在的支系所起。又十二传至戴 弁，戴弁曾在三门里主修族支谱，人称半个秀才。据说年轻时戴弁随父宁仁 卖过两次布，跑过两趟江西，就受大族宗长房的欺压，领不到祠堂学米，从 此不得入学，断送了考试前程。故戴弁识的字，也只够后来做布贩生意时记 记帐目，或随贩货的抄抄写写，拟个说帖，立个折子什么的。戴弁是戴奢的 二十六代孙。戴震则是二十七代孙。
传说戴震刚出生时，天上突然打雷，冬天哪来的雷呢？原来是早春提前 来到人间，风霜雷鸣一起来，震得天地颤抖。于是戴弁夫妇就给儿子取名震，
不料无意中竟合《周易・说卦传》的说法：“震一索而得男，谓之长男”。
“震为雷，为龙……其于稼也，为反生”。穷人的子弟“为龙”，是犯忌的，
戴弁夫妇连想都不敢想的。后一句话是说得震卦，庄稼就能返生，对穷苦的 庄稼人来说，戴震这个暗含《周易》震卦的名字，倒是个吉祥的兆头。
人称说话早的孩子才特别聪明，可戴震偏偏说话很迟。段玉裁在《戴东 原先生年谱》中说：“十岁。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深矣。”
①
“蕴
①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215 至 216 页。
① 段玉裁《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454 页。
蓄”之说，并无科学依据，但它是探索这位杰出人物成功秘密的一个尝试。
原先不会说话，如今可用语言自由交谈，别的孩子免不了以蒙学为苦，少年 戴震却乐在其中，竟能每天背书，“日数千言不肯休”
②
，这已经无意中把学 习语言放在蒙学之首。现代心理学认为，对儿童智力的早期开发来说，语言 的学习和使用更为重要，而不是看识字的多少。戴震不仅学习语言很认真，而且很善于思索，塾师授《大学》章句，刚 读完第一章原文和朱熹的集注，戴震就转着圆溜溜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皱着 眉头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 人记之？”
③
这两个在逻辑上顺承深入的并列疑问复句，确实有点出于老师的 意外。“这是朱文公说的”。塾师抬出朱青这一权威，意在告诉戴震不必再 生疑发问。不料戴震连珠炮似地发问，最后遽发巨疑：“朱文公怎么知道如 此呢？”老师听后，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了，叹曰：“此非常儿也！”④从戴震儿时疑“《大学》右经一章以下”的一连串发问，可看出他攫一 问题，直截深入，层层穷追的这一年幼时的思维形态。他儿时“日数千言不 肯休”的开发早期智力的语言功夫，和善疑好问，非水落石出不肯罢休的思 维形态，或许已经包含后来巨大成功的逻辑因子。梁启超曾说：“此一段故 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
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 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 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而震以童年 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
①
。善疑好问，重视语言文字，是中国文化中的知识论传统。明末清初知识 论的“道问学”的学术风尚，甚至宋元明以来的知识论和反知识主义的斗争，
“道问学”和“尊德性”之间的较量，成为戴震学术产生的广阔的文化史背 景，它从文化发展史的内部表明戴震学术产生的根源和途径。章学诚说：“戴 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
不可易矣。”
②
明末清初有些禀承“道问学”而来的治学方法对理解以戴震学术为主体 的清代朴学极有启发。如明季陈第（１５４１—１６１７）是音韵学家，但他同样很 有哲学见解，于古音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
可谓语言文字之学中的哲理之说，他著《毛诗古音考》，也不过是要纠正明 人废弃知识之学的弊病，故焦坟为之序云：“世有通经学古之士，必以此为 津筏。”在理学问题上，陈第尤不满于王学未流之弊，认为不读书，不博物 求知肇始于那个叫嚷“再来一把秦火”的陈白沙（１４２８—１５００），而其总根 于却通在王阳明身上，所谓“文成（王阳明谥号）之教主于简易”。陈第是 以古音学为主，兼及哲学的学者。明季方以智（１６１１—１６７１）也是兼治哲学 和语言文字之学的学者，他于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 年）开始著《通雅》，这是 一部祖承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雅学的著作，在研究古汉语词义时，明确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一，见中华书局 1954 年单行本 25 页至 26 页。
② 《书朱陆篇后》，见《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276 页。
提出“欲通古义，先通古音”
①
，“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②
，这些正确的 主张，直启戴震学派的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就在这部研究语言文字的著作中，作者记述博闻，考证经典，该书开篇三卷是概论性质的文章，作者迳直地把 知识主义作为研究语言文字学的指导思想，而语言文字本身也是一种知识，
由系统的知识去理解一切，得出了“古今以智相积”的结论，他说：“古今 以智相积……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 智，折中期间，岂不幸乎？”
③
象陈第、方以智将语言文字学和哲学相结合的 学问途径，都在戴震那里引起强烈反响，得注意的是，方以智，这位明末清 初的哲学和语言学的风云人物，出身安徽桐城，是戴震的乡先辈。将语言文 字的研究、文献考订等知识主义方法与哲学研究相结合，明季陈确（１６０４—１６７７）的《大学辨》是一很有代表性的著作。陈确作“大学辨”，断定“大 学非圣经”，而是秦汉以后的作品，其动机在于解决“致良知”与“慎独”
说中的理论困难，使文献考订辨伪明确地为哲学解释服务。陈确的做法，等 于把宋明理学的内部纷争从义理转化为考据
①
。后来，戴震早年著《大学》和《中庸》补注，探其古奥义，虽与陈确断《大学》非圣经不同，但期间文献 辨证为哲学服务，语言文字考订为新理学服务的学术精神，则殊无二致。清 代初年，阎若璩（１６３６—１７０４）著《古文尚书疏证》，毛奇龄（１６２３—１７１６）
著《古文尚书冤词》，尊崇程朱，乃至要增祀羽翼程朱的罗钦顺和高攀龙，
罢祀陆九渊、王阳明，他们的做法，都是以语言文字的考证为工具，进而评 判前代的哲学争论，做到了所谓“藏理学于经学”（方以智语）。到了顾炎 武，曾更为明确地提出一句名言：“理学，经学也。”
②
开启了清代学术的风 气。顾炎武对宋代理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主张回到本经，求其语言文字 的知识解，然后才谈得上汲取经国济世之道③
。顾炎武的主张，在戴震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戴震既讲“问学”，
又语“德性”，既讲语言文字的考索，知识的诠释和贯通，又讲道德哲学的 建树。后来，戴震曾有一亲笔篆书对联，联文云：“论古姑舒秦以下，游心 独在物之初。”署名“海阳戴震”
①
。上联是说，论述上古且将伸展到秦代以 后，下联是说，运思执着在有物之初始。以“独在”对“姑舒”，更可看出 他的唯物主义的新理学信念，上下联珠联壁合而言博物求知，往征上古，陶 铸神思，仅在唯物。这一对联，尽宣其经学考据、文字训释为其方法途径，而哲学思考为其内容实质的思路，做到了“治学”和“闻道”的一致。
正是中国文化中知识论传统的影响，经宋元明清七百余年间知识主义和 反知识主义间的较量而最终形成的雍乾年间的学术风尚，特别是徽歙地区一 贯存在的重视知识，质朴求学，讲究根抵功夫的风气，使青少年时代的戴震
① 方以智《通雅》卷首一《音义杂论》。
② 同上书卷六《释诂》。
③ 同①。
① 参见《大学辨》、《答查石丈书》等文。载《陈确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② 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
③ 参见《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四和《日知录》卷七《予一以贯之》条等论述。
① 原联为吴兴蒋孟苹藏，见载 1935 年 12 月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联文中“姑”为“且”、
“将”义，“舒”为“伸展”义。海阳为休宁古称，休宁在歙县西，汉时为歙县地，三国孙权分置黎阳、
休阳二县，后避景帝孙休讳，改休阳为海阳，隋开皇十八年改称休宁。
一进学就沐浴在渴求知识的氛围中
②
。聪明颖悟的戴震，很快就找到了由语言 文字的意义诠释而弄懂文献的切实途径，这一读书求知的方法和著《通雅》的乡先辈方以智、著《义府》的乡先辈黄生重视经义诂雅和解释的方法极为 相象，少年戴震成了乡学的知音。戴震十六、七岁以前读书，每一字必求透 彻地弄懂字义，他似乎生来就喜欢那蕴藏着无穷知识奥秘的方块字，当私塾 老师取出明代以来的字书及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授读时，他乐而忘倦，
三年竟能透彻地了解《说文解字》的内容。他又取来《尔雅》、《方言》及 汉儒今存的传、注、笺互相比勘考究。他在理解经书中的每个字义时都要使 字义合乎汉字构造法则“六书”，使文字形音义本身的解释和经书的语言实 际表达双方一致，作为唯一正确的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在语言文字方 面真正弄通，又能真正读懂经书。这种方法，不是别的，正是中国传统语言 文字学与经学相结合的解释学途经。我国古代没有“解释学”这个名称，但 解释学确实是存在的。在古代希腊，则有所谓诠释词源意义的真诠学。直到 二十世纪初西方才把解释学引人哲学，使解释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十八世纪的戴震所用的读书方法，直接萌生了他后来的“以词通道”的思想，
这正是一种语言解释哲学思想，作为一种读书求知方法，它无疑是一种进入 古代文献经典的经学入门的硬功夫。这种硬功夫的读书方法，与汉代学者的 精神相一致，而与宋儒喜顿悟的思辨方法很不相同。这样做的结果，使戴震
“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
①
。具体而深刻地理解 了的东西必然能更好把握它，数年以后，戴震还对他的学生段玉裁说：“余 放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背）诵也。”②
② 戴震的家乡休宁是个儒风很盛的地方，所谓“文章华国，诗礼传家”。早在宋庆历年间，就建学宫于县 治东街，著名学者、宋金石学家洪适（kuò）为之纪，后几经毁坏，至顺治八年，知县又重修学宫。唐宋至 清代，休宁科第簪缨，绳绳相继。据不完全统计，徽州府各县中举人者明代 298 名，清代 698 名，明代状 元安徽 9 人，徽州府即占 4 人，清代状元休宁县一个县就有 13 个，为全国之冠。
① 见《戴震年谱》，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455 页。
② 同上。
三、师承江永
从十岁至十七岁，戴震读完了私塾。十八岁那年，戴弁携戴震客居南丰，
课学童于邵武。从南丰回休宁后，大约是在乾隆七年、八年（１７４２、１７４３ 年），
戴弁为满足儿子求知渴望和访师心切的要求，曾携戴震前往江宁拜见同族人 戴瀚。戴瀚是位时文作者，不是戴震心目中的老师。
就在二十岁这一年（１７４２ 年），他开始从师于徽州府婺源（今属江西）
的一位硕儒江永
①
。江永（１６８１—１７６２）字慎修，与戴震早年的字相同，为表 示对老师的钦佩，戴震悄悄地收起了自己早年的字，从此专字东原，世称东 原先生。戴震和江永相识时，江永已六十三岁。共同的志趣和理想把他们紧 密联系在一起，成了名副其实的忘年交，实现着醇儒传统“同志为友”的古 训。在江、戴的师友交往中，有一天，江永列举天文历算中的一些问题试问 戴震，并告诉他说：“这些问题我本人已积疑多年了，一直未能解决，你能 试试看吗？”戴震仔细看过以后，便将这些题目一一剖析，详加演算，越算 越带劲，多年疑团，豁然而解，很快就把运算结果交给了江永。江永认为解 题的思路十分清晰，所得结论正确可靠，十题中至少有九题可作定论
②
。戴震著书立说，凡引江永之说处，一般称“同郡老儒江慎修”。有人据 此称呼以为戴震是“背师盗名”。这是不合实际情形的。“老儒”一词没有 贬义，意即“饱学宿儒”。对戴震与江永系问题上的指责，归根到底还是通 在《水经注》公案上
③
。魏源在《书赵校水经注后》一文中说：“戴为婺源江 永门人，凡六书三礼九数之学，无一不受诸江氏……及戴名既盛，凡己书中 称引师说，但称为‘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称师说，亦不称先生。其背师盗 名，合逢蒙、齐豹①
为一人。”张穆（１８０５—１８４９）在《方牧夫寿序》中说：“东原抗心自大，晚颇讳言其师。”王国维在《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
中也曾指斥戴震对江永未尝笃“在三”（父、师、君）之谊，仅呼之曰“婺 源老儒江慎修”。晚近胡适在详考戴著以后，指出戴著中只有两处叙述古音 历史时没有称“先生”，不仅不是大不敬，反而格外尊重。一处是《声韵考・古 韵》中说及郑庠、顾炎武、江永三人的古韵分部时说：“郑庠作《古韵辨》，
分阳、支、先、虞、尤、覃六部。近昆山顾炎武作《音学五书》，更析东、
阳、耕、蒸而四；析鱼、歌而二，故列十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据《三百篇》
为本，作《古韵标准》……”
②
。另一处是在《六书音均表序》中也称“吾郡 老儒江慎修”③
。而这两处中对郑庠、顾炎武都是直呼其名，对江永既称“老
① 这里采用段玉裁《戴震年谱》中的说法。胡槐植先生认为，戴震师事江永“早则在二十四岁（1746 年）
以后，迟则相聚于汪梧凤家之时（1752 年）”（见《戴震在徽州》一文）。
② 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五《戴震》。
③ 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① 逢蒙：古代替射者。《孟子・离娄下》：“逢蒙学射于界，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齐豹：眷秋卫大夫，为求名而杀卫侯之兄絷。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和三十一年，《左传・昭公三十一 年》：“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杜预注：“求名而不得也。（昭公）二十年 豹杀卫侯兄，欲求不畏强御之名。”
② 这段文字在《答段若膺论韵》中仍称“江先生”，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89 页。
③ 参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199 页。
儒”，又称字（按：古人称字为尊称）。胡适还指出，戴震《考工记图》、
《顾氏音论跋》、《答段若膺论韵》三篇著作中称江永为“先生”有 １４ 处，
加上其他几部书，共 ２２ 处之多。胡适以其考证结论为题，写了著名的《戴震 对江永的始终敬礼》一文
④
，为戴震辨诬。至于说到称“先生”而不称“师”，在乾嘉年间，称“先生”更为时尚，格外尊重，段玉裁终身服膺戴震，著《戴 震年谱》时，亦无有称“师”者，满纸皆称先生，是为明证。
学术平等和学术民主，是乾嘉学派倡导的一种学术风尚和学问道德。“所 见不合，则相辩洁，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
①
。戴 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一文，是专门辩论文字学中的转注问题的。当 时江永误把转注看作字义的引申，言假借也不甚明确，并混淆前四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和后两书（转注、假借）的界限。江永说：“本义外，
展转引申为他义，或变音，或不变音，皆为转注。其无义而但借其音，或相 似之音，则为假借。”针对江永老师的误解，戴震区分了字义引申和文字上 的“六书”，区分前四书和后两书是体、用关系。江永得戴震论小学的书信 后，十分高兴他说：“众说纷坛，得此论定，诚无以易。”
②
评介江永，进一步体现了他的尊敬老师的态度和师友同道的学术平等精 神。江永谢世，戴震万分悲痛，随即写了《江慎修先生事略状》，评介先生 的功业，将江永在学术上的成就公之于世。《事略状》成为后来研究江永的 最重要的文献材料之一，江藩《汉学师承记・江永》和《清史稿・江永传》
主要是按《事略状》概述的材料写成的。
戴震认为，江永治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读书好深思”，从而在天文 学上正确地阐明了太阳年（回归年）中的定气时刻的春分点的确定仅以太阳 视位置的高低为准，岁差引起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当时，宣城梅文鼎对所 谓“岁实消长”问题还无定见。所谓“岁实消长”实际上是指回归年与岁差 的关系问题，回归年是指太阳圆面中心相继两次过春分点所经历的时
间，为 ３６５ 日 ５ 时 ４８ 分 ４６ 秒，这个数值是要变化的，每百年减少 ０．５３ 秒，变化的原因是因月球和太阳对地球的摄力引起地轴的进动，从而引起春 分点的变化（后人计算出春分点向西缓慢运行，速度每年为 ５０〃．２ 约 ２ 万 ５ 千 ８ 百年运行一周，叫作岁差）。由于春分点的变化，就会引起回归年的节 气问题的恒气和定气的讨论。恒气是把一个回归年（岁周）平均分为二十四 等分，以对应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得 １５．２２ 日，因为是均分，所以又叫平 气。后来又因恒气与实际情形不符，改用定气，即以太阳在黄道上所在的确 定位置为准，自春分点算起，黄经每隔 １５ 度为一个节气，但由于太阳在黄道 上每天移行的快慢不均（因为地球公转轨道是椭圆），所以每一节气的
日数并不一样，夏至前后，太阳在视运动轨道黄道上移动速度慢，一气 达十六日之多，冬至前后，太阳移动速度快，一气只有十四日之多。虽计日 不一，但却能表示太阳的实际位置，且使春分、秋分一定在昼夜平分的那一 点上，故称定气。针对梅文鼎的疑问，江永说：
日平行于黄道，是为恒气、恒岁实。因有本轮、均轮高冲之差，而生盈缩，谓之 视行。视行者，日之实体所至而平行者，本轮之心也。以视行加减平行，故定气时刻多
④ 《胡适手稿》第一集上册，台北胡适纪念馆 1966 年 2 月影印本。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三，中华书局 1954 年本，35 页。
② 见《戴震年谱》，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457 页。
寡不同；高冲为缩未，盈初之端，岁有推移，故定气时刻之多寡，且岁岁不同，而恒气、
恒岁实终古无增损也。当以恒者为率，随其时之高冲以算定气，而岁实消长可弗论。犹 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与彼月，多于朔策几何，少于朔策几 何，俱不计也①。
以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江永的这一解释不乏可取之处。作为十八世纪中 叶对著名天算家梅文鼎疑虑的校正，无疑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江永立论 的一个基本点是：地球上的人一年四季看到太阳的位置不同，形成一种叫黄 道的视运动轨迹。这一天体运动观测的视角是有实际作用的。黄道视运动轨 迹不过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轨道在天球上的投影。人们为了研究天体，
设想以空间的任意点，一般是以地面上观察者为中心点，以无限长半径作出 一球面而形成天球或称天穹，黄道就是公转轨道平面和天球相交的大圆面。
在人们的视运动中，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即一个回归年，其值不变。江永 谓“日平行于黄道，是为恒气，恒岁实”一语正是指回归年周岁值不变。然 而由于岁差，回归年的长度又是要变的（“岁实消长”即此意）。岁差理应 从天体运动的实际情形中得到说明，因为岁差是由太阳和月球等对地球的摄 力造成的。江永仍然立足于黄道视运动来解释之，这本来也是可以的，因为 岁差本来就可分日月岁差和行星岁差两种，前者被看成太阳和月球的摄力引 起地轴进动造成的，后者则被看成是行星引力产生的黄道面变动引起的。江 永在解释因岁差造成的春分点的变动继而引起节气的定气时，仍以黄道圆面 上的太阳视位置变化为准，并引用了西方天文学中的本轮，均轮之说。古代 西方的地球中心说的同心球理论除了过于复杂外，还和观测到的事实相矛 盾。例如该理论要求天体同地球永远保持固定的距离，而金星、火星的亮度 经常变化，这正说明它们同地球的距离不固定，又如日食有日全食、日环食，
也说明太阳，月亮同地球的距离也在变化。为克服同心球理论本身的困难，
古希腊人设想出行星在自己的轨道本轮上作匀速圆周运动，而本轮的中心又 在另一个圆周均轮上作匀速圆周运动，这样行星和地球的距离就会有变化，
通过对本轮，均轮半径和运动速度的适当选择，天体运动可从数量上得到解 释性的说明。此外，他们还设想，太阳的不均匀性运动可用偏心圆来说明，
即太阳绕地球作匀速圆周运动，但地球不在这个圆周的中心，而是稍偏一点，
这样，从地球上看来，太阳不仅仅作匀速圆周运动，且因与地球的距离发生 变化，近地时转得快，远地时转得慢。本轮、均轮理论到了古希腊天文学家 托勒玫（约 ９０—１６８ 年）著《天文学大成》时作了系统概括，成了他的宇宙 地心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到哥白尼（１４７３—１５４３）的日心说问世，
托勒玫体系才破产。本轮、均轮之说在西方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哥白 尼之前仍然是地心说同心球理论有很大的市场，哥白尼以后是日心说占统治 地位。开普勒（１５７１—１６３０）总结出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牛顿（１６４２—１７２７）
万有引力定律都对哥白尼日心说的广泛传播及获得巩固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 献。可是，本轮、均轮之说传到中国，引起了十七世纪中国天文界的广泛兴 趣，明思宗崇祯二年（１６２９ 年）开始编撰的《崇祯历书》系统介绍了本轮、
均轮之说。该学说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超过了西方本上，最重要的原因是该学 说也是以地球上的人们观测到的天体视运动为基本立足点的。甚至可以说本 轮、均轮之说就是为说明行星视运动现象而制定的（但错误地把视运动说成
① 《江慎修先生事略状》，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227 至 228 页。
了天体运行的本来情形），而这与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太阳视运动的轨迹黄道 视路径为观察对象的做法完全一致，江永、戴震当时都接受了本轮、均轮之 说。与其说当时我国天文学家从托勒玫体系去接受本轮、均轮说，倒不如说 移用了这一术语，而实质性的理解仍然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传统的视运动理 论。江永在校正梅文鼎之说时引用本轮、均轮的说法，其实质仍然是以黄道 视运动说天体运动的情形。他说：“因有本轮、均轮高冲之差，而生盈缩，
谓之视行。”这不过是以本轮、均轮来解释黄道 视运动轨迹。果然，下文“视 行者，日之实体所至而平行者，本轮之心也”一语，与上文“日平行于黄道”
相比较，“本轮之心”等于是用以指称“黄道视路径”的，前者是后者的代 名词。至于江永所说的：“以视行加减平行，故定气时刻多寡不同”一语，
完全是以黄道视运动说天体的实际运动情形（以投影说本体），以明二十四 节气实际上的定节气间隔时刻多寡的不同。本来这“定气时刻多寡的不同”
是因太阳视位置的变化引起春分点的不同造成的。与岁差的关系，江永不是 不知道，早在晋代（公元 ３３０ 年前后）虞喜就发现岁差，得出“五十年退一 度”的结论。到祖冲之（４２９—５００）编制《大明历》，已详述岁差的计算方 法，江永不会不知道这些，但他强调的仅仅是借助于本轮和均轮之说，其实 是黄道视运动的复杂情形来说明定气时刻的变化：“高冲为缩末，盈初之端，
岁有推移，故定气时刻之多寡，且岁岁不同，而恒气、恒岁实终古无增损也”。
“高冲”云云，其实就是指太阳所在位置的最高点和最低点。针对梅文鼎言
“岁实消长”，在计算走气时，江永主张：“以恒者为率，随其时之高冲以 算定气，而岁实消长可弗论。”这也是正确的，因为岁差引起的回归年（岁 实）变化毕竟很小，在实际计算时可以忽略不计。
概括起来说，江永关于二十四节气定气的说明，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 正确地阐明了太阳在黄道上的视运动，并以此为基本立足点引进了本轮、均 轮之说，使西学为我所用。二是确定回归年是个恒岁实，也是二十四节气恒 气（平气）的依据。岁差引起回归年的变化及地球上春分点的变化毕竟很小，
计算定气时可弗论此“岁实消长”。三是定气的计算的主要依据是地球上观 测到的太阳在黄道上作视运动的位置高低。四是岁差问题在天体测量、天文 计算、历法制定中虽然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的应用仍然要区分不同的对象。
五是表明古代天文理论，如黄道运动说，回归年的定值及岁差引起的变化等，
在制定历法时都是应用性很强的学问。江永的学说是个平实合用的学说。
戴震鉴于梅文鼎的疑虑而介绍江永校正的说法，本质上就已经表明了戴 震对此学说的评价态度，事实上戴震是完全接受江永的天文学说的，除了前 面已提及的他和江永一样承认并采用本轮、均轮之说以外，他比江永更重视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传统表述。例如，他在置节气用定气而不用恒气这一问题 上，与江永看法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及了恒气对推算日月食、置中气（亦 称中节，指从冬至起，太阳黄经每增加 ３０ 度，便开始另一个中气，计有冬至、
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等）等的作用。戴震竭力褒扬江永天 文学，钱大昕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一点。钱说：“足以盛称婺源江氏推步之学 不在宣城（按：指梅文鼎）下……始得尽观所谓翼梅者，其论岁实，论定气 大率祖欧罗巴之说，而引而伸之……宣城能用西学，江氏则为西人所用而已，
及其观冬至权度，益哑然失笑。”
①
江永和梅文鼎在岁实问题上的分歧所在，
①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与戴东原书》。
已如前所述。这里，更可看出戴震对江永学说的态度，还有什么比正确评价 其学说更能显示出尊崇悦服之心呢？
评介江永，实际上是述评自己所接受的理论主张或业经改造过的理论的 前身，从而表明在相应的领域和课题中继续研究的学术起点。评介江永声律 学的贡献也是如此。江永认为十二律中的黄钟之宫是“中和之音”，故黄钟 高低音标准应取普通音阶，不能取高音阶
②
，戴震仍之。江、戴共同揭开了汉 代以后关于黄钟究竟的哑谜。戴震著《考工记图注》时关于黄钟管长问题也 取江永《律吕阐微》之说，以为四寸五分③
。又如戴震评介江永古音学的特点 在于精于审音，熟谙音理④
，这一点完全为戴震所继承。例如戴震在著《声韵 考》时善于用音理说明正转之法，以致后来发展成著名的阴阳对转之理，就 是明证。关于名物考证，戴震举出著名的“深衣图考”问题而评介之⑤
，江永 的考释结论为戴震全盘接受，戴震有《记深衣》一篇，考释结论与江永同，甚至在《屈原赋注》中注释《离骚》“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一语时，云：“衽，谓衣裳旁幅交裂者”，直接引用了江永的结论。
② 《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227 页。
③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考工记图注》上。今人陈奇猷在《黄钟管长考》一文（载《中华文史论丛》第 一辑）中指出黄钟管长九寸，其音与西洋洋乐 G 调相同，正好为中和之音，故江、戴持四寸五分之说有误。
④ 同②，227 页至 228 页。
⑤ 同②、229 页。
四、戴学发轫
在江永的指点下，戴震原先颇有根柢的学问完全成熟，他开始高屋建领 地考虑贯通群经的内在逻辑，从而开始了他的学术发初期。欲提挈群经纲目，
首先考虑到的是，吸取江永自然科学与经学相结合的精神，从而酝酿成第一 部著作《筹算》一卷。筹算就是用算筹作计算，是古代的一种计算方法。《汉 书・律历志》云：“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
为一握。”
①
每个用于计算的竹签子叫作算，又叫筹，运用乘法口诀时借助于 算筹作计算，就是筹算的一种。筹算对古代数学概念的发展和数系的扩充产 生过积极的影响，分数与正负数的引进和表示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筹算。戴震的《筹算》，当然远不是“九九八十一”之类，而是包括乘法、除法、
分数运算、平方、开方、勾股定理、天文历法等，因而是借古法之名行近代 科学之实的基础数学著作。清初梅文鼎曾著《筹算》一书（１６７８ 年），引用 西法。戴震的《筹算》就方法而论，大体上是继承梅氏的。戴震后来对原书 增改时又改为《策算》，是因为“策取可书，不曰筹而曰策，以别于古筹算，
不使名称相乱也”
②
。西方学者还认为，戴震《策算》一书“可能是受了十七 世纪中叶传入中国的、创造对数计算法的耐普尔计算的影响”③
。戴震二十二 岁时的这部著作，是乾隆年间的基础数学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代表了那个 时代的学术水平。戴震自己说过：“凡学九章者必发初于此。”①
这里所说的“九章”说指数学，可见《策算》是基础数学。在指导思想上，戴震弘扬古 代数学，讲析近代科学，阐发中国的数学，比较外国的研究成果，得出若干 发人深省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戴震还立足于治经而研治数学，因而把自 然科学和传统经学结合起来。段玉裁曾说：“先生乾隆甲子（１７４４ 年）作《策 算》，略举经籍之资于算者，推衍成帙，正与古人用意不谋而合也。”《策 算》共一卷，重点讲了乘法，除法和开平方。全书开头有图示，基本含义是 变古代筹算为策算，甩掉那正反面都有数目字的竹筹算子，图示其数。这些 填有数目字的图格，推而广之犹后来的数学用表，可用来计算和查对。这反 映了计算方法上的进步，在数学史上是有意义的。图示的数学含义是：自然 数 １—９ 分别乘以 １，×２，×３……×９，共得九个图示，第十个空格图示，
表示自然数 １—９ 还可乘以 ９ 以上的任意自然数 Ｎ，第十一个图示是自然数 １
—９ 各自的平方数的图格的连缀。这十一个图示既是古代筹算的精义，也是 戴著《策算》的起点。图示之后，对乘、除、开平方详述之。体例是：讲述 基本概念，举经书、近代天文历法等例证以说明乘、除、开平方的运用。如 乘法的基本概念的说明，重在对图示的含义及其应用的说明，而使用的术语 都是中国式的、传统的术语。例如把被乘数叫“法”，乘数叫“实”，他说：
“凡两数相乘，任以一为实，一为法。”在图示中，“列实从右向左横书之。
法有几位，则用几策，列策从上而下。”这一使用传统术语的做法。在后来 的《勾股割圆记》等著作中一直保持着，今人不易读懂，即使当时，因传入
① 《汉书》四，中华书局本 956 页。
② 《策算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147 页。
③ 戴密微《中国和欧州最早在哲学方面的交流》，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 年 3 期。
① 见《戴震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456 页。
② 同上，475 页。
西法，也叫人费解，应该说，在术语的使用上，是有可改进之处的，但其中 式传统术语下表达的数学概念的内涵是完全正确、无可指责的。这犹如牛顿 的微积分和莱布尼兹的微积分那样，牛顿用传统的文字表达叙述之，莱氏用 代数式 ｄｙ、ｄｘ 等等，牛顿的微积分概念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在表达方式上后 来为莱氏代数式表达取代。
戴震用《策算》中的乘法验证《易》卦、轻重权衡等，以成其“举其例 略，取经史中资于中算者”之初衷。从学理逻辑上看，戴震的这一做法是以 策算之法验证文献经典和实际使用中的数量关系，是策算之法的应用，同时，
也是以经史验证策算之法的正确性，从而使策算数学法、经典文献记载及实 际使用史实统一起来，这一思路，也是合乎戴震唯物主义的学理逻辑应与事 理逻辑相统一这一原则的。仅以《易》卦的抽象数量关系看，是合策算的乘 法原理的。《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 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 万物之数也。”
①
戴震用策算法计之曰。如《易》“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凡老阳策数四九三十六，老阴策数 四六二十四，上下经阳爻阴爻各一百九十二，其策数各若干术，以一百九十二为法，用 第一第九，第二策以三十六为实，视第三第六行之数，并之得＜／ＰＧＮ００２７．ＴＸＴ／ＰＧＮ＞阳爻 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又以二十四为实，视第二第四行之数，并之得阴爻四千六百八策。
①１３８００３１０＿００２８＿０
戴震以策算计之所得之数完全正确，验之《易》卦密合
②
。当然《易》卦 象概念的本身是不科学的，以数量关系来说明现象世界的二元对待的阴阳关 系的做法有类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唯心主义，但戴震就其数量而验证 之，使数学计算方法与文献记载的数量关系统一起来。戴震的计算，实际上 是对文献的一个数学方法的注释，其用意在于使人深信不疑，以加强经典文 献的权威性。在除法中，戴震说明其含义以后，举述其用法有古代历法、古代容器、
乐律、轻重计算等。在讲到古代历法时，戴震将中西回历详作比较，得出中 回历为历法先驱的结论。他首先比较了回回历和四分历
③
，找到了两者相较之 误差④
。如果将当
① 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 80 页。
② 乾卦一爻有三十六策（阳卦），坤卦一爻有二十四策（阴卦）。戴震此处用策算法计之，实际含义是：
36×192=619224×192=46086912＋4608=11520 验之密合。
③ 四分历为汉章帝元和二年编䜣、李梵等所造。四分历沿袭刘歆为解释《春秋》所造的三统历，也以十九 年为一章（计 235 个月），一年之长则复用古法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三统历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 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日），故称四分。
④ 《策算》云：“回回历西域默狄纳（按：Medina 地名，阿拉伯之都会，回教第二圣地，此处指阿拉伯）
国王马哈麻（按：穆罕默德）所作，日周分一千四百四十刻九十六，每刻十五分，分六十秒，以下皆六十 递析，三百六十五日为平年，增一日为闰年，一百二十八年而闰三十一日，是为三百六十五日小余一百二 十八分之三十一，较四分历一百二十八年闰三十二日有一日之差，用一千万为日分，置三十一为实，以一 百二十八为法。除之得小余二百四十二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分，四分历小余二百五十万，大于此七万八千一 百二十五分。”
时已传入中国的西方历法与我国大约成书于西汉或更早时期的天文历算 著作《周髀算经》相比则又完全一致，戴震不无自豪地说：
明万历三十八年以后，至崇祯末西洋人庞迪峨、熊三拔等所译《新法历书》云：“西 法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岁之小馀成一日，因而置闰年。百年中为整年七十五，
闰年二十五，共三万六千五百二十五日，此即《周髀算经》三百六十五日谓之经岁，馀四分 日之一，积四年而增一日也①。
至于西人第谷测量春分时刻而定岁实所得的岁实数，与回回历相比较，
其小余数不差分秒，而回回历与四分历误差甚少。戴震认为西人天体测量的 数据与我国四分历数据也是很接近的。他说：
《新法历书》又云，当（明）神宗十六年戊子第谷测春分时刻，以前弘治元年戊申西 城白耳瓦所测相较，定岁实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考其与回回历异同……为 法除之，得二百四十二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分，於回回历之小余不差分秒②。
关于朔望月，即月球相继两次具有相同月相所经历的时间（平均长 ２９．５ 日），古代天文叫朔策或会望策。我国东汉颁行的四分历规定朔策为 ２９．
５３０８５ 日，已十分精确了（现代天文谓此值为 ２０． ５３０５９ 日）。戴震据《新 法历书》提供的资料云：
其会望策二十九日五三○五九三，亦云西史依巴谷考验所得，於元郭守敬授时历之朔 策二十九日五千三百五分九十三秒亦不差分秒。
依巴谷（Ｈｉｐｐａｒｃｈｕｓ 约前 １９０—前 １２５）是古代希腊的著名天文学家，
他对朔策的发现是个了不起的天文学成就，他曾算出一年的长度为 ３６５ 又 １／４ 日再减去 １／３００ 日，求得月球的距离为地球直径的 ３０ 又 １／６ 倍，发现了白道 拱点和黄白交点的运动，编制了几个世纪内太阳和月亮的运动表，并用来推 算日食和月食。公元前 １３４ 年依氏发现了新星，由此推动他编出了一分包括 ８５０ 颗恒星位置和亮度（星等）的星表，发现了黄道和赤道交点的缓慢运动
——岁差，算定岁差值为每年 ４５ 秒或 ４６ 秒，他还留下了大量的观测资料，
后人在定出行星的各种周期参数时，常利用他的观测结果，例如 １７１８ 年哈雷 将自己的观测与依氏记录比较，发现了恒星的极微小的运行。第谷（１５４３—
１６０１）也曾精心观测过天体运动，编制过精密的星表，重新测岁差为每年 ５１ 秒。戴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仅从徐光启主编的崇祯《新法历书》提供的 有限资料，得出了西方天文学抄袭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的偏颇之论，他说：
“西洋人旧法袭用中土古《四分历》，其新法则袭《回回历》，会望策又袭 郭守敬，乃妄言第谷、巴谷测定以欺人耳。”
①
我们只能说东方和西方，中国 和西洋，各自独立地研究天文学取得了若干相同的数据和结论，但许多研究 古代中国远远走在西方的前面。戴震弘扬中学，乃至后来以中国的勾股解释
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策算》。
② 见《戴东原先生全集・策算》。并与 28 页注④作比较。
① 见《戴东原先生全集・策算》，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西洋的三角八线，甚至想取而代之等等，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三千年华 夏文明流播至乾嘉盛世，逾越西洋者确实不计其数，在西学和中学之间，戴 震出于彼而入于此，不能不说在总体上是有若干科学依据的。但是，西方经 过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为适应逐渐形成的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 展的需要，除人文主义外，自然科学也获得了极大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
哥伦布、麦哲伦的地理发现，伽利略在数学物理方面的创造发明等等，都使 西方近代科学以崭新的雄姿跃然于世，处于超越华夏传统学术的前夜。那时 江永、戴震接受的西学主要还是传统的学问，如数学还是欧几里得几何学，
天文学还是第谷的地心说，而实际情况是，莱布尼兹用代数式表达的微积分 已盛行于世，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也早已成为普及性知识，牛顿万有运 动定律已得到广泛运用，哈维的血液循环说已妇孺皆知。江永、戴震在我国 科学技术总体上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时代开始学习外国，诚为可贵，但走对 了路却又走错了门（如未学哥白尼而学托勒玫、第谷），这其中有客观原因
（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形下妄断西方天文学抄袭中国 的《四分历》、郭守敬《授时历》等，不能不说是主观认识上的错误，学术 发初期的年轻少作中作如是观尚情有可原，后来成了一代学术的旗帜，站在 学术发展史的前头指引方向的学术主帅时，仍不免老大自居，固步自封（如 欲以勾股取代三角八线等），就负有历史的责任了。
继二十二岁著《策算》以后，一发而不可收，二十三岁写成《六书论》
三卷（已佚），二十四岁著《考工记图注》，二十五岁著《转语》二十章（已 佚）。二十七岁著《尔雅文字考》十卷，三十岁著《屈原赋注》，三十一岁 著《诗补传》。这些著作传到浙江，浙江学人中有人读其书，想其人，恨不 相识，传到江南，查定庐、沈冠云等古稀老人皆引以为忘年交
①
。以上著作都 是戴震三十二岁（１７５４ 年）进京以前完成的，在学术思想上如同《策算》那 样，与江永有密切的联系，且不反宋儒，因而本质上仍是光大朱熹学术精神 的。事实上，清代沿用明制，用八股科举取士，知识分子从小就受宋代理学 熏陶，甚而至于弃群经而只读《四书》。康有为说：“盖以功令所垂，解义 只尊朱子，而有司苟简，三场只重首场。故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
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
②
即使 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以程朱理学为起点和基础的。吴派首领惠栋搜 辑疏通汉人经说，钱大听说他“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歧辈不 能及也”③
。但他的父亲惠士奇红豆山斋楹帖却是“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④
。戴震的老师江永则著有《朱子近思录集注》十四卷。戴震《经考》和《经 考附录》中反复引用程朱，早年著《诗补传》多次引用朱熹《诗集传》，乃 至戴震谢世后其大弟子段玉裁有《戴东原先生配享朱子议》，可见程朱对乾 嘉学人影响之大，戴震早年不反程朱，实属文化史的必然。戴震青少年时代的交游，并给戴震学术以强烈影响的，还有郑牧、汪肇 龙、程瑶田、方矩、金榜诸人，同门为朋，这些人都和戴震同时师事江永。
① 见《戴震年谱》等，《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462 页、212 页、213 页。
② 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269 页。
③ 《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惠先生栋传》。
④ 江藩《宋学渊源记》卷上。“服郑”指东汉经学家服虔（字子慎）、郑玄。
戴震二十八岁时（１７５０ 年）曾赴童子试落第，始与程瑶田结交。正是经程瑶 田介绍，戴震才得以去西溪村汪梧凤家教学童。程瑶田曾说：“吾与东原交 几三十年，知东原最深。”
①
值得一提的是，戴震早期以《策算》为代表作的 著述高峰期的形成，除老师的指点，同门的砒硕以外，还与贤内助朱氏的支 持有关，二十六岁那年（１７４８ 年），戴震娶妻朱氏。朱氏本新潭的农家良女，心地善良，俭朴淳厚，家庭生活中双方互敬互爱，和睦相处，侍奉长辈也殷 勤周到。戴震的知友洪榜曾说：“先生事亲至孝，夫妇躬操井臼，浆酒饮食，
亲自进之。”
②
朱氏贤慧干练，持家得法，又很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业，同志 为友，朱氏是戴震日常生活中的志同道合的伴侣。段玉裁曾说：“夫人归于 先生，先生方为诸生，攻苦食淡，以待舅姑，事君子，米盐凌杂，身任之，俾先生专一于学。”
③
戴震进入四库馆的第五年，积劳成疾，病死在北京，“夫 人率子中立匍匐扶柩南归……凡丧葬之事，经营困瘁，期于先生九泉无恨。”④
朱氏力克艰辛，完成了戴震晚年早定的“归山”之志，葬戴震于故乡休宁的 几山。戴震死后的第三年，子戴中立又死，因无后，“夫人谋于宗族”，继 立族弟戴渔卿（戴霖）之子戴中孚为嗣子，为中孚娶妻，中孚妻卒又为续娶。凡此种种，可以告慰戴氏在天之灵，也宽慰了尚健在的戴弃（戴弁妻去世较 早）。一位单身妇女，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办成这类重振家声的事是何等 不易。朱氏八十岁时仍很健康，中孚为其母祝寿，段玉裁特地写了寿序，盛 赞朱氏“夙夜匪懈，以勤劳节俭持其家，持门户于先生既逝后三十余年，其 为戴氏功臣可知。”①
① 程瑶田《通艺录・五友记七》。见《安徽丛书》第二期函装本下函。
② 洪榜《戴先生行状》，见《戴震文集》，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259 页。
③ 段玉裁《经韵楼集・诰封孺人戴母朱夫人八十寿序》。
④ 同上。
第二章戴震的前期思想 一、前期论学
戴震的思想可分前期和后期，从乾隆七年（１７４２）课学童于邵武、从师 江永至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结识惠栋为前期，其思想特征是不批宋学，同 时褒扬汉学和宋学。从乾隆二十二年到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为后期，其思 想特征是批判宋学。
前期的主要著作有《筹算》（１７４４）、《六书论》（１７４５）、《考工记 图注》（１７４５）、《转语》（１７４７）、《尔雅文字考》十卷（约 １７４９）、《屈 原赋注》（１７５２）、《勾股割圆记》（约 １７５５）、《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 篇、《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二篇（１７５５）、《与方希原书》（１７５５）、《经 考》、《经考附录》等。前期的主要学术活动还有将汉扬雄《方言》写于宋 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上方，为日后著《方言疏证》作准备（约 １７５５）。
还有论《尚书》“光被四表”为“横被四表”（１７５５）。主要行止有：从师 江永（１７４２）。娶妻（１７４８）。避难入京（１７５４）。寄居纪昀家（１７５５）。
辞姚鼐从师（１７５５）。在京与纪昀、王鸣盛、钱大听、王昶、朱筠交游，以 学问名闻京师。应秦蕙田之约请，朝夕讲论《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 门。教王念孙读经书（１７５６）。
后期的主要著作有：《原善》上、中、下三篇（约 １７５７ 至 １７６３ 年间）、
《声韵考》（１７６６）、《杲溪诗经补注》（１７６６）、《原善》卷上、卷中、
卷下（１７６６）、《绪言》（约 １７６９ 至 １７７２）、《六书音均表序》（１７７７）、
《答段若膺论韵》（１７７６）、《水经注校》（１７６５・８ 至 １７７４・１０）、《孟 子字义疏证》（１７７６）、《声类表》（１７７７・５）等
①
。后期的主要学术活动 有：评介江永，著《江慎修先生事略状》（１７６２）。修《直隶河渠书》（１７６８）。参修《汾州府志》三十四卷（１７６９）、参修《汾阳县志》（１７７１）。在四库 馆校《九章算术》等（１７７４ 至 １７７７）。后期的主要行止有：在扬州结识惠栋
（１７５７）。客居扬州（１７５７、１７５８、１７６０）。主讲浙东金华书院（１７７２ 至 １７７３）。
与章学诚相遇于宁波（１７７３）。以举人特召入四库馆（１７７３）。应该提及的 是，戴震论学的后期共参加了八次科举考试。前两次为乡试考举人，１７５９ 年 一次，１７６２ 年乡试中举。后连续六次为会试考进士：１７６３ 年、１７６６ 年、１７６９ 年、１７７１ 年、１７７２ 年、１７７５ 年。清代每三年在京师举行会试，１７７１ 年那一 次是遇庆典特开的恩科会试。 １７７５ 年会试不第（其时已在四库馆），后恩 准与同年会试中录取的贡士一起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掌管 编修国史或草拟制诰的官署）的职官庶吉士。关于功名问题，戴震早年第一 次乡试（１７５９ 年）不第以后，就有自己的想法。第二年客居扬州时有《沈处 士戴笠图题咏序》，十分明确他说：“夫儒者于平生之遇，率目为适然，独 孜孜不怠，以学自治，竟老而不倦。不知者，或又言其不得于今，欲借文学 道艺立功名于后世，何见之归于浅也。”
①
甚至认为，求显于当世是私见之蔽，
① 有关《原善》三篇、三卷、《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的成书年代，按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324 至 331 页的考证。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21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