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惠栋、惠栋崇古轻宋的导引所引起的反思；读过颜李的逻辑推证，
抑或作为一名大学问家和思想家对自己时代的晚近学术和思想的思考，从而 输入了颜李大反宋儒的理论信息，成了酝酿新思路的媒触；早年对顾炎武、
阎若琼、胡渭、黄宗羲弟黄宗炎等的精心研究，诸哲崇古轻宋的思想倾向，
在《河图》、《洛书》等具体问题上诸家对宋儒的不同程度的批判、否定、
轻蔑的态度，都曾一次次坚定了戴震重视实证的研究方法的学术信念；江永 老师承继朱熹学术，乃至程朱至清初六百多年的知识论传统，知识主义和反 知识主义之间的绵延不尽的斗争形成的重视知识价值的主线对戴震早期实学 的支配、贯串和滋养，如此等等，都形成了后期戴震重新论学，后期大反宋 儒的新理学的确立的内在逻辑和动因。
今本《戴震集》中有《与某书》，未注明写作日期，从内容上看，应是 后期作品。此外，再加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乾 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的《古经解钩沉序》，形成一组后期论学的文章。特别 是《与某书》，在后期论学中的地位，完全相当于前期论学的三封书信《与 是仲明书》、《与姚鼎书》、《与方希原书》。后期论学是前期论学的飞跃，
前期不批宋儒，对程朱有所吸收，评其得失中判，后期批判程朱，修正了前 期的一些思想，最重要的修正有三条。一是强调闻道，二是全面否定程朱，
三是强调新理学的实际作用。还应指出的是，后期戴震仍在从事考据学，如 只看到它的新理学，那就是片面的，没有看到全部，更没有兼察前后期之间 的关系。或者，只愿看他的考据学，不愿看他的新理学，如朱笥河。也有既 看到他的考据学，也看到他的新理学，但认为考据学是学问而无思想，从而 由轻视考据而产生某种轻视其新理学的思想，因而不能作出正确评价，胡适 等人的看法大致可作如是观。我们的看法是，既要重视其考据学在文化史上 的实际贡献，又要重视其新理学的成就，面对前者，作为考据的语言文字、
自然科学等功夫，又是可以深入剖析其门类科学思想和科学哲学思想，及其 进一步抽象的认识方法和认识论的。对其新理学思想的阐明，其基础部份也 是离不开语言解释学和自然观的。如此看来，后期戴震仍应当是兼有前期的 学问家和学术思想家的，并作为哲学家、思想家著称于世，这是全面认识和 评述后期戴震的一个基点。
强调闻道，这一点在前期论学中也很注重。前期提出的“以词通道”就 是强调“闻道”的，在我们作为前期论学著作的《答郑用牧书》中已很强调
“闻道”的地位。《与某书》一开头要求对方的也是这种精神，戴震认为，
研治古经的本领是多方面的，均要求精深高超，而“闻道”则应是研究者的 一种见识和志趣，戴震说：“夫文无古今之异，闻道之君子，其见于言也，
皆足以羽翼经传，此存乎识趣者也。”
①
戴震认为，治经者当综观其行文体格，全面观察，不能光懂得名物度数等的“制义”，让“制义”从经书中游离出 来，重要的是要“制义”为治经服务，让“制义”贯于精心研治一经的全过 程。他说：“词不纯朴高古亦不贵，此存乎行文之气体格律者也。因题成文，
如造化之生物，官骸毕具，根叶并茂，少阙则非完物，此存乎冶铸之法者也。
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187 页。
精心于制义一事，又不若精心于一经，其功力同也，未有能此而不能彼者。”
②
这里强调名物度数和研经的结合，实际上是强调名物度数当用于通经通道。至于将治经通道的成果展示出来，很需要“纯朴高古”之词，要有冶铸群经、
通观文献的本领，最后才能著成伟词。戴震说他自己是有这种本领的。他说：
“做文章极难，如阎百诗能考核，而不善做文章。顾宁人、汪纯翁文章较好。
吾如大炉然，金银铜锡入吾炉一铸，而皆精良也。”
①
作为文献考释的大家，他的语言表达并不喜欢韩愈，却欣赏顾炎武的貌 似干涩的文章。他说：“韩退之氏之言：志于古，必遗乎今。彼所谓古，特 文词不类于近今者耳。进而语人以汉儒经师之业，其沈蕴积久，岂古文词比 哉！”
②
由考据学术的需要，戴震力主顾炎武的文章表达，他说：“阎百诗能 考核而不能做文章，顾亭林文章较胜。”③
特别是考释文章，戴震文字风格宗 顾炎武，做成了一篇篇短小精悍，毫不词费的考据学的科学论文。后期的闻道与前期的闻道在内容上有何不同呢？前期强调述古圣贤之 道，后期强调古圣贤之道与民情民欲的结合，“学成而民赖以生”
④
，强调“道”本身的理义的含义，实际上是更自觉地贯彻顾炎武“理学即经学”的见解，
从而使闻道和闻理义、闻理紧密结合起来。以闻道为标准来衡量《与某书》
中的对方，犹感不足，衡量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作出了较高的评价，
总而言之是以闻道为标准检验他人，亦以自励的。
考据学本身能够做到以字（词）通词（辞），也能容纳以词（辞）通道，
但由于受其体制的影响，通理义是少量的，全部以考据通理义是有困难的，
这样，闻道的方式在后期由考据向冶铸群经，综贯古今，因题成文而转化，
甚至突破考据而进入新理学的全面阐述，或者仍是以语言解释为手段而全面 阐释之，就将是十分必要的。戴震后期部分地由考据而进入以语言解释为手 段求闻理义，实在是闻道的内容和要求有所变化以后的逻辑必然。当时，以 戴震为旗帜的乾隆学派中的大部分学行，也在受了戴震的影响以后强调“闻 道”，但大都停留在对古圣贤之道述而不作的层次上，唯有戴震是大炉冶铸，
铸成精良，《孟子字义疏证》是其精品，它已不是重复古道，述而不作，而 是建立新时代的哲学体系。此外，要论前后期“闻道”的不同，后期排斥宋 儒之道是其重要特征。
戴震在对“道”即理，即理义的广泛理解的基础上，阐述了治经闻道通 理义的方法，大致说来有：罢黜宋儒，以字通词，以词通道，冶铸成理，化 学理为应用，不仅用于个人修养和心智的开发，更重要的是用来“措天下于 治安”。戴震说：
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帅承，亦有时傅会，晋 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 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学以 牖吾心知，犹饮食以养吾血气，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可知学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之
② 《戴震集》同上，187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486 页至 487 页。
② 同上，192 页。
③ 同上，488 页。
④ 《与某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188 页。
学也；犹饮食不足以增长吾血气，食而不化者也。君子或出或处，可以不见用，用必措天下 于治安。①
这无疑是对“闻道”内容的丰富，也是由闻道而摄取理义的过程。至于 对宋儒的批判，无疑成了闻道摄取理义过程中的一个逻辑的必然的思维契 机。
后期论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批判宋儒，这一根本性的变化，使前期论学 的主要之点在后期贯彻时都打上了这一新的烙印。例如在本应照办的“以词 通道”上，宋儒“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在“十分之见”上，批判程朱才能 得此“十分之见”，如此等等。《与某书》中概括的批判宋儒的方法，实有 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宋儒以己私见，自称“闻道”，实际上未能通语言文字
——连古书也没有读懂。二是昧于世事，以私理教人，与释氏、老子无异，
从而使天下深受其咎。这两条，又都是与戴震后期对“闻道”作的广泛理解 有关系的。戴震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 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 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
①
戴震在《与某书》这一后期论学的纲 要著述中，深刻揭示了宋儒的上述问题均是由其理论上的错误引起的。当时 许多人都认为程朱之学是个“躬行实践”的儒学，这当然是受到了大大小小 的理学之士的蛊惑，当时的所谓“躬行实践”的说法，实际上是理学家们的 虚伪作法，尤其是理学未流，更是表里不一，虚伪透顶，戴震认为，认真理 会之，都是由程朱理学本身的理论错误引起的。他说：“孟子曰：‘生于其 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躬行实践之儒归焉，不疑夫躬行实践，劝善惩恶，
释氏之教亦尔也。”
①
在戴震看来，知行问题首先要理论上正确，否则、连释 教也有“躬行实践”之说的。事实正是如此。颜李学派的王源就指责过这类 假道学：“朝乞食墦间，暮杀越人于货，而摭拾程朱唾余，狺狺焉言阳明于 四达之衢。”梁启超也曾举出清初三位大理学家孙承泽、李光地、方苞的劣 迹②
。戴震认为，以功利对待理论，往往就会是非不分，而历史上的教训是必 须首先分清是非。他说：孟子辟杨、墨，退之辟释、老。当其时，孔、墨并称，尊杨墨、尊释老者，或日，是圣 人也，是正道也，吾所尊而守者，躬行实践，劝善惩恶，救人心，赞治化，天下尊之，帝王 尊之之人也。然则君子何以辟之哉？愚人睹其功，不知其害，君子深知其害故也。
由于后期批判宋儒，在闻道问题上，后期进一步强调了故训、理义的一
由于后期批判宋儒，在闻道问题上，后期进一步强调了故训、理义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