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串于戴震一生的事业，是他的人文科学的语言文字学，以及利用语言 文字学诠释古代经典，以寻求所谓“道”，乃至对“道”作再创造，阐发自 己的哲学思想。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５３）戴震概括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 通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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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常所说的“以字（词）通词（辞），以词（辞）通道”，是 对这一过程的最好概括和说明。对字、词的解释是手段，通道才是目的。作 为人文科学的语言解释哲学，不过是戴震完成从语言文字到“通道”的全过 程的方法学，也是戴震从纯粹的学问家转化为卓越的思想家的一个内在的逻 辑动因，不消说，完成这一转化的最本质的原因是其社会现实的无可调和的 矛盾在哲人头脑中的深刻反映，是时代精神的折光。但无疑，语言解释哲学 也从与事理相对待的思维逻辑上促成了这一转化，这也是乾嘉时代的一位特 别顶真的学问家走向思想家的特殊道路，而这一特殊道路的产生也是为当时 的时代条件所决定的。语言解释哲学的运用，“以词通道”，本身就包含对 理学的批判。南宋黄震说过：“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去训诂……从而增衍新 说，不特意味反浅，而失之远者或有矣。”①
从语言文字入手，就意味着抛弃 宋明理学的架空立言。从乾隆十年（１７４５）起，二十三岁的戴震著《六书论》三卷，公开亮出 研究汉语言文学的旗帜，继后一发而不可收，他的语言文字学著作遍布中国 传统的语言解释学文字学、音韵学、训沽学各个领域，而最终目的又是“以 词通道”，从而形成我国十八世纪获得空前发展的语言解释哲学。这种学说 以对语言文字的解释为契机，逐步达到洞察人类的心智，最终到达新理学的 道德哲学。戴震说：“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 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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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可感可视可供思考的物质性的语言文字入手以洞察人类心智 的做法，本身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和戴震同时代的康德（１７２４—１８０４）主张以人类认识能力考察对象本质，提出了先验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西方 释义学之父的施莱尔马赫（１７６８—１８３４）强调有效解释的客观性的普遍性条 件，从而把解释学规律分为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两部分，并强调两者的结合。
戴震从语言文字入手以通道，立论允当平实，十分明白易懂，是情同可感的 唯物主义方法。
由于汉语言文字本身有无穷尽的奥妙，需要加以解释，从语言文字的解 释到哲学的解释，尤其是到达哲学的新的创发，需要走过漫长的过程。胡朴 安说：“戴氏之治学方法，以识字为读经之始，以穷经为识义理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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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派诸学人大都没有走完这一历程，只有一代学人兼哲人戴震走完了这 一全过程。大多数学者还只停留在对汉语言文字本身的开发上。诚然，以语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183 页。
① 《黄氏日抄》卷二《读论语》，见文渊阁《四库全书）7 0 7 — 4。
② 《郑学斋记》，《戴震集》，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225 页。
① 胡朴安《古书校读法》，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13 页。
言文字本身为解释对象作出的解释也是解释哲学的一个层面，就解释哲学的 全体而言，以汉语言文字为对象的解释只是解释哲学的表层，而在语言文字 本身的门类科学领域内，乾嘉学人的解释又是非常深刻的，完全进入了门类 科学对象解释的深层，这一“表层——深层”的解释也不时能触及到人类的 心智，无论是戴震的大弟子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还是高邮王氏父子的
《广雅疏证》，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人类思想方法的一般抽象，都有一定 数量的逻辑问题可供研究。戴震经语言解释而“通道”和创发，进入了道德 哲学的殿堂，写下了《孟子字义疏证》那样的不朽名著，从而使他的语言文 字的解释获得了认识方法的意义。
戴震在“全体表层——门类深层”的特定的语言文字领域内，也取得了 特别丰富的成果。为此，当我们评述戴震的语言解释哲学时，既要注意从语 言文字到道德哲学的完成的解释哲学，也要注意处于“表层——深层”地位 以语言文字为解释对象的解释哲学的成果，还要注意语言文字学本身的成 果，因为它同样有助于我们研究语言解释哲学。事实上，由于语言文字本身 的无穷的奥妙，戴震和他弟子们的语言文字学的成果，在量化的含义上大大 超过了哲学成果。为叙述方便，评述戴震语言解释哲学的逻辑顺序，则从以 语言文字为解释对象的解释哲学入手——它当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许多语言 文字学本身的门类科学问题，逐步进入他的解释哲学。
戴震二十三岁时著《六书论》，是他一生中最早的语言文字学著作。该 书在段玉裁著《年谱》时就已失传，今仅存《六书论》序，仍可由序得全书 大体。戴震研究“六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释经书，其解释哲学的观点非 常明显，他说：“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载籍极博，统 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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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字归之六书，六书统率文字 这一方法，戴震并没有将它在《六书论》中封闭起来，而是以六书为基本建 构，以统众字，对一个个的方块汉字，“凡所不载，智者依类推之，以拾遗 补艺，将有取乎此也。”②
这在思想方法上是以抽象统率具体，以有限驾驭无 限，以类推逻辑作为“六书”统率众字的逻辑依据。戴震对文字学说的阐明，本身就有丰富的哲学思想，或者说，体现在文字学说内的科学哲学一直在起 作用。
“六书”，不过是人类在造字之初对外部世界的形象特征作出反映的方 法，以及将这种反映方法移置于文字学领域内而已
①
。人们通常只注意到“六 书”的文字学特性，甚至把它奉为唯一的文字学规律，其实它有很深刻的反 映论的哲学含义，“六书”是人脑对外部世界的形象作出反映并巩固在文字 学中的一种常识性提法。从语言文字学看，用“六书”把握文字，从语言解 释哲学看，以人的认识反映之“本始”把握“六书”，又通过包含反映过程 的“六书”描述人类认识过程，以及通过“六书”所统率的字认识词、辞，继而“以词通道”。戴震认为，后世在“六书”问题上发生错误，都是不明
① 《六书论序》，《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77 页。
② 同上。
① “六书”考之经吏，说法不尽相同。戴震钩稽出古来说“六书”有三种。一是郑玄《周礼》注引郑司农说，
以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为六书；二是班固《汉书・艺文志》以象形、象事、象意、象声、
转注、假借为六书。三是以许慎《说文解字》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为六书。今天，文字 学家一般把六书名称和次序说成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古人用意所造成的，他说“厥后世远学乖，罕睹古人制作本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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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二字，不仅指文字本身的制作，还包括语言文字对外部世界、人工自然之语 言的反映方法，而“制作本始”就更离不开反映方法了。戴震认为，南唐徐 锴把谐声看作“最为浅末者”，就是不明“制作本始”。其实形声字是造字 的最好方法，一部《说文解字》中已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形声字，形声字 比起以象形直接摹拟外物优越得多，它已是一种间接反映外部世界的方法，
克服了象形、指事、会意或多或少地受外物形体拘牵的局限，自成造字法系 统，因而造字能力极强。
戴震认为，“罕睹古人制作本始”的最大谬误是对转注的认识，“盖转 注之为互训，失其传且二千年矣”
③
。“六书”中的转注本来是“用字之法”，至于如何成为“用字之法”，则文字学家们各有见解。许慎从文字学角度论 述“六书”中的转注：“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
①
南唐的徐锴和清代江声（１７２１—１７９９）认为“类”就是部类，即《说文》的 五百四十部，“首”是指某一类字所从的部首。徐锴认为同部而义近的字都 是转注字。惠栋弟子江声认为同部首的字都是转注字。徐、江是形转派。近 人章炳鳞强调语音，认为“考”和“老”古代同属一个韵部（幽韵），同属 一个声类②
，最初产生的字是“老”，它是“考”的语根，认为凡意义相同，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同一语根的字才是转注字，章氏是音转派。戴震是义转派，
认为凡互相训释的字都是转注字。戴震的这一文字学观点，为他的大弟子段 玉裁著《说文解字注》时（１７７６—１８１５）作了进一步发挥。段说：“转注犹 言互训也，注者，灌也，数字展转互相为训，如诸水相为灌注，交输互受也。
转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种文字者也。数字同意，则用此 字可，用彼字亦可。”
③
又说：“建类一首，谓分立其义之类而一其首，如《尔 雅・释诂》第一条说‘始’，是也；‘同意相受’，谓无虑诸字意旨略同，义可互受相灌注而归于一首，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
落、权舆，其于义或近或远，皆可互相训释而同谓之‘始’，是也。”
④
戴、段对转注的说法，一般称为互训说。他们把“建类一首”理解为凡义同、义 近的词皆可互相训释，形成一个小义类，而都统制于同一个字（如上面的‘始’
字）为说解词，这一个字就是“一首”。从文字学看，戴、段的看法不免把 许慎原意推广得太宽了。我们认为，许慎的“类”确实是指同义、近义的意 义范畴，即义类，而“首”是形字构成的部首，而不是许多方块字以一个字 为“一首”，那样“首”太大太泛，等于没有“首”。许慎的“建类一首”
是指转注字的意义和形体相结合的特点，即只有部首相同，又属同一意义范
是指转注字的意义和形体相结合的特点，即只有部首相同，又属同一意义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