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清初顾炎武力倡“理学即经学”，学风开始大变，连史学、地学研 究也崇尚考据。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等，都用考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阎的《古文尚书疏证》是“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 败也”。胡渭和阎若璩曾同在清一统志局修史，胡的《禹贡锥指》用考古的 方法研究地理，广泛搜集实证，专就某一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形成了专门 研究历史地理，即研究古今地理沿革的学问。戴震的史地学说，一仍顾、阎、
胡，他校注《水经注》，正是视《水经注》为历史地理之作，考释精博，完 全凭文献和实证梳释原著，他参修地方志，自有其独到的见解。地方志，梁 启超曾认为是最古的历史书，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 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
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 称“百二十国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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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曾下诏各郡县分辑志书，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因修大清一统志又严谕如期成书，
这都促进了地方志的修撰。著名学者也都有独撰或参修地方志的
②
。在这一风 尚影响下，戴震主修了《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那是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的事情。这一年夏天，戴震与朱筠的弟弟朱珪友善。朱珪当时为山西布政使，
戴震和段玉裁曾一同应招前往，段玉裁主讲寿阳书院，戴震为朱硅署中幕僚。
这一年，也正是戴震第三次考进士不第，但他似乎并不介意。修汾州志，困 难极大，虽然明万历年间修过，但多半散失不能用。乾隆年间，汾州府太守 孙越薪（和相）刚由滇南调任至此，便有感于距明万历年间的汾州知府王道 一纂修府志已历一百六十多年，一直无赓续重修者，便招集一批人重修，但 汾州的历史沿革极为复杂，所辖地区前后往往不一，这样连修史的对象的基 本范围也发生了问题，纂修汾州府志，真是谈何容易！以汾州的地名而言，
其分野始自禹贡，属冀州，后来因沿革不一，或称西河，或称南朔，或称介 州，或称汾阳。就其辖境而言，西魏之汾州在乾隆年间的宜川（今陕西山西 交界处），北周的汾州在吉州（今山西吉县），隋代的汾州在霍州（今山西 霍县）。北魏时霍州曾为西河郡治，而西河郡是汉代元朔四年（公元前 １１９ 年）设置的，本在河西，永和五年（１４０ 年）南徙五百余里，治所在离石。
如果依河表目，则文献中同一地名又不实指一地，以属县中都为例，《左传・昭 公二年》的中都在乾隆时的河内（今河南沁阳），《魏书》的中都在榆次。
以永安县为例，汉晋的永安在霍州，北魏孝昌（５２５—５２７）的永安和介休，
都曾侨置平阳（今临汾），而介休又曾侨置汲郡（今河南东北部）。以汾阳 县为例，《国语》中的汾阳在平阳，汉代的汾阳在静乐，晋代的汾阳在河东 郡（今山西永济一带），隋代的汾阳到唐武德七年（６２４）改为阳曲，此后郡 县无汾阳之名。唐代郭子仪封为汾阳郡王，镇守的是绛州。以地名山泽而言，
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 1985 年影印本 298 页。
② 例如顾炎武参修了《康熙邹平县志》和《康熙德州志》，钱大昕参修了《乾隆鄞县志》，戴震的好友王 昶独撰《乾隆太仓志》，段玉裁独撰《乾隆富顺县志》，章学诚独撰《乾隆和州志》、《永清县志》、《毫 州志》，参修了《天门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
梁山、吕梁，《春秋》、《尔雅》中的梁山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孟 子》的梁山在乾州（今陕西），《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的 梁山在保德（今山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十分复杂多变，如考之经史，
眩若棼纷，同名异地，已难证实，如系之人事，岂不成了大笑话。对此种种 复杂问题，孙越薪并不糊涂，“孙君重其事，不以所知自多，复质诸休宁戴 东原氏，勒成一书，于旧志既无仍袭，遂综博古今，严整义例，用补阙典”，
使全书地名山川，读后能周知全脉，“终条贯，不失地阞，无纷纠傅合也，
记载官政，以及田赋、征谣、尔雅，明划远于胥吏案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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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修地方 志，与周代已有的览观民风民俗的采风活动极相似，汉应劭《风俗通》序中 就曾说过，周代每年秋季朝廷都要派一些使臣，乘坐轻便的车子“輶轩车”，摇着木铎，到全国各地去采风民俗民谣、方言俗语（朱珪序谓“尔雅”之类 也）等均在采摭之列，采集到的资料逐级上报，最后集中到周天子那里，以 制定治天下之策，所谓“不出户牖，尽知天下”。秦代中断此事，至两汉重 新恢复，《汉书》中常有派遣大臣巡行天下，以观民风的记载。修地方志，
实在与周代和两汉的采风有异曲同工之妙，朱珪的序已说明这一点。孙和相 的《汾州府志》自序也指出这一点，序云：“朝廷询风土，征典籍，而当事 者问民间疾苦，责其官守、职司……乃复征询八州县，务陈细目，都举统观。”
李文起的《汾阳县志序》也说：“邑志实为前鉴，时复披阅之，由是纠弊之 故，因革之宜，稍稍措施，识端绪。”周代和两汉的采风，后世修地方志，
可谓以儒学俾补时政的一种方法，修地方志与儒家经国济世的主张恒相一 致。有清一代经学大昌，修地方志成风，固然与康熙、雍正的提倡有关，但 与经国济世的儒家学术思想的盛行也是密不可分的。即令康、雍的提倡，也 是以官方儒学思想作指导，以儒学治天下的一个途径。学人们纷纷独撰或参 修地方志，正是士林儒学以方志补益时政的济世之途。而在纂修地方志这一 项目上，官方儒学与士林儒学往往是一致并携手合作的。戴震参修《汾州府 志》和《汾阳县志》，当作如是观。
戴震参修《汾州府志》，又是怎样贯彻乾嘉学派考释精审的学术主张的 呢？这主要表现在辨明沿革，考证史实上。辨《元和志》“汾州”条，集中 体现了戴震的这一主张。今本《戴震集》中《答曹给事书》（１７７０）、《应 州续志序》（１７６９）都是集中体现戴震考核精审的史地学观点和方志学思想 的。《元和志》即《元和郡县志》，是唐代地理总志，李吉甫撰，今存三十 四卷，元和八年（８１３）成书。作者久任宰相，熟悉当时图籍，记载详备，较 为可据。戴震评为“其书之可宝贵，自孟坚《地理志》、道元《水经注》而 外，无有上之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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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戴震在修《汾州府志》时，曾引据入志，但《元和 志》中关于“汾州”一条，戴震考出其有六大错误，都是关于地理的历史沿 革方面的。一是《元和志》叙汾州沿革云：“后属魏，谓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吴 起为西河守，皆谓此也。”。对此，戴震考之《魏书》，太和八年（４８４）置 西河郡，治所在兹氏城。郦道元注《水经》时，西河郡新治所仍在此地。兹 氏城在谒泉山及文水、汶水，与子夏设教西河（在黄河的龙门西河）无任何 联系。戴震不无幽默他说：“以此地（按：兹氏城的西河郡）近汾远河（按：
① 《汾州府志・朱珪序》。
① 《答曹给事书》，见《戴震集》，上海占籍出版 1980 年版 133 页。
黄河），西河（按：龙门西河）之上不得移而虚加之汾上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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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史载魏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戴震说，那是在黄 河里漂浮，不是在汾水中漂浮，故郦道元以浮河之事系之夏阳，子夏卜商陵 及庙室系之 阳（今陕西合阳），皆离战国魏都安邑不远②
。再说古代称西 河，未以名郡，吴起为西河守，决不是后世之郡守。二是《元和志》云”武帝（汉武帝）置西河郡，理富昌县”。对此，戴 震考之传为汉代班固、刘珍等著《东观汉记》云：“西河郡治平定县，离石 在郡南五百九里。”《元和志》言西河郡治富昌县，纯系不明《汉书・地理 志》未固定的体例致误。《后汉书》凡县名按“郡治所十郡治县名”体例言 之，如汝南郡先书平舆而治上蔡（平舆十上蔡），但班固著《汉书》时未有 此例，对此，阎若璩曾深论之。因《汉书・地理志》首列富昌，故李吉甫以 为西河郡治县为富昌县，误甚。
三是《元和志》云“黄初二年（２２１ 年）乃于汉兹氏县置西河郡，即今 州理”。对此，戴震指出，《元和志》因《水经注》误而致误。《水经》云：
“原公水出兹氏县西羊头山。”郦道元注云：“魏黄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马 子盛（按：司马斌）庙碑文云……”以司马斌的庙碑系之黄初二年。实际情 形是黄初二年魏开始重新置西河郡，因在此以前建安十八年（２１３）曾省州并 郡，废汉已始置的西河郡入太原，至黄初二年又重新分太原之四县置西河郡，
故郦道元注“魏黄初二年”下应另有下文云重新置郡的记载。从黄初二年算 起，越二百六十四年，到北魏太和八年（４８４），西河郡始治兹氏城（按：戴 震驳正《元和志》第一条错误时已指出这一点），才有司马斌葬于兹氏城的 事，故有庙碑在此。戴震说：“吉甫因《水经注》‘西河王庙碑’系之兹氏，
系之黄初，遂以为是时即置郡兹氏，殊疏。”戴震所言极是，从黄初二年到 郡治设于兹氏城，相隔二百六十多年，《元和志》却误作同时。
四是《元和志》云“高齐又于此城（按：汾州）置南朔州”。对此，戴 震指出，这是《元和志》杂集群书，不加辨别，尤以《隋书》之误而致误。
《隋书》以南朔州为北齐（按：又称高齐）所置，并与介州同在西河郡下言 之。《元和志》“介休”条下云：“后魏明帝时〔按：指北魏孝明帝（５１５
—５１７）〕为贼所破，至孝静帝〔按：东魏孝静帝（５３４—５３７）〕更修筑，迁 朔州，军人镇之，因立为南朔州，但领军人，不领郡县。”这是正确的。南 朔州、介州都在介休，《元和志》却又在汾州下误称高齐于此城置南朔州。
戴震说：“凡以南朔州，系之高齐，系之汾州者谬也。”
五是《元和志》云“周宣帝于此置汾州”。六是说“大业三年废汾州”。
有关此二者，戴震据《魏书・地形志》考述：延和三年（４３４）置吐京镇，太 和十二年（（４８８）改镇为汾州，治蒲子城，其地在乾隆时的隰州（今山西隰
有关此二者，戴震据《魏书・地形志》考述：延和三年（４３４）置吐京镇，太 和十二年（（４８８）改镇为汾州，治蒲子城，其地在乾隆时的隰州（今山西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