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將歷來學者對於《未央歌》所作的論述逐一蒐集閱讀，始驚訝地發現 原來曾經有人以極為嚴厲的態度加以批評，如江漢發表於《夏潮》雜誌的文章中 所說：「對《未央歌》我是很不以為然的。一座城堡造得再美，但如果是造在沙 灘上，又有什麼價值呢？我對於《未央歌》正是這樣的看法。一部數十萬言的長 篇小說，如果脫離了現實世界，脫離了社會人生，裡面若不填一填胡言，塞一塞 夢話，又能說什麼呢？這樣的作品即使很美，但跟造在沙灘上的城堡，又有什麼 不同？」106
江漢的評論寫於 1977 年（民 66 年），也就是《未央歌》在台灣出版後的十 年，距離解嚴 1987 年（民國 76 年）尚有十年之久。在此時期鄉土文學論戰以醒 目的方式，標識著台灣文學的變遷，現實主義正影響著台灣文學的審議標準。1971 年《文學》雙月刊主編尉天驄在〈編輯手記〉中所提到的選文理由，便充分反映 了當時的文學價值觀，他說：「一個藝術家首先應該把自己置身於現實生活中……
這樣他才能領略這時代的痛苦和歡樂，而不會像電視機前欣賞戰爭片的觀眾一 樣，雖然面對現實卻無法體驗現實的痛苦。」107爾後《文季》在 1973 年的發刊詞
〈我們的努力和方向〉中，更嚴正的強調：
106 江漢：〈鹿橋在彈什麼調子〉，《夏潮》第 3 卷第 1 期（民 66 年 7 月），頁 74。
107 《文學》雙月刊第 1 期〈編輯手記〉，1971 年 1 月。
我們認為文學不但應該是生活的反映，更重要的還是如何透過這些 反映在現實中教育自己。因為唯有一個作家能夠把自己的命運與人 類共同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他才能在不斷地反照出個人的愚昧和自 私中，領略生命的喜悅。也只有這樣，他所創造出來的藝術品才會 真正對人類產生虔誠和愛心，形成一種前進的力量。108
從以上的主張看來，我們不難發現現實主義的文學價值觀對江漢所產生的 影響，所以他批判鹿橋時說：
當國難深重之秋，物價飛騰之日，在賸水殘山的大後方避難的絕大 多數同胞，那一個不是苦苦地盼著早日光復失土重建家園？然而他 們的生活，他們的願望，鹿橋是不予理會的，為的是要去「另創一 個比較永恒」，通貨膨脹是不能寫的；為了要「比較永恒」，大學生 吃八寶飯，面有菜色也是不能寫的。要寫，就只能寫藺燕梅的美艷 奪目，伍寶笙的落落大方，童孝賢的憨真風趣，余孟勤的飽學老成；
還有一次又一次的迎新送舊晚會，一次又一次的郊遊、吃館子，一 次又一次的愛情遊戲，等等。簡直把抗戰時期在昆明的一所流亡大 學寫作無限風光的世外桃源，無限歡樂的人間樂土。陶醉於《未央 歌》的世界的讀者，這一來豈不要大大感謝日本的侵略？沒有日本 貪婪無厭的侵略，昆明怎麼會聚集來自各地的大學生，而產生「盡 情地美、不羞不懼地美、又歡樂地美」的《未央歌》中的一片樂土 呢？那時日本軍閥要是看到這本《未央歌》，說不定會把鹿橋請去給 大大嘉勉一番哩！109
108 《文季》第 1 期，1973 年 8 月，頁 1。
109 江漢：〈鹿橋在彈什麼調子〉，《夏潮》第 3 卷第 1 期（民 66 年 7 月），頁 74-75。
他非但嚴厲地指控鹿橋不能體恤國難維艱之苦，更批評《未央歌》的完成是建立 在戰亂的基礎上，彷彿日本若不入侵，鹿橋便無法完成此書，文中嘲諷性的論述 頗多，故其評論的公允性實有待商榷。110
然而在江漢的文章發表後一年，也就是民國 67 年（1978 年），司馬長風在
《更生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卻對《未央歌》讚譽有加，他說：「歷經八年抗 戰那麼嚴酷的考驗，中國文壇久已渴盼一部史詩了，《未央歌》書如其名，正是 一部可歌的散文詩，一部六十萬餘字的巨篇史詩。」111他甚至強調：「在研讀了 近百部小說之後，我認為在戰時戰後時期，長篇小說有四大巨峰：一、巴金的『人 間三部曲』，二是沈從文的『長河』，三是無名氏的『無名書』，四便是鹿橋的『未 央歌』了。『未央歌』尤使人神往。」112
司馬長風為什麼如此肯定《未央歌》的文學價值？我們若進一步探究他的 文學觀，便可以發現他與江漢對於《未央歌》的評價何以如此迥異的原因。司馬
110 江漢於〈鹿橋在彈什麼調子〉中，以非理性進行論述的語氣頗多，茲列於下：「《未央歌》脫 稿於一九四五年初夏，不久抗戰勝利的鑼鼓才剛剛敲響，大陸還沒有變色，《未央歌》底稿上 的墨水或許還不很乾吧？鹿橋便帶著他的「美」，他的「情調」與「理想」，「去向更高的理想」
──美國──「奔走」了。可見這種向壁虛構的「美」，這種脫離現實的「情調」和「理想」，
大概是特別適合有辦法脫離本土投奔外國的人所玩弄的。至於生於斯土老於斯土的人，恐怕玩 不起吧？……我常想，鹿橋要是在《未央歌》完稿的當年（一九四五年）就將它出版，說不定 會引起軒然大波，為千夫所指；或是默默無聞，乏人問津。因為飽更憂患的大多數中國人該不 會贊成他那脫離現實的『情調』和『理想』，他那向壁虛構的『美』的。所幸鹿橋自己把原稿 壓了十四年後才出版，這在出版時間的選擇上，真是聰明絕頂。於是在歌舞昇平的寶島上，在 飽受日風美雨洗禮下樂不思蜀的人心中，《未央歌》便一年一年流傳起來了。」（頁 74-75）
111 司馬長風：〈鹿橋的「未央歌」〉，花蓮：《更生日報》，7 版，民 67 年 4 月 15 日。或見：《中 國新文學史•下卷•第二十六章》（台北：駱駝出版社，民國 76 年 8 月），頁 113。
112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卷•第二十六章》，頁 112-113。
長風於 1949 年以避秦心態南移香港，在他所著的《中國新文學史》中「既有學 術目標的追求，卻又像回憶錄般疏漏滿篇；既有青春戀歌的懷想，也有民族主義 的承擔；既有文學至上的『非政治』論述，也有取捨分明的政治取向。」113他在
《中國新文學史》的〈導言〉中便曾表明自己的文學價值觀，他反對「文以載道」， 並認為：
文學自己是一客觀價值，有一獨立天地，她本身即是一神聖目的，
而不可以用任何東西束縛她，摧殘她，迫她做僕婢做妾侍。因此把 文學監禁起來，命令她載孔孟之道固然不可，載馬列之道也不可。
無論載什麼道，都是把她貶低成了手段，都是囚禁文學，摧殘文學，
堅持下去必然造成文學的畸形發展，終至於氣息奄奄。114
司馬長風認為文學不是承載任何價值的工具，它本身就有不可取代的獨立價值，
即使是五四時期文學研究會所倡議的「為人生的文學」，他也表示極大的不滿，
因為儘管文學的表現不外人生，但只要是「為」人生而創作，便把文學貶抑成了 手段。115司馬長風之所以欣賞《未央歌》，是因為鹿橋「把感覺付托給詞句」的 寫作方式，正因他「以最舒暢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境，那才能充分發抒個性與風 格，一切成規的形式都欄不住個性和創意。」116因此儘管「故事這麼平淡，情節 這麼簡單，可是掩卷之後，迴腸蕩氣，如飲醇醪，醉得怎麼也醒不轉來。」117
113 陳國球：〈詩意與唯性的政治──司馬長風文學史論述的追求與幻滅〉，《感傷的旅程：在香港 讀文學》（台北：學生書局，2003 年 8 月），頁 95。
114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導言》，頁五。
115 參見王宏志：〈一部最初的中國新文學史──論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歷史的偶然
──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16。
116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卷•第二十六章》，頁 113。
117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卷•第二十六章》，頁 116。
司馬長風的「純文學」主張，使他撇開思想文化、社會功用或道德政治的 考量，他所注重的是忠於感受的文學，他在評論朱自清的文章時曾說：「文藝基 本是忠於感受，不從感受出發，無論是玩弄技巧，或者侍候主義，都是瀆褻文藝。」
118他認為作者觸物而生的感懷才是文學創作最自然的呈現，所以儘管《未央歌》
中有不少與情節無關的風物描寫、學術議論或瑣碎的人物雕琢，「可是由於情意 濃，文筆飄灑，讀來也如西風秋月、陽春花樹，並不感到太累贅。」119
從江漢和司馬長風對《未央歌》的兩極評價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批評性的 閱讀永遠無法建立公正（客觀）的標準，而只能呈現批評者的價值形態。這是因 為每一位讀者在閱讀作品時，都免不了受到自身經驗的影響，也就可能產生不同 的閱讀感受，或不同的詮釋角度。例如朱光潛曾經主張「最上乘的文章是自言自 語」，但後來回想起來，覺得這話頗有語病，這是因為他的觀感在時間和經歷的 推移後有所改變。當初他是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的忠實信徒，相信藝術即 表現、表現即直覺，所以認為藝術的創造完全在心裏完成；但後來因為接受了托 爾斯泰（Leo Tolstoy）的影響，發現藝術是一種人性活動，其要義是要透過具體 的符號，把自己所曾經歷的情感傳給旁人，以打破彼此的界限隔閡。120從朱光潛 文學觀點的變遷這一事例可以明瞭：「評論」的行為深受評論者本身經歷所影響。
《夏潮》是繼《文季》之後，支持及闡述鄉土文學理論及文章的刊物，江 漢在此所發表的言論反映了現實文學的文學價值觀；司馬長風則是從中國大陸播 遷香港的學者，因地理上的邊陲位置，使他遠離大陸政治操控，並對主流意識的
118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卷•第三十章》，頁 332。
119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下卷•第三十章》，頁 117。
120 參見朱光潛：《談文學》，頁 173-180。
論述提出不認同的抗衡。所以讀者對社會的觀感、對文學的價值，都是影響他評 論角度的重要因素。從這一點來看，「閱讀」不僅剝露了文本與讀者之間清楚可 見的價值差異，也呈現了其間的衝撞，僅管讀者對文本提出詮釋或評論時，皆不
論述提出不認同的抗衡。所以讀者對社會的觀感、對文學的價值，都是影響他評 論角度的重要因素。從這一點來看，「閱讀」不僅剝露了文本與讀者之間清楚可 見的價值差異，也呈現了其間的衝撞，僅管讀者對文本提出詮釋或評論時，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