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立宗就清代廣東地方文獻的爬梳了解，認為在光緒 24 年（1898）《嘉應 州志》出版前的清光緒年間，粵東地區的志書中，以「客家」立場的書寫尚未 出現，到了 19 世紀末《嘉應州志》的出版，客家文化才被比較直接且正面地表 述，換言之，「中心客區」的「客家」意識直到 19 世紀末才形成出想像的實體 概念。2 緣於此，我們或可由「中心客區」的相關志書來了解，這個從無到有的 過程。
本文前面曾提及宋元明文獻中，皆未出現以「客」為方言或某一群人之名 的記載，其實除了嘉慶年間《韓江見聞錄》提及「客話」之外，一直到光緒年 間，客區相鄰的地方志書，也尚未見有以「客」之的記載。如唐立宗即注意到，
在清初出版的《廣東新語》中，明明是在描寫到客家風俗習慣的章節，也還沒 有「客家」這個名詞。在廣東、江西、福建的純客縣縣志，直至晚清也沒有「客 家」的記載，僅自稱為「漢」，不稱「客」。3
嘉慶時期編纂的《龍川縣志》對本邑的風俗是說「邑之士尚禮好義，少燕 僻遊，與廣潮殊甚」。可見嘉慶年間，粵東各縣尚未以「客家意識」突顯自身的
1 胡希張等著，《客家風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108-109。
2 唐立宗，〈清代廣東方志的「客民」、「客匪」與「客家」論述〉，「第四屆青年學者論壇」（北京，
2005 年），頁 104-105。
3 胡希張等著，《客家風華》，頁 109。
文化傳統，而是以本縣士子的鄉行活動，區別出與廣、潮士人的差異。4 道光朝的《廣東通志》提及潮民時：
潮陽強悍負氣，大類齊俗，士大夫有豪宕好義之風，惜多富不好禮。
揭陽尚浮華，頗急公，間有健訟者。三饒慓悍嗜利，民頗愿樸畏法。
惠來士知書禮，其民內黠而外儒。大埔貧而樸，家好讀書，雖婦人女 子，有曉文墨者。澄海之士，秀而文，糖蔗魚鹽之利甲於他邑，但有 力者皆可覓食。然多悍戾難馴。普寧頗類潮陽，然質實務本。豐順野 而愿，其細已甚，猶號易治。5
其中大埔、豐順屬客方言人群分布區，但對各地的描述，也僅就地域論述其風 土面貌，不以「客」為名。
光緒 7 年（1881）刊刻的《惠州府志》將轄下各邑方言作分類，僅提及歸 善、河源、龍川等縣「音輕以柔」，惟「博羅重以急」，「近潮多潮音，與閩漳泉 語相近」，和平縣則「風氣與贛州近，語稍類贛」。大致上雖已粗具現今客家、
潮汕方言的分類，但這份紀錄也說明遲至十九世紀八○年代，粵東各邑未有「客 家」認同的關懷。6
（一）石窟一徵
光緒 6 年（1880）廣東鎮平人黃釗著《石窟一徵》，此書其實可視為一本《鎮 平縣志》，余澍疇於《石窟一徵》出版時寫的序中提到，「鎮平縣志修於乾隆四 十七年，敘事率多簡陋，體裁亦未甚宜。道光初阮儀徵修廣東通志，司采訪之 任者，於邑中事蹟多憑鄉人一紙書，及舊志所傳以答，即輿地一門，證之於今 已多未合，他無論矣」。7 黃釗撰《石窟一徵》或許就是基於一種為鄉土修志的 使命感使然。書中對鎮平一帶的地理環境、源流、教育、信仰、禮俗、歲時制 度、語言等均作了較為詳盡的介紹，此外他也的確頗為邑人立論言說，如他曾 批駁藍鼎元「粵人在臺灣者多不安分」的說法，認為不過是「鄉曲之論」。8
書中比較特別的是，在全書共九卷的內容中，特闢八、九二卷，專述方言，
以往的地方志書雖也有述及方言，但多簡略，因此《石窟一徵》這種體例在當 時的志書上相當罕見，顯示他認知到鎮平方言之特色，且應有一定的認同感。
而這二卷方言的記載，對鎮平一帶客方言的記錄與保存貢獻不小，因此有論著
4 唐立宗，〈清代廣東方志的「客民」、「客匪」與「客家」論述〉，頁 96。
5 《廣東通志》，卷九十三，輿地略十一，頁 1796。
6 唐立宗，〈清代廣東方志的「客民」、「客匪」與「客家」論述〉，頁 104。
7 余澍疇序（光緒壬午年），《石窟一徵》，頁 1-2。
8 黃釗，《石窟一徵》（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0 年）。
言「客語之有成書，實自此始」。9 但在二卷的方言記載中，僅是單純的記音解 釋，並無將之與某一人群的認同意識相連結，也沒有將該方言冠以「客」的名 稱。後來修纂《嘉應州志》的溫仲和曾表示，黃釗《石窟一徵》「其旨不以古音 為主」」，10 藉此可進一步了解《石窟一徵》開列〈方言〉篇，其實並無意強調 客家源流，或方言與中原古音間的關係。因此唐立宗即認為，《石窟一徵》與「客 家語言」研究的關聯性，是被後人不斷的強化，而扭曲原本的意義。11
該書除兩卷的方言外，另一個最常被用來闡釋客家源流的是卷一征撫中，
關於客戶增盛的說法。書中提到「邑無北宋以前土著，或疑當日草萊未闢。……
南宋後叠遭兵燹，土著逃亡僅存一二，而遺黎彫敝，轉徙他鄉，歷元而明，中 原衣冠世族始稍稍遷至。……太平寰宇記載，梅州戶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 十七，而元豐九域志載，梅州戶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可見 元祐以前客戶增盛，至元史地理志載，梅州戶僅二千四百七十八口，一萬四千 八百六十五，所耗可勝計哉」。12 由書中論述脈絡來看，黃釗的用意只在論述宋 末之後，梅州戶口增盛之情形，雖然提到南移的是「中原衣冠世族」，但在敘述 上主、客戶並論，並無特別強調「客戶」，或「客戶」與某一方言人群的關係。
有論者已經注意到，黃釗在《石窟一徵》裡雖然提到了宋代梅州客戶增盛，
也提到臺灣的「閩之漳、泉人」及「粵民」，但全書中並未提到「客家」二字，
也沒有以「客」為我群名稱的說法。《石窟一徵》長期被學者視為研究客家文化 必讀的重要文獻，但若回歸於《石窟一徵》的文本，毋寧說黃釗編纂此書用意 主要強調本邑的風土文化，尚未有提昇「客家」的歷史文化目的。13
（二）《嘉應州志》
光緒 24 年（1898）《嘉應州志》的出版，是族群意識強烈的客家士子利用 官方史志的地盤，建立起自己認同的文化和歷史陳述的一個典範。在光緒《嘉 應州志》之前，嘉應州已有乾隆朝修的志書，在乾隆志中，重心仍在以蘇軾、
韓愈在潮州所作的文化貢獻來論證本地文化，強調嘉應州與潮州府的關係。14 然 而，十分明顯地，到了光緒《嘉應州志》，其所敘述的地方文化的重心，已轉為
9 曾運乾、朱希祖，〈審查客方言報告書〉，《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33 年 4 月），頁 22。
10 溫仲和，《嘉應州志》，頁 124。
11 唐立宗，〈清代廣東方志的「客民」、「客匪」與「客家」論述〉，「第四屆青年學者論壇」，北 京，2005 年，頁 97。
12 黃釗，《石窟一徵》（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0 年），頁 22-25。
13 唐立宗，〈清代廣東方志的「客民」、「客匪」與「客家」論述〉，「第四屆青年學者論壇」， 北京，2005 年，頁 96。
14 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2006 年），頁 74-75。
以客方言人群為主體了。
與「邊緣客區」的客方言人群及西洋傳教士相較，作為外遷移民的原居地 的嘉應州，開始思索「客」意識之歷史更短。而且，嘉應州人並非由來已久的 群體，嘉應州在清雍正 11 年（1733），始由潮州府分出，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區，
在此之前，應仍是以潮人自我定位，而這個潮人的意涵，含括了客方言與閩南 方言。
若我們將各方志的時間稍作定位，乾隆朝《嘉應州志》未言及客或客家，
林達泉〈客說〉著於同治初年，咸同年間為 Hakka 溯源的巴色會傳教士逐漸深 入中心客區傳教，如英國傳教士 George Campbell 在 1912 年發表“Origin and Migrations or the Hakkas”（客家源流與遷移）一文，已在嘉應州傳教十數年。但 光緒 6 年（1880）的《石窟一徵》仍未言及客或客家，到了光緒 24 年（1898）
即以客家自我定位。這樣一個脈絡，顯示「中心客區」接受以「客」自稱極有 可能是受到林達泉《客說》與西方傳教士的影響，但接受的時間，已是接近滿 清王朝將要結束的年代。
圖 2-3-1 《嘉應州志》中之客方言分布區
溫仲和在《嘉應州志》用整整一卷的篇幅敘述客話源流及在當地流行的情 況。最後，他在卷末說「舊書志無方言，此篇為特創，前無所因。為述所以編
之意，俾覽之者，知客話源流之所自焉。」15 在該書〈方言〉卷中，溫仲和標 示出客話的整體界境：
嘉應州及所屬興寧、長樂、平遠、鎮平四縣，并潮州府屬之大埔、豐 順二縣，惠州府屬之永安、龍川、河源、連平、長寧、和平、歸善、
博羅一州七縣，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異，聲音高下亦 隨之而變，其間稱謂亦多所異同焉。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
謂其話為客話。由以上各州縣人遷移他州縣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 各省皆占籍焉。而兩廣為最多。土著皆以客稱之，以其皆客話也。16 以上的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其一，確定了客方言人群的分布區域，卻未及 於外移的「邊緣客域」。溫仲和對於客方言的分布，不同於徐旭曾、林達泉等人 的視角，《嘉應州志》呈現的是以嘉應州治為中心，向外擴展的客域，即以嘉應 州全境為主，兼及潮州府的大埔、豐順二縣，及惠州府的永安等八縣。長寧、
博羅等地的納入，顯示當時這些地域已逐漸轉變為以客方言人群為多數的行政 區域。但溫仲和所畫出的「客域」，卻未及移墾廣、肇兩府及廣西省的客方言人 群。
其二，由其所言「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可知，
溫仲和將原本發生於「邊緣客域」的「客家」稱謂，也用來指稱是廣府人對「中 心客區」說客話人之他稱，這個太過跳躍式的論述不免讓嘉應州民究係土著，
抑或客民，陷入難以自辯的困境。因為該文也稱嘉應州民是「今之土著」。17 也 難怪清末民初的徐珂會表示，「然嘉應人在其本州所操之語，粵人謂為客家話，
蓋亦非嘉應土著也」。18 即如施添福所言，溫仲和在《嘉應州志》將客家與客話 視為是廣州人對嘉惠潮等地區客方言人群的他稱，但是為什麼廣州人將客家基
蓋亦非嘉應土著也」。18 即如施添福所言，溫仲和在《嘉應州志》將客家與客話 視為是廣州人對嘉惠潮等地區客方言人群的他稱，但是為什麼廣州人將客家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