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粵人與客人

如前所述，清末各縣采訪冊的客庄論述，呈顯的應是一直普遍存在於民間社會對「客人」的認知，逐漸浮現於地方志的書寫之中的過程。清代的臺灣，

人們認同的究竟是省籍還是方言，粵人的認同究竟如何轉變到今日所認知的客人的認同，是以下要討論的重點，略分清代文獻中的「客人」，與 19 世紀西人的論述兩個面向加以討論。

73 羅烈師，〈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頁 274、278。

74 羅烈師，〈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頁 279。

75 《安平縣雜記》（文叢第 52 種），風俗，頁 9。

76 《恒春縣志》（文叢第 75 種），卷一疆域，頁 9。

77 羅烈師，〈臺灣客家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頁 279。

（一）清代文獻中的「客人」

圖 3-2-2 《六堆忠義文獻》中之客民論述

資料來源：邱維藩整理，邱炳華抄錄，《六堆忠義文獻》。

《六堆忠義文獻》⁷⁸ 收有清領臺初期由六堆人士擬的文稿，其中一件係朱一貴事件後下淡水客民所擬呈稿，自稱「治下鳳山縣下淡水客民」，並對所謂的土著、客民有一自我識別標準，不同於官方的鄉貫或省籍，字面上表明的是業主與耕佃之別，但也隱含清楚的方言界線，茲引文如下：

臺屬居民有土著、客民之別，但取其語音相符，聯屬一誼。福屬則永定、武平、上杭，廣屬則程鄉、鎮平、平遠；江右則會昌、瑞金，此數縣之民來臺則為客民。若興化、漳泉之民來臺則為土著，即廣之饒平、海豐、海陽、揭陽、潮陽之民，語音相符，來臺亦等土著。何為土著，其所來之人，俱帶家眷，生齒日繁，所闢之土，或倚傍紳衿，

或仗勢衙門，承一墾戶，動稱業主，然紳衿衙門，悉屬漳泉，此土著之所由來也。客民父母□□俱在內地，一分一錢，寄回家中救急，是以確守耕種，並無過犯，無紳衿衙門之勢依仗，此客民之稱由來也。

且客民平時來臺一節，極盡苦鬱，出海舵工悉是土著，廈門任其食銅，

舡上受其飢渴，舡稅重加詐剝，每人一十余兩。自沐聖朝開闢斯地，

土著坐享大平之福，客民墾土供租之勞。所以朱一貴等一班叛賊倡亂，

偽封國公，偽號將軍、都督、總兵者，隨聲附和，悉是土著之人。客民不甘從逆，守義殺賊，天兵一到，反被誑譖，一片丹心，何日以達也。⁷⁹

呈稿中值得注意的部分有：

（一）述及土著與客民之分，且土著與客民均呈現跨省的人群組合，如土著指的是「興化、漳泉之民」，與「廣之饒平、海豐、海陽、揭陽、潮陽之民」；

而客民指的是「福屬則永定、武平、上杭，廣屬則程鄉、鎮平、平遠；江右則會昌、瑞金數縣之民來臺之民」。

（二）土著與客民的界線之一是「語音相符」，可見方言是明顯的界線。

（三）土著與客民的界線之二是經濟地位及耕墾模式，故言土著係「俱帶家眷，生齒日繁」，「或倚傍紳衿，或仗勢衙門，承一墾戶，動稱業主」；客民則是「父母□□俱在內地，一分一錢，寄回家中救急，是以確守耕種，並無過犯，

無紳衿衙門之勢依仗」。

綜上可知，以「客民」自稱，可能與客民實含三省移民在內，無法以某一

78 《六堆忠義文獻》係清末日治初期之邱維藩（1859 年生，長治邱永鎬家族第二十世）整理古籍，彙編而成。其子邱炳華於日治時期重新抄錄，經將抄本傳給其姪邱福盛。1981 年，邱福盛將所收藏之《臺南東粵義民誌》及《六堆忠義文獻》轉贈屏東中學地理科教師劉正一，以利其纂修《長治鄉志》。1995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所學生黃瓊慧因撰寫碩士論文，經當時高齡 93 歲之邱福盛允諾，並經劉正一同意而複印此二文獻。該二抄本在劉正一過世後，即未見其蹤。本文所參考之此二文獻，係由黃瓊慧小姐所提供之影本資料，特此致謝。

79 〈具呈治下鳳山縣下淡水客民蒙恩外委把總△等，為泣陳臺邦利弊，乞憲察核典章酌行以救殘黎永垂邊疆事〉，《六堆忠義文獻》。文獻中許多具稿都自稱客民、客莊。

省籍民自稱有關，但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清領臺之初，入墾下淡水地區的客方言人群橫貫閩粵贛三省，在與周遭人群的相處時，已清楚劃出方言界線，且與此方言界線相符的是彼此的經濟地位。

若將此稟文與徐旭曾〈豐湖雜記〉相較，除了沒有強調「客民」特殊的文化意涵之外，所敘述的「客」之處境其實相去不遠。一者，皆是面對以「土」

自稱的優勢人群；二者，強調「客」之方音相同及經濟處境。若將之視為清初客方言人群以方言為界的自我定位，想是不為過。然而此一以方言人群的自我定位，之後即少再強調，其原因為何？李文良認為是後來粵民摒棄了這個有貶意的稱謂。⁸⁰ 但本文認為，當時下淡水地區的客方言人群會在呈稿中以「客民」

自稱，應該是他們並不認為這個「客民」稱謂有貶意，而且他們也清楚地表達了，客民與土著之別在語言與經濟地位。目前可能的推論是，由於在官方的視角下，客民可能只是閩粵之別（即閩主粵客），雖然人民自己將他詮釋為經濟地位與方言群之別。但由於此種自我認定與官方治理人民的界線有別，是以日後在可見的文獻上，多以粵民自稱之，已少見以「客民」（指同一方言人群）為自稱的說法。

而以上的客民呈稿，其所表述的方言人群與省界交錯的細緻內容，可能即為當時覺羅滿保奏文中入微觀察之內容依據，在二百多年的清朝統治期間，

也只有清初的覺羅滿保留下這份特殊且又珍貴的文獻材料。

另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清代文獻是，若我們比較藍鼎元筆下所書寫之

「客」，會發現他所指涉的人群意涵是浮動的，如他曾言「朱一貴以飼鴨鄙夫，

狡焉倡亂。杜君英以傭工客子，肆其狂謀。遂合兩地賊兵，膽造滔天罪孽」！⁸¹ 杜君英祖籍為廣東省潮州府海陽縣，⁸² 屬於粵籍福佬，將杜君英視為「客子」，基本上符合清初對「客」之認知。然而，藍鼎元在朱一貴事件之後，南路發生鄭章毆死義民首賴君奏、賴以槐案之後，曾寫了一則〈諭閩粵民人〉，文中言「賴君奏等建立『大清』旗號以抗拒朱一貴諸賊，乃朝廷義民，非聚眾為盜者比；

鄭章擅殺義民，律以國法，罪在不赦。汝等漳、泉百姓，但知漳、泉是親；客莊居民，又但知客民是親。自本鎮、道、府視［之］，則均是臺灣百姓、均是治下子民」，除表示對治下人民公平視之，以「漳泉」對應「客民」，基本上也符合清初將移墾粵民視為「省外之民」的看法。然該文有意思的在文末的「今與汝約」的內容：

今與汝民約：從前之事盡付逝流，一概勿論；以後不許再分黨羽，再尋仇釁。漳、泉、海豐、三陽之人經過客莊，客民經過漳、泉村落，

80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頁 170。

81 藍鼎元，〈六月丙午大捷攻克鹿耳門收復安平露布〉，《平臺紀略》（文叢第 12 種），頁 6。

82 〈朱一貴謀反殘件〉，《臺案彙錄己集》，頁 18。

宜各釋前怨，共敦新好，為盛世之良民；或有言語爭競，則投明鄉保耆老，據理勸息，庶幾興仁興讓之風。⁸³

其中與「客民」相對應的，除了前述的閩籍「漳泉」之外，還包括粵籍「海豐、三陽」（海陽、潮陽、揭陽），顯然藍鼎元另以語群的界線，將同屬福佬的粵籍「海豐、三陽」亦視為「我群」，與「客民」有別。此種與前述下淡水客民呈文內容若合符節的認知，揭示的正是清初以來下淡水地區漢人的族群關係，

主要是語群的分類。

又如前所述，不少研究者認為清代臺灣的學額是造成臺灣粵民以省籍為認同邊界的主要原因。但是這個所謂制度性的框架真的影響如此深遠，或真的判然兩分嗎？除了清代參與科考的士人畢竟占所有粵民的少數，科考的邊界能否成為所有粵民制度性認同的框架不無疑問。此外讓我們更感興趣的是，林淑美研究清代臺灣學額與閩粵關係時所發現的「例外」。⁸⁴ 她發現，原本規定只能准許閩人入學的鳳山縣學，也有如陳琨等粵人入學，陳琨等人的祖籍為潮州府饒平縣、惠州府陸豐縣，可能由於語言、文化等方面，與泉州府、漳州府漢人相同，以鳳山縣言之，自康熙 60 年朱一貴後至清末為止，是閩人與粵人對立最激烈的地域。此種情形下的鳳山縣，粵人能入縣學，值得我們進一步去了解當時閩人與粵人境界的實際樣態。民間社會中閩人與粵人的境界，可能並不是同樣地以行政區劃的境界為自明的前提，當時實際生活在臺灣社會的漢人們，其締結社會關係的人我區別，未必拘泥於行政區劃的境界。陳琨等人應該就是這樣的事例。他們雖是粵人，卻能入籍鳳山縣學，而地方官竟也未加干涉。由以上的事例來推測，雖然清朝政府為了緩解紛爭，而在制度上設計出與閩人、粵人相對應的「閩籍」、「粵籍」的應試員額，但實際上人民要參加哪一個員額的應試，似乎是由民間內部自行選擇。

若由清代的文獻爬梳，我們可以發現，清中葉之後，文獻上仍見有將來自廣東的移民稱為客民者：

其村落，閩曰閩社，粵曰粵莊。閩呼粵人為「客」，分氣類積不相能，動輒聚眾持械鬥。平居亦有閩、粵錯處者，鬥則各依其類。

閩、粵鬥則泉、漳合，泉、漳鬥則粵即伺勝敗以乘其後。民情，浮而易動。⁸⁵

臺皆閩、粵人錯處，凡粵人莊田，指曰「客仔莊」，又曰「內

83 藍鼎元，〈諭閩粵民人〉，《重修臺灣府志》（文叢第 105 種），卷二十一藝文，頁 633-634。

84 林淑美，〈清代臺灣移住民社會と童試受驗問題〉，《史學雜誌》，第 111 編第 7 號，頁 60-84。

85 丁曰健，《治臺必告錄》（文叢第 17 種，1959 年；1867 年原刊），記臺灣張丙之亂，頁 123。

莊」；與閩人氣味各別。辛丑之變，兩不相容。⁸⁶

有所謂客莊；客人者，皆粵人也．莊如西門外之保力、統埔、

在文檔中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 (頁 122-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