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學界大多已經同意華南方言與地域文化的差異，是由於歷代北方漢人 向南方遷徙，在特定區域內，與特定的土著民族經過一定時間的融合演變的 結果。1 換言之，大多數的漢語方言是隨著歷次北方漢人的南下，多源流、多 層次整合的結果。方言分化和融合的內容不同、過程不同、方式不同，就會 造成方言和地域文化的差異。2 客文化的形成也是這樣一種「地方化」的過程，
而客方言即為這樣一種「地方化」的「合成語言」，它可能含括北方漢語、南方 漢語、土著語言的成分。3
客方言人群究竟形成於何時？至今仍眾說紛紜。問題的癥結可能在於將有 文化共性之客方言人群之形成，與有客家意識之「客家」之名出現混為一談有 關。這裡，我們可以採借梁肇庭的說法，他認為，在 16 世紀大規模的移民運動 發生以前，生活在贛閩粵毗鄰山區的客家人，應該是一個「文化群」（方言群）， 無論是生活在贛南、閩西，還是生活在粵東北，都具有共同的文化特質，而且
1 黃金文，《方言接觸與閩北方言演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1 年），頁 13；
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 年），頁 238-242；沈錫倫，〈表現 民族文化的語言形式──文化語言學初探〉，收於邵敬敏主編，《文化語言學中國潮》（北京：
語文出版社，1995 年），頁 63。
2 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37；李如龍，
《福建方言》，頁 311、315。
3 鄧曉華，〈論閩客族群的方言文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收於莊英章主編，《華南農村社會文 化研究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98 年），頁 55。
這些文化特質都是客觀存在的，4 亦即本文所稱之「文化共性」。
所謂文化共性，即指共同的祖源、方言、生聚地，及文化內涵等等。有學 者持論，若文化共性既已出現，即可宣告客家民系之形成。如汪毅夫表示，經 過長期的大規模的，遍及贛閩粵邊，特別是汀、贛二州城鄉每一個角落的反抗 鬥爭的衝擊和鍛煉，經濟文化都發生深刻變化，遲至南宋，贛閩粵交界地區各 片之間，特別是贛南、閩西二片區，已形成了以稻作農耕為主，包括礦冶在內 的山林經濟，以苧麻紡績為輔的山區農業經濟，有別於相鄰地區的經濟生活，
以及已形成一種新的方言，於是無論在生計方式、風俗習慣、語言和社會文化 心理方面都形成了更多的共同點。尤其方言是某一地區文化面貌的重要內容，
也是區分不同文化區域、不同族群的根本標誌。客家方言的最終形成，標誌著 客家民系的最終形成。5
謝重光也認為，南宋時期客家人已有穩固的共同生活地域，內部文化一致，
且已形成與相鄰地區明顯差異的經濟形式、語言風俗、社會心理，故可說客家 民系在南宋時已經形成。6
吳松弟則表示在唐中葉以前，即使有北方移民來到汀贛地區，其人數必不 會很多，不可能將北方語言風俗長期保持下來，尤其南宋時期遷入的北方移民 幾乎都是直接自北方遷入早期客區，由族譜資料記載的集體遷移，也多發生在 宋代。因此他認為約在宋末，中國歷史上即已形成具有北方語言和風俗特點的 客家民系，且強調北方移民帶入的影響是其所附載的北方文化，而非移民本身 的血統。7
與客家民系形成於南宋的說法不同的是，王東認為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一 個動態的歷史過程，以不同形態的客家先民遷入閩粵贛三省邊區大本營地區為 基本前提。此過程的開端應是以北方人民大規模南遷運動中止為標誌，其完成 以由大本營地區遷出之居民能在總體上保留其語言文化特色為標誌。自此角度
4 Sow-Theng Leo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s, Pengmin，and Their Neighbors，轉引自王東，〈客家研究的新視野──讀《中國歷史上的移民與族群性》〉，《客 家文化研究通訊》，第 7 期（2005 年 4 月），頁 181。
5 汪毅夫，《臺灣社會與文化》（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 年），頁 155-158、170。
6 謝重光亦指出，雖然南宋以後，客家方言本身仍在持續發展變化，但不能以客家方言在南宋以 後的變化，否定南宋時客家方言的形成。至於南宋時贛閩粵邊區誕生的新民系是否已被稱為「客 家」，其方言是否已稱為「客話」、「客語」，仍需進一步研究。此外，雖說客家民系在南宋 已經形成，但並不意味著南宋時的贛南、閩西、粵東三片區都已完全成為客家住域。粵東客家 人多數是宋元之際才從閩、贛遷去，南宋時，粵東客家人還很稀少，還未完全成為客家住區，
更談不上是形成客家的中心地域。因此，討論客家民系形成時期的中心地域，著眼點應是贛南、
閩西。參見謝重光，《客家形成發展史綱》（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70、
179。
7 參見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第四卷，遼宋金元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頁 354-357、362。
來看，客家民系的形成，時間上限應在南宋末年至元代初年，下限則在明代中 言人群，開始大規模地向嶺南、東南沿海等地遷移。梁肇庭根據 Fredrik Barth 的族群形成理論，12 認為作為族群意義上的客家，就是在這種大規模的移民過 意識」，也說明族群認同只存在於族群關係之中。如 Fredrik Barth 等學者所言，許多社會與經 濟生態因素造成族群邊界，這種邊界對內的根本感情連繫與對外的異族感來維持。鍾幼蘭，〈臺 灣民間社會人群結合方式的構成與發展──以臺中縣神岡鄉大社村為例〉，《閩臺社會文化比 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94 年），頁 109-144；王明珂，〈漢族
程中，客方言文化群與周邊的其他「文化群」開始了接觸與互動，在此過程中，
由於種種人我殊異或資源競爭，身處衝突前沿的成員就會形成一種越來越強固 的自我認同意識，隨著這種自我認同意識的不斷強化，「我族」與「他族」之間 的無形邊界也會越來越清晰，將移民與土著社會明確地區分開來，並最終形成 所謂的「族群邊界」。隨著「邊界」的形成與劃分，一個具有社會學意義的「族 群」便正式形成了。13
部分學者對於梁肇庭以 Fredrik Barth 的族群邊界理論推斷客家形成的說法 有所質疑，如謝重光認為，某一人群或種族集團是否形成一套共同社會和文化 特點，只取決於是否有共同的經歷、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與是否和別的人 群發生矛盾無關，與其他人群的矛盾，可以增強人群內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例如福佬人是主要分布在福建泉州、漳州至廣東潮州一帶的一支漢族南方民 系。福佬人與相鄰的客家、廣府人大量接觸並產生矛盾是較晚的事。福佬人此 一名稱正式見諸文獻記載，約也是明以後，但不能依此認為福佬民系是明朝後 才正式成立。早在唐宋時，福佬民系內部共同且有別於其他民系的社會、文化 特點已形成，包括特殊的風習，較注重財富的追求，較濃郁的海洋色彩，閩南 方言等。閩南方言的形成是六朝以來泉州土著與中原江淮移民長期交流的融合 結果，自唐中葉已初步形成，鞏固發展在北宋時期完成。如此，應該認為福佬 人在唐宋時期已形成一套共同的社會和文化特點及價值觀念，不能認為是明代 以後與其他人群發生矛盾後才形成。14
汪毅夫也表示種族集團自覺意識本身存有缺陷，以之判定客家民系的形成 更有矛盾，因此，以客家「族群自覺意識」作為客家民系成立的標誌，不能令 人贊同。因此主張某一人群或種族集團是否形成一套共同社會和文化特點，只 取決於是否有共同的經歷、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與是否和別的人群發生矛 盾無關，與其他人群的矛盾，可以增強人群內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判斷一個 民系是否形成，以構成民系之四要素是否形成比較合理。即南宋時客家人已形 成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共同社會心理素質，共同語言，可肯定客家民系 至遲至南宋已形成。15
本文認為，由於客方言人群最終選擇以「客」為我群自稱，且這個方言群 的最後型態是跨省的族群認同，因此梁肇庭引族群邊界理論對於理解華南客家 之形塑，無疑是十分敏銳的觀察。因為，若僅言文化共性之形成即可宣告客家
邊緣的羌族記憶與羌族本質〉，頁 155-159。
13 Sow-Theng Leo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s, Pengmin，and Their
Neighbors, p. 19-21.轉引自王東，〈客家研究的新視野──讀《中國歷史上的移民與族群性》〉，
《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 7 期（2005 年 4 月），頁 170-171、181。
14 參見謝重光，《客家形成發展史綱》（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72-177。
15 汪毅夫，《臺灣社會與文化》（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 年），頁 172、178。
形成之說法，實未能全面觀照到該方言人群以「客」為名的形塑過程。因為「客 家」本身並非一個地域或地理的概念，也不是一個以籍貫做為分類的標誌。客 方言人群不同於其他華南漢族民系以生聚地域做為我群之名稱，而終選擇一個 具有臨時性、不確定性的「客」，作為我群之稱謂，這樣的不擇居地，而以有流 徙意涵的「客」為族稱的選擇結果，其中必有一個與不同人群之異質文化接觸 的過程。因為「客」在成為族群自稱之前，必先有一個他族以「客」相稱的階 段。換句話說，所謂的「客家」之得名，除了應有的文化共性外，必定歷經一 個與不同人群接觸、磨合，進而自我定位的過程。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以客方言出現推論客家已形成的階段，從南 宋至明之前，與閩粵贛邊區相關的文獻記載，都沒有以「客」來指涉某一群人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以客方言出現推論客家已形成的階段，從南 宋至明之前，與閩粵贛邊區相關的文獻記載，都沒有以「客」來指涉某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