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第一次襲擊

壹、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發生及其內涵

張亞中（2007b: 340-342）指出構成全球化的主要四項成因中，強化了新自 由主義發展邏輯的理念因素分別是：第一，理性主義，其包含根據物質世界來定 義現實的世俗主義，以人類理性性和利益為中心，具有科學主義的特徵，以及工 具主義並且推崇人們以真理追求解答；自十六世紀起，這四項緣起西方的價值便 不斷衝其世界各地，使得全球性的以發展。第二，資本主義，馬克思認為資本主 義才是全球化的驅動力，它能超越任何空間阻礙而前進，它的目標是把整個地球 變成它的市場，此外，資本主義的擴張性、超地域性、資本流動性和利益極大化 原則則又強化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世界市場的支配。

全球化一詞經常廣泛的被援引，但是很少被定義。江啟臣認為全球化的觀點 來自全球主義，其相信「一個全球性的市場正在形成，市場的力量與自由流動的 資金將影響國家的主權及政府的能力，而國家疆界已失去其傳統上規範國家經濟 和社會的能力及重要性」（江啟臣，2003: 274）。

萊諾（Magnus Ryner）則認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現象，是在表達一個 形成中的歷史性集團（historic bloc in formation），其來自美國治理下的和平時期

（Pax Americana）之自由集團。對於二戰後的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 而言，萊諾的理解是：資本主義體制確立後，美國霸權的形成。換言之，資本主 義的廣泛建立和美國霸權力量是一體兩面、互為主體，彼此強化的關係，亦是確 定了美國於政治經濟方面的世界領導地位。在這關係之下，生產規範及社會關係 的平衡皆無法逃離商品化的命運（Ryner, 1999: 39-41）。

而美國霸權領導下的資本主義發展風格，則具有嵌入式的自由主義

（Embedded liberalism）之風格，其為一種由工業資本、組織勞工和科技改革份

子驅動且鑄造的「生產力的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vity）（Ryner, 1999: 41）。

這種政治以賦予勞資部門集體議價權力、低失業率和組織勞工的高社會薪資，作 為交換資本主義並能和平管理勞資關係的手段，並最終創造了勞資關係之和諧，

生產部門得以按照專業化的生產原則大規模的發展。經濟生產力之提升為結合福 特主義式之生產、凱因斯主義的經濟管理原則和貝佛里奇模式的總體生產的社會 秩序做了事前的統合，確立一致、密集的資本積累體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 開啟非通貨膨脹性成長和生活品質逐漸提高的共同演變（Lipietz, 1985: 24-32）。

但這種經濟管理的重要前提是：資本的流動形式(“circulation forms” of capital) 從屬於生產性資本（capital of productivity）（Ryner, 1999: 41）。換言之，原本偏 好以市場出清（market clearing）及價格穩定作為積累形式的資本主義經濟，轉 向在專業生產原則下，偏好大規模利潤出現的資本積累形式。

1970 年代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ECD）無預警的宣佈提高石油價格，觸發福特主義式生產邏輯的滯長

（stagnation），其根本意義在於這樣的生產規範已達到其社會科技極限，生產力 減低而再也不能呼應總體需求的擴張。二次石油危機後，新的資本積累形式產 生，構成了以新自由主義為內涵的經濟全球化，即生產模式的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roduction）（Ryner, 1999: 41）。

此外，資訊科學的興起亦暗示著著重資本而非勞動力的生產趨勢，劇烈的改 變了原有的勞資關係。我們可以說資訊科學的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傳統的機 械性生產，前者是透過彈性專業化來維持競爭力，而非後者的規模經濟（Piore and Sabel, 1984: 194-280）。這些趨勢在缺乏對嵌入式自由主義的管理下，顯著改變了 國際信用體系的形式，多邊而具有半公共財性質的布列頓森林體系瓦解顯示國際 信用體系的解放和完全自由化的市場導向。因此，在經濟資源的分配上，快速而 大量的金融流通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霸權中最有影響力的動力。

經濟上而言，企業大量獲利的來源，也就是資本積累方式之改變，其不再依 賴生產力提升和大量消費，而是透過週轉時間（turnover time）和勞動力成本的

縮短。「特定的資本積累形式來自特定的管制形式，唯有同時納入經濟、政治和 意識形態的分析才是適足的」（Ryner, 1999: 43）。」

簡言之，以歐陸資本主義國家而言，比起傳統依賴社會團結作為有效率的資 本積累方式，以新自由主義為內涵之全球化則侵蝕了這樣的基礎，因為資本積累 形式的改變，使企業有更多有效率的選擇作為獲利的途徑。

資本積累形式的改變必然引起資本主義結構和福利體制的成本效益

（cost-benefit）。不過基本上資本家偏好的情境，例如：深度商品化、個體化

（individuation）、市場出清和反對福利過度擴張的立場是不變的，資本的結構力 量了解到，最有利的管制和積累方式是新自由主義下逐漸浮現的：國家和市場的

「領域（土）的非相關性」（territorial non-correspondence）現象（Ryner, 1999: 41）。

換言之，由於資本國際流動的可能性和途徑增加，資本家亦能利用這個機會促進 資本積累。

貳、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施展途徑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造成的國際經濟變化可分為：金融資本的全球化移動，金 融全球化藉由現代通訊方式的協助，達到金融資本的全球化，貨幣間的轉換與投 資在短時間內成為可能，產生「功能性的全球金融體系」（Held et al., 1999: 189）。

萊諾認為經濟全球化的劇變的重要面向就是國際貨幣組織和全球金融市場的轉 變，其可部分歸因於福特主義生產的大限已至，國家的財政危機出現，必須更依 賴國際商業擴張和對外求取信貸，而這個過程則又被資訊科技的進步強化了

（Ryner, 1999: 42）。

因此，其伴隨而來的一項新的市場經濟遊戲便是投機的資本主義，以往把資 本投入生產與製造、貿易而帶動經濟發展的「具體」資本主義模式不再是主要的 生財之道，資本轉向經營債卷、股票與貨幣等金融性商品成為1980 年代以來新 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巨變之一（林萬億等譯，2004：35-37）。 納瓦若（Navarro, 1998: 628）指出在布列敦森林體系瓦解以前，國際匯兌數量中的 90%來源為商

業貿易或長期投資所得，然而其瓦解後，幾乎90％的匯兌交易在本質上皆是投 機性質。

一、金融全球化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第一而最明顯的特徵是催生出新的資本積累形式。而新 型資本主義來臨的重要性意義是：第一、相對於投資、貿易與跨國公司真正達到 全球化的質疑，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是毋庸置疑的，它是經濟事務全球化最不模 擬兩可的指標（Axford, 1995: 107）。

第二、對於企業經理人而言，必須在短期內賺取高額利潤、壓力升高，一切 以逐利為指導原則，對於服務企業不存在高度或長期的忠誠。藉由國際化，接著 解組資本與勞動市場，全球化解夠了全國熟練運作的勞資間協商的協調關係，代 之以前者對後者有支配性的全球性階層關係（Streeck, 1997: 252）。

第三、短期投資與在國際貨幣市場中的金融性投機行為，儘管可能產生潛在 報酬，但同時也帶來風險，致使生產性投資資本的短缺，如此將直接帶來國內的 失業問題（Watson, 1999: 60-1）。

第四、對政府管理經濟能力造成嚴酷的壓力，新自由主義催生下的金融全球 化對限制了決策者的決定與政策能量，而且，政府除了迎接這個趨勢外，似乎沒 有其他選擇權， 任何對抗無限制獲利需要的國際金融活動的政府，將會發現它 的資本消失與貨幣弱化（Streeck, 1997: 252）。

威立斯（Willets, 2001: 256）更極端的說明「即使擁有最多金融資源的政府，

對付超國銀行與其他投機客時也顯得無助。」萊諾則指出金融移動性提高，助長 了企業決定資本流向、金融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finance）和未來投資，而這些 都是未來生產、就業和財政稅收依賴的來源（Ryner, 1999: 42-3）。顯然，金融全 球化的影響力不僅使小國在金融與銀行危機中最易受傷害，並且大國亦無法倖免 於難。

赫乃爾（Eric Helleiner）指出 1980 年代初期的沃克震撼（Volcker Shock）³發 生後 ，突顯高利率成為債務危機導火線之可能性，因為債務負擔同時取決於債 務規模和價格（利率）。貨幣政策協作和資本去管制便受到新自由主義霸權策略 之驅使（Helleiner, 1994: 123-68）。

其意義如同吉爾（Stephen Gill）所稱之「新立憲主義」（New Constitutionalism）

其為一國際政治經濟治理的框架，重新改變國家—市場的相對疆界，試圖從經濟 政策自政治課責的領域分離出來，並且相對忽視國內民主政治對國家鬆綁市場管 制的拘束。換言之，國際政治經濟治理的新立憲主義對民族國家而言是一項控制 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利器，由於國際經濟環境的規則已然是極大化國家於國際資本 市場之暴露，因此國家必須以確保智慧財產權、投資自由和市場、勞動關係秩序 提高吸引國際資本和全球通貨的投注（Gill, 1998: 5）。

就此，古典自由主義以政治的力量強化國家和市場的分離，目的是創造對抗 市場效應之保護需求的緩衝區，並規訓社會夥伴遵從市場規則與限制。在強調中 央銀行自主性、資本和貨幣去管制的背後，存在這樣政治動力（Ryner, 1999:43）。

二、投資模式變遷

第二項趨勢為投資模式的變遷。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更加速刺激了國際資 本流動，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於 1980 年代早期開始大 幅成長，至1990 年代晚期，總資本流動量達到世界總生產毛額的 10%（Baker et al., 1998: 9）。經濟發展強烈依賴資金之挹注，當資本自由化而輕易向外移動，可

第二項趨勢為投資模式的變遷。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更加速刺激了國際資 本流動，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於 1980 年代早期開始大 幅成長，至1990 年代晚期，總資本流動量達到世界總生產毛額的 10%（Baker et al., 1998: 9）。經濟發展強烈依賴資金之挹注，當資本自由化而輕易向外移動，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