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整個世界都在擁抱新自由主義

壹、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國際化

美國經濟學家梭羅（Lester Thurow）於其《資本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一書中指出：新自由主義時代下，資本主義的內在不穩定性主要表

現在其經濟週期之循環和劇烈的金融動盪。前者無疑是資本主義內生性制度組成

的一個部份，後者則指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意味著國家經濟獨立地位的喪失，即金 融市場會自動在最自由放任的地方旺盛起來，而國家卻缺乏管制的權能。各國貨 幣政策按國際金融市場相應調整，而非國內經濟需求，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使 單純運用凱因斯式的刺激政策失靈，同時也暗喻著民族國家權力和實力的弱化

（李華夏譯，1998：255-280）。

1980 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的襲擊在本質上和 1970 年代不同。由於 1980 年代 起的新自由主義在國際強權的主張和護衛下挾帶著自由化、去管制、市場化民族 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的正當性下，使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握有大國的背書而襲捲全 球及區域的政治經濟結構。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回應這股潮流 的方式不外乎就是選擇與新自由主義合流，只是在程度和範圍上有著不同層次的 差別。

此外，批判自由放任主義的格雷（John Gray）則指出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 化引發的戰爭是兩種資本主義的對抗，即盎格魯薩克遜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和歐陸 的協調市場經濟的較勁（Gray, 2002: 116）。

就國際政治的實際發展看來，真實的趨勢是左派和右派突然都接受了新自由 主義的事實。例如：1990 年代末期，美國的柯林頓喊出「新民主黨人」（New Demoncrats），英國新工黨執政，拋出了所謂「第三條路」的改革路徑，而德國 的社會民主黨則在施洛德的領導下試圖走出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新中間路 線」，而當時法國、義大利及荷蘭等都有「務實左派」執政身影（孫治本，2000：

14）。

事實上，所謂的第三條路或新中間路線就是在左派和右派的競爭選擇外，提 出第三個選項，即務實的左派，期望在全球化時代下兼顧傳統上看似相悖的福利 體制和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布萊爾和施洛德於1990 年代末期競選時皆主張，

第三條路是傳統社會民主價值的現代化，因為時代改變了，傳統的左派人士必須 用務實客觀的態度回應世界的變遷，特別是經濟全球化、以知識和技術革新為動 力的經濟型態（孫治本，2000：14-15）。

事實上，連英國左派大師紀登斯（Anthony Giddens）不僅為布萊爾起草第三 條路的宣示，也發展出積極福利的論述，無處不強調社會制度的生產性功能

（Giddens, 1998: 104-111）。 據此，我們可以說傳統的左派重新修正了自己的價 值以符合時代的需要，進而發展出一個既可以為左派所接受，又能夠發展提升競 爭力策略的論述，而傳統政治意識形態光譜上的左右界限也在現實的挑戰下各自 往中庸之道靠攏。

梅爾（Tomas Mayer）指出第三條路的新左派當中，以偏離傳統社會民主價 值的程度來說，還可區分為溫和的新左派和激進的新左派。前者對於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的認知是政治形塑的經濟全球化，後者則直接接受既存的全球化。在社會 經濟政策方面，前者強調供給和需求兼顧，後者則著重供給面向。在福利國家的 現代化方面，前者強調福利體制再造，公民權的重新定義，後者則認為必須以強 化國家能力為優先（孫治本，2000：13）。

貳、歐盟經濟統合的新自由主義轉向

全球化和國家的一項重要關係在於國家的封閉性已經遭到滲透。除了國際上 相繼因功能或使命出現的非國家行為者（non state actors）外，透過國家和國家 間的合作亦建立起廣泛的制度性框架和實體，換言之，民族國家逐漸被國際、地 區和多邊治理體系包圍，而跨國企業則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改變全球人民的生活。

因此，隨之而來的事實是全球互賴關係深化，國家間，甚至國家和其他非國家行 為者間的合作成為必要。而區域化也在此脈絡下和全球化的發展相輔相成（張亞 中、苗繼德，2007：346-348）。

1970 年代歐洲國家普遍因外部衝擊發生經濟滯長（stagnation），至 1980 年 代，比起美國、日本，以及新興亞洲國家的崛起，其經濟競爭力更顯得不足，為 促進歐盟邁向更深度統合的必要性提供一個正當的背景。

深化歐盟內部統合的緣起，是因為1983 年法國經濟情勢的惡化，密特朗總 統放棄所謂的「法國式的社會主義」改革，隔年任命法比斯（Laurent Fabius）組

閣，法比斯總理採行一連串新自由主義的措施，像縮小政府干涉經濟活動，降低 企業賦稅，凍結工資調整與獎勵外商投資等。其次，自1983 年起密特朗總統在 經濟全球化下，開始借重「歐洲」發展法國經濟，強調推進歐洲統合的政治意志 是解決國家經濟問題的基礎，從此「歐洲」被賦予更重要的角色，並成為法國經 濟發展的必要條件（郭秋慶，2004：9）。

戴森（Kenneth Dyson）等學者指出《單一歐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 1987）

之推動本身就是歐陸協調市場經濟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其確立的歐體 在1993 年前完成「單一歐洲」的具體時間表，亦突破了停滯多年的單一歐洲統 合（Dyson et al., 1995：465）。歐盟統合不僅是區域主義的統合，更是歐洲國家 集體回應全球化的方式，企圖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場域中找出自己的相對位 置；而成員國藉此可以透歐盟的力量調和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利益和衝擊。

衛立（Lloy Wylie）指出，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的形成本身就是新自由主義產物。而歐盟統合過程對於成員國的影響在 於它塑造了政治議題的討論空間，並為其所偏好的論述創造了一個制度性空間

（Wylie, 2002: 69）。在實際政策上，透過歐盟貨幣體系（European Montary System, EMS）制度，歐洲中央銀行以給定的匯率壓抑歐盟區成員國使用擴張性政策的空 間，成員國在歐盟的規範下無法犧牲財政秩序，因此間接促成緊縮政策的形成。

而這項制度正是歐盟自成員國經驗獲得的未雨綢繆的靈感。

1980 年代初期，許多國家的總體經濟政策從凱因斯主義的需求原則，轉向 貨幣主義和供給導向的政策，國家經濟治理的目標在於控制支出。其中1980 年 代以後，具有自由特徵的經濟政策幾乎都是透過各國間的學習而廣泛流傳。但 是，這並非代表凱因斯主義的經濟管理原則完全被消滅或取代，事實上，是總體 經濟政策的管理途徑更開放多元，而1980 年代後的政策風格屬於向自由主義靠 攏的（Touwen, 2008: 445）。

這種轉向趨勢表現在：第一，政府以新自由主義政策或市場導向政策刺激經 濟成長的功能視為首要經濟目標；第二，比起犧牲貨幣和財政秩序，對抗通貨膨

脹的政策是最重要的；第三，政府以擴大需求或創造公部門就職來對抗失業率的 方式被放棄了，在適宜的情況下，市場力量被相信更能有效促進就業，這改變了 戰後40 年來，歐洲政府對就業責任的堅持（Touwen, 2008: 445）。

參、荷蘭協調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轉向

儘管1980 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轉向是國際性的，但各國的回應卻相 當不同，基本上協調市場經濟國家還是以協作式的政策來應對，就供給面的改變 而言，協調市場經濟國家的反應是溫和的，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則相當激烈(Touwen, 2008: 445)。

在柴契爾夫人和雷根政府的私有化政策施行背景下，易受國際事件影響的荷 蘭，在呂貝爾斯政府的領導下，啟動溫和的「不廢話」政策。（Touwen, 2008: 446）。 簡言之，不廢話政策的核心精神就是以嚴格的財政紀律和結構性的供給面改革為 手段，以對市場力量的信任取代大政府的原則，此外，其主要的改革在於社會安 全制度。

1980 年代，市場去管制和嚴格要求財政紀律是蔚為潮流的新政策工具，因 為各國都必須為貿易和資本全球化、低薪資國家的競爭、高油價和無常的匯率作 最佳準備。荷蘭政策改變不如英國那樣具有革命性質，也不如紐西蘭極端，但是 轉變是全面性的。荷蘭的凱因斯主義只有必要時才存在，事實上荷蘭沒有嚴格對 抗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政府只在必要時出手拯救一些產業或者擴大公部門就業 等（Touwen, 2008: 447-8）。

道爾（Jerone Touwen）指出，荷蘭的協調市場經濟自面臨 1970 年代急迫的 經濟壓力後，便開始採行市場導向的經濟政策，發展成一種自由的協調市場經濟

（liberal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就荷蘭協調市場經濟而言，其對外一向呈 現自由開放，但對內在勞動市場和薪資政策的協調便開始出現去管制。面臨新自 由主義全球化，顯然使得許多國家經濟體都必須調整，無論是透過發展新的協作 形式或是乾脆發展配合市場自由的政策。荷蘭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和協調市場

政策運用的張力下，透過政策商討（policy concertation）及政策學習，在協調市 場經濟體內創造一個自由的商業環境（Touwen, 2008: 439）。

協調市場經濟體基本上是用來描述企業活動的總體經濟制度環境，換言之，

根據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 VoC）的理論，協調市場經濟體因 為具有制度性互補（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和比較制度優勢（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而傾向維持協作（coordination）。隨著荷蘭1980 年代新 統合主義的復甦，亦即社會夥伴恢復磋商及妥協的能力，而國家政府收回其干預 勞資關係和薪資談判的觸角。荷蘭協調市場經濟內的商討開始活絡，並刺激著協 調市場經濟內的制度變化（Touwen, 2008: 439-440）。

根據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 VoC）的理論，協調市場經濟體因 為具有制度性互補（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和比較制度優勢（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而傾向維持協作（coordination）。隨著荷蘭1980 年代新 統合主義的復甦，亦即社會夥伴恢復磋商及妥協的能力，而國家政府收回其干預 勞資關係和薪資談判的觸角。荷蘭協調市場經濟內的商討開始活絡，並刺激著協 調市場經濟內的制度變化（Touwen, 2008: 439-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