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傳統上，以民族國家為發展基石的老牌福利國家，在過去以傳統的家庭結 構、特定的社會階層、勞資位階關係與文化為發展其福利制度的土壤，如今也不 免受到全球化的挑戰。全球化將福利國家帶進競爭式的國際環境，對國家內部的 衝擊方面，企業角色不斷壯大並成為新的政策玩家，福利國家原有主掌經濟管制 與重分配等方面的權力，亦不再由單一方面的政府所決定，政府必須尋求社會成 員，即企業、第三部門等的協商與合作，發展彼此間的夥伴關係，尋求共識因應 快速變遷的外部變化。
另由於福利國家的能力因全球化的興起而相對被弱化，全球化也對國家的外 部環境產生衝擊，例如：國際組織的蓬勃發展與高度專業化的分層，使得許多過 去專屬於國家層次的事務，成為國際組織的治理範圍，經濟全球化更挑戰了國家 管理經濟的能力，而更多複雜的經濟事務於此刻進入了區域及超國家的合作與決 策層次。同時，全球化亦驅動了全球人民勇於挑戰以國家疆界為基礎所設定的福 利責任與權利。
當代福利國家演變至今，經歷了起源、發展、緊縮與改革，其中曾經迎接其 黃金十年，即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到來，使得福利國家成為世界民心所嚮往 的國家形態，但其間也發生福利國家無法承載外部危機，導致福利的大幅刪減與 緊縮，如：1970 年代末期的石油危機，與本文即將討論的重點，即 1980 年代起 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要內涵的經濟全球化。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有關全球化對於福 利國家間影響方內，研究者迄今的看法仍為莫衷一是。一般而言，從社會學的角 度觀察，對於全球化的影響有四種不同的結論：弱化福利國家、質疑全球化影響、
中間路線、差異回應。（林萬億，2008）
培禮（Bruno Palier）與賽可斯（Robert Sykes）認為全球化對於福利國家不 僅具有經濟上的作用，更於福利國家的變遷中存在政治上及意識形態上的影響，
但其中的直接證據卻很難找到（Palier & Sykes, 2001：1-2）。
此外，他們也分別對於全球化之爭辯做出三種分類，首先，其認為全球化透 過越來越具有主導性的世界經濟體發展，對福利國家產生重大的衝擊。第二種 是：全球化對於福利國家只有相對有限的作用，透過皮爾森（Paul Pierson）對於 美國與英國等自由式福利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分析，其認為因為全球化等外部作用 而發生「拆解」福利國家的結果是不可能的（Pierson, 1996, 1998 & 2000）。
萊博費（Stephen Leibfried）與瑞格（Elmar Rieger）認為福利國家仍然能夠 自我調適因應全球化的發展，甚至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國家對於福利制度的 維繫與福利保護的功能更扮演重要的主導性角色，國家能透由福利安排達到政治 上的衡平效果（counterbalance）（Leibfried & Rieger, 1998：63-66）。
第三種是承認全球化確實對於福利國家造成程度不一的影響，但其作用會因 為不同的國家制度結構與政策回應而產生不同的調節結果，他們認為艾斯平安德 森（Gøsta Esping-Andersen）針對不同福利國家體制的一系列研究即暗示著：不 同國家福利體系，具不同的勞動市場結構，自然會以不同的方式回應全球化
（Palier & Sykes, 2001: 4-10）。而戴麗（Mary Daly）則認為全球化具有不同的面 向，並對不同的福利國家產生不同的「壓力點」（pressure points），因為不同福利 國家的制度特徵顯然是各自具有其特殊性的（Daly, 2001: 83）。
本文選擇以歐洲福利國家─荷蘭為例，期望在研究荷蘭回應新自由主義發展 下的經濟全球化中，了解荷蘭如何在學界多數不看好福利國家的靈活度與反應性 狀況下，不僅順應著新自由主義邏輯下，將其可能弱化國家權力的挑戰轉化為改 革的優勢，並且藉由靈敏的反應外部與感應內部變化，以及利用新自由主義潮流 發展更具競爭力的經濟環境，同時，也維持著福利國家的基本使命─使得國民暴 露在全球化的高度市場風險下，透由設計一系列的社會計畫使其國民維持基本生 活的能力得以延續，並重整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不平等現象。
對筆者而言，荷蘭於今日作為一個地理上的小國、經濟上的大國，其現狀來 自歷史的、制度的、結構的與策略的累積。在意識型態上，荷蘭人就其歷史經驗 與自然環境的教訓中，養成務實的生活態度，與福利國家最根本、最實際的精神
─致力於一國人民財富、活力與美好生活經驗的提升，是相輔相成的；並且這樣 的精神亦交織於荷蘭─作為一個荷蘭民族的福利國家上。
無論是經濟發展下的利益累積，或是為了弭平階級衝突而設計的福利計畫，
此兩者皆是以極大化國家與國民利益為目標，並且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思考，
以此觀點來看，福利國家不也只是在關懷弱勢族群的美好道德性包裝下，隱藏著 真正民族主義式的圖強手段嗎？如同黃國清（2006：173）所言，民族國家以「合 諧、美好又具有正當性」的面貌而能達到國富民強的方式之一。
貳、研究目的
為何選擇荷蘭作為呈現當代國家邁向國富民強手段的案例？理由有三。第 一、新聞從業人員、自由作家甚至是具有公共事務背景的人無不肯定荷蘭作為一 個值得台灣借鏡的價值，無論從自由開放的經濟發展面向、多元包容並存的社會 面向或是實際上，荷蘭人快樂又富足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環境的營造等等，都是國 土面積與人口數目不相上下的台灣可以學習的對象。（羅益強等著，2002：1-10）
因此，藉由本研究，可以檢證台灣人對於荷蘭美好經驗移植的想像是否被 過度誇大？期望本研究能讓讀者更深度了解荷蘭這個國家、制度、社會與其文化。
第二、就客觀的數據顯示，荷蘭確實存在傲人的經濟實力、國際競爭力、
令人稱羨的福利體系與富裕社會，不僅如此，除了物質面上的充裕外，荷蘭人在 精神生活面上，也認為自己是快樂的。由此可知，這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讓人 不得不去思考為什麼荷蘭可以做到物質與精神面的平衡發展？為什麼小國大業 在荷蘭成為可能？
第三、以荷蘭作為一個案例研究的價值在哪裡？首先，有關荷蘭的研究，
無論是國內或國外都很少被當作一個民族國家的實體來研究，也許因為荷蘭在國
際上的國家權力上並無足輕重，也許因為荷蘭無法單獨構成一個重要的國際行為 者等等，眾多的原因讓荷蘭，雖然是一個經濟上的大國，卻因為其為一政治上的 小國而受到忽略，因此，筆者期許以民族國家發展的途徑切入，視荷蘭為一個小 而富的民族國家，研究其如何兼顧經濟與社會福利的發展，在外部存在著全球化 時代的壓力與風險，以及內部存在後工業化時代的社會危機與產業轉型下，仍能 以平衡兩者的發展，守衛著人民的需求，使荷蘭成為其他小國欽羨而足以仿效的 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