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文獻探討分成四個部分，一是新自由主義與福利國家的關係，二是針對 荷蘭如何看待福利政策、三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荷蘭經濟的關係，四是全球化 與荷蘭社會福利發展的關係。
壹、新自由主義與福利國家的關係
關於經濟自由化與福利政策之間關係的論述有許多種。有人以社會正義的視 角來看，認為經濟開放以後，政策上傾向必須提供更多的社會福利政策，以玆補 償，這種想法認為經濟開放與社會福利政策是相輔相成、互為增長的。當然最普 遍的思考是悲觀的，特別是國際上發生了連串反全球化抗議活動後，許多不人性 化的資本主義議題成為國際輿論焦點，例如：血汗工廠等等，其認為全球化會解 除民族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因而制約了國家對於社會福利的作法。
換言之，一個普遍想法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情況的轉變是造成政策改變的 主因，尤其，當「經濟國際化」（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支持市場機制的 同時，社會福利政策的選項便受到限制。而當許多當代議題從國家領域提升至國 際討論層次的同時，使得個人的政治偏好遠離民族國家而轉向其他組織。當國家 無法順利解決個人的問題、滿足個人的需求時，個人將對國家失去信心，而侵蝕 國家的主權（Waters, 1995: 111）。
喬治（Vic George）與威爾丁（Paul Wilding）分析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獨立行 動的關係指，出第一、全球經濟發展，如金融資本的流通增加、國外直接投資的
增加、跨國公司在數量與規模上的成長等，已經且正在限制民族國家；第二、國 家政府的政策受到當下普遍流行性的全球化意識所主導與侷限，新自由主義意識 形態更成為國家為達成國際競爭力的內在信仰，成為民族國家的核心議程；此 外，全球化為國家的政策決策者與民族國家提出且限制一個新的治理框架，即便 政府處於國家與地方層次而為，也需要有全球性的策略與行動（林萬億等譯，
2004：33-35）。
不過，亦有學者認為這個情況被過於誇大，且挪威、瑞典的社會民主政策並 未隨著經濟環境而改變（Hall & Soskice, 2001）。事實上，研究者應該更細緻的 去研究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自由化，更謹慎討論國家經濟開放的性質、社會福利 的成果與政治的關連性，也因此其認為不同國家對於經濟自由化與社會福利政策 上的政治努力，會隨著不同形式的開放，以及不同福利國家的政策施展，而有所 不同（Burgoon, 2003: 546-548）。顯然，他認為直接將國家失靈的原因歸罪於經 濟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是過於囫圇吞棗的不適當連結。
胡博（Evelyne Huber）與史岱分（John Stephens）從一般國際關係學者對於 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全球化觀點出發，認為總的來說，全球化的主要三個特點在 社會福利國造成的效應是：首先是國際貿易增加，或減少關稅相關障礙，導致社 會福利國家單位勞工成本提高，產品去競爭力，最終造成高失業率的結果；其次，
跨國公司增加使得資金外移導向成本低廉的開發中國家，因此造成本國政府稅收 減少，最後不得不減少社會福利的支出；第三，資金、技術快速流動，即金融與 科技全球化的事實剝奪了政府傳統上制訂、調控經濟政策能力（Huber & Stephens, 2001: 1-14）。
然而，就現實面的觀察看來，世界上卻還有些福利國家的表現不僅令人驚 豔，例如瑞典與丹麥，也瓦解了反全球化人士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後世界的悲觀預 測、打破一般認為新自由主義與福利國家制度根本上無法相容的思維。
霍爾（Peter Hall）與薩斯紀斯（David Sosckie）於《資本主義的多樣性》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一書中結合福利與資本主義概念的途徑分析其彼此間的關係，其文章旨在建立一 個有利於了解發達國家制度異同之處的框架。他們認為一個經濟體表現的是好是 壞不是完全取決於國家規劃能力的強弱或市場自由化的程度之類簡單的二分法 因素，而是經濟體中不同部門的行動者在一個制度化的框架下，能夠彼此協調、
創造出「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s）1的能力（Hall & Sosckie, 2001: 37-40）。 這樣的觀點展現出一個國家成功達到發展的過程中並非依賴國家社會中「政 府」此一單一行為者的努力或安排，而是國家整體有關發展部門，即公部門、私 部門與第三部門的共同合作。霍爾與薩斯紀斯在本書中著重的部份在於私部門，
即公司與企業的角色。對於私部門的主要行動者而言，最重要的行動誘因不在於 政府如何激發多少企業回饋，而在於如何改進與其他行為者，例如：勞動力、教 育、資本市場、資訊、社會措施、乃至於其他公司等，之間協作的能力（古允文，
2004）。因此政府所做的許多社會福利政策，對於私部門行為者而言，就長遠的 利益來看，不僅不是表面上所認定的「負擔」，更是一種具有前瞻性的「投資」。
戈登（David Gorden）資本的持續累積並不單純來自純粹的經濟性因素；其 後來於發展累積資本的三階段論中透露出：事實上某些社會結構性或制度會涉入 經濟成長的過程之中；資本家投資、生產、製造、銷售與商品流動的過程全然鑲 嵌在某種社會制度當中，例如：銀行信用貸款制度以提供融資、企業管理系統、
勞資關係、消費市場秩序、市場開放度等等，而在這些制度中可以看出社會政策 於其中的作用力，特別在於勞退制度、人才教育方面的建制更是構成經濟發展的 基礎之一（Gordon, 1994a: 4-5）。
因此，戈登、霍爾與薩斯紀斯的研究在事實上將國家經濟發展的狀況與國家 社會結構本身的制度兩者合併起來觀察，他們都肯定兩者間存在一定的必然關 係，經濟的發展可能是植基於某些人為的、已然成形的社會性制度安排，這樣的
1 在此譯為「比較性制度優勢」的意義在於 Hall & Sosckie（2001）書中所強調的是資本主義生產 體制和社會安全體制的制度性互補，就自由市場經濟和協調市場經濟國家制度對照下，不同的生 產體制／福利體制具有不同的制度性優勢，比起翻譯成「比較性制度利益」，翻譯成「優勢」更 能強調其指涉之制度面向。
「建制」不僅能有利於經濟發展與循環、調節經濟秩序，也在實然層面在社會中 創造了一個適於經濟活動的空間；而霍爾與薩斯紀斯的研究更指出一般認為新自 由主義只將給福利國家緊縮與福利退場的誤解，挑戰了新自由主義下，企業與公 司必然由於資本自由流動、跨國經濟活動下而不願擔負起社會責任的看法─即避 稅、支持減稅與反對過多的社會福利支出等等。
費瑞拉（Maurizio Ferrera）與羅德斯（Martin Rhodes）認為福利國家的挑戰 來源為：全球化、後工業化、國際金融政策發展、歐洲市場統合與福利國家本身 的問題。福利國家的困境在於戰後建立原有的福利設計以不合時宜、福利計畫成 熟帶來財政上的壓力、制度失去彈性幾乎無法改變等等，這些問題在在暗示著福 利國家需要一組新的組合政策，使得社會、社會安全、勞動市場政策與經濟上的 競爭力能夠相容，而不必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價值組合與制度模式起舞。改革的道 路必須是組合創造性的新政策組合與新的社會妥協，並加上高度的政治想像來加 溫。因此，這樣的組合必須維持原有的社會正義目標，並且必須解決財政與政策 的失敗，則將使得福利體制的崩潰（Ferrera & Rhodes, 2000: 1-10）。
貳、荷蘭如何看待福利政策
有關荷蘭此一福利國家如何看待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有必要從其民族國家 形成的歷史發展與重視財富累積的國家意識形態來理解。全球化並非是二十世紀 末期，高科技技術革命後的新語彙，事實上，就十六世紀發生的地理大發現開始，
廣義的全球化現象早已存在，而地理大發現的新航路拓展，不僅將當時歐洲南 方，以威尼斯為中心的繁榮商業圈移轉至歐洲北部，同時也象徵著歐洲海洋國家
─荷蘭黃金時代的來臨（張亞中，2008: 46）。
由於荷蘭特殊地理位置的限制與土壤的貧瘠，使得荷蘭不得不成為一個以 貿易為生財手段的國家，透過將荷蘭作為歐洲與對外貿易的轉運站，荷蘭商人累 積大量財富，城市亦逐漸興起，隨之而來的是該由誰來管理城市的問題，富有的 商人未免於特權階級的無理徵稅與壓榨，自貴族手裡買回城市自治的權利，由商
人來管理城市。但這樣的荷蘭卻在沒有武力為後盾的狀況下屢次遭受西班牙、法 國與英國的入侵，導致後來低地區的七省決定聯合成立一個由商人統治的「聯省 共和國」（the Dutch Republic）（State, 2008: 59-63）。
就荷蘭王國前身的政治實體形成過程看來，確實是在荷蘭商人為了保全自 身利益下建立的，奠定了荷蘭以商立國的傳統基礎。同時也顯示著荷蘭商人遺留 下來的自由主義血液，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代潮流下，暗示著荷蘭人在意識 型態上對於這股趨勢的追隨與擁抱。
荷蘭的特殊的政治制度深刻的主導著荷蘭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福利政策，對 本研究而言，是研究荷蘭如何達成小國大業最重要的研究對象。荷蘭政治制度的 多元性可能來自其地緣特殊性，歷史上的結果使得荷蘭在政治上是為君主立憲制 的單一國家，而現實的內閣制運作上揉合了北歐社會民主的特色與德國傳統俾斯
荷蘭的特殊的政治制度深刻的主導著荷蘭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福利政策，對 本研究而言，是研究荷蘭如何達成小國大業最重要的研究對象。荷蘭政治制度的 多元性可能來自其地緣特殊性，歷史上的結果使得荷蘭在政治上是為君主立憲制 的單一國家，而現實的內閣制運作上揉合了北歐社會民主的特色與德國傳統俾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