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研究方法
近幾年來於福利國家體制論學界引領研究潮流的丹麥學者艾斯平安德森
（Gøsta Esping-Andersen）認為，研究者對於思考福利國家體制為何差異的原因，
不能依循著直線性的取向來思考，必須轉而強調互動性取向，體制差異背後所隱 含的歷史力量是互動的，其重要因素包括：體制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制度化過程 與歷史情境結合的合法性；勞工階級動員的本質即階級動員論；政治階級聯盟的 結構，即階級聯盟理論（Esping-Andersen, 1990: 12-33）。
在全球化的脈絡中，西爾博凱瑟（Martin Seeleib-Kaiser）認為「全球化」經 常成為政治對話中，作為適當改變福利國家制度是無可避免的論證（unavoidable justification），而福利國家本身並非一開始就以階級利益重分配作為國家的發展 目標。其暗示著福利國家發展的動態過程是歷史與社會變遷下交互作用的刺激與 回應（Seeleib-Kaiser, 2008: 1-10）。因此，在福利國家自身線性歷史的發展過程 中，必須融合水平面向的外部事件刺激考量下，由社會關係來思考福利國家的成 因與發展而非只是僅區分其福利體制類型。
就荷蘭此一福利國家個案與特殊的研究對象而言，其國家發展歷史脈絡下的 理念、文化、制度等固然深深的共同帶領著低地國前進，但同樣的，外在於國家
的區域事件，甚至是全球事件的發生，也必然深刻的影響並左右著單一國家的發 展，其垂直面與水平面的因素皆需要被納入研究考量。
本文將以荷蘭福利制度發展作為分析核心，依據霍爾（Peter Hall）和索斯凱 斯（David Sosckice）指出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課題歷經三個階段的變化，結 合對荷蘭協調市場經濟和福利體制建立共同演變的分析（Hall & Sosckie, 2001:
2）。
第一階段是「現代化理論」途徑，發展自二戰以後，西歐各國如何復興和重 建的政治經濟過程，第二階段是1970 年代，西歐福利國家面臨外部石油危機的 衝擊和內部福利擴張的雙重壓力，而導致經濟滯長（stagnation），試圖透過統合 主義途徑來紓解壓力之政治經濟策略，第三階段是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開始 注重「生產式的社會體制」（social system of production），認為社會體制義具有生 產性功能，而企業活動也需要社會政策的支應（Hall & Sosckie, 2001: 2-4）。因此，
將依循此框架視荷蘭福利體制演變為一貫時性研究分析。
過去二十年來對於福利國家相關研究的關心，除了個別國家的實證研究外，
就屬福利體制與類型的研究最為熱門。但是，現今對於多元福利體制的類型劃分 仍然不足以反映出最適切的真實現象，對於福利體制究竟有多少種類，並將國家 適當的區別至今亦無任何定論（Arcanjo, 2006: 30）。由此可知，儘管體制論是作 為理解福利國家類型最方便的切入面，但仍是不足夠的。
荷蘭學者貝克（Uwe Becker）認為荷蘭突出的就業與社會和諧表現是否能因 此稱為另一種模範亦仍然是未定論的（Becker, 2005: 1095-1098）。而福利國家既 存的歧異性、甚至是矛盾的結果，都顯示持續研究的必要性（Arcanjo, 2006: 30）。
筆者期望藉由當前學術研究圈中既有的福利國家體制論的豐碩成果中，截取 其體制論的宏觀政治經濟分析與結構性的制度安排，讓筆者對於荷蘭作為一福利 國家的分析框架，獲得鉅觀的、整體性的體制觀點。
此外有鑑於體制論中多元、歧異的研究成果仍未獲得具體、確定、已知的福 利體制分類與其類屬國家，因此，筆者認為除了以體制論獲得荷蘭整體的福利國
家概念外，還必須輔以了解、補充荷蘭福利制度演變的實證研究，從客觀的經驗 分析中，嘗試結合體制論與實證成果，來分析荷蘭作為一個難以被定義的福利國 家，具有何種特殊性使其總是外在於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預料之外。
總上所述，筆者期望以歷史制度研究途徑作為研究途徑。從荷蘭做為一民族 國家的發展里程看來，其從歷史中養成的國家理念、意識形態與客觀的地理條 件、物質性力量等皆構成其往後發展與改革福利國家的意識形態。
其中，由於福利體系被創造出來形成的制度鎖住效應（lock-in effects）與組 織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y）也在荷蘭福利國家發展的道路上發揮牽制作用
（Cox, 1993: 202-223）。因此，筆者認為歷史制度途徑作為針對荷蘭福利國家發 展的研究是一項適宜的方法。
而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筆者擬以文獻分析為主要方法，分析與荷蘭福利國 家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體制發展與轉變，探究荷蘭面臨壓力後，在政治、經 濟與社會面向上的回應方式。資料蒐集方面將以學術界第二手的相關研究論文為 主，並以第一手的官方資料為輔，期望透由對相關研究學者的意見與觀點做出比 較與統合，搭配具有前瞻性與政策指揮作用的第一手文獻內容分析，在實證研究 與國家行為者理念的結合下，理解在新自由主義來勢洶洶的威脅下，荷蘭靈活的 國家回應如何成為可能。
貳、研究架構
本文主要分為五個主要部份。在緒論與第一章部份，由回顧荷蘭作為一個福 利國家的發展開始，在歷史的演進當中，國家在主導國家發展中的角色為何；在 歷經了福利體制建立、成長、二次石油危機的衝擊、荷蘭病與改革後產生的荷蘭 奇蹟等階段性的成果後，荷蘭在進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下的福利體制已經產 生怎樣的結構，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又將對這個結構，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福利 面向上造成什麼威脅，以上內容將分別在第一章的第一、二節中說明。
第二部份將說明荷蘭作為一個現代福利國家研究對象之特殊性為何，其分別
就國際因素、區域因素、制度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來探討。荷蘭福利體制的建立 過程其實就是其國家形塑（state building）的過程，並且在歐洲國家普遍建立社 會安全制度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然而，透過回顧荷蘭福利國家的建立過程，可以 從其歷史制度發展中分析出荷蘭有效平衡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特殊能力。
基本上，荷蘭福利體制興築的過程迥異於其歐陸的同伴們。荷蘭政治的特殊 現象之一就是政黨林立，特別在1960 年代以前，宗教性政黨派別經常合縱聯合 取得政權，這個現象和荷蘭社會柱化之特殊發展有密切關連。「柱化」（pillars，
荷蘭文為”zuilen”），其為荷蘭獨有的特殊社會分化現象，起源自 16 世紀起荷蘭 人因宗教差異而逐漸在社會、政治與經濟面向各自以其宗教核心團體為發展社會 活動的現象，例如：喀爾文教派（Calvinist Protestantism）即為荷蘭政府所正式 認可的教派，在政治與經濟上都享有較大的優勢；儘管1970 年代後，多數荷蘭 人的行為已經不再依照「柱化」的定一來發展社會關係，但因宗教而起的意識形 態差異仍多少左右著不少荷蘭人的社會生活（張健雄，2006b：170-175）。
在政治和社會結構上存在強勢且位居優勢的教派政黨作為主導國家事務發 展的力量，因此，早先在教派政黨的壓抑下，荷蘭福利制度發展得時間相對較晚，
然而，當福利制度發展啟動後，卻在教派政黨和世俗性政黨的激烈競爭中，快速 蓬勃成長，至1970 年代前，荷蘭是歐陸福利國家中福利程度最優渥，並且能與 北歐社會民主型福利國家並駕齊驅。
第三部份則荷蘭病的分析出發，探討新自由主義之初襲如何暴露出荷蘭福利 國家的矛盾與危機。事實上，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瓦解即是二十世紀後半葉，新自 由主義全球化來臨的前哨站，對於相當依賴國際貿易維繫國內經濟發展的荷蘭而 言，象徵著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貿易和經濟環境開始逐漸形成。透過新自由 主義全球化的施展途徑，我們要分析這些嶄新且無法抵禦的潮流如何影響荷蘭對 福利制度和協調市場經濟的有效管理。接著，透過荷蘭病之診治過程的經驗分析 探究至1990 年代前的荷蘭福利國家呈現什麼樣的面貌。
第四部份將從新自由主義的逆襲開始，說明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有效率的生產
途徑具有什麼樣的風險，這些不穩定性牽動著與其鑲嵌的福利體制發展，並如同 一顆不定時炸彈一般，隨時可能威脅福利制度的寬鬆或緊縮、續存或終止等等。
1980 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以更具體、多元的途徑入侵民族國家和其社 會，無論國際層次、區域層次或獨立國家都直接或間接受到約制。就荷蘭而言，
經歷新自由主義之初襲後，啟動了另一波不同層次的經濟社會制度性改革，並在 歐盟亦發生新自由主義轉向的同時，讓荷蘭順勢而為的鬆綁協調市場經濟和福利 體制。
第五部份將闡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荷蘭作為一個曾經岌岌可危的福利國 家如何轉變成為一個能夠發展永續的模範。從荷蘭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淵源開 始，說明資本主義如何內化成為荷蘭國家發展的核心，而福利體制又如何補償資 本主義發展無法滿足的社會面向。在荷蘭邁向福利國家永續發展到道路上，新自 由主義依然如火如荼的滲透著世界各國，甚至歐盟，在此背景下，筆者將試圖分 析荷蘭如何藉著新自由主義潮流作為政治上改造福利體制和經濟政策的正當性 理由，以有效的策略維繫持續的繁榮和公平正義的目標。
第五部份將闡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荷蘭作為一個曾經岌岌可危的福利國 家如何轉變成為一個能夠發展永續的模範。從荷蘭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淵源開 始，說明資本主義如何內化成為荷蘭國家發展的核心，而福利體制又如何補償資 本主義發展無法滿足的社會面向。在荷蘭邁向福利國家永續發展到道路上，新自 由主義依然如火如荼的滲透著世界各國，甚至歐盟，在此背景下，筆者將試圖分 析荷蘭如何藉著新自由主義潮流作為政治上改造福利體制和經濟政策的正當性 理由，以有效的策略維繫持續的繁榮和公平正義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