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變下「鬼」的表述潛力：穿越、糾纏和邊緣

當小說家要描述城市「浮」的動態，「浮城」是常使用的詞彙。不過要虛構 出鬼影幢幢的城市，作家不一定會直稱為「鬼城」。以「鬼城」之名的創作，有 賈平凹 1982 年的〈鬼城〉，「鬼城」非真為鬼魅出沒的城市，而是安康城南山 坡的墳地，埋葬兩派文革武鬥的屍骨，記述兩敗俱傷的文革傷痕。此外，還有大 陸冉紅 1988 年所著的《鬼城的傳說》以及《鬼城傳奇》，以學術立場，蒐集重 慶市酆都鬼城的民間傳說。酆都之所以有「鬼城」之稱，因相傳這裡是十殿閻王

27 這裡借用羅致政書名，參羅致政：《漂移的島嶼：大國夾縫中的台灣》（台北：前衛，2009 年）。

28 新加坡和香港，分別在 1819 年和 1841 年接受英國殖民，正式開埠通商。20 世紀中葉二戰結束 後，新加坡接連面臨自治、合併又分裂獨立的政治風波，與鄰國馬來西亞一直保持離合不定的曖 昧狀態。香港則至 20 世紀末，才開始面臨政權的轉移，由百年的英殖民政府過渡到中共政府。

管理諸鬼之城，有《神仙傳》、《西遊記》和《聊齋誌異》的古典文本填補其古 色幽都的空間記憶。

從以上兩組「鬼城」文本，要重申兩個重點。第一，本文所關照的華語小說 中「鬼城」現象，「城」必須是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結果，千年前以來流 傳的酆都「鬼城」故事不在討論範圍。第二，如賈平凹〈鬼城〉所示，「鬼城」

不必然真為城內有鬼。它可以是作家藉著駭人的修辭，刻意對文字城市籠罩令人 疑神疑鬼的靈異氛圍，且往往觸及革命、戰爭、殖民、現代化、離散等創傷經驗；

它也可是城市被棄，空無一人，儼然一座死城。

關於第二點，我們可發現，大眾對「鬼城」的想像向來不止於清楚直接的「城 內有鬼」。首先，「鬼城」一詞，不時出現在戰亂頻仍的民國初年，敘述戰爭暴 力的侵入。1925 年冰清山人在《晨報副刊•星期畫報》報導中國共產黨在廣州的 暴動，以「鬼城」描述屍橫遍野的現場。²⁹孫承烈在抗戰期間寫下〈姑蘇這鬼城〉， 代表姑蘇這座城市已被他人侵占，滿佈敵人的監視視線，壓抑的戰爭氣氛宛若「鬼 城」。³⁰其次，「鬼城」多在描述曾經繁華、如今卻被荒置的城市。例如文曦在 1930 年《幔影》介紹美國加州的伯帝鎮（Bodie），認為這是由一萬多人到幾十 人居住的「鬼城」。³¹中國偵探小說之父程小青翻譯艾爾•德爾•畢格斯（Earl Derr Biggers）的《陳查禮偵探案：鸚鵡聲》，其中一節為「鬼城中」，因敘事空間為 已被廢棄的礦場。³²台灣則自 50 年代以來，將罪惡叢生的美國都市（如鳳凰城與 紐約），視為「鬼城」或「魔鬼城」。³³早期以「鬼城」形容發展失控而猶如廢墟 的城市現象，多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亞洲各地城市建設

29 冰清山人：〈鬼城之一瞥〉，《晨報副刊•星期畫報》第 3 卷第 123 期（1925 年 9 月），頁 1。

30 孫承烈：〈姑蘇這鬼城〉，《正義（寧波）》第 2 卷第 24 期（1939 年），頁 9 和 16。

31 文曦：〈鬼城〉，《幔影》第 57 期（1930 年 6 月），第三版。

32 畢格斯著，程小青譯：《陳查禮偵探案：鸚鵡聲》第二十章，《小說月報》第 20 期（1942 年），

頁 134-138。另一例子是 1941 年《亞洲影訊》將電影The Parson of Panamint（1941 年）翻譯成《鬼 城鬥士》，因電影敘事空間為一座「荒城」。見〈試片室：鬼城鬥士〉，《亞洲影訊》第 4 卷第 45 期（1941 年），頁 4。

33 見承異譯：〈再生的鳳凰城〉，《聯合報•聯合副刊•藝文天地》（1954 年 11 月 11 日），第 6 版；

〈赫魔謂紐約 是可怕的城市〉，《聯合報》（1960 年 10 月 22 日），第 4 版。

逐漸興起，鬼城範圍從西方擴大至東方，始將開發過猛的台北與香港，視為「現 代魔鬼城」。³⁴學者陳剛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過分理想的指令性「城鎮化」，

勞動力無法從農村順利湧入提前建成的大規模城市，導致中國近年來出現大量無 人居住的廢墟，是市場經濟實施不足的「鬼城」。³⁵從這些新聞資料，提示我們 華人地區世紀末以來集體進行城市化（特別是中國崛起後的過速發展），華語小 說家可透過「鬼城」文學想像，關注城市管理失控和資本主義運作異常的問題。

如中國科幻小說家陳楸帆和韓松分別打造的「鬼域」和「鬼魅中國」，都是檢討 中國經濟飛躍所留下的後遺症。

當然，本文所選取有關「鬼城」的文本，大部分仍是涉及幽靈或精魅出入城 市的靈異敘事。³⁶我們接著進一步思考，「鬼」具有什麼特質或負有怎樣的敘事 功能？在小說中將非理性的鬼魅，放入除魅的、追求無窮上升的現代化城市，會 引出怎樣的問題思辨？以下將舉出「引鬼入城」兩種敘事意義：

（1） 時空的穿越，記憶的糾纏

王德威〈魂兮歸來〉一文，引述《爾雅》：「鬼之為言歸也」，從「鬼」與

「歸」互訓，說明鬼「代表了我們對大去與回歸間，一股徘徊懸宕的欲念。」³⁷ 鬼，在某一時空死而歸返，陰魂不散地糾纏著此時此地的生者，由當下穿越過去，

回顧指定的、總被誇飾的（要么過份美好，要么傷痕累累）地方歷史記憶。正如 范銘如所言：

34 〈工業 起飛 亞洲大都市 慘不忍睹 台北列名凶殺案第二高 交通第三亂〉，《經濟日報》（1994 年 5 月 4 日），第 3 版。

35 陳剛：〈點評中國：「鬼城」和中國的城鎮化〉，刊登於 BBC 中文新聞網，瀏覽網址 ：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focus_on_china/2013/08/130805_cr_china_ghost_city，瀏覽日期：2018 年 9 月 11 日。

36 鬼為人死後復歸的靈魂，魅為鬽的異體字，《說文》中「鬽」為「老精物也」，表示非人之物 長年修煉為魅。因此鬼魂與妖魅出沒的城市，為本文「鬼城」最基本的定義。

37 王德威：〈魂兮歸來〉，《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台北：麥田，2004 年），頁 222。

每一個鬼皆是一個「故人」的生活終結，見證過去歷史的部分階段。因此，

擴大象徵意義來說，鬼更是歷史的化身，在小說世界裏不斷召喚個人或集 體的歷史記憶。……地圖窮盡處，想像取代時。地圖沒辦法表達的生活，

可以在文學世界裏虛擬感受。鬼，這個過去特定時空的產物，施施然現身 在當代讀者面前，彌補史料與地圖的缺塊。³⁸

這種回溯歷史記憶的敘事作用，對於現代化的城市有積極意義。「現代」城市無 止盡地汰舊換新，城中人視變遷為常態，將「消失」視若無睹。「鬼魅」作為一 座城長時間發展的見證者，能引領需要對這座城認同的「人」（小說人物與讀者）， 緬懷已然消失的，察覺當下不斷消失的事實，抗拒遺忘。³⁹例如香港回歸過渡期 間李碧華的小說《胭脂扣》（1985 年），1930 年代女鬼「穿越」1980 年代的香 港，除了是對「五十年不變」回歸承諾的檢驗，更從庶民視點的娼妓史，為香港 這座被視為沒有歷史的殖民城市，創造曾經風光但終究遭遇背叛的身世。

「鬼」對時間和空間的「穿越」與「歸返」，還有「糾纏」生者的特質，提 供具離散經驗的作家，一條另類的表述途徑。例如 1966 年白先勇〈遊園驚夢〉， 竇公館內，隨國民政府遷徙台灣的錢夫人，受到南京舊憶如鬼魅的「糾纏」；竇 公館外，錢夫人面對無所適從的現代化台北。回不去的昔日舊都和無法辨識的當 下新城，成為魅影般的虛幻雙城，在此上演外省族群注定挫敗的「還魂記」——

魂有所歸來，卻無法還陽，止於「驚夢」。至於離開婆羅洲而長居台灣的馬華作 家李永平，在「月河三部曲」書寫昔日婆羅洲城鎮之時，召喚鬼魅。其筆下的「鬼」， 不僅是帶著殖民創傷一路跟隨的女鬼，還有散著鬼氣的文字。被遮掩的歷史創傷，

38 范銘如：〈另眼相看——當代台灣小說的鬼∕地方〉，《台灣文學館研究學報》第二期（2006 年 4 月），頁 115-130。

39 法國學者米歇爾•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曾提示我們城市必須透過一連串敘述（narratives）， 不管是奇妙的或是令人害怕的記憶，才能讓一個地方可居住。這種宛若鬼魅的城市舊憶，頑強地 縈繞在不斷更新的城市規劃。見 Michel de Certeau，Luce Giard“Ghosts in the city”,in Michel de Certeau & Pierre Mayol,trans.,Timothy J.Tomasik,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Vol.2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133-143.

還有文化和國家認同的多重糾葛，化身不斷「糾纏」寫作者的鬼魅，不即不離

（Absent Without Leave）。⁴⁰

（2） 站在抵抗中心的邊緣位置

鬼，作為人的相反、現實的背面和理性的對立面，能對習以為常的、所謂「正 統」的各式觀念（包括歷史觀、政治觀或文化觀等），發出質疑的「惡聲」。如 法國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所述，情色、死亡、暴力具有積極意義的「逾越」

（transgression）作用，它們永遠不會被主流論述收編，不時以異質雜音去鬆動禁 忌規範的封閉性。⁴¹作為鬼魅小說的經典《聊齋誌異》，其「異史」（外於正史）

的自我定位，何嘗不是蒲松齡有意（無奈）站在政治體系外邊緣位置，以鬼語補 史之闕，揭示人世的問題重重？值得留意的是，性別意識抬頭的 20 世紀末以來，

與「鬼」同為邊緣位置的「女」作家，容易參與鬼魅敘事（包括本文將討論的李 碧華和李昂），藉此批判性別關係、歷史詮釋或現實主義美學等霸權現象。⁴²

「鄉」總被視為原初的、保留傳統的或是落後於城的，小說中將「鄉」構築 成鬼魅空間，拉長地方風土記憶，順理成章地推助「鄉土化」或「本土化」的工 程。⁴³不過，「鬼」的邊緣性也能讓「城」達致「本土化」作用。將鬼魅放入敘 事，對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而言是一種躲過審查的取巧姿態：「對於很 多作家而言，超自然只是一個藉口，使他們可以去描繪不敢使用現實主義的詞語

40 這裡借用 2016 年觸及馬來亞共產黨議題的紀錄片《不即不離》中英片名。被有意壓抑或擱置 的政治與文化記憶，類似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提的幽靈（Specters），看似缺席，但從未離 開，以「在而不在」方式現身，靈異的修辭使不可說變得可說，延續禁忌的傷痕敘述。

41 （法）喬治‧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著，賴守正譯：《情色論》序（臺北：聯經出版社，2012 年），頁 38-43。

42 可參王德威：〈「女」作家的現代「鬼」話〉，《眾聲喧嘩——三 0 與八 0 年代的中國小說》

（台北：遠流，1988 年），頁 228-229 和周芬伶：〈從善女到惡女到同女〉，《聖與魔——台灣 戰後小說的心靈圖像（1945～2006）》（新北：INK 印刻，2007 年），頁 220-244。

（台北：遠流，1988 年），頁 228-229 和周芬伶：〈從善女到惡女到同女〉，《聖與魔——台灣 戰後小說的心靈圖像（1945～2006）》（新北：INK 印刻，2007 年），頁 220-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