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封閉與穿越：中國崛起後華文小說的新世紀「鬼城」
第二節 香港鬼城：「後零三」鬼魅敘事的拒絕收編
一、 SARS 的每日死亡數字，陰魂不散的程蝶衣與如花
2003 年，香港因遭遇沙士疫潮（又稱非典型肺炎，SARS），一夜之內從東亞 現代都市的模範，瞬間成為全球恐懼的焦點。SARS 不僅讓港人感受到死亡衝擊，
同時也讓香港成為各國人士避而遠之的疫區，自成一座「危城」。李碧華在〈人 生矛盾豈止葷素〉一文，表達香港被世界隔離的尊嚴盡失：「難道香港人沒有尊 嚴嗎？為什麼要送上去惹嫌呢？此時才知困在小島不嚇死也悶死。」4但這次香港 被公然地「排除」，反讓香港的地形得以清晰測繪，無形中激發香港人的認同感，
在負面打擊中產生正面的「凝聚」力。如李歐梵所言：「有一位朋友說九七以後，
港人已經失去了認同身份，這次 SARS 卻讓港人重拾一種『認同感』重新認識香 港。甚至上海、台北、美國和歐洲愈是排斥香港人，香港人也愈認同自己。」5
每日 SARS 感染與死亡統計，備受香港人關注。香港醫學教授梁秉中曾描述 當時情境：「香港的所有市民，每天到傍晚時分，總扭開收音機或電視機，查看 當天感染非典型肺炎的新個案。每天都懷著患得患失的心情，壓制著急劇心跳帶 來的極度擔憂，期望數字要比昨天少。」6這些報表具有強而有力的聚合作用，悄 悄地讓「香港共同體」的想像滲透到每一個香港人。每一個香港人是這個感染、
死亡人數的分母，若一個香港人受到感染或是染病不治，報表隨即上升一個數字，
分子更新。這有效暗示，你與周邊人是一個生死與共的集體。
這場都市瘟疫也啟動中港關係的緊張模式。SARS 一般認為最早出現在廣東 省，疑是中央政府對疫情的隱瞞，才導致病毒由香港擴散至全球。7港人開始從病 毒的侵犯，檢討中國收回香港後的施政問題，衛生問題瞬時延伸到政治問題。在
4 李碧華：〈人生矛盾豈止葷素〉，《還是情願痛》（廣州：花城，2004 年），頁 341。
5 李歐梵：〈從 SARS 看香港人民的文化意識〉，收入梁秉中，潘國駒，唐世平合編：《迎向風暴：
再探非典型肺炎》（新加坡：世界科技，2003 年），頁 95。
6 梁秉中：〈劫後反思〉，《迎向風暴：再探非典型肺炎》，頁 vii。
7 程翔認為 SARS 事件之所以失控，與中共當時召開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有關，批判中共為了 替江澤民造神，進而杜絕負面新聞的報導，維持穩定、和平、大統一的假象。程翔：〈從「沙斯」
事件看中國政治〉，《迎向風暴：再探非典型肺炎》，頁 19-37。
同年回歸紀念日（2003 年 7 月 1 日）舉辦的「七一大遊行」，一則反對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關於中共可借顛覆、分裂國家之名目壓制港人；二則 批判中共隱瞞肺炎疫情，香港衛生和經濟被中央政府拖垮，「一國兩制」、「五十 年不變」的承諾跳票。此時香港人積極從「包括在（中國）內」的政治處境，讓 自己「包括在外」，與祖國保持既近且遠的距離，警惕著大陸傳來的施政力量。
就在七一遊行前兩日，中港簽訂的《中國大陸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的安排》（CEPA）協議，緩和中港緊張關係。CEPA 企圖透過向香港開放大陸 市場，以經濟的緊密聯繫，改善香港日趨萎靡的財經狀況。其中一個項目，是促 進中港合拍片。中港合拍片雖是振興香港商業電影的契機，但「除魅」的中國劇 本審查制度，卻大力消解香港電影的本土氣息，衝擊怪力亂神的鬼片。8
理解上述事件的發展脈絡，再看李碧華《離奇》一書前言〈中國鬼片十大潤 滑劑〉，即可知道李碧華打造「鬼城」的意義，是故意書寫中國大陸禁止的主題，，
一種拒絕中國收編、突顯「香港性」的策略：
最忌諱的 Top3，是（一）鬼、（二）雞（筆者按：妓女）、（三）毒。很好 笑，這三樣，基本上全國氾濫。……中國（應是中共）完全否定世上有鬼。
這無神論唯物論的國家，即使五千年流傳下來數不盡的鬼故事，也有數不 盡的遇鬼人，但政府堅稱「整個中國一隻鬼也沒有」，……如果不願意妥 協，不肯依照當局的想法改、改、改，按既定方針改、改、改，只有一條 路可走，就是放棄大陸市場，很簡單。……香港十年來沒鬼片，大家「殺 出陰司路」，也是一條血路……9
李碧華因而於 2003 年後，讓「香港」在紙面上發生一系列駭人故事——吃嬰兒
8 CEPA 政策對香港電影的衝擊，見陳嘉銘：〈開放與局限：中港合拍片的過去與今天〉，《香港•
論述•傳媒》（香港：牛津大學，2013 年），頁 91-113 以及徐熠：〈淺析 CEPA 語境下的香港電影 傳播生態〉，《新聞世界》第 7 期（2011 年），頁 234-235。
9 李碧華：〈中國鬼片十大潤滑劑〉，《離奇》（香港：天地圖書，2013 年），頁 5-9。
（《餃子》）、偷骨灰（〈贓物〉）、打小人（〈驚蟄〉）、水鬼復仇（〈放手〉）、枕妖入 夢（〈枕妖〉）、傘鬼找替身（〈黑傘〉），向「無神論」的中國虛擬出一條不願被徹 底同化的邊界，彰顯港城百無禁忌的特質和優勢。由此可見，從都市瘟疫 SARS 到七一遊行，從七一遊行到 CEPA 協議簽訂，從 CEPA 協議簽訂到李碧華借鬼拒 絕中國收編，是一條環環相扣的因果鎖鏈。
2003 年香港除了集體面對 SARS 的死亡經驗，也分別在愚人節（4 月 1 日）
以及跨年前夕（12 月 30 日），面對影壇巨星張國榮與梅艷芳的離世。大明星之 死，加劇香港人的死亡衝擊與凝聚作用，提醒港人曾經風光的流行文化，突顯香 港與中國存有的文化差異。
1980 至 90 年代初，香港透過流行音樂與商業電影，使得東亞、東南亞的華 人享有共同流行文化記憶，影響著各地華人粵語的習成和都市的想像。香港因而 成為生產「大明星」之地，張國榮和梅艷芳是其中代表人物。在香港多事之秋，
正反省中港矛盾關係之際，張、梅的死亡成為「香港性」逝去的標識。10其所展 開的追憶範疇，不僅限於已故明星的個人演藝歷史，更是擴大至日漸頹靡的香港 流行文化。如洛楓針對張國榮自殺事件所言的：
張的演藝歷程，本身就是一部香港流行文化史，當中盛載了這個城市的流 行音樂與電影由盛轉衰的起落局面，同時也深深銘刻了每個時代的痕跡—
—……更重要的是 2003 年 SARS 疫症瀰漫全城的低潮：經濟陷落、失業率 高企、特區管制失效、死亡陰影籠罩生活，而張的一躍而下也彷彿跟這個 城市的命運相連，是在最悲痛的時刻最決絕的身影，胡恩威甚至認為「張 國榮的突然去世對香港人的心理打擊，比天災還要嚴重」。11
10 李碧華冠梅艷芳「香港的女兒」之名，感嘆巨星隕落後，香港黃金時代也一去不返。大明星與 城市的命運，被綁定一起。李碧華：〈花開有時，夢醒有時〉，《還是情願痛》，頁 372。
11 洛楓：《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香港：三聯書店，2008 年），頁 226-227。
張國榮之死與 SARS 風暴，在當時新聞傳媒中二分天下，佔據娛樂版和社會時事 版。兩大死亡新聞疊合一起，形成一套香港大勢已去的悲情論述，延續至今。
張國榮與梅艷芳都曾在李碧華小說的改編電影參與演出。張國榮死後，最常 被媒體對應的電影人物為李碧華筆下的《霸王別姬》程蝶衣和《胭脂扣》十二少，
因前者連接張國榮現實人生中性別遊移與自殺事件；後者與梅艷芳的死形成配對 組合。至於梅艷芳，一直以《胭脂扣》如花淒美幽魂的角色來與她的死亡作虛實 人生的對照。李碧華小說寫作被賦予了死亡預言的傳奇性，筆下的程蝶衣與如花，
瞬間成為 2003 年後港人追憶香港巨星的關鍵象徵，對李碧華之前或之後的書寫，
賦予莫名深刻的在地情感。因此，李碧華 2003 年後不以中國大陸為市場的鬼城 故事，或是落實港人對她或其他香港創作者的期待，虛構一則則惟有香港人才能 輕易拆解隱喻的都市傳奇。
把握「後零三」這條完而未完的死亡線後，接下來我們進入小說文本的解讀，
觀察李碧華以怎樣的敘事主題與語言風格，還原香港與中國之間不容簡化的拉扯 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