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組織

本文使用「中介組織(intermediate organizaiton)」這個詞彙，對象是位於政府和民 間的機構，其作用在於傳遞政府與民間雙方的資訊。這個中介組織的作用定義，

來自於本章文獻回顧對於政府單位、民間對於民眾參與的困擾的討論，總括來說，

政府單位覺得民眾參與有困難，民間單位也覺得民眾參與有所障礙，其最基本的 原因之一，是政府單位行事方式與民間意見表達是兩套不同的系統。因此，本文 的中介組織基本上也是討論同時擁有政府和民間連結的組織，是否可以作為兩個 不同系統之間的溝通管道。

非營利組織作為中介組織，例如社區參與式規劃當中非營利組織的代稱。在社區 參與式規劃中，非營利組織的中介特性，表現在其處於政府以及在地居民之間，

能就近與居民接觸，省去居民直接面對政府單位行政官僚的繁瑣行政程序，相較 於政府單位，非營利組織也較能吸收居民的意見，然後透過非營利組織將在地需 求傳達給官方，因此，非營利組織所具有的中介性質，能夠提升民眾參與的層級(王 本壯，2005)。

江明修與陳定銘(2000)談到中介組織的時候，則是將非營利組織視為公民社會的 中介者。透過非營利組織的政策倡導過程，將公民社會的動力轉化至公部門決策 當中，在江、陳提出的各種非營利組織使用的政策倡導方式之中，不乏與決策人 員直接溝通的方式，例如「提供資訊」，代表NGO 作為智庫，提供立法委員相關 的訊息，或是「直接溝通」，直接與政府官員或是立法委員對談，只是江、陳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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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談的對象必須是高階具決策權的官員才有效果；也能夠透過「直接代表」也就 是推派組織成員成為立法者，成為「內部遊說者」的方法。

王本壯、江明修與陳定銘基本上都將非營利組織視為政府與公民社會的中介，但 是王仕圖(2011)在討論屏東縣莫拉克颱風重建一文中，就將「社區」從非營利組 織當中抽取出來，認為社區做為家庭與政府之間的中介組織，擁有明顯的在地連 結特色，相較於政府以及民間組織，能夠在資源分配上提供較大的協助。在王仕 圖訪問社區發展協會人員的紀錄當中，也顯示出在「社區」人員眼中，與其他民 間組織的差異：「社區是第一線接觸居民的，像一些教會團體，他們不是沒有接觸 居民，因為有很多團體是外面進來的，不見得能跟居民接觸得這麼密切，他們跟 居民的疏離感也比較高。他們很會寫計畫，但是不一定能落實在社區裡……」。 因此，民間團體或者是非營利組織一旦被放入「地方」的脈絡中，就會出現在地 或外來的區分，如果在操作民眾參與時有些閃失，有些原本能夠作為政府和地方 中介者的組織，反而會喪失這種優勢。

李宛儒(2006)在比較內湖地區審議式民主和社會運動的文章當中，認為社區大學 一方面可連結學界、青輔會；另一方面又因長期進行社區工作之經驗，擁有許多 在地人際網絡，但在李的討論中，內湖社大所舉辦的「內湖庄役場及其會議室周 邊開發公民共識會議」案例中，因內湖庄役場當年的爭議，地方人贊成開發，但 內湖其他地區居民組成的「內湖文化行動聯盟」卻積極爭取將庄役場設為古蹟，

因此引發雙方面激烈衝突。內湖社大以此為審議式民眾的試操作題目，挑起昔日 爭議的不快回憶，認為為何又再挑衝突，也因文化行動聯盟主導人為內湖社大成 員，因此引發其他在地居民的質疑，李認為這是「忽略了議題的敏感度…導致並 不能有效地與地方人士、地方組織的資源連結，無法適當的運用社區大學作為地 方組織而有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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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組織雖然作為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中介組織，也被賦予提升民眾參與層級、促 進政府與民眾溝通的目的，但是中介團體也可能將民眾轉化為抽象的存在，因而 脫離與民眾的接觸。李丁讚和林文源在討論台灣環境抗爭的文章中，也特別著墨 於此現象。由專業運動者所組成的環保團體為李、林所認為的中介團體，例如「新 竹公害防治協會」。這種由專業運動者所組成的中介組織，成員多是由專業/中產 階級人士組成，因此其所運用的政策倡議方法與政府或企業較為接近，也因為能 作為民眾與政府/企業之間的協商中介團體，進而達成民眾訴求。

但是李、林所提出的這種中介組織，由於其成員所具備的專業/中產特質，使得其 在進行社會運動時，大多扮演「踩煞車」的角色，呼籲群眾理性、冷靜，並要求 按照預定計畫進行，群眾的身體因而受到高度的限制，而成為不會鬧事的身體。

這些專業運動者所形成的中介組織，閃避群眾所可能帶來的混亂，卻逐漸與群眾 疏遠。

專業路線則指由環保專業人士所發動，透過對環保知識的傳送或溝通，達成對環 保政策的支持，例如舉辦各種環保營、開座談會、記者會、說明會，向相關官員 遊說、請願等…要這批專業經理階層的環保專業人士去動員群眾，是一件相當辛 苦的事….善用媒體、遊說工作、理論解讀、口頭辯論、正式網絡連結等，都是專 業經理階層的文化資本(李丁讚、林文源，2003)。

這種以專業/中產階層為主要成員的中介組織，在慣性上盡量避免動員群眾的方法，

而是透過各種民意調查，將群眾抽象化，成為其遊說時的依據；繼續演進下去，

中介團體與民眾脫節，李、林提到，在香山開發案當中，主導反對開發的鳥會，

完全沒有召開說明會或座談會，而是直接將民眾權利寫入規範中，成為「抽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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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技術動員的是法條、媒體、官員，是極度菁英化的，獨立向上抗爭的形式」。

由於組織成員的特性，使得組織運動形式偏向於某一形式，同樣的情形也能在婦 女運動當中看到，婦女新知以基金會而非協會的形式出現，是因為「基金會的組 織模式在『文化慣習』上最符合那些都會、上層階級、專業的運動者，她們偏好 文化倡議及溫和理性的運動策略，更甚於動員大眾的草根組織方向(范雲)」。雖然 范雲在文章註解當中提到「中產」和「草根」並非互斥，但是在台灣的情形來看，

「族群、高教育、都市這三個因素交錯糾纏的『語言使用習慣』，是台灣80 年代 婦運發展草根組織的障礙」。

陳仁達(1996)在討論社區總體營造實行過程的文章當中，出現了另一種中介者，

用以連結不同的NGO。陳仁達認為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具有接合

(articulate)的功能，當陳其南在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工作之後，由於文 建會和地方政府缺乏相關經驗以及人力等資源，OURs 成為此工作的主要設計者，

扮演NGO 網絡串聯的角色，將相關議題的 NGO，或平常不會主動聯繫的 NGO 齊聚一堂、交換意見，企圖建立未來互相合作的網絡；OURs 並跨地區串聯相關 議題的NGO，例如公園改造行動串聯嘉義樸仔腳文化工作陣，與台北的溫州公園 和永康社區等。OURs 並引介不同團體中對同類社會議題關注的個人認識，以擴 大社區工作者的影響範圍；OURs 並將這些社區工作者，及公民社會的議題引入 空間規畫專業界，希望引起專業界的變革。

上述簡單談到了在不同領域當中出現的中介組織，而中介組織之所以能夠成為中 介組織，有時候是因為其具有角色的重疊性，因此可以連結原本斷裂的兩個領域，

例如在上文提到的OURs，其本身具有都市規劃的專業，而同時也為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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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參與式規劃和都市規劃的兩方面知識。在周素卿(2010)執行國科會計畫⁶雙溪 流域治理的討論中，就談到作為中介組織的OURs 所具有的角色重疊：

中介組織專業者都市改革聯盟 (OURs) 的參與，是在雙溪居民發起質疑雙溪 河整治不當的時候。當時適逢OURs 擔任台北縣政府的景觀總顧問，算是公 部門的民間幕僚及專家顧問。當時副縣長李鴻源先生到雙溪勘查的時候，就 也找了OURs 一起進到雙溪，因此 OURs 是先以景觀總顧問的身分進到雙溪 理解居民的想法，並以原有的NGO 身分繼續輔助居民進行工作坊……進到 雙溪參與勘查，了解到居民的想法與質疑後，發現其實居民的想法是相當成 熟有智慧的，其中包含居民珍貴的在地生活經驗，但是居民的想法比較沒有 組織，因此無法有效的與相關單位進行協調。於是，OURs 的工作就是協助 居民整理在地智慧、組織對於雙溪河治理的意見，讓居民的意見能更聚焦、

更具體的表達，藉此搭建民眾與公部門對話的基礎。

(公共參與式流域綜合治理之研究--民間組織參與流域綜合治理之研究(II)研 究成果報告p.74-75)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以看到OURs 具有的規畫專業，使得 OURs 得以成為縣政府 的景觀總顧問，進入官方體系中，同時，OURs 也因為具有 NGO 的自覺，因此主 動瞭解居民之間業已形成的論點，並將其挑出主軸之後，傳達到政府單位中。

Lin et al.(2001) 透過九二一後成立的中央災害應變中心(Nation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Commission)的科學與技術諮詢小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NCDR)作為討論 對象。在Lin et al.討論中，NCDR 在九二一之後的防災工作中，成功地融合科學 界與決策圈、各個政府部門，以及中央資源和社區這些行動中⁷。

6公共參與式流域綜合治理之研究--民間組織參與流域綜合治理之研究(II)研究成果報告 NSC 100-2621-M-002-021

7 Lin et al.雖然將 NCDR 稱為界面組織(boundary organization)，但文章中也有使用中介(intermedi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