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當的轉譯者

在這裡所定義的中介者，作用在於連結基層民眾以及政府部門，在「向下」的部 分，則是要使地方民眾將地方上的公共事務視作為自己的事，並且能夠帶動積極 參與；在「向上」部分，則是使政府單位能夠正視民眾的意見，並且將民眾的意 見帶入實際的決策過程當中。

外界組織要進駐當地，帶動地方上的民眾進行討論和參與並非容易的事情，從外 界而入的組織、資源都必須經過「轉譯」的過程才能夠成為發自於地方居民的意 識。在這部分，如果處理得不好，就會如同前面所討論到的澎湖二崁的例子，當 轉譯出現錯誤，讓民眾產生錯誤的期待；而外界團體所帶動的民眾參與，變相成 為政治說帖的一部分，而非真正的民眾參與。

紀錄屏東林邊民眾參與成功案例的楊弘任〈社區如何動起來〉一文中，也提到以 往在屏東林邊當地失敗的轉譯例子，即是東港溪保育協會進駐當地時所產生的情 形：「引進屏東在地大學院校的動植物與環境工程相關科系師資，在東港溪流域實 地操作生態工法與生物復育，以及透過舉辦大學院校學生營隊，在沿河中下上游 進行河川意識調查，同時還定期邀請全縣鳥會、教師會等團體共同參與該河段淨 溪等活動」。然而，這些豐富且同時具備知識性和實作性的活動，卻無法真實地融 入社區居民之中，以至於東港溪保育協會在林邊鄉初始的河川保育行動歸於沉 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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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真正成功的轉譯例子，則是透過在地已然形成的社會運作模式傳達外界的 訊息。在楊弘任的觀察中，真正促成文化轉譯的工作，使得東港溪保育協會對於 河川的關懷，成為在地居民的關懷，真正的轉折點，在於1999 年三月，水利處第 七河川局要整治當地一段土堤時的過程。

在整治土堤的工作之中，透過楊弘任所說的「在地師傅」，以及整治成果對於路過 民眾所造成的效應，還有河堤整治成果逐漸從邊緣(河川地)邁向核心(社區中的私 有地)過程，逐漸將河川保育與認養的觀念深植於居民心中。在地師傅所擁有的實 際知識、真實的身體展演，以及在地師父所代表的在地觀點，都是楊弘任的論述 中，文化轉譯最重要的關鍵：

此處所稱的在地師傅，包含水電師傅、泥水師傅、建築師傅、木工師傅、以及 園藝師傅等等，而師傅網絡的來源，最早則是匯聚在民主促進會與慈濟功德會底下 的基層人物。……師傅人物進場之後，開始鮮活有趣的熱鬧起來了…先前的掃街等 義工行動，呈現的是一種無技術的義務勞動，有限的身體劇碼必須乘載沉重的道德 號召……現在，為了一個完全沒有藍圖的河堤認養，你一言我一語，逐漸發現，在 地師傅的意見經常較為合理，而各種各類在地師傅在技術實作中所展現的身體劇碼，

有的擅長鋸出平整美觀的木頭、有的擅長安排水電管路、有的擅長抓水平築花台、

有的本身就是種植花草的園藝老手。(楊弘任，2007)

從上段楊弘任對於在地師傅身體實作的描繪中，可以看到以下幾個重點，第一、

河堤認養工作並非僅由居民與第七河川局共同規劃，而是由居民進行實際上的改 造工程，從居民實際上進行規畫於建造，使得在地居民(雖然只是部分)的意見得 到落實，並非只是紙上談兵；第二、在河堤認養與規劃的過程中，即是在地居民 使用長期累積且熟練的技能，在地師傅是以教師的身分進行實作，相較於東港溪 保育協會早先的活動，是邀請外界的學者或是保育協會，將在地居民視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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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將外界的認知與知識傳授給居民，但是在河堤認養活動中，在地師傅身為教 師，展示出「專業知識」，這一點也使得在實作過程中，展現出在地師傅的自信，

而這樣的自信來自於在地師傅日常生活中的技能，並非要透過日常以外的努力來 獲得，這樣的關聯，是在地師傅所進行的活動，和東港溪保育協會所籌畫的活動 很大的差異之處。

就楊弘任的語言來說，東港溪保育協會所引進的活動是「『論述優先』的文化習性」， 而在地師傅則是「實作優先」。因此「除非是站在知識相對高地的社團成員開始重 視了村落的實作知識傳統，將在地實作知識內入成為往後社會改革論述的重要元 素，啟動彼此相互文化轉譯的機制，否則就不易引發村落的共鳴。…由『河堤認 養』入手，則能銜接到傳統公共行動」。在地師傅的實作，是從當地的基礎出發，

而後逐漸連接到河川保育的理念，而非從外來的河川保育意欲向下滲透到地方居 民認知中。

在地師傅的實作展現不僅僅侷限於上述提及的文史工作室和慈濟的小圈子，透過 實作過程與成果的展現，楊弘任提到，還帶來了「在地美學」的效應，在實作過 程中，路過的居民都會對其品頭論足，提出各自的意見，透過這些意見的提出，

也將這些路過的居民包含進河堤認養的實作之中，楊弘任說，這種透過在地建構 的美「避免了一般義工在面對外來專家時，經常可能自覺無力與過度依賴的狀 態」。

楊弘任透過林邊鄉河堤認養，以及湧泉村社區營造的事例都說明了在地方事務的 推動上，論述優先的文化習性，或者是希望透過「居民參與、形成共識、繪製規 劃圖、發包施工」的方式幾乎不可行，東港溪保育協會對於湧泉村的社區輔導，

不論是透過閒談、召開說明會、「依賴開會討論…以言語論述為優先的參與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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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透過舉辦活動，希望先吸引民眾，以增加說明會的出席率等活動，都無法 使得社區參與持續且擴大進行。最後社區環境改變的行動，終究還是來自於居民 自發的行動，由於湧泉村的居民需要防範檳榔竊賊，因此組成巡守隊，這些巡守 隊自發地清理雜草與廢棄物，並且就直接動手整理社區各個地方。

原先用以申請補助款的企畫書與規畫圖，以及數次參與式規劃所留下的設計圖，

突然都被丟到一邊了。真正派上用場的變成是在地師傅的實作意見與實作草圖，以 及每次集體實作之後開始出現不同意見而帶來的後續修補。也就是說，真正的「居 民參與」和「意見討論」到這時才成型…..實作的投入和實作的成果，讓人們在使用 言語描述意見時的抽象性或模糊程度降低…因為實作現場都是叫得出名字的在地師 傅或一般義工，而非外來專家，因而給出意見的阻礙也降低了。(楊弘任，2007)

從楊弘任的文章中可以觀察到，在社區中的規劃，並非依據著線性的發展依據，

主流的論述：「居民參與、形成共識、繪製規劃圖、發包施工」的真實效用也需 要經過檢驗，在公民參與的活動之中，許多都是偏重於蒐集民眾意見的場合，可 能會出現有些居民自認為不擅於發表意見，因此排斥參與；或者是這些語言與文 字主導的場合，與社區實際的行動落實之間存在著落差，造成社區並不會因為多 了許多民眾發表意見的場合而能夠「動」起來；主流的社區規劃過程論述，是外 界對於社區參與公共事務的想像，與公共事務如何在社區之間發起和執行也會產 生落差。

在楊弘任的例子當中，是將外界的訊息鑲嵌在當地既有的社會運作模式當中，因 此達到適當的文化轉譯。然而，當訊息的轉譯的方向是要從民間朝向政府單位的 時候，就必須適當保留一些外界的特性，以達到讓民眾參與進入決策圈的目的。

行政官僚的運作習慣傾向於排除民眾的意見，並遵循著一定的習慣進行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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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理，在這樣的情況下，民眾參與難以與行政官僚系統相互接軌。因此，就需 要中介者的角色進行協助，一方面，中介者願意在地方上和民眾溝通、瞭解民眾 的意見，並且促進地方上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另一方面，中介者熟悉行政 官僚慣習的運作方式，例如科技專業以及政府部門的運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