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在政治領域的合作

2003 年後，中、印兩國在政治上合作關係開始加溫，對比於其他領域的合 作關係，政治合作是所有合作關係中進展較為顯著的領域之一。除了連年的高層 互訪，另外在區域組織合作、促進邊界和平及外交關係的升溫等，都可視為兩國 在政治領域合作的具體呈現，甚至長期對立的印度與巴基斯坦關係，也因為中國 崛起而逐漸有了改善的跡象。本節將就中、印間在政治領域不同面向的合作關係 詳細探討。

壹、區域合作

一、南亞區域合作聯盟

1985 年 12 月，印度、孟加拉、尼泊爾、不丹、馬爾地夫、巴基斯坦及斯里 蘭卡等 7 國在孟加拉首都達卡通過《南亞區域合作宣言》和《南亞區域合作聯盟

憲章》，正式宣告南亞區域合作聯盟成立（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目前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的成員共有 8 個國家（包含阿富 汗），觀察員共 9 個國家，2006 年中國正式取得南亞區域合作聯盟觀察員國地位，

並於 2007 年首次出席在新德里召開的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峰會。這是中國在南亞 地區多邊外交的一個重要突破，顯示中國與南亞國家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也 意味著中國開始通過多邊制度的途徑發展與南亞國家的關係。¹過去的二十多年，

中國成功地在東南亞、東北亞和中東推行多邊外交。中國取得南亞區域合作聯盟 的觀察員地位，算得上是為中、印的合作創造了一個契機，因為它為中國與印度 在南亞地區的互動，以及區域事務的合作上確立了一個基礎。此外，這代表著中 國在南亞地區多邊外交的一個突破，在幾個觀察員國中，中國是唯一與南亞聯盟 各國毗鄰的，這為中國與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創造了更大的優勢。再者，這將為中 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提供一個新的空間。在中國崛起後，印度可謂急起直追，在 政治及經貿等領域，兩國考量地緣關係、市場規模及經濟潛力等，遂逐漸深化合 作關係，兩國領導人也認為中印關係已超越雙邊層面而具有全球和戰略意義。

2005 年，兩國將雙邊關係定位為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²在政治的意涵上，

中國的加入象徵著一種對立關係的緩解。由於印度長期對中國有著高度的警覺心，

擔憂其擴大在南亞地區的影響力，進而取代印度在南亞地區的獨霸地位。而中國 成為正式觀察員後，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為兩國之間的合作和交流提供了一個新的 平臺。³對比於冷戰時期，中國和印度從相互敵對的陣營逐漸和解，並在中國崛 起後共處於一個國際組織內相互合作，做為一個合作媒介，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將 有助於兩國政治關係的深化或進而外溢到其他領域。

1 汪戎、萬廣華，《印度洋地區藍皮書－印度洋形勢與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年），頁 207。

2 張貴洪，〈中國與南亞地區主義：以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為例〉，《南亞研究》（北京），第 2 期（2008 年），頁 4。

3 張貴洪，〈中國與南亞地區主義：以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為例〉，《南亞研究》（北京），第 2 期（2008 年），頁 5。

二、上海合作組織

冷戰結束之後，為因應一個新局勢下的多邊外交關係，中國與吉爾吉斯、哈 薩克、塔吉克、俄羅斯等國開啟了一個新型態的互動模式，而形成了上海合作組 織的前身－「上海五國」。自 1998 年起上海五國的地區論壇機制逐漸朝向地區安 全合作發展，促使五國進一步組成新的地區安全體系，在 2001 年 6 月 15 日，五 國加一（烏茲別克）正式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⁴除了標榜著深化區域「經濟」

與「安全」的目標，上海合作組織更有著成員國間關係朝向更緊密發展的象徵性 意義。這是中國首次在其境內成立國際性組織，及以其城市命名，秉持著不結盟、

不對抗、不針對協力廠商原則，上海合作組織可以說漸漸擴增其在國際間的影響 力。2002 年 11 月，上海合作組織通過了《上海合作組織與其他國際組織及國家 相互關係臨時方案》，將發展與保持國家和國際組織間的關係，作為該組織的基 本原則與目標之一。在發展對外關係的大原則下，上海合作組織與國際社會積極 的進展多邊關係。時至 2013 年，上海合作組織已與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國 際紅十字會、歐盟及其他多個國際組織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⁵

面對這麼一個由中國所主導建立的區域性國際組織，又被西方國家視為「東 方北約」的區域合作關係，⁶印度對其態度始終是不冷、不熱，或可說是不甚積 極的。在上海合作組織成立 4 年後，也就是 2005 年 7 月，印度正式成為上海合 作組織的觀察員國。多年來，印度以非該組織正式成員為由，始終保持只派部長 級代表出席上海合作組織的領袖峰會，成為唯一一個非由國家領導人出席領袖峰 會的國家。2005 年，印度派遣外長辛哈（Yashwant Simha）參加上海合作組織第 5 次峰會；2006-2008 年間，印度皆由石油暨天然氣部長迪奧拉（Murli Deora）

出席。儘管印度以非正式成員為由派出部長級代表出席峰會，但此期間印度亦從

4 黃一哲，〈上海合作組織的現況與發展〉，《國防雜誌》，第 3 期（民國 98 年），頁 6。

5 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8。

6 上海合作組織是「東方北約」嗎？美國之音網，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sco-china-nato-20130912/1748660.html, accessed April 12, 2014.

未提出成為上海合作組織正式成員的申請。⁷2009 年 6 月 15 至 16 日，上海合作 組織第 9 次峰會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舉行，印度總理辛格

（Manmohan Singh）親自出席，打破其自成為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國以來的慣 例，被視為印度政策方針修正的觀察指標，反映出印度企望加強與上海合作組織 關係的目標。2009 年 12 月，印度總理辛格出訪俄羅斯，兩國發表的聯合聲明中，

俄羅斯明確支持印度成為上海合作組織的正式成員。2010 年 12 月，俄羅斯總統 麥德維夫（Dmitry Medvedev）訪問印度，再次表示支持印度成為上海合作組織 的正式成員。⁸印度在態度上的調整，其主要因素有五：

第一，相較於印度，巴基斯坦對於加入上海合作組織表現出極高的意願，儘 管印度對於成為正式成員國的意向並不積極，但仍不樂意宿敵巴基斯坦藉助上海 合作組織深化其在區域事務的影響力，進而取得區域戰略的優勢。⁹第二，作為 一個能源進口大國，基於能源開發、合作的需求，促使印度迫切的企望改善並深 化與中亞國家間的關係，而上海合作組織正好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平臺。第三，印 度長期存在著各種恐怖組織攻擊的隱患，以印度最大的恐怖組織納薩爾派

（Naxalites）為例，該組織自 2004 年以來已經發起了約 6000 起的暴力事件，在 2010 年的幾個月內即有約 300 多人遭到殺害，據估計，納薩爾派每月造成印度 平均約 35 人左右的死傷，¹⁰讓印度政府疲於應付。而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即 是以「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安全問題合作做為其核心的宗旨，

印度希望藉由上海合作組織，強化與區域周邊國家間，共同打擊恐怖主義的合作 機制。第四，中國崛起後，促使印度重新開始審視與中國的交往方針。相較於從 前兩國在國際間的對抗或是角力，印度意識到，與中國擴展合作關係似乎才符合 印度長遠的國家利益。第五，在上海合作組織這樣一個平臺內，若能與成員國間 深化交流更對於應對重大天然災害、打擊恐怖主義及遏制毒品走私等方面有著難

7 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311。

8 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314。

9 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312。

10 吳恩遠、吳宏偉，《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305。

以估計的實質效果。2010 年 6 月 10 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領袖於烏茲別克召 開第 10 次元首理事會議，並共同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農業合作協定》

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合作打擊犯罪協定》，¹¹使得中、印與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間進入一個更全面、務實與合作深化的新階段。另一方面來看，繼印 度成為上海合作組織觀察員後，印度也同意接納中國加入南亞合作聯盟成為正式 觀察員，雖然這其中還是基於國家利益的算計，算不上是投桃報李，但這確實也 為雙方的合作提供了更寬闊的空間。

貳、邊界安寧與和平

上個世紀 1990 年代以來，中、印關係迭有增長，但限於歷史恩怨，雙方疑 慮頗深，兩國關係難以快速成長。而所謂歷史恩怨，即是兩國在西藏邊界的領土 主權問題。邊界問題長久以來一直是橫亙在中、印間的一個不確定因素。當兩國 關係冷淡甚至出現摩擦時，邊界問題對於情勢惡化常有助燃的效果，有時候，邊 界問題本身即是一個不定時炸彈，三不五時就會引爆雙方最敏感的神經；而當兩 國朝向合作互惠方向前進時，邊界問題卻又常使得雙方努力在關係加溫以及深化 合作方面進展有限。1962 年邊界戰爭後，中印關係陷入長期冷凍狀態，直到 1976 年兩國政府才同意恢復中斷 14 年的外交關係，重新恢復大使級別的往來。1988 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訪問北京時，決定與中國另闢一個談判 工作小組，也就是後來的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Joint Working Group, JWG）取 代原來的副部長級會談，並由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與印度外交部秘書佐為該小組的

上個世紀 1990 年代以來，中、印關係迭有增長，但限於歷史恩怨，雙方疑 慮頗深，兩國關係難以快速成長。而所謂歷史恩怨，即是兩國在西藏邊界的領土 主權問題。邊界問題長久以來一直是橫亙在中、印間的一個不確定因素。當兩國 關係冷淡甚至出現摩擦時，邊界問題對於情勢惡化常有助燃的效果，有時候，邊 界問題本身即是一個不定時炸彈，三不五時就會引爆雙方最敏感的神經；而當兩 國朝向合作互惠方向前進時，邊界問題卻又常使得雙方努力在關係加溫以及深化 合作方面進展有限。1962 年邊界戰爭後，中印關係陷入長期冷凍狀態，直到 1976 年兩國政府才同意恢復中斷 14 年的外交關係，重新恢復大使級別的往來。1988 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訪問北京時，決定與中國另闢一個談判 工作小組，也就是後來的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Joint Working Group, JWG）取 代原來的副部長級會談，並由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與印度外交部秘書佐為該小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