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後備》的命限糾纏

倪匡生於 1935 年 5 月 30 日中國上海，原名倪聰，字亦明，先後使用過的筆 名有：衛斯理、沙翁、岳川、魏力、衣其、洪新、危龍，有人稱呼他為「智慧老 人」，信奉基督教，祖籍浙江鎮海。1957 年逃亡到香港，1992 年移居美國舊金山，

2007 年返回香港。他是華人科幻小說界裡的知名作家，被喻為「香港四大才子」

之一。倪匡寫作範圍甚廣，也曾寫作怪異小說、武俠小說。作品包括《衛斯理系 列》、《原振俠系列》、《女黑俠木蘭花系列》等。此外，倪匡也創作了超過三百多 個電影劇本。

1951 年，16 歲的倪匡為了追尋烏托邦理想，輟學離家，隻身北上進入華東 人民革命大學受訓三個月，然後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公安幹警，參與過土地改 革和治理淮河的工程，後來又去了內蒙古墾荒。當兵期間，他漸漸意識到共產黨 的種種不合理的行為，跟宣傳的平等世界完全是兩碼事，軍隊內部就有不少特權 階級橫行，而且事無大小都要匯報思想、開會檢討，令愛好自由的倪匡感到不滿 和失望，經常跟上級爭拗，也多次成為批鬥對象。

1956 年末，身處內蒙古的倪匡因兩項罪名被迫逃亡：其一是因為風雪太大，

運煤車不能把煤送到，他和另外幾名士兵為免凍斃，合力把小河上的木橋拆下來 生火取暖，結果被單位書記指為「破壞交通」；其二是他偷偷飼養的狼狗把軍中 的大隊長咬傷。這二罪足以判他監禁 10 年，於是他聽從朋友的指點，連夜騎馬 逃往北方，原本想到外蒙古避難，卻誤打誤撞到了火車站，坐上一列開往南方的 火車到達大連，再乘船往上海；但那時沒有人敢接待他，他只好繼續南逃，歷盡 艱辛，多次靠吃老鼠、螞蟻、棉花充飢，走了三個月的路到達廣州，路上還發揮 其刻印章的技術瞞過關防，才成功逃離中國大陸，後再經澳門，1957 年 7 月成功 偷渡到香港。後來在 1992 年移民美國舊金山，他說是因為政治憂慮，害怕中國 共產黨收回香港，在闊別了香港 14 年後，聲稱耐不住當地沉悶生活，又再返回 他視為故鄉的香港。倪匡的政治取向和寫作思維，跟他年輕時在大陸的經歷有著 密切關係。他說：小時候家裡很窮，兄弟姐妹眾多（兩個哥哥、兩個弟弟、一個 姊姊、一個妹妹），沒有什麼娛樂，最大的樂趣就是看書，中國的幾本著名小說，

他在 12 歲前已經讀過，那時最喜歡的書是《孟子》，升上中學後就愛看翻譯小說。

倪匡認為人腦和電腦一樣，都是要先輸入很多材料才會運作，相信童年時從書本 的吸收，便成了他日後寫作的資源。

倪匡抵港初期在工廠當雜工，晚上在大專院校進修，後來投稿到《真報》和

《工商日報》，不但被採用，還獲得《真報》聘用，先後出任校對、助理編輯、

記者和政論專欄作家。他的第一篇小說是寫中共的土地改革故事，叫〈活埋〉，

1957 年底發表於《工商日報》。翌年倪匡開始創作武俠小說，早期作品包括女黑 俠木蘭花、浪子高達的故事、神仙手高飛的故事以及六指琴魔等。1962 年他開 始用筆名「衛斯理」寫科幻小說，在《明報》副刊連載，已出版的《衛斯理》系

列小說達 140 多本。在 1960 年代末，香港武俠影片興起，倪匡轉而從事劇本創 作。十多年間，所寫劇本不下數百部，代表作有張徹導演的《獨臂刀》。據他自 述，他在高峰期時曾一天寫下二萬字，十二份報章刊登他的作品。倪匡曾經坦言 自己已過了寫作的高峰期，不是不想寫，而是「寫不出，配額已用盡了」（配額 一詞出自作品《算帳》）。寫作令倪匡名成利就，他也因此而一度意氣風發，沉迷 於酒色財氣，1986 年信奉基督教後，才逐漸擺脫各種生活惡習。2011 年加入香 港小説會，成為榮譽會長。（維基百科，2012a）

《後備》故事開首，以自由攝影記者丘倫有一年在歐洲中部勒曼鎮勒曼療養 院附近的草地小湖邊正準備約會女朋友海文，赴會前途中意外發現從勒曼療養院 逃脫亞洲某國的元首齊洛將軍的複製人，因而託人打長途電話給衛斯理，向他說 在在歐洲中部的一個小湖邊，見到了齊洛將軍，但衛斯理卻以齊洛將軍不可能會 位於歐洲中部理由認定丘倫無聊，事後更把它忘記得一乾二淨，也未再聽過任何 有關丘倫的消息。幾年後，丘倫的女朋友海文拜訪衛斯理，告訴衛斯理丘倫的死 訊，並帶來丘倫臨終前要交付衛斯理的十多張有關齊洛將軍的照片，衛斯理面對 好友無故被殺，以及想起當年他曾說過他在小湖邊遇上一個與齊洛長得很相似的 人，他想照片中的勒曼療養院以及丘倫的死有一定關係；碰巧衛斯理另一好友陶 啟泉心臟病入院，瀕臨死亡邊緣，就在住院其間，陶啟泉接觸一名來自勒曼療養 院的醫生，被安排出院另入住勒曼療養院接受換心手術，過程進行得極其神秘。

衛斯理好奇心作祟，加上他認為這次事件同時可以調查丘倫的死因，於是他動身 前往瑞士，最終成功潛入勒曼療養院得知醫院的秘密，也清楚知道丘倫的死純粹 屬於意外，陶啟泉的病也順利醫好。（維基百科，2008）

至於勒曼醫院真正的秘密，在於它為世界各國的重要人物製造複製人，利用 無性生殖的細胞複製技術，可快速培養出成年的複製人，當各國重要人物（如富 商、政要）身體出現無法挽救的病痛，就移植複製人的器官，達成延續生命的境 界。

文本中對於無性生殖的細胞複殖技術描述並不深刻，但是卻提供了大量的人 性欲望衝突的想法：

一個人在病重之際，對自己生命仍充滿了信心，這當然是一件好事。可是 陶啟泉的信心，卻不是很正常。因為他的信心，完全寄託在他有錢這一點 上。而事實上，即使肯花一億美金，也不可能換取一天的生命！（倪匡，

2002：52）

陶啟泉像是一個小孩一樣，抓住了我的手：「我要活下去，我一直相信金 錢能創造奇蹟，我一直相信，真的一直相信。」我實在想不出用什麼話來 安慰他，只好輕輕拍著他的手背。陶啟泉望向醫生：「給我注射鎮靜劑，

我不想清醒，清醒，會想很多事，太痛苦。」（同上，57）

像陶啟泉擁有富可敵國的財產，在面對生死病痛之際，還是像一般人一樣無 助，但他比大眾多了一樣利器──金錢，自認為金錢可以改變一切，及使用醫術 或不道德的手法（如奪取他人器官）也要延續自己的生命，這就是一種權力欲望 的糾纏。

文本中的勒曼療養院的醫生哥登、羅克、杜良擁有製造複製人的技術，處心 積慮收集重要人物的血液，等待他們身體出了問題，再以複製人的器官來醫治，

並獲取巨大財富。這些醫生在倪匡的筆下象徵西方的科學家，雖然名義上作研究 延長人類的性命，但是必須付出相當鉅額的財產：

羅克大聲道：「地球上的人口太多了，低劣的人所佔的比例太大了，應該 改變這種比例，使優秀的人得到良好的生存機會。」

我皺著眉：：「那應該怎樣？展開大屠殺，將你所謂不優秀的人全都殺光？」

羅克嘿嘿冷笑著：「你說出這樣的話來，證明你對生態學的知識一無所有。

人口不斷膨脹的結果，大屠殺會自然產生，各種各樣的天災人禍，會大規 模地消滅人口，這是一種神奇的自然平衡力量。但是這種平衡的過程，是 不公平的。」我和海文望著他，聽他繼續講下去。

羅克又道：「譬如說，大規模的戰爭是減少人口的一個過程，在戰爭中，

人不論賢愚，都同時遭殃，一個炸彈下來，多少優秀的人和愚昧的人一起 死亡，人類的進步，因此拖慢了不知道多少。」（倪匡，2002：171）

這種觀念的盲點在於「誰」決定人的賢愚？是科學家？是上帝？還是西方 人？就如同西方的優選觀認為他們是上帝的子民，「非我族類」並不值得救贖。

如果要以這個觀念來決定人的存亡，難道處於弱勢的人願意乖乖就擒不會群體反 抗嗎？這樣造成的動亂不會更大嗎？當人的生殺大權集中到少數人手裡，那又有 誰可以約束「少數人」？所以強求以科學力量來決定人的性命，所造成的後果更 可能是文明毀滅的主因。

「人是生物，青蛙是生物，魚是生物，蘭花是生物，只要是生物，就可用 我們的知識，用無性繁殖的方式來培育。」

杜良發出了一下呻吟聲：「可是人始終是人，和青蛙不同。」

哥登說道：「當然不同，所以培育過程，也困難和複雜得多。」

杜良雙手連搖：「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人和青蛙不同，人有思想，

有靈魂的。」

羅克道：「拋開靈魂不談，人有思想。」

哥登肆無忌憚地笑著：「關於人的思想、靈魂，那是哲學家、宗教家的事，

我們是生物學家，那些和我們全然無關，在我們看來，人只是生物的一種，

和其他的生物，只有生理結構上的不同。」（倪匡，2002：194～195）

在創造觀型文化的影響下，科學家為了模仿上帝造人的能耐，可以不顧一切 複製人類，只求榮耀上帝／媲美上帝。氣化觀型文化認為人由精氣化生，是自然 形成的，為何要借用科學的力量來造人？只著重在科學技術的研發，不重視道德 與人文關懷，就會產生上述的結果；科學家並不能只專注在自己研究的領域，同 時要考慮到後續的研究影響。就像原子彈的研發，目的在「勝過敵人」，也因此 造成無法挽救的生態毀滅。所以科學家的研究應該多多琢磨在道德與人文關懷 上，不要一味地追求創新。

《後備》中的複製人沒有思想、沒有靈魂，只是一具空殼，等待著大人物的

「不時之需」，必要時「任人宰割」。他們像豢養的動物，生活起居全靠他人照顧，

「不時之需」，必要時「任人宰割」。他們像豢養的動物，生活起居全靠他人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