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共「和平崛起」對國際制度的觀感…
第一節 傳統主權制度的維護者…
一、建政以來看待國際制度的思維演變
在探討中共對國際制度的態度之前，本文先要對以下所稱之「國際制度」做 出定義。在國際關係學界，魯杰(John G. Ruggie)和克拉斯納(Stephan D. Krasner) 分別提出的「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及「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 最具代表性。魯杰對國際制度的定義是「一組國家所接受的一系列共享的期望、
規則和規章、計畫、組織能力和財政承諾」，2而克拉斯納所謂的國際建制則是「一 系列圍繞行為體的預期所匯聚到的一個既定國際關係領域而形成的隱含的、明確 的原則、規範和決策程序，行為者對某個既定國際關係領域的預期圍繞著它們而 聚集在一起」。3本文則綜合以上兩位學者的定義，將「國際制度」指涉為較為寬 廣的概念，包含正式的政府間組織，經政府間協調對某一問題領域的明確規則（如 國際海洋法、國際貿易組織章程等），被廣泛接受的國際慣例，以及被主導國際 制度的西方國家認知為所謂「普世價值」者。
美國學者依肯伯里(John Ikenberry)認為，當前的國際制度主要由「主權國家 體系」及「自由貿易制度」兩大支柱組成。4回顧其逐漸形成的歷史，則經歷威 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華盛頓體系、雅爾達體系的變化，並以美國總統 尼克森提出的「五大力量中心」作為雅爾達體系走入末期的轉折點。5冷戰結束 以來，中國雖一直期待國際秩序能走向多極化，但實際上卻是由美國單極領導的 局面。就在 911 恐怖攻擊前不久的世紀之交，美國官方及學界對美國帶來的「單 極穩定」普遍抱持極為樂觀的態度，直到 911 恐怖攻擊後，悲觀的論調開始愈來
2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3, 1975, pp. 557~583.
3 Stepha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pp. 185~205.
4 John G.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3 (May/ June 2011), pp. 56-68.
5 高飛，和諧世界與君子國家：關於國際體系與中國的思考(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 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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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多地浮現。6雖然迄今為止，美國政府仍堅定地以全球政經制度的領導地位自 居，7但美國知名的國際關係學者奈伊(Joseph S. Nye)早已點出現實：美國必須向 其他國家妥協，向國際制度妥協。8換言之，當前國際制度所反映的權力利益與 美國利益之間的重疊度在下降，國際制度不等於美國的制度，國際制度甚至能被 拿來作為制衡美國霸權主義的工具。
但是，冷戰初期的中共處在一個與現在截然不同的國際關係中。當時國際權 力格局是兩極對立，加上中共自身國力不足，乃將國際制度視為是兩大陣營的鬥 爭場域，抱持游移、疑懼的態度。此外，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國家不承認 中共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致使中共在聯合國沒有席位，幾乎沒有渠道參與到 國際制度裡。1960 年代中、蘇共關係惡化，中國大陸同時又發生文化大革命，
國家利益與極左的意識型態高度糾葛在一起，深深地影響中共當時的國際秩序 觀，選擇了與美、蘇兩大陣營皆決裂的完全孤立狀態。此時的中共主張反帝、反 修「兩條戰線」，大力支持世界革命，9擁有極為鮮明的革命性特徵。
然而，即便在文革的年代裡，中共在關鍵的國際格局判斷上仍舊保持以國家 安全及國家利益為考量的理性思維。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中共 和美國發表上海公報，反帝、反修「兩條戰線」被修改為聯美抗蘇的「一條線」。
1974 年，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思想，微妙地調整此前「兩個拳頭打人」這 種反美又反蘇的攻勢戰略，為之後鄧小平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鋪墊。10毛澤東主
6 關於美國學界主張美國霸權正在衰落的論著，見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The U.S. in a Chaotic Worl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2007).
7 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場宣示「重返亞洲」
的演說中徹底表達了美國的這種認知，當中多次強調美國要以亞太地區作為支點，促進美國在全 球的領導作用更為穩固，包括美國信仰的價值觀。見“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ddress by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15 2009,
〈http://www.cfr.org/diplomacy/council-foreign-relations-address-secretary-state-hillary-clinton/p1984 0〉(Accessed May 26 2013).
8 Joseph S. Nye, “Recove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Survival, Vol. 50, No. 1, Feb.-Mar. 2008, pp.
55~68.
9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4)，頁 584。
10 「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演變」，新華網，2003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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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後期，中共取得了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開始了與主流國際制度的接觸，但由 於左傾思想仍盛，參與國際制度的目的僅為了獲取政治承認，對待國際制度的態 度仍十分消極。
1979 年鄧小平主政並推動改革開放以來，指導思想從「以階級鬥爭為綱」
轉變為「實事求是」，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也從「戰爭與革命」調整為「和平與發 展」，對於國際制度的參與熱情和參與數量明顯上升。由此，國內政治對中國國 際觀的影響可見一斑。不過，由於自身國力不足，加上對國際制度的遊戲規則並 不熟悉，80~90 年代的中共雖廣泛參與國際制度，但在態度上十分審慎，遑論主 動提出建設性方案。直到 90 年代後，中共開始全面參與到政治、經濟、人權、
安全等各種國際制度，並提出自己的創見。11
綜析中共從 90 年代起全面參與國際制度的原因，大致可歸納出國際及國內 兩個層面的動因如下：
〈一〉在國際方面，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趨勢同步發展，非傳統安全問題在 後冷戰時期格外突出，諸多問題非在國際制度架構下解決不可。美國雖是世界超 強大國，但很多事務亦需要與其它大國共同協調方能完成，國際制度成為制衡美 國霸權主義的工具，中國得以在維護國際制度的同時逐步尋求改革。
〈二〉在國內方面，中國自身國力上升，專業的技術官僚也逐步進駐外交決 策圈，使得中國愈加有自信去參與國際制度。此外，因應中國崛起所激發的中國 威脅論，中共決策者決定以遵守並配合國際制度的實際作為來反駁。
中共官方自 90 年代中期以來提出的「負責任大國」宣示，可謂是中共全面 參與國際制度的重要指標，尤其是中共特別將之作為政治文告表述，足見其思維 的明顯轉變。2006 年，時任大陸國家總理的溫家寶在訪問澳洲時，特別從十個 方面證明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作用。12在 2011 年公布的《中國的和平發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12/03/content_1212122_2.htm〉(瀏覽日期：2013 年 5 月 26 日)。
11 高飛，和諧世界與君子國家：關於國際體系與中國的思考，頁 208。
12 溫家寶，「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在澳大利亞總統霍華德舉行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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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白皮書中，「負責任大國」被正式作為中國「和平崛起」的身份定位。13 西方學者金淳基(Samuel S. Kim)認為，中國在短短的三十年間，完成了從體 系的革命者(system-transforming)、體系的改革者(system-reforming)到體系的維護 者(system-maintaining)的身份轉變。14對此，本文則認為，中共自改革開放後擺 脫「革命者」的身份是顯而易見的，然而「改革者」與「維護者」的身份區隔則 不那麼輕易分辨。這當中實際上還牽涉到對於「國際制度現狀」的定義問題，後 面將透過中共參與全球政經制度的實踐加以論析。
二、對傳統主權原則的堅持
聯合國無疑是全球政經制度最重要的構築場域。在涉及和平與發展的政治安 排上，聯合國安理會又是其中最具合法性權力者。因此，觀察中共對聯合國的看 法及在安理會會議中的投票與發言，便可大致掌握中共對全球政治制度的觀感。
根據本文前面的發現，中共對外在形勢的判斷深受國內政治的影響，而如我們聚 焦於中共在安理會中的實踐，便不難發現，這樣的因素繼續起到關鍵的作用。
在毛澤東和鄧小平主政時期，領導人個人都具有絕對的權威單獨決定外交政 策。台灣學者林文程指出，毛澤東與鄧小平皆強調主權的重要性、決心捍衛革命 的成果、維持黨的獨佔統治、追求國家的富強，所以實際上兩人具有同樣的世界 觀。他們兩人的外交路線之所以不同，主要來自於個性的差異：毛澤東懷抱強烈 浪漫色彩的左傾革命觀，而鄧小平則是務實的右傾經濟發展路線。15準此，以新 古典現實主義的語言詮釋，即是兩人皆仍受到現實權力結構的制約，但因為個性 的不同，而使得其認知的國家利益含有的意識型態成份有所差異。自江澤民以降
宴會上的演講」，人民日報，2006 年 4 月 4 日第 3 版。
13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新華網，2011 年 9 月 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6 日)。
14 Samuel S. Kim,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ael Oksenbu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 47.
15 林文程，「中共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投票行為分析(1971-2005 年)」，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3 期(2006 年 5~6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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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共領導人則深具技術官僚特質，且由於其權力與不能與鄧小平、江澤民相 比，外交決策出現更為多元化、分權化及專業化的現象，促使中共更務實地參與 到全球政經制度的運作。
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投票行為，具體而微地表現出中共對全球政治制度的 態度。西方學者觀察，自 1978 年中共確立改革開放的路線後，中共在安理會的 投票表達出與聯合國高度合作的態度，在 1982 年至 1989 年共一百八十九件的決 議草案中，中共對一百八十七件皆投了贊成票，只有兩件投棄權。16金淳基認為，
這顯示中共已成為體系的維護者；17貝利(Sydney D. Bailey)和竇斯(Sam Daws)也 表示，中共在 80 年代已成為正常的聯合國會員。1890 年代以來，中共大幅降低 投棄權票的次數，尤其在 2002 年美國繞過安理會發動伊拉克戰爭後，更為肯定 及捍衛安理會的作用。19
在聯合國安理會討論的眾多議題中，中共對「維持和平行動」(peacekeeping
在聯合國安理會討論的眾多議題中，中共對「維持和平行動」(peacekee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