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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共「和平崛起」對國際制度的觀感…

第三節 價值觀的論戰…

國際制度本質上是權力結構下的產物,而當國際制度形成之後,它同時又成 為一種可拿來利用的權力鬥爭工具。經過漫長的摸索,中共對此已相當了解,因 此其對待國際制度的態度,無論是全球抑或區域層次、是偏重政治抑或經濟領 域,都充滿著權力利害的考量。大陸學者閻學通在論析「國家利益」的內涵時曾 指出,除了軍事及經濟實力外,一國對於國際政治「動員力」亦是一個重要組成 部分,此種實力固然可以由軍事及經濟實力轉換過來,但它尚受到一種微妙的因 素影響,即未見於嚴謹的書面條文、卻實際存在於國際制度中的所謂「普世價 值」。有鑒於此,隨著實力的增長,中共愈來愈看重與西方國家間價值觀的論戰,

以對抗西方國家利用「普世價值」傷害中國的國家利益。

75 沈旭暉、劉鵬,「從策略性聯盟到意識型態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路徑及動因分析」,頁 71。

76 同前註,頁 68。

77 Olga Oliker & David A. Shlapak, “U.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Policy Priorities and Military Roles,” The Rand Cooperation (2005),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monographs/2005/RAND_MG338.pdf(Accessed May 2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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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對「人權高於主權」

主權國家體系本是西方國際關係的基礎,各國主權平等及不干涉內政的原則 也在戰後被列入聯合國憲章。然而,自科索沃危機以來,「人權高於主權」的論 調在西方世界甚囂塵上,並由此發展出「人道干預」的理論,晚近更出現「國家 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說法。對此,中共採取堅決反對的立場,

近來並從官方到學界提出大量的論述,和西方世界進行對「人權」、「主權」概念 的話語權論戰。

首先,早在 1999 年第五十四屆的聯合國大會上,時任中國代表團團長的唐 家璇就特別發言定調,明確表達中共主張「主權原則絕沒有過時」。78根據大陸 學者蕭佳靈的研究,20 世紀共有三次貶低主權的思潮,每一次思潮的主要邏輯 都經不起推敲,皆是將主權的「進步意義」和主權被異化後對國際關係造成的不 良影響混為一談。79主導第三次思潮的「國家保護責任」概念,更是巧妙地將「國 際人權保護」等同於「人權問題全面國際化」,由此藉「人權」打破「不干涉內 政」的原則,而所謂的「國際社會」又由強權主導,最後就成了由強權按自己的 意志來重新安排國際秩序。80中共官方強調,西方國家以「人道干預」挑戰主權 原則的作為,實際上就是霸權主義,是一種由強權定義何謂「正義」的新「炮艦 政策」。81

再者,在捍衛主權原則的同時,中共也與西方國家爭奪對人權的詮釋權。本 來在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對人權就有不同見解,前者側重於 個人的自由,後者側重於集體的發展,1966 年聯合國同時通過的《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即反映了兩種意識型

78 「中國代表團團長、外長唐家璇在第 54 屆聯大上的發言」,新華網,1999 年 9 月 22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72.htm〉

(瀏覽日期:2013 年 5 月 22 日)。

79 蕭佳靈,國家主權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頁 157。

80 同前註,頁 346。

81 「中國代表團團長、外長唐家璇在第 54 屆聯大上的發言」,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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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妥協。82但是,自蘇聯解體後,資本主義陣營的價值觀壟斷了對人權的解釋,

側重個人自由的人權觀逐漸成為「普世價值」。對此,中共繼承馬克斯主義唯物 論的觀點,主張人權的內涵離不開本國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具體國情,

沒有全世界都一體適用的人權標準,人權仍屬於一國的內政。83

從西方發展的歷史軌跡來看,人權的內涵確實是隨著社會現實條件的變化而 改變。西方世界以「天賦人權論」為基礎的人權理論,乃是近代新興的資產階級 對抗封建神權及貴族特權的思想武器,然而當資產階級成功打倒封建專制後,受 壓迫的無產階級也要起來爭權。準此,人權理論本就是近代民族國家在建立進程 中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產物。84以當今自許為人權捍衛者的美國來說,選舉權 是由成年小康男子、所有男子一步步進渡到女人,而一直到上世紀 60 年代,種 族歧視依然存在。所以,中共在論述上並不否認人權的價值,而是強調人權的標 準必須配合社會的發展程度,一旦受到外力干擾,反而更不利於該國人權的維護。

主權原則本質上是西方國際政治運作下的產物,中國傳統並無這樣的觀念,

以致於在清末初次與西方國家交涉時,經常為了「天朝」認知的「體面」而放棄 在主權意義上真正重要的國家利益。這樣的歷史背景使得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知 識分子,格外看重對主權的捍衛,並認為中國的積弱正是因為喪失了主權獨立的 地位;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也就是打著對外收復主權、對內爭取生存權的旗號,

最終成功建政。85延續這樣的思維,中共官方的論述一直強調「吃飽飯」為中國 的首要問題,在基本生存條件都缺乏的情況下,西方國家高舉的公民政治權利根 本無法落實。中共將生存權、發展權作為人權的基礎,並堅信一國完整的主權是 保障這些基礎的必要條件。在這樣的邏輯下,經歷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的鄧小 平再次定調:「國家的主權、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任何違反國際關係準則的 行動,中國人民永遠不會接受,也不會在壓力下區服。」、「中國永遠不會接受別

82 王良能,中共的世界觀,頁 175。

83 同前註,頁 178~179。

84 蕭佳靈,國家主權論,頁 337。

85 同前註,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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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干涉內政。我們的社會制度是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的,人民擁護,怎麼能夠接 受別國加以改變哦?國際關係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則,應該是不干涉別國內政,不 干涉別國的社會制度。」86這樣的論調,一直為之後的中共領導人所繼承,現任 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 2009 年 2 月 11 日於墨西哥當地華僑見面時,更有以下這 段經典的表述:「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 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87由此 足見當下追求和平崛起的中共,依然非常強硬地抗拒西方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指 責。

值得注意的是,經過多年來參與國際制度的實踐,中共對於國際多邊機制充 分展現了自信,非但不怕其會削弱自身的主權,反而成功發展出一套「多邊共同 維護主權」的策略,以多邊機制對抗美國單邊的霸權主義。88正如本章第一節所 言,今天的中共實為西方傳統主權制度的捍衛者,而當初創立主權制度的西方卻 開始盛行主權原則過時的論調。如引用馬克斯主義唯物論的觀點,這或許是因為 西方國家的發展程度已進入到另一個階段,而中國的發展程度仍落後一大截,所 以看待主權的態度自有不同。對此,當年的孫中山有一套完整的論述,即中國先 要追求各國主權平等的「國際主義」,然後才能進渡到打破國界、天下為公的「世 界主義」。89在孫中山的心目中,「天下為公」就是中國人認知的普世價值,中國 同樣有跨越國族的普世胸懷,只是在此之前,先要維護主權國家的原則以維護自 身的發展。

嚴格來說,共產主義最核心的追求,同樣也是不受「主權」侷限、以「人」

86 此為鄧小平 1989 年 12 月 1 日接見日本訪華代表團的談話,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頁 348。

87 這段 2009 年 2 月 11 日習近平尚未接任中共總書記時與墨西哥當地華僑的一段談話,新華網 於 2012 年 12 月 1 日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後重新發出,再次引發中外議論。見「『習氏外交』

有三力」,新華網,2013 年 3 月 2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13-03/28/c_132268106.htm〉(瀏覽日期:2013 年 5 月 22 日)。

88 邱坤玄,「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多邊外交理論與實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1 卷第 4 期(2010 年 10 月),頁 28。

89 桑兵,「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孫中山對新文化派的回應」,近代史研究(北京),2003 年第 2 期,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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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終極關懷。然而,中共一開始的革命,便帶有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爭取民族 獨立自主的民族主義思想。在文革那段「極左」的年代,階級意識一度壓倒了主 權意識,但在改革開放以後,階級意識逐漸淡出中共看待國際關係的思維,以國 家利益為核心的西方國際關係思維很快地成為中共決策者的主流意識。隨著中共 實力的增長,能否為世界提出一套中國式的普世價值觀,進而與西方的普世價值 並駕齊驅,將是中共進一步提升在國際上的政治動員力,乃至從根本上壓制中國 威脅論的一大挑戰。

二、為第三世界爭取發展權

近些年來,國力增長的中共已大方宣示「和平崛起」,並自許與美國這樣的 超級大國一起為國際關係的穩定做出貢獻。然而,中共一直沒有放棄「負責任大 國」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定位,也就是說,中共仍認為自己尚在發展階段,

雖也對國際事務負相應於自身實力的責任,但不必承擔過份的責任。反過來說,

中共主張國際社會應要為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負起一定的責任,而中共的理論依 據,就在於「發展權」這一自 1970 年代逐漸形成的觀念。

如前所述,1966 年聯合國同時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其實就是兩種不同人權觀的妥協。1977 年,將

「發展權」作為一項人權的想法首次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 23 屆會議上被提出 來。901986 年,聯合國大會第 41/128 號決議通過《發展權利宣言》,正式確立「發 展權是一項普遍的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是基本人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1發展 權從被提出到確立,中共與廣大的開發中國家一同對國際社會做了積極的游說工

「發展權」作為一項人權的想法首次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 23 屆會議上被提出 來。901986 年,聯合國大會第 41/128 號決議通過《發展權利宣言》,正式確立「發 展權是一項普遍的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是基本人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1發展 權從被提出到確立,中共與廣大的開發中國家一同對國際社會做了積極的游說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