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孫康宜的文學史觀
第三節 《劍橋中國文學史》呈現的視野及其價值
有關《劍橋中國文學史》使用的體裁和其中引用的文本例子，李佳和曲景毅 做出了相關整理，並說明它的特色：
此書的寫作體例：一、並非純學術著作，所以沒有註腳，編者將讀者群限定為西方普通 讀者（generally educated readership），使之成為東亞文學或歷史課程的本科生教材，
力求做到深入淺出；二、每章有一個參考書目，統一編排置於整本書末；三、該書所討 論的「中國」文學是指漢族文化圈 （Han Chinese communities）內創作和傳播的作品，
包括離散地的華文文學，這類作品的作者雖然並非全是種族意義上的華人（ethnically Han Chinese），但都融入到華文文化圈中。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劍橋中國文學史》
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史，它包括古代、近代、現代、當代整個中國文學，上下兩 卷有著統一的編撰理念與呈現方式。108
《劍橋中國文學史》與一般西方學者撰著的中國文學史不同，意在普及故不過分突顯學 術化；不按照歐美漢學界傳統的以文體（genre）作為文學史分類的依據來敍述，避免學 者專攻某個時代的某種文體而忽視了同時代其他文體的做法。他們以歷史主義者的身分
107 魏愛蓮：《晚明以降才女的書寫、閱讀與旅行》，上海：復旦大學，2016 年，頁 1。
108 李佳、曲景毅：〈書評〉，《漢學研究》，第二十九卷，第 2 期，2001 年，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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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撰寫文學史，盡可能地確定所有現象和事件在一個大的敍事過程中發生的時間和地點，
有點考據派，但亦富於理論色彩。109
《劍橋中國文學史》的撰寫過程並不將經典化看得過重，雖然認同經典的存 在，但編者認為編寫文學史是為了「理解這些偉大作家是如何出現的，亦即偉大 作家出現的社會條件和文學的語境110」，所以在描述文學歷史時，不是非常注重 作家個體，而是更關注某種當時的潮流。筆者認為這部文學史善於挖掘新的作家 作品，照顧到文學史中不曾被顧及的角落，大範圍地重新評判以往的個別作家及 其作品，提出新的思辯，也對過去文學史認為的文學價值進行重整。
以往的經驗，中國文人研究中國文學史通常很少顧及不同角度的眼界，但現 今全球多元文化的思維交互作用下，中西文學彼此影響已成為極其自然的結果。
本書在撰寫時因為讀者群的不同，所以要面對更多研究領域之外的英文讀者，使 他們能從頭到尾通讀，並引發其想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的興趣，提供了基本的敘述 架構，又融入與過去以文類區分不同的創新方法敘寫，以文學文化史的手法進行 描述。孫康宜在《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中文版序言中提到：
將「文學文化」看作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這不僅要包括批評批評（常常是針對過去的文 本），也包括多種文學研究成就、文學社團和選集編篡。這是一種比較新的思索文學史 的方式。其中一個關鍵是：為什麼有些作品（即使是在印刷文化之前的作品）能長久存 留下來，甚至成為經典之作，而其它大量的作品卻經常流失，或早已被世人遺忘？111
關於孫氏這番話，以未曾被提及的角度來看待作品的存留原因，重新思考作 品的遺失與保存間的相關性，過去的作品如何透過現今重建的形象，從非主流變 為主流乃至成為當時期的經典代表？孫康宜以下這段話談到了有關明清通俗小 說的接受歷程，其中點出了她的看法：
現代的讀者總以為明朝流行的主要文類是長篇通俗小說。如《三國志演藝》、《水滸傳》、
《西遊記》、《金瓶梅》等等，但事實上，如果我們去認真閱讀那個時代各種文學文化 的作品就會發現，當時小說並不那麼重要（至少還沒變得那麼重要），詩文依然是最主 流的文類。這些小說的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後來喜歡該文體的讀者們的提攜。112
故在撰寫文學史時，原始文獻的參考顯得相當重要，經過多年的流傳後，文 學作品如何被後世過濾，更該以謹慎的態度才能完整保留較為客觀的呈現。跳脫 以往中文讀者熟悉的文學史分期，以更廣的視角來重建中國文學史，翻轉既定的
109 李佳、曲景毅：〈書評〉，頁 339。
110 宇文所安：〈史中有史—從編輯劍橋中國文學史談起〉，《讀書》，2008 年，頁 22。
111 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下卷》，頁 3‐4。
112 孫康宜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下卷》，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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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且帶入西方文論的影響，探討更多樣的作品內涵。王萬象是這樣評價這套 文學史的：
此書主編孫康宜有其獨到的編撰觀點，她試圖打破現存的文學史編寫體例，為了讓讀者 能全面認識整體文學史的格局，兩位編者決定將兩卷的時間分野定於 1375 年，此舉乃與 其他國別文學史的開端大致相同，且能超出原有文學史分期格局的窠臼，以資體現新的 編寫理念。全書兩卷的卷頭均有主編的引言，闡明文學史書寫的相關理念，便於讀者了 解此書的體例、宗旨、分期和特點，書中亦附有多幅圖像，有助於閱讀理解，書末則附 有參考書目，可供進階研究之用。…這部文學史迥異於傳統的文學史，它是一部相當有 趣的文學文化史，編寫者將文學文化視為一有機整體，他們強調文學史上的文學現象和 文化潮流，卻不偏重介紹單一個別作家及其作品，並且特別注意文學接受史的內容及諸 多成因。孫氏提出文學文化史的文學史觀念，她認為中國文學史對中國文化而言，正是 一種精神世界的顯現，因此她重視文學的整體趨向，以及造成這種趨向的內在文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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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論述上的方法，作者在編寫時即希望以敘述性手法來處理，整部著 作最後呈現是一整個大範圍的故事，各章節間能夠銜接和連結是其中的重點，將 傳統文學史放大成為文學文化史，減少一般文學史中拿來當作範例的「經典化」
作品，重心從作家個體轉移至當時期產生的特殊文學現象，並沒有花很多的篇幅 在固定某一個作品上討論，而是加廣到那個時代的社會史觀。
李佳等人針對本書的內容談到以下看法，也明確指出了這本文學史獨有的編 撰眼光和意義：
瞭解一位詩人，不應該被過多所謂的文學史常識誤導，因為先驗的印象與近乎麻木的鈍 感，使得我們對於某些作品過於熟悉而陌生，合理的做法是通讀這位詩人以及他同時代 詩人的全部作品，通過比較來瞭解詩人的特點，從而將他放置在文學史中恰當的位置。
批判性的審視已經熟知的作家作品，是整部《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一大特點。該書的編 撰理念還表現在嘗試從一些新的角度增添補充文學史的書寫，使讀者更全面地了解文學 史的面貌，這主要體現在下卷當中。比如「說唱文學」獨闢一章（第五章），對西方文 學及其他作品的翻譯（第六章第四節），以及印刷文化與新媒介的到來對文學的影響，
這些內容往往被許多文學史「遺忘」或忽略。下卷的主編孫康宜批評以往文學史忽略明 清以後的文學創作，強調明代以後的文學的重要性，指出此期的文學在繼承傳統的同時 亦有創新。114
針對《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撰概念，孫氏曾提出一些主張：
113 王萬象：〈含「英」咀「華」：後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古典文學教學〉，《後全球化時代的語 文教育》，臺北：秀威，2011 年，頁 38。
114 李佳、曲景毅：〈書評〉，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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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注重接受史。比方說六朝文學家陶淵明，在他自己的那個時代，他所受的關注並 不大。事實上六朝時人們心目中的陶淵明就是一個隱士，作為一個詩人，他的地位並不 高。一直到差不多六百年後，陶淵明的地位才逐漸高起來。另外，印刷文化的因素也很 重要，譬如，在唐朝以前基本上沒有什麼印刷，都是手寫本，可是宋朝以後慢慢有了印 刷，到了明清的時候印刷業已十分發達，出版的書籍很多。這對於文學史是很重要的因 素。還有就是選集的選定也很重要，某個作家為什麼在當時被人忽視，原因很可能就是 選集裡沒有選他。如唐朝時的選集，杜甫的詩基本上沒有被選入，他那時並不重要，到 了五代，到了韋莊的選集中，杜甫才開始出現，而到明清時，杜甫就變得很重要了。115
她將文學文化看作一個整體，包含對古典書籍的批評、文學本身的研究、還 有作品編撰的選擇，更深一層分析中國文學歷史中的文本流傳過程，改變了對文 學的思索角度，這些都是本書具有其價值性的地方，顯現作品為何被留下、如何 被保存至今、又為什麼有些已經流失不復存在。
對於本書的分期，雖與一般文學史不同，但並非完全不採納其中值得仿造的 部分，不全面以朝代分割，也不可能不參照朝代間的關聯性，彼此是可以相互中 和、溝通的，她舉了一個例子說明這個觀點：「如從六朝、隋朝到唐朝初年，這 其實是一個具有連貫性的時代，因此，它們必須要放在一起，不可以分開討論」
116，以下有另一個舉例能解釋把文學史的各個朝代截然分開敘述是不太可取的：
如把宋朝一章寫完後才來寫金和元，最終會給讀者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宋朝結束後才 有金和元，但這是大錯特錯的。因為如果你真的看年代發生的時間，事實上金跟元初年，
跟南宋是同期的。中國還有些歷史學家忽略了金元，講到南宋時也就只講南宋了，也不 希望觸及金跟元。但是，既然它們都屬於同一時期，就必須把它們置於同一章中，而且
跟南宋是同期的。中國還有些歷史學家忽略了金元，講到南宋時也就只講南宋了，也不 希望觸及金跟元。但是，既然它們都屬於同一時期，就必須把它們置於同一章中，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