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文學史觀
關於文學史的寫作文體，筆者引用韋勒克．渥倫及雅可布遜．蒂尼亞諾夫的 兩段話，作為本節的開頭：
文學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發點是解釋和分析作品本身。無論怎麼說，畢竟只有作品能夠 判斷我們對作家的生平、社會環境及其文學創作的全過程所產生的興趣是否正確。然而，
奇怪的是，過去的文學史卻過分的關注文學的背景，對於作品本身的分析極不重視，反 而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對環境及背景的研究上。32
揭示文學史（或語言史）的內在規律，可以使我們確定各種文學體系（或語言學體系）
實際替代的特點，但是並不能解釋演變的速度，也不可能解釋當演變面臨幾種理論上可 能的演變途徑時，究竟選擇哪個方向。文學（或語言學）演變的內在規律只能給我們提 供一個不定的方程式，這個方程式可能有好幾種解法，當然其數量是有限的，但不一定 只有唯一的解法。如果不分析文學系列和其他社會系列的類比，就不可能解決方向或至 少是主要因素的具體選擇問題。33
自從出現了「文學史」的概念之後，其寫作手法推陳出新，在人們嘗試改變 自己對於過往歷史的思考方法時，就必須顧慮到諸多層面，該以什麼樣的觀察角 度敘述文學？其文學歷史該如何呈現？戴燕在《文學史的權力》中提到了中國最 早的文學史撰寫過程及後續影響：
林傳甲編寫了中國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教材。林傳甲的這部不折不扣的執行了《章程》
中有關文學研究規定的教材，充份表現出在文學學科設立初期，人們對這門新興學科的 範圍、內容和手段的認知，多少有些介乎中西、古今之間的搖擺和含糊：既要照顧被模 仿被吸取的西方學理，又要遷就傳統的中國學術思維的定勢。34
中國文學史的編寫正是在這種情形下起步的，文學學科的不確定性和「文學」作為語詞 存在的含意複雜的性質，對人們編寫中國文學史書無疑造成很大的影響，從早期出版的
32 韋勒克．渥倫：《文學理論》，上海：三聯，1984 年，頁 145。
33 雅可布遜．蒂尼亞諾夫：《俄蘇形式主義文論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9 年，頁 118。
34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2002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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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書中，因此比較難以看到明確的作者意旨，也很難看到簡潔的著作框架，一 讀之下，往往留下的似乎只是龐雜紛亂的印象。35
這兩段話都明確的指出了傳統文學史寫作的盲點和缺失，徹底西化和盲從舊 法都是需要檢討的因素，戴燕對於文學史內容的取捨也提出兩個標準：
一、儘管無論是理論上，還是閱讀大量文學史以及討論文學史「話語」之形成得出的經 驗，都在告訴我，必須拋開「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偏見，警惕種種後設的理論、原 則、標準，對不入主流的另類「文學史」的存在及其影響，尤其要給予充分的重視，但 是到今天，我不得不承認，理想與理想的達成畢竟相隔一段距離。
二、即使講二十世紀「文學史」主流，本來也可以選擇很多角度，利用更多的資料，而 我是將取材限定在署名中國文學史的著作範圍內的，這樣做，並非出於什麼特殊的原因，
只不過是把它們當成同一種類型的作品處理，能給討論帶來很多方便。36
因此若想創作一部成功的文學史，作者先要釐清何謂「文學」、要採用何種 分期法、以哪一個素材為主體等等，避免文學史的讀者與其收錄的作品無法產生 共鳴，而導致閱讀上紛亂繁雜的現象。
文學史理論隨著多元民族文化的發展、以及中西語境融合的現況推陳出新，
使得文學史的理論與實踐有了更多可能性的互動，開創文學史研究、寫作及閱讀 上的新格局。黨聖元指出文學史理論研究的問題意識應該包含的五大基本層面：
「一、文學史研究的對象、目的、方法以及核心範疇；二、文學史與人文學科其 他學科尤其是哲學、歷史的相關問題；三、中國文學史的理論體系與回歸民族性 問題；四、西方文藝理論的影響與回應問題；五、文學史的書寫和教學問題」
37，以上五點清楚的列出文學史中的關鍵點，也是將文學史觀作為方法論須注意 的地方，他也特別釐清所謂全球化對於文學史的影響：
伴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與西方式現代性侷限的逐漸顯現，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 到：全球化語境是影響當前及今後文學理論發展和走向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全球化 並不是西方化過程，在近年來學界的一些討論中，往往以彰顯地方性來回應全球化，以 地方性來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心，這仍然不免落入中西文化二元對立的固有模式中，並不 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當代文論缺乏原創性的現狀。38
在中西方時常相互挪用理論的現代，不該偏頗於特定的一邊，應做到充分溝 通、截長補短，將之以創新、完整化。陳國球曾說道：「『中西並重』的話說來
35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頁 8。
36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頁 12‐13。
37 黨聖元、夏靜：《文學史理論》，頁 5。
38 黨聖元、夏靜：《文學史理論》，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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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如何從傳統學術範圍中做出取捨，怎樣認識西方種 種『政』、『藝』，正是問題的關鍵。」39明確指出中西並用的困難度及其重點，
若能妥善處理相關癥結，想必作品的包容度會更高。
王鍾陵在其著作中就提到關於文學史整體性的三個層次：
一、就個別詩人、作家而言，要求對其全部的作品作客觀而全面的把握。
二、就一個時代而言，整體性要求有著兩個方面的規定性：
1、從橫向上說，對任何一個時代，我們不僅應該重點注意那些優秀作家，而且也應該注 意一些較為次要的作家，從而達到對一個時代文學史全貌的把握。
2、從縱向上說，整體性的要求在於我們不能跳越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文學時代既是 客觀的存在，它就都有自己在文學史上存在的權利，任何文學史家都無權抹掉一個文學 史時代。
三、就文學同政治、哲學、社會風習等各個方面的關係來說，整理性原則要求著一種更 大的綜合。40
評價或者編寫一部文學史，最重要的就是所呈現的文學歷史整體性，文學史 內容是讀者接觸一個文學背景最基本的形式，涵蓋的作者、作品及史料，都有其 影響力。
孫康宜從六朝詩歌中的抒情與描寫論證開始，到明清才女的詩歌經典重塑，
觸及傳統閱讀偏見的修正，以性別研究的立場觀點，探討女性的新定義，揭示今 日的女性主義已由「解構」男權演進到「重建」女性內在自覺的見解，以一種獨 特的角度剖析女性意識的變遷，由古至今、由西方至東方，探索多面向的文學，
嶄新的呈現性別文化。
晚明卻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擁有如此眾多女性作家以刻意的文學自覺，把自己的個人 經驗以見證歷史的方式表達出來的特殊時代。可以說，中國女作家從未在她們的作品中 如此關切過人類的戰爭與災難。換言之，在她們描寫苦難、逃亡、掙扎的過程中，她們 已重新建構出一種新『時代』的聲音，使其時代的複雜性更能為人所瞭解。41
從這個時期便已經發展出女性自覺的文學價值，自其作品中即可描繪出當時 的社會情況，以及女作家敏銳感受周遭所發生事物的影響，對於探究當代文化有 很大的幫助，不僅是辯證性別觀點，也補足了過往對女性意識紀錄的空白。
與現代人所想像的相反，傳統女詩人並沒有受到當時人的忽視。即使一般女人的社會地 位不高，但才女的文學地位卻是很高的（這與中國文人一向重才有關）。尤其明末以後，
39 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型態與文化政治》，頁 4。
40 王鍾陵：《文學史新方法論》，臺北：文史哲，2003 年，頁 14‐19。
41 孫康宜：《文學的聲音》，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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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出版事業的繁榮以及婦女閱讀能力的增長，不斷發行的各種女性文本成為極受歡迎 的熱門讀物。婦女詩詞的大量刊印不只是當時女性文學創作繁榮的具體反映，而且也成 了促使其 更加進步的動力。不幸的是，關於這樣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目前通行的文學 史卻隻字不提。這是因為一般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普遍地忽視了明清兩朝的詩詞，而中 國女詩人卻偏偏在明清兩朝表現了空前的文學成就。42
故她以此為出發點，希望建構出與過往不同的文學史，並期望本書的編排不 只是歷史材料，而是可以讓讀者當作小說一般簡單且易吸收的閱讀。
葉漢明教授也對性別的歷史概念和研究方法演變做了清楚的區分，並提出了 較為妥適的運用方向，使得理論的提出能更有依據：
今天兩地的婦女史家均提倡婦女史與性別史並進，並指出中國和華人女性主體的多元建 構性、流動性和複雜性，以及性別與階級、種族或其他社會關係間互動的可能。可預見 的是，社會性別的概念將刺激大陸學者對中國民族主義和現代性的反思，後殖民理論則 可繼續用以分析香港的殖民主義現代性與中國傳統父權文化間的互動。我們還得「賦性 別關係以歷史性」，來檢驗宏觀理論的適切性，並對歷史有更全面的認識。43
孫康宜以這些觀點為核心意識，將文學作品及歷史等等，融入中西方的性別 論點，太過於偏頗即給予修正，用較為平等、客觀的立場，解讀過往已有刻板印
孫康宜以這些觀點為核心意識，將文學作品及歷史等等，融入中西方的性別 論點，太過於偏頗即給予修正，用較為平等、客觀的立場，解讀過往已有刻板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