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性別研究
所謂性別研究意即不以習慣的研究角度為必然，從女性自身經驗為起點，反 思、詮釋及重構日常生活處境種種制度及價值觀念，以彰顯出性別角色與性別差 異，說明並非單由生物性因素所影響。且「性別」並非恆久不變的定義，乃是個 人按社會價值標準，不斷建構展現的行為過程，故此種研究即渴望透過不同的立 場，突破以往舊有的觀念，發掘出新的成果。
在傳統的社會中，由於意識形態所造成的牽制是很普遍的，而性別的身份形 成與意識形態的關係更為緊密，女性成為一種「他者」的身份，是男性的他者，
不僅有別於男性，而且相對而言，地位較為低下且受到排斥，當然，要做到性別 中立並非容易之事，但對性別角色的轉換是有可能的，只是因為慣性的侷限，使 得這有一定的難度，心理差異產生了對作家性別對比性的欣賞，無法達到跨越性 別的客觀闡釋。
中國傳統讀者在閱讀女性詩人的作品時，卻又走到另一個極端。與解讀男性作品有別，
他們幾乎總是千篇一律地把女性詩歌看成是作者的「自傳」，完全否認了女作者也有虛 構詩中「角色」或代言人的自由。這種讀詩的方式無形間製造了許多有關「作者」的爭 論。傳統的閱讀法除了對「作者」問題產生不必要的爭論之外，還導致了許多對女詩人 不公平的道德判斷。這是因為一般的論詩者常出於衛道的目的，對撰寫情詩的女作家持 苛刻的批評態度，以為詩中所描寫的戀情即為作者本身的真實自白。57
一般傳統讀者以為，男性文人的情詩大多是政治隱喻，因此詩中所描寫的愛情常常是「言 在於此，意在於彼」；反之，女性作者的情詩，則因大多與政治寓意無關，常被讀成是 直抒真情的自傳詩。這種閱讀成見很大程度受到作者本人寫作習慣的影響：因為男性作 家常藉著「男女君臣」的比喻和「美人香草」的意象來寫情詩，所以他們也用同樣的託 喻策略來解讀別人的詩歌。同理由於樂府民歌中的「女子」總是毫不猶豫地表達內心的 愛與慾，後來的女詩人就常常撰寫直抒其情的自傳詩。58
大部分男性作家的作品若提及虛構的「女性角色」，歷來都被解釋為是通過 虛構的女性聲音，託喻自身的情感表達，這些手法可視為託喻美學所產生的面具 形象，透過情詩或政治詩的「表演」，通過詩中女性角色的表述，達到自我的部 分掩飾和內在的真實表現。這類型的詩歌使作者在鑄造「性別面具」的同時，可 以藉著客觀、具藝術性的方法擺脫政治困境，能夠公開而無懼的表示內心隱藏的 政治情懷，也讓男性文人無形中進入性別置換與移情的過程，不僅宣洩心中的想 法，也能投入女性的角色立場。
57 孫康宜：《文學的聲音》，頁 6‐7。
58 孫康宜：《文學的聲音》，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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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女性詩人從未建立過「性別面具」的形象，由於生活及傳統的侷限，
寫作的題材範圍也比較少，導致當讀者面對一個女性作家的詩作時，往往視為作 者本人的自傳，不會有太多的想像空間，也不會以「虛構」的方向去揣摩心境，
一切都被傳統看法所規範，在解讀上很難有所進展。一些女性作家企圖模仿男性 風格，但最終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她們大多是不滿足現實的壓抑，羨慕 男子在社會中擁有的權利，畢竟再有才華，因為性別的拘束，還是無法享受到金 榜題名時的榮耀，在長期的隱忍中，只能移情於寫作，希望能從中找到心情的寄 託。
她從明清婦女劇作的情慾想像的角度，探討性別、書寫與互動關係，她指出，明清女戲 曲家藉由夢、畫、仙、戲、笑謔、變裝等寫作手法，在真實與想像之間架起一座橋樑，
通過文字砌起的虛構世界，我們可以聽到女性心裡真正的聲音，看到她們的「心理真實」。
在此同時，她認為明清婦女戲曲作為主要的寫實題材，反映的是在一個急遽變動社會中 女性與主流文化價值的關係。59
傳統文學中的模式與創作和性別的社會處境有著緊密的關係，這些作品表現 出不同的「扭曲」人格，除了代表男性文人對統治者無能的依靠之外，也象徵女 性對自身存在感的不滿，必須重新評價其中的價值，才能正確的定位關於作品中 性別詮釋的走向。
要跳脫刻板的解讀觀念，必須將西方的性別理論和東方傳統思想加以融合，
把適合的論點運用在作品分析上，以更客觀的方式看待女性文人的作品，理解其 真實意義，屏除含有偏見的扭曲說法，開拓作品不同意涵的可能性。
透過意識的提升，女性學者開始質疑與解構男性中心的知識與價值，逐步認同女性價值 與世界觀。意識也指涉對自己行動本身的一種反思，以及對於因同時從事學術研究與認 同政治行動之間而生的衝突的敏感度，並不斷尋求實踐認同的各種可能性。意識是發展 性的，它會隨著自我意識的覺醒和敏銳度的增強而改變，逐漸轉換成主體實踐的力量。
要以另一種切入角度看待性別研究的範疇，必須增加自我意識的強度，擁有 廣闊的眼界，具備身份認同的心理，將女性主義真正落實，採用相應對的策略，
提供更客觀的性別角色論點。陳佩英在其研究中指出：「『身份認同』具有兩種 意義，一個是涉及個人的社會身份，與個人的專業和工作倫理相關的一種認同；
另一個是動態的認同行動，源自於個人行動相互印證的結果。」60即以不同方式 養成對自我的理解，並將之應用於研究或是學術成果中。
59 羅久蓉：《婦女與文化》，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6 年，頁 4。
60 陳佩英：〈意識與行動－臺灣婦女/性別研究建制化歷程之探討〉，《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 研究》，2004 年，第 20 期，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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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主義覺醒的過程當中，很多學者在不同的時間點上體會到認同的改變，
這是一種發展的現象，隱藏於成長的脈絡中，在某些重要的時刻才會浮現，進而 進行價值的轉化，以持續性的投入和參與來落實新的世界觀。
今日我們重看莎孚，對文化研究本身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既有糾正既定理論的作用，也 有開拓後現代視野的好處。從留下的文字斷片中，莎孚一直向我們顯示：詩歌的寫作並 不是一個如何在辭彙上下功夫的問題，只要一個人有表達自己內心感情的慾望，不論是 男是女都能寫出簡樸而動人的詩歌。61
才德之辯仍然是明清文化上攸攸眾口之所繫，只要有人談起閨秀作家或婦教問題，就不 可能不提起。清代這種現象尤其明顯，有關婦女文學與社會地位的爭執故而層出不窮。
打開一部中國閨秀詩史，我們發現明人清人在討論「女性」問題時，雖然語言仍然不出 舊套，但說詞的意涵卻變得很詭譎：讀者若心念唐代校書、明代「才女」或清代的閨秀 詩媛，就會發現不論重德輕才或重才輕德都會大大改變婦女的形象。62
此二段都顯示出孫康宜對女性立場的重視，在性別關係已逐漸成為慣性不平 等的秩序時，透過不斷的澄清、研討，發掘出作品的另一個面貌。一般來說，研 究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或由女性作家創作的作品，以及在該作品中所體現的女 性意識，男性學者的解讀和分析有時常會令人感到無法說到重要意涵，因為他們 畢竟沒有女性人物的體驗、情感和特殊感受，而女性學者這方面就顯示了長處，
她們的解讀，則往往可以由表及裡，把問題說清楚。孫康宜正是從這一有利條件 出發，不把女性當作「特殊化」處理，以同樣的水平來看待不同性別作家的成果，
從中衍生出另一種可能的審美觀，不刻意將文學詮釋「男性化」，加以「和而不 同」的態度，克服性別的障礙，摒除因舊有論點而養成的成見，提升文學意識的 價值。
孫康宜還發現了一個現象，稱之為「男女雙性」，即所謂的「性超越現象」。
在中國明清時期的文人中，男性文人普遍發展著女性化的口吻，而女性文人則表 現出男性化的傾向，前者是因為男性文人對才女的認同，特別對薄命的女子有一 種懷才不遇的認同感，致使他們從這些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這就自然而然在 其創作的作品中表現出了女性化的傾向；後者則是女性文人的生活藝術化和對俗 世的超越性表現，她們喜好吟詩填詞、琴棋書畫，與男性文人一樣強調寫作的自 發性和消閒性，同樣講究作品的自然性、非功利和互相酬唱等等……，這是中國 明清時期文壇一種非常特殊的現象。
明清文人的清的美學自然的對當時才女的自我肯定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她們開始意識到，
女性本身就有詩的特質。但有趣的是，正當男性文人廣泛的崇尚女性詩歌之時，女詩人
61 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頁 195。
62 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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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紛紛的表現出一種文人化的趨向，無論在生活的價值取向上或是寫作的方式上，她們 都希望與男性文人認同，企圖從太過於女性化的環境中擺脫出來。63
孫康宜強調，西方的理論必須結合到中國研究中，而中國研究必須用來產生 基礎性的社會性別理論，關於性別批評的轉化是一種雙向的交流，西方和亞洲並 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會互相增強。孫康宜曾說：「明清女詩人並不完全依靠男
孫康宜強調，西方的理論必須結合到中國研究中，而中國研究必須用來產生 基礎性的社會性別理論，關於性別批評的轉化是一種雙向的交流，西方和亞洲並 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會互相增強。孫康宜曾說：「明清女詩人並不完全依靠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