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孫康宜的中西詩學觀
第一節 時空的重疊及比較
袁鶴翔討論過中西比較文學的範籌與目的，他指出：
中西比較文學是一門專門學問，以中西文學為研究對象，從文學的性質、觀念、有限度 的背景、發展演變的歷史、批評理論、文學主題、種類等方面來作慎重的比較或討論；
其目的不在『求同』也不在『求異』，而是把中西文學作品當作整個人類思想演進史中不 可少的一部份來看，藉此以求增進中西兩個世界相互的深切了解和認識。151
王萬象針對比較文學美國學派的奠基者韋勒克，提出的文學比較方法觀點中，
需要注意的部分：
他強調打破語種界限的個別文學，並試圖將文學作品置於其他學科的關係脈絡裏去解讀，
同時他也認為比較文學研究不能脫離「文學性」（literariness）而存在，應該將文學文 本置於中心來考察探究，美學價值才 是文學批評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是我們對文學作 品的理解、闡釋和傳播之重心所在。韋氏強烈反對法國學派過份強調事實主義，只關注 文學作品之外的東西，他嚴加撻伐這種類似文學對外貿易的研究，此一研究方法即是「把 文學的研究對象定位在作品的興亡史，……，是外在資料的彙集，沒有文學內在本質的 了解，是屬於文學作品的社會學。」在這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術報告中，韋勒克首先 指出比較文學一直處於永久的危機狀態中，其最嚴重的危機乃在於無明確的研究主題與 具體的研究方法，在他看來，比較文學歷時久長的危機症狀便是：「人為地劃分題材與方 法，機械地理解來源與影響，受文化民族主義支配的動機。」韋勒克相信「真正的文學 研究關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實，而是價值和質量，」因為自始至終「文學研究像藝術本身 一樣，成為一種想像的活動，從而也成為人類最高價值的保存者和創造者。」我們不應 該孤立地研究文學，我們不應該把不同語種的文學局限在各自語種的科目中來研究，應
151 袁鶴翔：〈中西比較文學定義的探討〉，《中外文學》，第四卷，第 3 期，1975 年，頁 47‐48。
62
該打破其間的國界疆域，而在比較的視野融合之中，才能真正作到誇語際跨文化的文學 交流匯通。152
談論「中西文學」，除了文化背景空間不同之外，尚有「古典」及「現代」
的差異需顧慮，用什麼方法將不一樣的時空客觀重疊並進行相異處的比較，筆者 覺得是門高深的學問，不能顧此失彼、也不能偏袒任一時間或空間的文學文化、
更不能只針對某一文體的作品呈現就斷言當時代的社會狀況，「時」與「空」皆 要納入考量範圍，以「詩」這個文類來舉例，張雙英就提出了研究詩學時需考慮 到的各種面向：
在論述上面有關「宋詩」的特色時，雖然筆者儘量把焦點集中在「詩」上，但是為了能 夠在說明時做比較周延的觀照，卻也往往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必須觸及到許多「詩」
以外的要素。譬如：詩人、詩論、思潮、時代、環境……等等。這一情況說明了：「詩」
是無法被孤立起來單獨討論的；因為「詩」既然是詩人所寫的，當然必無法與詩人的思 想、感情、語言習慣、學識經驗、和其活動的環境與時代等截然劃開。所以當我們想瞭 解「詩」的性質、意涵、風格與意義時，雖然不必要把討論的範圍放得太大，但是對於 與「詩」有直接、或者較近的一些因素，也必須將他們納入考量才行。153
因此，任何一種文類的解析，都需要做有周全的探討，方能將其價值在解讀 的過程中完整顯現，但並不指單利用某一種研究方法，或某一種主義思想，在文 體的流變中，東西方的學術型態和主流思潮，都可能影響分析文本的結果，故跨 越既定模式的多元理論，就相對重要，在這方面，顧明棟談到了自己的看法：
中西研究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知性心態和學術習慣：即不管西方目的論模式和概念框架 是否適用於中國資料，也不管研究資料所產生的歷史和文化語境，研究者有意識或無意 識地照單全收。一些遠見卓識的中國思想家與筆者持同樣的看法，李澤厚和汪暉是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兩位，他們都已就如何處理中西知識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李澤 厚在與筆者的交談中多次批評 1919 年以後中國學界的主流趨勢—很多人採用簡單的拿 來主義，把西方理論生硬套用來研究中國的資料，結果丟失了對中國文化特徵的把握。154
筆者對這段話有很深的感悟，若我們研究時太過依附其中一種理論學說，容 易讓最後的成果失去其原有的特色，變成某一特定論點的表演者而已，要論及美
152 王萬象：〈余寶琳的比較文學方法論〉，《第四屆文學與資訊學術研討會會前論文集》，2008 年，頁 71‐72。
153 張雙英：《西方視域下的字源語文與文學文化》，新北：學生，2013 年，頁 102。
154 顧明棟：《漢學主義：東方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替代理論》，北京：商務，2015 年，頁 17。
63
國漢學家如何看待中國文學，怎麼從古典和現代的拉扯中、西方與東方的比較下，
找到文學文化間的平衡點，就得談到孫康宜對周蕾的敘述和她自己的看法：
讓我們從周蕾所謂「對他者物戀化」的文化現象說起。在她的近著《婦女與中國現代性：
東西方之間閱讀性》中，周蕾特別提出西方人如何把「傳統」中國看成「他者」的問題。
她認為西方人是以「物戀」的方式來研究「傳統」中國文化的—在他們的心目中，最值 得迷戀的就是「傳統」中國所代表的尚未西化的「純粹」中國性，因此他們執迷對於古 典的美化。從周蕾的觀點看來，諸如貝特魯奇所導演的《末代皇帝》以及克莉絲特娃的
《關於中國婦女》一書都是這種迷戀「他者」的跨文化產物，它們所呈現的不是真正的 中國，而是對「中國」的「物戀化想象」。周蕾以為許多西方人之所以蔑視「現代」中 國文化，主要因為那是一個已經被西化、被現代化了的中國—換言之，那是被認為喪失 了「純粹中國性」、被西方霸權「肢解」了的複雜主體。所以周蕾說，「漢學家在對中 國傳統和中國本色執迷之中，缺乏的卻是對現代中國人民的經歷的興趣」。155
我認為美國漢學界從一開始之所以偏重於古典的研究，並不完全出於對「他者」的迷戀。
而它之所以忽視現代文學的研究，也不意味著缺乏對「他者」的迷戀，因為任何研究項 目都有被「他者化」的可能。其實真正的關鍵在於文學本身所強調的「經典」准則問題：
當現代文學的批評准則正在形成、尚未定型之際，早期的漢學家只能研究傳統的「經典 之作」。156
周英雄教授也談到相關論點，他將文學的時空比較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實證分析的方法，我們把文本視為內緣本質的系統，又名文本性，與歷史的脈 絡或背景沒有必然關聯，而形式主義研究文學的文學性，即是這種方法的一個例證。第 二類方法，也就是歷史與詮釋的方法，從語用的觀點而言，文本提供的是一個必要條件，
讓我們得以透過文本而與過去、將來，或與他人、 他物、他事接軌。第三類是方法屬於 所謂的批判方法，它視文本為一個空間，因主體(如作者或讀者)發言或閱讀位置的不同，
而這個空間也因而充滿了宰制與抗拒。阿諾德（Matthew Arnold）把嚴肅的文學視為試 金石，而伊格頓（Terry Eagleton）將新批評等同於資產階級的自我延續機制，應用的 似乎都是這第三類方法。近年文化研究把文本視為抗拒的空間，應用的也正是這種方法。
157
155 孫康宜：〈「古典」或者「現代」：美國漢學家如何看中國文學〉，《中國學術期刊》，2004 年，頁 116。
156 孫康宜：〈「古典」或者「現代」：美國漢學家如何看中國文學〉，頁 117。
157 周英雄：《方法：文學的路》，張漢良編著，臺北：臺大，2002 年，頁 323。
64
其實研究文學必須抱持著文史不分的態度，這牽涉到後現代的文化現象，「文 字流」與「時間流」之間的配合，時間的流動本來就沒所謂起點終點，在不停止 的流變當中，唯有靠文字將之固定、記錄，以文字影響讀者的意識，也在變化的 過程中保留其中的片段。
文學與文化的時空交錯，孫康宜提出了詳細的例子，由此可看出，關注「現 代」時，不能忽略潛在的「傳統」資源，研究「理性」思維時，不能不注意隱含 的「感性」可能：
當時六朝詩的研究在美國漢學界才剛剛起步，可以參考和借鑒的資料非常少，而傳統文 人在討論六朝詩歌時，常常喜歡用「浮華」和「綺靡」等待有價值判斷的字眼，以至於 往往成為一種泛泛之論。美國文學批評界六七十年代曾特別專注於情感的「表現」問題，
到八零年代，可以說是對此前思潮的一種反應，又特別熱衷於「描寫理論」的探討。現 代人說的「表現」其實就是中國古代人常說的「抒情」。於是，我把「表現」與「描寫」
當作兩個對立又互補的概念來討論，可以說，一方面配合美國當代文化思潮的研究；另 一方面也利用研究六朝詩的機會，對中國古典詩中有關這兩個詩歌寫作構成因素進行仔 細分析，藉此給古典詩歌賦予現代的闡釋。158
她在抒情與描寫的探討中找到二者間的關聯，也挖掘出另一種文學解讀的論 點，無論是哪兩種對立的觀點、立場，必有其相接且能彼此補白的特色，在恆久 長遠的時間流中，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些保存的文字作品時，除了謹慎的心態外，
還需有宏大平等的眼界，才能讓文本價值更有意義的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