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貿整合機制的路線之爭

因為受到 EU 與 NAFTA 的經濟整合效應所震撼，帶動了東亞自 1990 年代開 始的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在冷戰時期，日本作為亞洲經濟發展的前段班，以「雁 行模式」帶動了亞洲四小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開發，因而理所當然的被 認為是亞洲經濟整合的領導者；但後起之秀的中國透過改革開放累積了強勁的經 濟實力，加上面對區域經濟整合的態度，中國遠比日本來得主動與積極，而被視 作能與日本競爭區域經濟領導者的國家。這導致東協成為日中競爭區域經濟領導 權下，必然得爭取的腳色。在促進經濟整合這個大目標下，日本和中國具有一致 立場，希望能進一步建立涵蓋廣泛範圍的東亞多邊經濟合作機制，以降低經濟交 易成本，促進本國經貿利益。故在區域經濟整合層面，日本和中國既彼此競爭，

卻又有多處合作，構成了複雜的競合關係。此種競合關係體現在東亞區域經濟整 合機制的多重性上，包括日中的 ASEAN+1 競爭、 APT 與 EAS 之間的抗衡與合作。

日本和中國的 ASEAN+1 競爭起始於中國與東協的 FTA 簽署。2002 年的中國

─東協高峰會上，中國和東協率先簽屬「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 定在 2010 年建立 ACFTA 後，東協選擇中國優先簽訂 FTA 一事，明顯讓長期與東 協各國有強烈經濟聯繫，對東協有特別戰略意識的日本感到緊張。日本之所以在 與東協簽訂 FTA 上落於中國之後，原因之一是在此之前日本強調的是雙邊 FTA，

並沒有將東協視作一個整體推廣多邊 FTA 的意思；另一原因則是因為日本國內的 農業部門對政府造成的壓力相當大，導致 FTA 停滯不前(寺田貴，2013：57、中華 歐亞基金會，2006：145)。日本一向是個在對外政策上偏向消極的國家，在經貿整 合議題上，也是由於中國與東協的合作帶給日本衝擊，擔憂和東協的關係會因此

受損，也希望不要因高關稅而被排拒在東協市場外，日本才被迫迅速回應。以日 星 EPA 作為開端，日本積極地與東協多個成員國簽訂雙邊 FTA，並在 2008 年達成 AJCEP 的簽署，從雙邊主義的「線」轉向多邊主義「面」的經濟合作，避免日本 在東亞經濟整合過程中落後於中國(武井泉、國松麻季，2011、高少凡、李文堂，

2011)。

日本的快速回應，被視為是日本對於中國在區域影響力的追趕與反制行動，

導致反過來又對中國帶來了衝擊。中國的區域經濟整合目的除了透過睦鄰外交概 念消除東協對中國的疑慮外，更在於希望擴大中國在東亞的腳色，甚至是全球戰 略的高度，期待透過與東亞國家的合作，增加政治影響力，好把美國的勢力從東 亞推出(中華歐亞基金會，2006：149、高少凡、李文堂，2011)。日本自小泉內閣 提出雙邊 FTA 開始，目的明顯只有一個：抗衡中國，以維持日本在東亞的經濟領 導地位。這點也可在日本從消極轉向積極整合後，開始想扮演東亞 FTA 樞紐腳色 中看出。在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領導腳色的戰略性競賽中，擁有龐大市場、資源、

人力，以及政治力量的東協，自然被視做具有優勢地位的腳色，才使日中先後爭 取與東協建立多邊 FTA 關係(Jian，2003)。

比起 WTO 模式的固定性，各國在規劃 FTA 內容時有更高自主性，這也加深 了日中競爭的動力。日本因為受制於分散的政治體制與國內農業部門的遊說壓力，

無法像中國一樣簽訂農業早期收穫清單；加上中國因為發展程度不如日本，對自 由化程度的要求也比日本低，對於東協是相對有利的條件。故東協對兩國的印象 停留在「輕鬆的中國、嚴格的日本」，而間接地使中國在與東協簽訂 FTA 的過程中 率先勝出(寺田貴，2013：103)。

日中的 ASEAN+1 競爭，事實上促成了區域經濟制度的規範塑造，是東亞區域 經濟整合重要的里程碑(寺田貴，2013：93)。然而，不管是金融議題難以談攏的 AJCEP，或是貨貿自由化程度也不高的 ACFTA，都可看出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內容 的侷限性，短期內要超越純粹的功能性合作仍相當困難(Corning，2009)。

日本和中國的區域經濟整合並非全然只有上述的競爭關係存在，ASEAN+3 與 後續一路發展到 EAS 的區域整合機制中，日中之間除了競爭也存在合作行為。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帶給亞洲國家的經濟衝擊之一，便是讓東北亞和東南亞國家之 間認知到彼此的緊密經濟聯繫，「東亞」的概念於焉誕生。加上各國對美國援助的 失望，東亞各國順勢展開區域經濟合作，以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經濟危機，合作 的兩大方向分別是建立區域合作機制與倡議簽訂 FTA(葉長城，2015)。1997 年以 東協為中心，與中、日、韓三國舉辦首次 APT 的非正式會議，並於 1999 年正式啟 APT(Hastiadi，2015)。對日中兩國來說，APT 做為區域經濟制度建立之後，不僅 將締造龐大市場、加強兩國對東協的 FDI，更能期待中國的高速經濟成長帶動整體 東協經濟發展，循環地擴大日中出口機會，讓雙方均能從中獲利。更甚者，APT 能夠產生骨牌效應，進而產生更大的區域經濟合作機會，從區域經濟整合中獲益，

並協助成員國跟上全球化的腳步，維持東亞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Kwan & Qiu，

2010)。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發達國家傾向於在多邊 FTA 下，和本來就關係緊密的 經濟體建立次區域經貿聯盟，故 APT 的建立在從此層面來說，便能夠強化日中之

105 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APT 相當重視東亞區域的金融整合和合作。2000 年為了強化因應短 期貨幣流通性問題的能力，APT 財長會議(ASEAN Plus Three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AFMM+3) 通過「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希望透過雙邊貨幣制度的建立，提供區域金融市場 一個穩定金融機制。進一步地，為了設立東亞區域債券市場，2003 年 AFMM+3 再提出「亞洲債券 市場倡議」(Asian Bond Market Initiative, ABMI)。2004 年通過「清邁機制的多邊化」(The

Multilaterisation of CMI, CMIM）倡議，目的在改良現有架構，強化 CMI 機制，以應對貨幣流通帶 來的問題。

間的貿易與投資連結，加深彼此的經濟合作關係(Thi Nguyet Anh Nguyen & Thi Hong Hanh Pham & Thomas Vallee，2015)。

因此，即便傾向與東協各國發展雙邊關係的日本並不樂意加入 APT，為了獲 取區域經濟利益，並制止中國在東協的戰略性發展，日本不得不選擇參與(Aslam，

2009)。然而，APT 的最大缺陷在於它被視作一個具排他性的機制外，還擁有東亞 區域制度都有的問題，即欠缺具體而明確的建制內容與執行力，這也導致 APT 在 日中合作的面向外，也同時成為日中兩國對東協展現參與多邊機制誠意與負責任 形象的社交場域，實際上就是日本和中國用來競爭東南亞經濟領導權的制度，象 徵意義遠大於實質意義(Simon，2008、高少凡、李文堂，2011)。

以 APT 做為開端，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機制開始向外擴大發展，盡可能的包容 所有東亞國家，因而形成多重層次的區域經濟整合。由於擔任機制核心腳色的是 東協，故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機制又被稱作「ASEAN+的軸輻系統」。東協陸續在 2009 年與紐澳(ASEAN Australia New Zealand FTA, AANZFTA)、印度(ASEAN–India Free Trade Area, AIFTA)分別簽署 FTA 後，ASEAN+1 一口氣擴張成五個雙邊合作機制，

APT 是否應向外擴張、應如何擴張，以建立一個更廣泛的區域經濟整合制度，變 成為東亞各國注目的焦點，也成為日本和中國在區域經濟領導權競爭的主戰場。

例如，Batra 便認為日中韓三國與印度的經貿互動較高，效率高、整合成本較低，

基於市場性主導提出 ASEAN+4 應作為未來東亞區域整合的基礎(Batra，2007)。比 起 ASEAN+4，日本所提倡的 ASEAN+6 和中國堅持的 APT 之間的抉擇，才是區 域經濟機制未來發展模式的重心。其中納入印、澳、紐三國的 ASEAN+6 在 2005 年順利發展成新的常態區域機制「東亞高峰會」(EAS)。

EAS 的成立，日本是最主要的推手。由於 APT 明顯的由經濟影響力持續擴大 的中國占據主要位置，日本擔心 APT 不只可能讓日本的經濟腳色被邊緣化，更無 法只靠自己的力量制衡中國的崛起。故當 EAS 被提出時，為了避免中國利用 EAS 繼續主導東亞經濟整合，日本積極推動 EAS 規模的擴大並提出 CEPEA 用以取代

中國提倡的 EAFTA，藉此將價值觀相近、同為美國盟友的民主國家紐、澳、印拉 入東亞整合機制，謀求分散中國在機制中的權力獨霸。除此之外，日本也希望透 過 EAS 帶給日本更多經貿利益，包括成長中的印度經濟、澳洲的天然資源、促進 日本關心的智財權服務貿易的自由化等。總的來說，日本將區域經濟整合機制一 再擴張的主要原因，來自日本企圖對區域影響力不斷成長的中國進行制衡的反應 (高少凡、李文堂，2011、Corning，2011、Teh，2011)。相對的，中國希望 EAS 只 是強化版的 APT，維持「東亞」的本質，並由東協領導整合進成，避免紐澳印瓜 分中國的影響力，造成區域權力重心從東亞偏移到亞太區域。因此 EAS 由中國支 持的馬來西亞初倡議時，並沒有接納紐澳印三國的打算，卻因為馬來西亞以外的 東協成員國以及日本對中國區域霸權的畏懼，而敗於日本主張的擴大版 EAS。也 由於日中對於 EAS 會員國問題難以達成共識，最終形成 APT 和 EAS 獨立、平行 共存的折衷方案。

日本和中國各自主張 EAS 與 APT 做為區域經濟整合基石的根本原因，事實上 是雙方針對區域主義本質的競爭。日本一向主張「開放式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也是較為偏向美國在 APEC 機制下的「亞太主義」(Asia-Pacificism)，

日本認為亞太主義才能維持由美國所領導的區域秩序框架，而日本在其中所扮演 的是協助推廣美國亞太主義的腳色(Terada，2010)。希望排除美國的中國，以及希 望維持東協在區域整合機制的中心性的東協，則是「東亞主義」(East-Asianism)的

日本認為亞太主義才能維持由美國所領導的區域秩序框架，而日本在其中所扮演 的是協助推廣美國亞太主義的腳色(Terada，2010)。希望排除美國的中國，以及希 望維持東協在區域整合機制的中心性的東協，則是「東亞主義」(East-Asianis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