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黨時期：非傳統安全與 FTA 初始(2002-2009)

壹、 安全保障

1997 年的橋本主義象徵後冷戰時期的日本有意擴大本身在東南亞的腳色，從 單純的經貿往來擴展到強化政治，甚至是安全方面的腳色(Lam，2000: 257)。有鑑 於二戰侵略歷史給東南亞曾蒙上的陰影，日本在與東協進行軍事安全層面的交流 時相當謹慎，採取漸進方式與東協建立對話機制。包括首相、外交和國防高層官 員、研究單位、留學生與軍事部隊等的雙邊互訪，以及參與 ARF、APEC、亞歐會 議(Asia-European Meeting, ASEM)等區域多邊安全對話機制。2001 年的東協擴大外 相會議中，日本外相田中真紀子便表示：「日本對東協在促進亞洲和平與繁榮的腳 色給予高度評價，將持續與東協合作……希望日本與東協的合作關係能擴展政治、

安全保障、軍備管理與裁軍、社會和文化到各個層面。」小泉也在甫上任不久的 日本─東協高峰會上表示「日本重視東協的政策不會改變。」由小泉時期開始更加 頻繁的與東協互動，可以看出日本欲加深雙邊關係的明顯企圖，以及日本對東協 腳色的期待。

在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期間(2001-2006)，日本對東協的安全政策除了延續福 田主義以來的既有政策方向外，也產生了若干重要改變，以進一步追求政治與軍 事腳色的強化、因應國際安全環境轉變，並開始有意抗衡中國。

2002 年小泉於東南亞五國訪問的終點站新加坡發表演說「東亞中的日本與東

協─追求率直的夥伴關係─」(東アジアの中の日本と ASEAN－率直なパートナー 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被視作一個 雙邊關係上的重要突破(喬林生，2006：214)。透過東京宣言的發表與加入 TAC，

日本消除了東協國家對日本政策意圖的部分疑慮，使其成功地與東協建立更加緊 直な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を求めて－」〉，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4/ekoi_0114.html，

2002/1/14。

18 原文為「二十一世紀において日本と ASEAN は「率直なパートナー」として、「共に歩み共に 言〉，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3/12/12sengen.html，2003/12/12。東京會議也是東 協首次在非東協成員國內舉辦的高峰會，因此被認為反映了與日本關係緊密程度。

21 〈日本・ASEAN 行動計画（意義と概要）〉，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sean_03/keikaku.html，2003/12/15。

22 包括法治、人權的擁護與促進、公平且民主的環境、尊重亞洲價值和傳統。

的反應相當快速，「反恐特別措施法」(テロ対策特別措置法)的迅速通過，不僅支 援了美國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反恐戰爭，更促進美國亞洲軸輻同盟框架下日本與 東協的反恐合作(五百旗頭真，2014：262、江秉倫，2007)。東協成員國中如印尼、

菲律賓與馬來西亞均面臨國內伊斯蘭恐怖組織的國安威脅，故日本和東協在反恐 議題上遂達成利益一致。2002 年第八屆東協高峰會時通過的「東協反恐宣言」

(Declaration on Terrorism by the 8th ASEAN Summit Phnom Penh, 3 November 2002)²³中，東協表態追求與包含日本在內的區域各國的反恐合作。東協期待日本 ASEAN 共同宣言)；並在 2006 年舉辦了首次的「日本─東協反恐對話」(日・ASEAN テロ対策対話)。具體政策的協助上，日本除了透過日─東協整合基金(Japan-ASEAN Integration Fund, JAIF)提供反恐計畫資金外，亦透過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提供 ODA 的方式協助東協國家在包含國境 管理、航空保安、海關合作、出口管理、警察與執法機關等多個層面的能力建構

23 〈Declaration on Terrorism by the 8th ASEAN Summit Phnom Penh, 3 November 2002〉，

http://asean.org/?static_post=declaration-on-terrorism-by-the-8th-asean-summit-phnom-penh-3-november -2002，2002/11/3。

24 〈日・フィリピン首脳会談（概要）〉，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isa02/philip_gh.html，

2003/1/10。同年 12 月菲律賓艾若育總統訪日時也發表以反恐為中心的安保合作方案「平和と安定 のためのミンダナオ支援パッケージ」。

25 〈日・マレイシア首脳会談（概要）〉，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isa02/malaysia_g.html，2003/1/11。

26 〈日・インドネシア首脳会談（概要）〉，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isa02/indonesia_g.html，2003/1/12。

27 〈日・シンガポール首脳会談（概要）〉，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isa02/singapore_g.html，2003/1/13。

與人才訓練。

對於 ARF 或 APEC 等區域多邊反恐機制的參與，日本也不遺餘力。如 2004 年參加峇里反恐對策閣僚會議(バリ島テロ対策閣僚会議)，呼籲建立區域反恐法律 框架或締結條約；同年 12 月日本也擔任東道主，舉辦恐攻資金供給防治條約締結 的促進會議(テロ資金供与防止条約締結促進セミナー)。

在海盜防治上，由於日本國之命脈的海上運輸線途經麻六甲海峽與印度洋等 海盜猖獗之處，而使海盜防治成為日本與東協在安全合作的另一個重要議題。2001 年小泉首相於 APT 高峰會中首次提倡架設一個對抗海盜的法律框架，2004 年在日 本的主導下，成功地與東協和其他國家在東京簽署「亞洲反海盜協定」(Reg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in Asia, ReCAAP)，建立亞洲區域第一個多邊海上安全機制，並依據該協定於新加坡成立 反海盜情報共享中心(Information Sharing Centre, ISC)，主要由日本提供資金營運。

透過以海上保安廳與海上自衛隊為中心，和東協成員國參與於麻六甲海峽的聯合 反海盜演習，以及配合反恐行動固定派遣海上自衛隊的船艦前往麻六甲海峽甚至 亞丁灣等地的打擊海盜行動，日本順利在受制於和平憲法的條件下，讓海洋軍事 能力以打擊海盜此一管道切入東南亞地區。

除了 ODA 的反恐援助計畫與資金補助以外，ReCAAP 讓日本成為主導區域海 上安全合作的領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日本外交中是轉向積極對外的突破性象徵 之一。一方面表現了日本本身的外交獨立性，不僅是全然依賴美國，另一方面則 可看出日本對東協的外交採取多管道的政策來深化關係(金曉田，2009：376、蔡鵬 鴻，2007)。

小泉於 2006 年下台後，後續接任首相之位的陸續為安倍晉三(2006-2007)、福 田康夫 (2007-2008)與麻生太郎(2008-2009)。然而三任內閣的任期均只有短短一年 便交替的情況，在對東協的安保政策上，僅繼承了小泉的外交遺產，仍以非傳統 安全合作為重，除了自 2005 年起進一步強調日本和東協間關係進化為「戰略夥伴

關係」，並無太多突破性的發展。其中較引人注目的僅有 2006 年由安倍首相和外 相麻生太郎所共同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自由と繁栄の弧)²⁸此一價值觀外交 戰略。該政策主張以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與市場經濟等稱之為「普世價值」

為基礎，與享有上述共同價值的國家合作以建構「價值同盟」。東協也是日本該戰 略所欲拉攏的夥伴，因此在對東協政策中開始強調雙邊享有許多共通的價值。東 協憲章(ASEAN Charter)於 2005 年通過時，日本也大力讚揚其中對於普世價值的注 重。

總而言之，繼 1992 年的柬埔寨聯合國維和行動(Peace Keeping Operation, PKO) 和 2002 年的東帝汶聯合國維和行動，小泉時期在與東協有共同安全利益的條件下，

協助東協對抗威脅國家安全的恐怖主義，以及影響貿易利益的海盜襲擊等非傳統 安全合作，讓日本順利地將軍事力量留在東南亞區域，並逐步往傳統安全領域的 合作邁進。如 2005 年的首次參與起，日本每年均派遣自衛隊參與以美、泰為中心 的「金色眼鏡蛇多國聯合軍事演習」(Cobra Gold)。值得一提的是，安倍到野田三 年間的自民黨執政時期對於中國崛起的警惕，已經開始成為日本逐步加強與東協 安全保障關係的原因。

貳、 經貿戰略

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貿易與投資政策由來已久，也是日本在冷戰期間 的對東協政策主軸。二戰結束後，日本以戰後賠償為對東協經濟外交中的主要手 段，重新與東協各國建立關係、重返東南亞區域。同時，戰後賠償也透過日企投 資、ODA、經援貸款等方式，形成以日本帶領 NIEs 和東南亞的「雁行模式

28 自由與繁榮之弧為安倍擔任首相期間，在 2006 年與時任外相的麻生太郎所一同提出的價值觀外 交政策。主張日本應該和與日本享有共同價值觀，包含尊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 普世價值觀(Universal Values)的國家進行合作，並向外支援其他海外國家的民主運動。透過價值觀 外交，日本可以從東北亞連結到東南亞、南亞、中東到歐洲，劃出一道弧線，建立價值觀同盟。外 務省，〈「自由と繁栄の弧」をつくる〉，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8/easo_1130.html，

2006/11/30。

」(The Flying-Geese Model)²⁹，成為間接拉拔日本經濟起飛的原因之一(韓愛勇、

熊昊，2009)。日本的雁行分工模式讓東協各國成為日本產業的海外生產重要基地，

在冷戰期間帶動東協各國的經濟隨日本一同起飛，也因此使東協多國(主要是新加 坡、泰國、印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與日本透過經濟合作建立深厚的情感。然而，

日本的雁首地位在 20 世紀末便因本國泡沫經濟崩潰而變得低落，2001 年日本官方 發布的《面對 21 世紀對外經濟政策挑戰》貿易白皮書中首度承認日本作為雁首的 雁行結構已經因為日本經濟力的相對下滑，以及中國經濟崛起而面臨崩潰。這使 日本過去在東協成員國間的領導力大幅下滑，雖然雁行經濟模式在 21 世紀仍有其 效用，卻難以讓日本面臨中國的挑戰。

日本的外交藍皮書中明確指出日本的亞太政策三項基本方針之一，是在經濟、

金融、投資等跨國問題中扮演主導者的腳色，以帶動區域發展。進入 21 世紀，因 應國際間自由貿易與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加上中國崛起的經濟力在東亞的擴張，

日本更是轉向追求與亞洲各國的經濟關係緊密化。其中，日本以東協為重心開始 發展雙邊與多邊 FTA 與 EPA，並逐漸提升在東南亞地區長期的 ODA 額度，來加 強與東協的經濟合作。

日本和東協發展 FTA 的特色在於偏好雙邊而非多邊 FTA。這是因為日本希望 能夠以雙邊談判進行，使本國的談判力道能勝過單一東協成員國；另一個原因則 是因為日本希望可以依據東協各國的產業強項，談判內容相異的 FTA。2001 年小 泉內閣跟新加坡開始洽談雙邊經濟夥伴協議，並於 2002 年簽署，是日本第一個兩

日本和東協發展 FTA 的特色在於偏好雙邊而非多邊 FTA。這是因為日本希望 能夠以雙邊談判進行，使本國的談判力道能勝過單一東協成員國；另一個原因則 是因為日本希望可以依據東協各國的產業強項，談判內容相異的 FTA。2001 年小 泉內閣跟新加坡開始洽談雙邊經濟夥伴協議，並於 2002 年簽署，是日本第一個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