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日中的安全利益衝突

如圖 2-3 所示，經過上述政策分析，可以得出日本在 2002-2016 年間的對東協 外交政策發展，以及每個階段的主要政策重心。

圖 3-4：中國對東協外交政策發展圖

胡錦濤時期中國雖已崛起為大國，但主觀心態仍是消極的，而影響了對東協 外交政策的規劃。安全保障政策方面，中國的主要目標是驅散東協對於崛起中國 的中國威脅論心態，以追求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穩定，政策主軸則延續了 1997 年 江澤民時代以來的新安全觀與睦鄰外交的「三鄰」(睦鄰、安鄰、富鄰)內涵。同時 加上胡錦濤提出的走出去政策，主張「以鄰為善、以鄰為伴」，強調中國崛起的和 平與低姿態，以安撫東協的疑慮。故以上述政策作為基礎，中國與東協也成功於 2002 年簽署南海 DOC，強調以和平方式解決彼此的領土爭議。經貿戰略上，中國 希望以經濟強化雙邊關係的穩固，進而達成政治與安全的穩定性。因此睦鄰政策 中的「富鄰」原則便強調了中國作為經濟強權與東協合作，引領並協助東協發展 的意願，故中國於胡錦濤執政時期和東協簽訂 ACFTA，並開始強化作為 GMS 合

胡錦濤時期(2002-2012) 安全保障：

政策延續：新安全觀、睦鄰外交；

走出去政策；南海DOC簽署 經貿戰略：

富鄰：ACFTA、GMS；走出去政策

習近平時期(2012-2016) 安全保障：

睦鄰外交延續 v.s. 南海衝突雙軌政 策

經貿戰略：

RCEP、AIIB、一帶一路

作開發計畫的領導者腳色。同時，走出去政策中也涵蓋了經濟領域的部分，也就 是開始將中國企業推往東協成員國進行投資，以便拉近雙邊關係，達成以經輔政、

以政穩經的雙重目標。

進入習近平時期，中國對自我的大國認知轉為積極姿態，對東協政策也更加 主動，甚至有衝突性產生。安全保障面，中國一方面追求與東協持續深化彼此的 戰略夥伴關係，進而提出了 2+7 合作框架等具體政策；另一方面卻因為南海領土 爭議，而和東協部分成員國有所劇烈衝突。在南海爭議的應對上，特別能看出中 國轉趨積極的態度。中國採行平行雙軌政策，一則是配合東協的呼籲，表達簽署 南海 COC 來規劃南海議題的法律框架，求諸和平方式解決爭議，二則是對東協展 現強硬姿態，忽略東協的抗議，持續以填海造島等行為單邊改變南海現況。中國 在南海區域展現出的政策與態度轉變，也使得東協內部再度懷抱起中國威脅論。

經貿戰略方面，中國以主導 RCEP、提出 AIIB 和一帶一路，三位一體的政策相輔 相成，以建立和東協之間更緊密的經貿關係，特別是經濟援助與基礎建設的投資，

已經成為日本在東協得一大競爭對手，追趕速度相當驚人。位居中國經貿大戰略 重要的地緣經濟與政治位置，中國也將東協視作三位一體政策中的核心戰略進行 經營，因而強化了東協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和中國在區域的經貿領導者地位。

總而言之，中國對東協的政策，可看出中國逐漸從消極大國姿態，轉為積極 大國姿態，對於東協的政策，不僅更加具有主動性、積極性，也更有自信帶領東 協來擔任區域領導者的腳色。中國雖然希望透過與東協增進安全關係來消除東協 所具備的中國威脅論的陰影，南海衝突卻仍因缺乏雙邊共識，而成為東協和中國 關係進一步深化得一大障礙，導致中國對東協外交政策的效用被削減。

第四章 日中在東協之經貿競合

第一節 區域經貿整合機制的路線之爭

因為受到 EU 與 NAFTA 的經濟整合效應所震撼，帶動了東亞自 1990 年代開 始的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在冷戰時期，日本作為亞洲經濟發展的前段班，以「雁 行模式」帶動了亞洲四小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開發，因而理所當然的被 認為是亞洲經濟整合的領導者；但後起之秀的中國透過改革開放累積了強勁的經 濟實力，加上面對區域經濟整合的態度，中國遠比日本來得主動與積極，而被視 作能與日本競爭區域經濟領導者的國家。這導致東協成為日中競爭區域經濟領導 權下，必然得爭取的腳色。在促進經濟整合這個大目標下，日本和中國具有一致 立場，希望能進一步建立涵蓋廣泛範圍的東亞多邊經濟合作機制，以降低經濟交 易成本，促進本國經貿利益。故在區域經濟整合層面，日本和中國既彼此競爭，

卻又有多處合作，構成了複雜的競合關係。此種競合關係體現在東亞區域經濟整 合機制的多重性上，包括日中的 ASEAN+1 競爭、 APT 與 EAS 之間的抗衡與合作。

日本和中國的 ASEAN+1 競爭起始於中國與東協的 FTA 簽署。2002 年的中國

─東協高峰會上，中國和東協率先簽屬「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 定在 2010 年建立 ACFTA 後，東協選擇中國優先簽訂 FTA 一事，明顯讓長期與東 協各國有強烈經濟聯繫，對東協有特別戰略意識的日本感到緊張。日本之所以在 與東協簽訂 FTA 上落於中國之後，原因之一是在此之前日本強調的是雙邊 FTA，

並沒有將東協視作一個整體推廣多邊 FTA 的意思；另一原因則是因為日本國內的 農業部門對政府造成的壓力相當大，導致 FTA 停滯不前(寺田貴，2013：57、中華 歐亞基金會，2006：145)。日本一向是個在對外政策上偏向消極的國家，在經貿整 合議題上，也是由於中國與東協的合作帶給日本衝擊，擔憂和東協的關係會因此

受損，也希望不要因高關稅而被排拒在東協市場外，日本才被迫迅速回應。以日 星 EPA 作為開端，日本積極地與東協多個成員國簽訂雙邊 FTA，並在 2008 年達成 AJCEP 的簽署，從雙邊主義的「線」轉向多邊主義「面」的經濟合作，避免日本 在東亞經濟整合過程中落後於中國(武井泉、國松麻季，2011、高少凡、李文堂，

2011)。

日本的快速回應，被視為是日本對於中國在區域影響力的追趕與反制行動，

導致反過來又對中國帶來了衝擊。中國的區域經濟整合目的除了透過睦鄰外交概 念消除東協對中國的疑慮外，更在於希望擴大中國在東亞的腳色，甚至是全球戰 略的高度，期待透過與東亞國家的合作，增加政治影響力，好把美國的勢力從東 亞推出(中華歐亞基金會，2006：149、高少凡、李文堂，2011)。日本自小泉內閣 提出雙邊 FTA 開始，目的明顯只有一個：抗衡中國，以維持日本在東亞的經濟領 導地位。這點也可在日本從消極轉向積極整合後，開始想扮演東亞 FTA 樞紐腳色 中看出。在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領導腳色的戰略性競賽中，擁有龐大市場、資源、

人力，以及政治力量的東協，自然被視做具有優勢地位的腳色，才使日中先後爭 取與東協建立多邊 FTA 關係(Jian，2003)。

比起 WTO 模式的固定性，各國在規劃 FTA 內容時有更高自主性，這也加深 了日中競爭的動力。日本因為受制於分散的政治體制與國內農業部門的遊說壓力，

無法像中國一樣簽訂農業早期收穫清單；加上中國因為發展程度不如日本，對自 由化程度的要求也比日本低，對於東協是相對有利的條件。故東協對兩國的印象 停留在「輕鬆的中國、嚴格的日本」，而間接地使中國在與東協簽訂 FTA 的過程中 率先勝出(寺田貴，2013：103)。

日中的 ASEAN+1 競爭，事實上促成了區域經濟制度的規範塑造，是東亞區域 經濟整合重要的里程碑(寺田貴，2013：93)。然而，不管是金融議題難以談攏的 AJCEP，或是貨貿自由化程度也不高的 ACFTA，都可看出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內容 的侷限性，短期內要超越純粹的功能性合作仍相當困難(Corning，2009)。

日本和中國的區域經濟整合並非全然只有上述的競爭關係存在，ASEAN+3 與 後續一路發展到 EAS 的區域整合機制中，日中之間除了競爭也存在合作行為。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帶給亞洲國家的經濟衝擊之一，便是讓東北亞和東南亞國家之 間認知到彼此的緊密經濟聯繫，「東亞」的概念於焉誕生。加上各國對美國援助的 失望，東亞各國順勢展開區域經濟合作，以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經濟危機，合作 的兩大方向分別是建立區域合作機制與倡議簽訂 FTA(葉長城，2015)。1997 年以 東協為中心，與中、日、韓三國舉辦首次 APT 的非正式會議，並於 1999 年正式啟 APT(Hastiadi，2015)。對日中兩國來說，APT 做為區域經濟制度建立之後，不僅 將締造龐大市場、加強兩國對東協的 FDI，更能期待中國的高速經濟成長帶動整體 東協經濟發展，循環地擴大日中出口機會，讓雙方均能從中獲利。更甚者，APT 能夠產生骨牌效應，進而產生更大的區域經濟合作機會，從區域經濟整合中獲益，

並協助成員國跟上全球化的腳步，維持東亞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Kwan & Qiu，

2010)。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發達國家傾向於在多邊 FTA 下，和本來就關係緊密的 經濟體建立次區域經貿聯盟，故 APT 的建立在從此層面來說，便能夠強化日中之

105 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APT 相當重視東亞區域的金融整合和合作。2000 年為了強化因應短 期貨幣流通性問題的能力，APT 財長會議(ASEAN Plus Three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AFMM+3) 通過「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希望透過雙邊貨幣制度的建立，提供區域金融市場 一個穩定金融機制。進一步地，為了設立東亞區域債券市場，2003 年 AFMM+3 再提出「亞洲債券 市場倡議」(Asian Bond Market Initiative, ABMI)。2004 年通過「清邁機制的多邊化」(The

Multilaterisation of CMI, CMIM）倡議，目的在改良現有架構，強化 CMI 機制，以應對貨幣流通帶 來的問題。

間的貿易與投資連結，加深彼此的經濟合作關係(Thi Nguyet Anh Nguyen & Thi Hong Hanh Pham & Thomas Vallee，2015)。

因此，即便傾向與東協各國發展雙邊關係的日本並不樂意加入 APT，為了獲

因此，即便傾向與東協各國發展雙邊關係的日本並不樂意加入 APT，為了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