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日本與中國之東協外交政策與競合關係(2002-2016)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Foreign
Policy Toward ASEAN(2002-2016)
周子丹 Tzu-Tan Chou
指導教授：楊永明 博士 Advisor: Philip Yang,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July, 2017
謝 辭
最想講的第一句話是，終於輪到我寫謝辭了。
回顧碩士生涯，這兩年可說是短暫的有如曇花一現，相較於大學的五彩繽紛，
碩士生活宛若沉浸在學術的無垠之海中，人人都駕駛著屬於自己的一葉扁舟，在 永夜裡徐徐緩行，在汪洋中找尋自己的航路方向，以求在破曉時分抵達那片彼岸。
自己很幸運的，在眾多人的幫助之下，成功地靠岸，往另一片新天地邁進。
能夠成功產出這篇論文，最感謝的便是我的指導教授，楊永明教授，以及兩 位口試委員，何思慎教授與楊鈞池教授。教授們就像我的指南針，時時刻刻指引 我方向，讓我在學術的汪洋中不至於迷失方向。三位教授作為日本研究領域的大 師，在撰寫論文期間，無論是大綱或論文的完稿，都給予我許多實用的意見及精 闢的見解，協助個人突破自我侷限的盲點，讓這篇論文能夠在教授們的指導下，
逐步修正成最完善的狀態。非常感謝三位教授，百忙之中卻能夠給予學生如此豐 富的學術知識，讓個人在即將步出學生生涯時，再度獲益良多。
研究所的日子雖短暫，我仍幸運地與許多人，在這時刻、在這地方相遇，一 起朝著相同的目標邁進。謝謝那些一起度過 365 x 2 日的親朋好友們，國傑、思慧、
Molly，還有 R04 的各位同學們，以及因為有你們的幫助，不至於在漫漫長夜的旅 程中感到孤獨。各位有如一陣陣順風，脹飽了我的帆，讓這艘船能更順利的駛向 目的地。
最後，仍是要感謝我的家人，我的媽媽和妹妹，以及在他界環遊世界的老爸。
如果說我是一艘在學術之海上迷惘的船隻，那麼家人永遠是散發出光亮的燈塔，
讓我知道回頭時永遠有一個歸屬之處。
限於篇幅，還是用那句陳之藩的老話作結：要謝的人太多了，那就謝天吧！
2017‧夏 於日本神奈川
中文摘要
歷經冷戰結束和亞洲金融危機等重大事件，東亞在進入千禧年後，逐漸因驚 人的經濟實力增長而成為國際政治的一大焦點。在該區域，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 日本與中國兩大區域強權的競爭。在戰後數十年間，日本以雄厚的經濟實力稱霸，
成為東亞各國的領導者，然而日本的區域霸權地位在新世紀以來，正受到改革開 放後迅速崛起的中國的挑戰，兩國之間在經貿、軍事、政治各個層面的競爭也愈 發顯著。為了鞏固自身的區域霸權地位，並制衡另一個行為者，日本與中國皆積 極地以外交手段拉攏東亞各國。兼具龐大經濟利益與政治力量的東協，自然成為 兩國最重要的拉攏對象。
本研究顯示，在 2002 年之後，無論是日本或是中國，均更加重視東協此一行 為者，因而加強了對東協外交政策的實施力道。主要從經濟戰略與軍事安全兩個 管道來加深彼此的雙邊關係。由於日本和中國針對東協的單向政策之間，雖是基 於相異動機與目的各自出發，但兩者間並非相互平行，而是藉由東協作為媒介產 生了交集。故本論文欲探討的，便是日中兩國如何在對東協的單向政策運作中，
進一步與彼此互動，建構起兼具競爭和合作的複雜雙邊關係。
中文關鍵字：日本外交、中國外交、東協、競合、東亞區域關係
Abstract
Going through the end of Cold War and Asia Financial Crisis, East Asia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th amazing economic growth after millennium. In this region, the most eye-catching affair should be the competition of the two regional hegemonies, Japan and China. During the decades after WWII, Japan has dominated the region and became the leader with its strong economic power. However, in 21th century, Japan’s hegemony is challenged by a rising China after its economic reform.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states on economic, military and political level is more obviou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its hegemony and balance the other, Japan and China both try to draw other East Asia states over their sides. ASEAN, having stro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This research would show that after 2002, both Japan and China pay more attention on ASEAN, and therefore strengthen their foreign policy toward ASEAN, trying to deepen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y economic approach and security approach.
Although Japan and China applies policy based on their own motivation and purpose, Japan policy and China policy are not parallel but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in
Southeast Asia. Therefore, this essay is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Japan and China policy interact to construct a complicated “coopetition” relation.
Keywords: Japan Diplomacy, China Diplomacy, ASEAN, Coopetition, East Asia Relations
目 錄
謝辭 ...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第一章 前言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理論架構... 6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11
第四節 文獻回顧 ... 13
第五節 章節安排 ... 22
第二章 日本對東協外交政策內涵(2002-2016) ... 25
第一節 自民黨時期：非傳統安全與 FTA 初始(2002-2009) ... 26
第二節 民主黨時期：對東協外交政策過渡期(2009-2012) ... 35
第三節 安倍二次內閣：雙領域政策的積極化(2012-2016) ... 41
第四節 東協的回應：對日腳色的雙重期待... 51
第五節 小結 ... 56
第三章 中國對東協外交政策內涵(2002-2016) ... 60
第一節 胡錦濤時期：和平崛起的消極大國(2002-2012) ... 61
第二節 習近平時期：領導區域的積極大國(2012-2016) ... 75
第三節 東協的回應：對中期待和威脅的矛盾與分裂 ... 87
第四節 小結 ... 91
第四章 日中在東協之經貿競合 ... 93
第一節 區域經貿整合機制的路線之爭 ... 93
第二節 廣域 FTA 的日中角力：TPP 與 RCEP ... 101
第三節 ODA 與基礎建設輸出：以湄公河流域與高鐵為例 .... 109
第四節 小結：日中的共同經濟利益 ... 118
第五章 日中在區域安全與南海議題的對抗 ... 121
第一節 南海爭議中的日中政策與衝突 ... 121
第二節 區域安全機制 ARF 的衝突管理缺陷 ... 128
第三節 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和日本的輔佐腳色 ... 136
第四節 小結：日中的安全利益衝突 ... 143
第六章 結論 ... 146
第一節 研究發現：日中競合與區域影響 ... 146
第二節 研究貢獻：我國對東協政策的補足... 152
第三節 未來研究之建議與展望 ... 154
參考文獻... 159
表圖目次
表 2-1：2002-2009 間日本與東協各國簽署的經貿協定 ... 33
表 2-2：2002-2016 年間日本首相官方訪問東協成員國統計表 ... 44
表 2-3：2016 年日本外務省東協對日民意調查結果 ... 55
表 2-4：東協各成員國對日本的認知類型 ... 56
表 3-1：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計劃下中國─GMS 國家具體合作方案 . 73 表 3-2：行動計劃（2016—2020）安全保障領域合作 ... 78
表 3-3：東協成員國對中國威脅論的類型 ... 89
表 4-1：TPP 與 RCEP 比較表 ... 103
圖 1-1：理論分析架構圖 ... 10
圖 2-1：2002-2009 年日本對東協的 ODA 支出總額 ... 34
圖 2-2：2002-2016 年日本與東協貿易總額推移 ... 52
圖 2-3：日本對東協外交政策發展圖 ... 57
圖 3-1：2002-2011 年中國與東協貿易總額推移 ... 69
圖 3-2：東西、南北、南部三條經濟走廊分布圖 ... 72
圖 3-3：一帶一路官方路線圖 ... 85
圖 3-4：中國對東協外交政策發展圖 ... 91
圖 4-1：以東協為中心的東亞區域整合機制 ... 101
圖 4-2：亞太區域廣域 FTA 分布現狀 ... 108
圖 4-3：印尼高鐵預定圖 ... 115
圖 4-4：泰馬星的跨國高鐵預定圖 ... 116
圖 5-1：中國珍珠鍊戰略與海上運輸線路線圖 ... 123
圖 5-2：美國全球戰略的海洋連結路線 ... 138
圖 6-1：日本與中國的對東協外交政策動機與目的比較圖 ... 146
圖 6-2：日中共同利益與利益衝突比較圖 ... 148
圖 6-3：日本─中國─東協浪漫三角關係示意圖 ... 150
圖 6-4：東協對日本與中國政策的回應比較圖 ... 150
圖 6-5：日中競合關係對東亞區域造成的影響 ... 152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壹、 研究背景
自 1992 年冷戰在蘇聯的解體後宣告終結，曾經被人們認為將永遠持續下去的 美蘇「兩極模式」(bipolarity)國際權力結構體系應聲崩潰。戰後數十年間被美蘇視 作意識形態和國際權力競爭場域的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頓時因強權 國家的撤離而陷入短暫的區域性權力真空。在東南亞地區，權力真空狀態很快地 被區域性強權的新一波競爭而補滿，包括傳統霸權國美國、經營此區已久的日本 與新興勢力中國。大國間彼此的權力競爭，在東南亞地區形成後冷戰時期顯著的 權力分配「多極化模式」(multipolarity)，而在 1967 年由東南亞諸國組成的東南亞 國家協會1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 ASEAN)，則成為東南亞區域關係的核心 腳色。
隨著冷戰結束，越南、緬甸、寮國、柬埔寨等過去被高度戒備的前共產政權 被納入東協2，東協十國的政治與經濟整合成為東亞備受矚目的焦點。東協內部高 達 6 億的龐大人口所含有的市場潛力以及便宜勞動力，吸引外資蜂擁而入3。在對 外貿易上，東協從 1992 年起提出自由貿易領域(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
並在受到亞洲金融危機(Asian Financial Crisis)打擊後，逐漸與中、日、韓等國發展
1 於本論文中一律依中華民國習慣譯法簡稱東協。唯引用中國相關資料時，採用中國譯名東南亞國 家聯盟之簡稱「東盟」。同時，於本論文中討論東協時，個人採取將東協視作單一行為者的研究假 設。
2 越南於 1995 年加入，緬甸和寮國於 1997 年加入，最後是柬埔寨於 1999 年加入。其中只有緬甸 並非前共產政權國家。此四國有別於其他六國，被特別稱作 CLMV，取自四個國家的英文國名第 一字大寫。
3 根據 ASEAN 官方的統計中心(ASEANStats)數據，光 2015 年就有來自各國共計 120,818.81 美元 的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出所謂的「東協十加三」(ASEAN plus 3, APT)。東協經濟整合使東協的經濟表現 突飛猛進，根據美國的 East-West Center 的統計數據，在 2001 年到 2013 年，東協 的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成長是亞洲地區僅次於中國第二快 的，成長率高達 313%4。經濟發展優勢更進一步加強了東協政治整合在區域關係中 運籌帷幄的能力。由十個中小型國家所組成的東協，於成立之際的目的之一，便 是希望透過十個國家團結一致對外的立場，擴大東南亞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
以確保國際強權政治下東南亞各國的獨立自主與國家利益。
東協的重要性伴隨著其政經力量的增長而一同成長，使得區域強權國的日本 與中國，都選擇在後冷戰時期更加積極地展開與東協之間的合作。渡辺昭夫與秋 山昌広也在著作中提到，東協已經成為東亞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關鍵之一(渡辺 昭夫、秋山昌広，2014：187)。尤其在 2001 年後，由於美國深陷於反恐戰爭的泥 淖，而將海外軍力集中在中東地區，美國在亞太的腳色相對縮小，日中便成為 21 世紀初與東協互動的主要行為者。一方面，日中均希望自東協市場獲得更多經濟 利益；另一方面，則透過擴大經濟版圖來增加本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外交影響力，
因此造就日中對東協的劇烈的外交競逐。
中國自改革開放後國力蒸蒸日上，2012 年習近平上台以來，更是從過去鄧小 平時期以來持續實行的「韜光養晦」，轉為「和平崛起」的外交原則。成為區域一 方霸權的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由消極轉為積極，期望能透過政經實力來拉攏東協以 增強區域影響力。面對快速崛起的中國，日本憂慮的不只是自己區域領導者的腳 色被中國所篡，更多的是面對中國日益增長卻不透明的軍事力量(防衛省防衛白皮 書，2012-2016)。為了制衡中國，日本在 2012 年安倍晉三第二次任職首相後，不 僅展開修改防衛大綱、解禁集體自衛權等積極的國防政策，在外交政策上也以東 協為最大合作目標，希望聯東協制中。
4 East-West Center，〈ASEAN GDP and GDP per Capita〉，
http://www.asiamattersforamerica.org/asean/data/gdppercapita。
對東協而言，無論日本或是中國，都是經貿合作的重要對象，同時也期待兩 國之間的競爭，能夠相互制衡，以避免其中一方獨霸東亞區域。故東協長久以來 有如蹺蹺板遊戲，奉行與中國、日本同時保持同等距離的穩定關係。然而，被認 為要制衡中國崛起，而於 2011 年提出「亞太再平衡」(Pivot to Asia, or rebalance) 的美國在東亞區域的腳色再度凸顯出來，逐漸打破上述的等距平衡關係。特別是 在軍事安全層面，日本逐步強化海外軍事能力與彈性的作為，便被視作是日本企 圖鞏固並深化美日軍事同盟合作的一種手段，目的在劍指中國。2014 年起中國陸 續在南海南沙群島中的永暑礁、渚碧礁與美濟礁，填海造陸以建設人工島礁和飛 機跑道的行為，更加鬆動了東協─日─中的穩定關係。
中國的單邊行為和主張南海水域為中國歷史性主權的強硬回應，引起同樣對 南海聲明擁有部分主權的菲律賓、越南等國的不滿和抗議。中國和部分東協國家 長期擱置的領土爭議因此表面化，加大雙方摩擦，為中國─東協的雙邊關係發展蒙 上一層陰影。中國在領土主權議題上的強硬表現，導致對崛起大國抱持「中國威 脅論」態度的東協，進一步地對中國揣抱著戒心與懷疑，轉向與日本加強軍事安 全上的合作(防衛省防衛研究所，2015：152)。
由此可見，自冷戰後東協與彼此競爭的日本和中國保持的長期穩定關係，正 因胡錦濤上台後中國對外政策上的緩慢改變，而使一直平衡著的翹翹板開始搖晃。
東協在安全議題上遠中近日的選擇，似乎讓蹺蹺板的重心微微地傾斜向日本，但 中國難以忽視的經濟實力卻也依舊拉扯著東協。三方之間的互動在新世紀以來是 愈發複雜，影響了長期保持相對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狀態的東亞區域關係。
貳、 研究動機
從上述的研究背景介紹中可以得知，後冷戰時期東協長期採取的是傳統的外
交政策「避險」(hedging)5，在日本和中國兩大區域強權之間往來，相互制衡兩者 以維持本身的獨立自主和區域的權力平衡。但這種維持已久的穩固狀態卻因中國 逐步崛起為區域霸權國而面臨鬆動，帶給日本和中國更大的外交競逐空間。
自 2012 年習近平和安倍晉三上台以來，兩國的外交重心更加著重於東協，競 爭的態勢也更加明顯。當東協在安全議題上傾向日本後，個人十分好奇，是否這 一點代表了日中自進入 21 世紀以來，在東南亞地區互相僵持不下的馬拉松競賽，
可以宣告是日本贏得東協青睞，取得勝利了呢？為了獲得這個問題的答案，爬梳 近年日中雙方對東協的外交政策是最為恰當的解答方式。
更進一步地延伸上述問題，個人疑惑的是日本與中國在東南亞地區，難道就 只能夠這樣不停地競爭下去嗎？綜觀新聞報導，或是學術論文，均認為日本與中 國對於東協的所有外交政策，都意在聯合東協以擊倒另一方，呈現一種非你死便 是我亡的「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局面。這令人不禁質疑，在這個以互賴 (inter-dependence)為主軸的全球化時代，兩國在東南亞地區的互動模式是否存在任 何合作的可能性，使競爭模式和合作模式同時成立，兩者彼此並存。
上述影響東協─日─中三邊關係在近年來發展的關鍵問題，引起了個人對於這 個研究主題的高度興趣。最終決定針對日中兩國對東協的外交競合關係進行深入 探討，並試圖藉此了解未來東亞區域關係與權力結構，將如何受到變動的三邊關 係所影響。
參、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介紹的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擬了解、分析與比較日本與中 國在個人所選取的研究時間範圍，即 2002 年到 2016 年此段期間的國內外環境背
5 避險(hedging)一詞根源於金融用詞，目前在國際關係中則用以指稱一個國家為了分散與他國往來 的風險，而向對手國同時採取「抗衡」(balancing)與「交往」(engagement)兩種完全相反的外交政 策。John Hemmings，〈Hedging: The Real U.S. Policy Towards China?〉，
http://thediplomat.com/2013/05/hedging-the-real-u-s-policy-towards-china/，2013/5/13。
景下，發展出的對東協外交政策具體內涵，且將依照政策議題的不同分野進行個 別探討。除了兩國的對東協外交政策內容，政策建立背後的動機與目的也是本研 究欲探究的疑問之一。進一步地，個人試圖藉由本研究探討日本與中國兩國政策 實施的個別成果，以及東協對中國政策和對日本政策的回應與態度維和，以評估 日中雙方與東協發展雙邊關係的相關成效，讓我國在發展相似政策時，可以借鏡 參考之。再者，個人亦期望能夠透過本研究，試圖論證日本與中國在東南亞地區 的互動關係，不僅僅是競爭的互動模式，而是更加複雜，夾帶著競爭和合作的「競 合」(Coopetition)模式。競合關係存在的緣由也將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之一。最後，
本研究希望能夠推測出在日中兩國的政策實施與競合關係下，東協─日─中三邊關 係於未來的可能發展，以及三者之間的互動對於整個東亞地區的區域關係與權力 結構可能帶來的變化。
故個人提出下列幾個研究問題作為本論文的關注焦點，希望透過研究本議題 來嘗試回答之：
一、 日本與中國在 2002 年至 2016 年，針對東協在不同議題層面上所提出的 外交政策具體內涵與政策優缺、特點為何？
二、 日本和中國選擇採行該政策來加強與東協的雙邊關係，其各自的背後動 機與目的為何？
三、 日本與中國的政策，是否有效地達到兩國設定的政策目標？而日中兩國 的外交競逐，截至目前為止由何者脫穎而出？
四、 日本和中國在東南亞的政策互動，為何能夠同時存在對抗與合作此種矛 盾的競合關係？
五、 東協對於日本和中國提出的政策，其態度與回應為何？東協的態度和回 應是否依據不同議題而有所差別？
六、 日中兩國的對東協外交政策與互動模式，對於東亞的整體區域情勢將造 成何種影響？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理論架構
壹、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 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為研究者希望從哪一個層面對研究對象進行切入，採取何種配合的 概念來作為分析架構(朱泓源，2001：182)。在眾多的政治研究途徑中，本研究採 用制度研究途徑其中一種的「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
歷史研究途徑乃傳統的政治學研究途徑之一，重點在於研究政治的發展層面，
包含緣起、演變和預測(朱泓源，2001：185)。本途徑從歷史觀點做詳細描述，以 過去的史料和事實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舊有史料分析並建立行為者決策時可能 的制度和途徑，來建構資料與事實發生之間的因果關係，推測出未來可能發展(呂 秋文，2007：19-20)。
由於本論文的研究對象之一是日本與中國在 2002 年到 2016 年期間的對東協 政策，並希望研究兩國政府在不同的主政者執政階段，政策的發展和演變，故學 生選擇以歷史研究途徑作為研究切入的層次。藉由歷史研究途徑可以深入分析，
每一階段的時空背景下影響兩國政策的重要因素，並連結到具體的政策實施作為 例證，了解雙方在東南亞地區的競合關係如何被建構，進一步對兩國互動如何為 區域關係的可能發展進行評估和推測。
二、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採行的是「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文獻分 析法乃透過大量、有系統地蒐集並查閱各種有關研究主題與內容的相關文獻，包 含論文、期刊、專書、官方公告與統計資料等，藉由分析這些個別獨立的文獻資 料，來從二手資料中梳理出研究主題的因果關係和規律，以驗證或解釋研究假設。
步驟包含選定主題、蒐集資料、鑑定資料、解釋研究假設等(葉乃嘉，2013：196)。
選擇採用此方法進行研究的主因，是因為文獻分析法可以透過國內外廣泛的 資料蒐集，閱讀關於研究主題的各種論述與評析，來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與比較(葉 至誠、葉立誠，2002：148-153)。對於研究某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這個研究目的，能 夠從不同國家的多面向角度進行客觀分析，避免研究結果僅呈現單一國家立場。
故個人主要收集的資料範疇，為針對日中兩國對東協政策分析的相關文獻資 料，以此來進行通盤性分析。資料來源區分成第一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兩類。第 一手資料主要是中國、日本和東協三方的官方資料。重點將會著重在日本外務省 的外交藍皮書、日本防衛省的防衛白皮書；中國政府提出的政策白皮書等政策出 版品，以及官方所公開的宣言、條約、聲明等。藉由上述的第一手資料，來分析 兩國政府在研究時間範圍內所提出的官方政策發展與實施，以及東協官方回應日 中的政策的立場和態度。第二手資料則以過去針對本研究主題的相關學術研究、
智庫研究、新聞記述等為主要資料來源，補充非官方看待政策的角度。第二手資 料的部分進一步區分為日本的第二手資料、中國的第二手資料和其他國家(主要是 中華民國和東協國家)的第二手資料。藉由大量閱覽來自不同國家研究者的第二手 資料，個人試圖從日本、中國和其他國家等不同國家的角度，來對各國看待日中 政策和雙方互動關係的觀點進行深度分析，比較不同國家面對日中政策時的相異 立場，盡可能達到更全面、更客觀的研究結果。
貳、 理論架構
為了分析日中兩國為何能夠在東南亞區域同時保持競爭與合作兩種矛盾的互 動關係，個人選擇採用國際關係三大理論中的「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作為解釋該現象的理論工具。因此，本節將簡單回顧新自由制度主 義的內涵，並說明本研究如何應用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架構來解釋日中在經貿
領域達成部分合作，卻又在安全領域合作完全破局。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基歐漢(Robert Keohane)、奈伊(Joseph Nye)與鮑德 溫(David Baldwin)等人，透過《權力與互賴》(Power and Independence)、《霸權之 後：世界政治經濟的合作與爭執》(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觀念與外交政策：信念、制度與政治變遷》(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 義：當代的爭論》(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等著作 的陸續出版，奠定了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內涵，為二戰後國家之間的國際合作 行為做出解釋，補足新現實主義的解釋缺陷。
新自由制度主義對國際體系與國家行為者的前提假定乃承襲自現實主義學派 (Realism)。認為由於國際社會中不存在比主權國家權威性更高的的中央政府，而 處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國家作為必須自助(Self-help)的單一理性行為者，
會進行理性抉擇(Rational Choice)以達成自我利益(Self-interest)最大化的目標(林宗 達，2011：427)。基於上述假定，國家若選擇合作，必然是基於有利可圖。相對於 現實主義學派所主張的相對收益(Relative Gains)，自由主義學派主張國家追求的是 絕對收益(Absolute Gains) 6，故傾向合作的不同國家只要彼此之間享有共同利益，
便有可能建立合作互動模式。
然而，無政府狀態代表國際秩序的缺乏，如此一來，國家在互動時便難以排 除衝突與欺詐等不確定性(Uncertainty)出現的可能性，導致「囚徒困境」(Prisoner Dilemma)現象的發生。為了解決上述國際合作障礙，新自由制度主義者認為應採 用「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來鼓勵並鞏固國家間的合作。
為何國際制度有助於國際合作成功呢？林宗達的著作中整理出五個原因以支 持國際制度促成國際合作：有助資訊交流與透明化、減少不確定性與提升相互獲
6 絕對收益和相對收益的概念根源於華茲(Kenneth Waltz)的新現實主義理論。國家在合作過程中若 必然可以獲益，無論獲益多寡，皆稱之為絕對收益；相對收益則強調國家在合作過程中的利益因為 獲益有所差距，雙方的此種獲益差距便稱之為相對獲益。
益、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規範制約國家行為、促使國家相信合作帶來的長期利益(林 宗達，2011：432)。透過國際制度的建立，國家能夠獲得更多資訊，進而削減了被 欺詐的可能性，且在資訊透明化的條件下，國家面臨囚徒困境時便會了解到對手 國的意圖，而選擇合作來取代衝突，以獲得共同利益。透過在國際建制框架下的 反覆互動，國家會認知到參與國際制度相對於違反國際制度，不僅能預測他國在 同樣制度下的可能行為，更能獲得穩定發展的長期利益。即便採取欺詐行為能夠 換取短期利益，但違反國際制度後面臨的互動障礙(如國際制裁)將會帶給國家更大 的交易成本，而使國家在理性選擇下傾向透過國際制度合作。故簡單來說，新自 由制度主義者的核心主張在於：基於理性選擇，國家在擁有共同利益時，若能夠 透過國際制度的建立降低交易成本，國家會傾向於合作更甚於衝突，國際制度因 而影響了國家在國際關係中的互動行為和外交政策。
根據上述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內涵，個人採用兩個日中選擇合作與否的條 件，「共同利益」與「國際制度」，做為判斷基準，來對日本和中國在東南亞地區 的競合關係作出解釋。個人建立的研究核心假說為：由於日本和中國在不同的議 題領域中，擁有的共同利益與國際制度的完善程度有所差別，因而使兩國在不同 議題領域，分別選擇採取合作和衝突的互動模式，以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故 在擁有較多共同利益，且制度相對完善的經貿領域，日本和中國除了彼此競爭之 外，同時願意合作擴大雙方的共同利益；但在利益重大衝突，且制度仍不夠完善 的安全領域，日本和中國仍因缺乏互信而傾向於衝突，導致雙方陷入了安全困境。
本論文在後續的章節，將會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內涵，搭配日本和中國所實行 的政策與互動現象，驗證上述的研究假說，進一步達到本論文的研究目的。
圖 1-1：理論分析架構圖
合作條件
共同利益
制度
無政府狀態
中國
囚徒困境
日本東協
外交政策：安全&經貿
合作 競爭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 研究範圍
為避免研究過度失焦，本論文適當挑選數個研究對象作為關注焦點，確保研 究進行時不至於偏離本論文的主題。故個人將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主要鎖定在：日 本與中國針對東協提出的外交政策、日中在東南亞的互動關係、雙方政策的執行 效度。
日本與中國經營東南亞地區均由來已久，自二戰結束至今的漫長時間，日本 和中國先後各自發展、調整針對東協的外交政策，從多重議題面向切入，以確保 雙邊關係的延續。在本論文中，由於研究重點為日本和中國的針對東協的單邊政 策與其互動，故在分析政策時，研究範圍僅限於軍事安全和經貿戰略兩個層面，
而略過相對獨立發展的文化軟實力政策。此外，兩國政策分別在經貿議題和安全 議題上，演化出相異的互動關係。日中各自的對東協政策，卻在實施的過程中於 東南亞這個場域彼此互動，進而建構出兼具高度競爭與合作的競合關係，該競合 關係乃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對象。最後，雙方政策的執行效度是本論文的第三個 研究對象。執行效度的評估方式則限定以兩種標準進行，包括日中的對東協外交 政策，是否能夠有效地維繫或強化兩國與東協的雙邊關係，以及政策實施是否達 成兩國在制定政策時設定的目的。本論文將以此判定日中兩國對東協外交競逐的 結果。
在時間範圍上，個人選擇將本研究的時間範圍設定為 2002 年到 2016 年的十 五年之間。選擇該時段作為研究範圍的主因，是因為不論日本或中國的政府均在 2002 年產生新的領導人執政，因應國內外體制的轉變，展開有別以往的新政策。
日本政府由小泉純一郎於 2001 年底接任首相，帶來五五體制7崩解後的「小泉新體 制」；中國則由胡錦濤取代江澤民擔任中共總書記，乃中國領導人頭一次以和平且 穩定的方式交替。加以在後江澤民時代，如同研究背景中所提及，中國在對外關 係上，作為一個崛起的強權國的特質愈發明顯。故個人希望能夠聚焦於 2002 年後，
截至 2016 年為止的時間範圍來進行本論文主題的研究。
貳、 研究限制
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限制，包含資料收集和國際現勢轉變所造成的差異這兩 大限制。
本論文的研究主體之一為日本，因此需要大量的日文官方一手資料來進行分 析。然而，因本論文的時間範圍設定在 2002 年到 2016 之間，距今越接近的時間 點，官方所釋出的第一手資料量相對越少，而使時序後半段的研究精準度難以與 前半段持平。在收集官方資料上精確性降低的問題，同樣也會在另一研究主體中 國上發生。再者，有鑑於中國為一相對極權的國家，政府釋出的官方資料不僅有 限，且相關內容的正確性更有待質疑。除此之外，其他外文文獻的收集亦是本論 文的一個研究限制。在收集日文的學術研究或新聞記述等第二手資料時，礙於經 費與時限等限制，在收集上仍有所不足，導致從日本角度分析該國內部對東協政 策的立場上，可能過度偏向官方立場，從而欠缺部分的客觀中立性。另一方面則 是東協對於日本政策回應的部分，由於研究者並不諳東南亞各國的語言，僅能參 考東協官方釋出的英文資料，在第一手資料的參考略有不足。外文第二手資料的 收集中，也相當少見東協各國的研究者所提出的期刊論文，故在分析東協對日本 回應的這一部分有所侷限，若只從中、日文，或者非東協國家的研究者角度剖析 東協的立場，顯然會和東協本身的立場有所偏差。
7 55 年體制，指的是日本政壇自 1955 年出現的一種體制，即政黨格局長期維持執政黨自由民主黨 與在野黨日本社會黨的兩黨政治格局。一般認為該體制結束於 1993 年。
另一個研究限制在於 2017 年的劇烈區域情勢與各國外交政策的變動，因為時 間範圍設定僅到 2016 年的關係，並沒有放入本研究的研究與討論範疇內。2016 年 美國總統大選由共和黨的川普(Donald Trump)當選，川普政府的意識形態與亞太外 交政策內涵與民主黨的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相去甚遠。川普的「美國優先」
(America First)政策和背後夾帶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意涵，使美國的亞太再平衡 與 TPP 等外交政策面臨急遽轉變。同時，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最重要的軍事同盟菲 律賓，在 2016 年大選後換上杜特蒂(Rodrigo Duterte)擔任新總統，在外交政策上也 有重大轉變。杜特蒂政府改變菲律賓長年以來的親美外交政策，轉向疏遠美國、
親近中國。美國與菲律賓的外交政策路線轉變，影響了整體亞太區域情勢和國際 關係，使區域國家調整原本的外交政策以因應上述狀況。本文的研究時間範圍正 好截止於 2016 年多國民主政體的政府進行輪替的時期，如此一來，將導致研究成 果與目前的國際現實產生出入與落差。
第四節 文獻回顧
對於日本或中國在冷戰期間與冷戰結束後針對東協的外交政策，抑或是日中 之間的區域互動關係，國內外學者均有相當豐厚的著作進行討論。綜觀目前所蒐 集到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專書與期刊資料，可發現過去針對兩國外交政策的舊有 研究橫跨了政治、安全、經貿、區域化等多元層面。另一方面，日中兩大區域強 權在區域的權力競逐或互動關係上的相關研究，亦有相當程度可循。故文獻檢閱 將依主要的研究對象區分成三個部分進行回顧，第一與第二部分分別針對日本對 東協政策，和中國對東協政策目前的研究成果，第三部分針對日中於東南亞地區 的互動，整理過往的研究者針對雙方互動關係的不同論述角度。透過簡單梳理現 有的相關研究著作，個人得以建立本研究應採取的研究架構與研究觀點，對本研
究主題做更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壹、 2002-2016 日本對東協政策
進入 21 世紀至今，無論亞洲區域的國際情勢，抑或日本國內政治情勢的變化 都是既快速又劇烈。對外，歷經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的強勢崛起和歐盟 (European Union, EU)與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帶來的全球化與區域主義浪潮；對內，日本政局在 2005 年首相小泉純一 郎長達近五年的執政結束後，便因首相近乎一年一任的快速輪替陷入多年的不穩 定。即使 2009 年由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DPJ)帶來了日本史上首次的 政權交替，但僅有短短三年的執政期，故直到 2012 年安倍晉三第二次擔任首相後 日本政局才趨於相對安定。為了因應如此內外因素帶來的壓力與影響，日本對這 段期間的對東協政策逐步進行了修正。
日本對東協的政策在 2002-2016 年間，本質上奠基於後冷戰時期以來的政策基 礎，以此進行彈性的延伸與修正。冷戰期間，日本受限於和平憲法與歷史遺緒，
而建立了主軸為經濟的對東協政策大原則─福田主義(Fukuda Doctrine, 福田ドク トリン)。但在冷戰結束後，日本逐漸從只有經貿的外交政策，擴展到各個領域的 政策實施，並加深政治上的合作關係。喬林生便指出，2002 年後日本對東協政策 中具有較大變化的幾個要項，包括軍事安全、政治與區域主義的政策(喬林生，2006：
214)。劉昌黎便直接點出小泉政權對東協的首腦外交與雙邊外交之努力，明顯可看 出日本著重與東協建立政治互信的意圖(劉昌黎，2002)。
雖然經貿是日本推展與東協關係的舊有途徑，但隨著自由貿易與區域經濟整 合的興起，日本在這方面也有所突破。以 2002 年簽署的「日本—新加坡經濟夥伴
協定」(Japan-Singapor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 JSEPA)8為首，展開與東協 各國的雙邊經貿合作談判，陸續簽署與數個東協會員國之間的雙邊經濟合作協定。
進一步在 2008 年與東協簽署「日本─東協全面經濟夥伴協定」(ASEAN-Jap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AJCEP)9。從黃宣瑜、吳沛璇等人 的研究結果均可看出，這些年來日本乃運用雙邊和大型的 FTA 與 EPA 作為推動其 外交戰略的工具(黃宣瑜，2015、吳沛璇，2016)。
然而，與過去的對東協政策相比，最大的差別仍在於日本意圖打破過去的框 架，加強發展軍事安全政策的外交目標。江秉倫針對日─東協安全關係轉變的研究 中提到，日本的政策動機來自於美國於亞太腳色的衰微、對中國崛起的不安以及 區域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興起(江秉倫，2007)。李秀石指出日本與東協從小泉時代的 非傳統安全議題如反恐與打擊海盜，進展到 2010 年菅內閣及 2012 年安倍內閣的 傳統安全議題合作(李秀石，2014)。包括許可和滕桂青的研究都談到，透過反恐與 打擊海盜的多邊國際建制，日本成功讓海上與航空自衛隊的海外活動取得合法性 與正當性，日本與東協國家之間的多次聯合軍演，進而讓日本順利地把軍事力量 留在東南亞區域，成為區域重要軍事腳色之一(許可，2002、滕桂青，2007)。特別 在 2010 年後，藉著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政策的機會，日本始修訂防衛大綱，進一 步將海上安保列為日本安保政策中重要一環，以捍衛日本重要國家利益的海上運 輸線(Sea Line)(谷內正太郎，2011：299)。2012 年安倍政權上台以來，日本─東協 的安全關係更加緊密。特別是在南海爭議浮上檯面後，東協在尋求盟友支援上，
8 日星經濟夥伴協定由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和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於 2002 年 1 月簽署，並於同年 11 月正式生效，是日本首個簽署的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和自由貿易協 定。主要內容在於透過廢除關稅等方式，促進日星兩國之間貿易、投資、人力移動和資本移動的自 由化。除了促成自由貿易外，兩國也就達成金融服務、資訊通信、人才訓練、觀光旅遊業等領域的 經濟合作。
9 日本─東協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由小泉首相於 2002 年在新加坡率先提倡，2005 年開始共計 11 回合 談判後於 2008 年簽署並正式生效，預期在 2018 年前逐步完成合作的所有內容。此協定為日本第一 個多邊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目的在於強化與東協之間的經濟關係。內容包含貨品貿易的自由化、
智慧財產權及農業領域的合作，服務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部分則留待後續談判。普遍被稱作其中一 個 ASEAN+1。
亦傾向日本。
研究指出，由於東協決策的共識決原則，讓東協為顧及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和 安全關係，難以做出統一的決定，而需要外來力量代替東協制衡中國，故東協樂 於見到日本強化其在東南亞的政治與軍事腳色以嚇阻(deterrence)中國。反之，對日 本來說也能順利與東協建立多重合作關係，共同壓制中國持續向外擴張(劉泰廷、
洪銘德，2014、武卓奇，2016)。
另一方面，受到歐盟與北美經濟整合的衝擊，以及亞洲金融危機讓亞洲各國 感覺到彼此之間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緊密聯繫，東亞區域主義也開始萌芽。小泉首 相在 2002 年訪問東協五國時提出的《日本─東協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倡議》中，展 現了「東亞共同體」的概念。李義芳認為，小泉的主張背後，代表著日本的區域 合作政策從過去的消極(強調雙邊主義)逐漸轉向積極(強調區域主義)(李義芳，
2007)。劉華和劉昌黎進一步指出，日本之所以開始追求區域化，除了區域主義浪 潮的席捲，導致日本不得透過區域化應對全球化外，更大的理由是希望能夠透過 區域性國際建制，制衡中國強權(劉華，2002、劉昌黎 2002)。
故個人簡單回顧前人的研究成果，大致整理 2002 年-2016 年間的日本對東協 外交政策，相較過去的政策發展，有幾個較為突出的差異性：(1)開始強調區域合 作，而在這當中，欲爭奪領導權的日本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成為地區強權的中國；
(2)制衡中國成為日本的對東協外交政策中最主要的目標，具有相同目的的東協也 有意回應日本的此項需求，進而傾向與日本合作；(3)透過十幾年來的防衛政策與 同盟條約修正，日本具備更靈活、有彈性的軍事能力做外交籌碼。故日本─東協在 安保層面的互動更具體化，使日本的介入範圍擴大。
綜上所述，從過往研究成果可得知，日本在 2002-2016 年間的對東協政策，補 足了過去日本缺少的層面，往更多元化的方式實施，其各項政策的最終目標都是 希望藉由與東協的合作來制衡中國的崛起。
貳、 2002-2016 中國對東協政策
中國對東協政策的一大基礎，便是「周邊外交」。研究指出，中國周邊外交原 則底下的「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和「睦鄰、安鄰、富鄰」，其目的都是在於建立 穩定和平環境，簡而言之，是一種穩固區域環境的外交戰略(趙進軍，2013：79-84、
蔡東杰，2011：89、馬孆，2011)。
自胡錦濤執政時期起，中國在對東協的政策上，無論是政、經、軍、文等層 面，均遵照此外交原則下進行。中國的一大目標在於希望能消除「中國威脅論」，
即中國崛起時帶給東協國家的不安與疑慮，以確保中國─東協關係的友好和東協對 中國和平崛起的支持。東協多國與中國邊界的接壤，以及中國和東協國家間緊密 的經濟關係，更讓中國在發展對東協政策時以維護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為主要目 標(吳于珊，2007)。為此中國積極打造與東協各國間的雙邊對話管道，並多次在參 加「東協─中國領導人會議」(ASEAN-China Summit)、「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和「東亞高峰會」等區域多邊會議時，強調合作、交流與政 治互信的重要性。
蔡東杰等眾多研究者都提出相同的看法，也就是中國為達到全方位外交的目 標，雖然實施的外交政策乃多管齊下，但相對上仍以經貿為主，其他層面的政策 為輔。經貿以外的其他政策包括中國在東協國家大幅投入的官方援助、文化軟實 力的輸出、軍事安全合作等(蔡東杰，2011：98-101、中華歐亞基金會，2006：124-125、
賀聖達，2010、黃堯林，2011)。
在經貿政策方面，宋鎮照等人的研究著作中認為，2000 年以後，中國對東協 外交政策的一大目的，就是要達到讓中國企業「走出去」這個目標(宋鎮照等，2011：
263)。中國和東協之間在 2002 年便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早日本一步於
2010 年建立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ACFTA)10。 近年來中國更是積極的主導以東協十加六為基礎的大型 FTA「區域經濟全面夥伴 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11。
在王韻婷的研究論文中便提出，這是因為美國的亞太再平衡與南海爭議，使 得中國希望加強和東協之間的友好關係，以深化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進一步掌 握制定國際規則的權力(王韻婷，2016)。更甚者，吳于珊指出，中國乃透過經貿手 段緊密連結了中國與東協，進而將東南亞地區納入中國的勢力範圍(吳于珊，2007)。
故中國利用經貿合作政策，促成了中國與東協之間緊密且穩定的關係，而這樣的 關係又回過頭助於中國─東協的經貿合作，循環式地鞏固中國的優勢。
中國對於東協各國的基礎建設投資也是中國發揮經濟影響力的另一個手段。
黃泓叡的研究便指出，中國進行基礎建設投資的目的，在於中國希望增加對東協、
對東亞的區域主導權，並且消除中國威脅論的論調(黃泓叡，2013)。其次，中國的 官方援助吸引了受援國學習中國發展模式，成功拉攏如柬埔寨等在西方嚴格標準 下失去援助的第三世界國家，這讓中國在國際上擁有更多權力足以抗衡西方，甚 至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價值觀與秩序。然而，如上所述，中國對東協的經貿政策背 後一向包含了其他政治意圖。黑柳米司等人的研究也顯示，中國希望跟東協國家 保持友好關係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保障中國對外貿易和能源根基的海上運輸 線，並以經濟戰略為策，試圖達成趨緩南海領土主權爭議，以及逐步增強中國對 東協影響力(黑柳米司，2005：47-53、中華歐亞基金會，2006：137、江敏華，2009a)。
10 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於 2002 年，由中國總理朱鎔基和東協十國共同簽署，為中國 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法律基礎，又稱作東協十加一(ASEAN+1)，是中國與 WTO 成員建立的第 一個自由貿易區。中國-東協自貿區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經濟合作等內容，其中貨物 貿易又是核心。雙方自 2005 年起開始逐步降低並廢除關稅，2010 年中國與「舊東協」成員(即汶 萊與東協創始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將建成自貿區，2015 年則加入「新東 協」的成員(即越南、寮國、柬埔寨和緬甸等前共產政權)。
11 由東協發起，邀請中國、日本、南韓、印度、澳洲、紐西蘭等六個對話夥伴國共同參與的巨型 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目標是透過削減貿易障礙，建立十六國的單一市場，以促成自由化與區域經濟 一體化，自由化程度將高於東協與六國之間已經達成的自貿協議。2011 年通過成立 RCEP 的框架 後，截至 2016 年 12 月為止共進行了 16 回合談判。
中國的東協政策也因此被學者批評為「亞洲的門羅主義」(宋鎮照等，2011：265)。
在軍事安全面，中國的重點放在傳統安全的雙邊對話以建立雙邊互信，但中 國和東協關係發展所潛藏的最大障礙，也就是雙方之間存在的領土主權衝突，特 別是尚未談判完成的南海區域，阻礙了雙方在軍事安全面的合作深化。南海領土 造成的衝突在習近平掌權後推行的新政策下更加突出。翁俊桔和宋鎮照的文章中 提及，2002 年中國雖釋出善意與東協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C)12，但仍強烈反對東協所支持的 多邊途徑解決方案，也拒絕區域外國家的參與(翁俊桔、宋鎮照，2015)。特別是在 美國宣布重返亞太後，中國近年來對於南海領土議題的態度愈發強硬，各國敦促 的「南海各方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on the South China Sea, COC)13也因中國 欲主導南海議題法制化的野心被美國亞太再平衡所阻礙，至今仍未簽署。林正義 的研究表示，從 2012 年的中菲南海爭議與後續南海仲裁案裡中國的強硬態度便可 看出，當涉及領土主權此種中國的核心利益時，睦鄰外交也不再是對東協政策的 原則(林正義，2010)。
整體而言，從過往的研究可整理出，2002-2016 年中國的對東協政策，乃受到 幾個比較重要的客觀國際結構因素影響而形成：美國亞太戰略的變化、中國本身 的崛起、中國威脅論帶來的不安、東協性質更加整合、面對全球化議題所必要的 多國主義(宋鎮照等，2011：262-282、曹雲華、唐翀，2006)。中國與東協之間的 互動，則從傾向與中國進行經濟合作以攫獲中國崛起的發展機會，漸轉為經濟上 深化合作，但軍事安全上警惕中國強硬主張的矛盾狀況。這也許會削弱未來中國 與東協關係持續深化的可能性，王玉主在他的研究中稱之為戰略性疏遠(王玉主，
12 由中國和東協於 2002 年 11 月在柬埔寨金邊簽署的共同宣言，2011 年 7 月再於印尼峇里島落實 指導方針草案。目標是希望能以和平手段解決南海主權爭議，以維護地區的穩定。然而這份宣言並 不具有任何國際法上的拘束力，也仍未能解決南海主權爭議。同樣主張擁有南海主權的中華民國並 未參與該宣言，也拒絕承認之。
13 南海共同行為準則是南海共同宣言進一步希望落實的目標。也就是透過具有法律上拘束力的國 際法規則，約束中國和東協十國在南海區域的相關行為，以確保各方利益被尊重，達成區域和平穩 定的目標。
2016)。
參、 日中在東南亞的互動關係
當談到日中雙方在東南亞的互動，喻常森就在研究中便指出，東協一向主張 的大國平衡戰略，是日本和中國在東南亞區域形成高度競逐的主因之一(喻常森，
2009)。由於東協希望能夠中立且獨立地發展，不受美中日等大國影響，因而採取 引入各大勢力，令其相互競爭、彼此制衡的外交政策。故可得知，日本與中國對 東協的外交競逐，除了內部兩國本身形成外交政策的動機和目的外，東協的刻意 操作的外部影響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這樣的傾向在中國勢力崛起後更加顯著。
中國於 2002 年後與東協的急速接近對日本來說帶來相當大的衝擊。黑柳米司 便認為中國推行的東協政策是一種緩慢改變東亞區域現狀的政策，極可能打破日 本與東協國家之間長年經營的雁行經濟模式，威脅日本作為區域霸權的地位，造 成日中關係的不穩定(黑柳米司，2005：54)。換句話說，日中在東南亞地區的角力，
代表了新世紀日中區域霸權的爭奪，而日中雙邊關係的穩定與否，將會嚴重地影 響區域的安定。
從文獻回顧中，可以發現日本和中國的外交競逐，主要存在幾個具體事例，
最明顯也最直接的就是經貿的競爭關係。如前段所言，中國經濟的崛起不僅在貿 易上挑戰了多年深耕東協國家的日本地位，近年來更可看見兩國在基礎建設輸出 上的劇烈競爭，如印尼與泰國高鐵競標案。邱駿宇針對日中經貿戰略競爭的研究 成果提到，日中兩國跟東協都在 2000 年後才深入交往，各自在簽訂友好條約和自 由貿易協定都先後有所發展，由此可見雙方在經貿戰略上的不分軒輊(邱駿宇，
2014)。同樣的，在官方援助的較勁上，陳映靜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對東協的政 策由消極轉為積極的行為，迫使日本也以加深與東協往來作為回應，但在援助政 策的競爭上，雙方仍沒有任一方勝出(陳映靜，2010)。
日中對於東協的競爭關係，不僅限於經貿層面，更多的是安全層面的衝突。
在曹景淮的研究中，指出日中之間因安全觀的認知困境，互相把對方視為安全上 的威脅，使得雙方在面對區域安全利益上無法建立一個穩定的合作模式(曹景淮，
2010)。特別是對於中國可能藉由將東協納入勢力範圍，進而威脅到日本生命線的
「海上運輸線」此一安全問題(谷內正太郎，2011：199)。朱陸民與劉燕等人認為，
日本的擔憂反應到日本在冷戰後，積極與東協國家發展雙邊或多邊軍事安全合作 關係的行為。東協與中國之間的南海主權爭議，遂成為日本積極介入南海問題，
協助東協國家的誘因，以期達成牽制中國發展海權的政策目標(朱陸民、劉燕，
2013)。
至於日中對東協國家競逐的其他議題層面，高長與吳瑟致等人均提出兩國在 東亞區域整合領導權的競爭的看法(高長、吳瑟致，2009、廉德瑰，2010、吳雨潔，
2010)。日本轉向積極整合的態度，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於 2002 年提出「東亞共同體」
的概念。相對的，中國也希望透過與東協、日、韓成立自由經濟貿易區的方式，
達成東亞共同體的長遠目標。故兩者無論在客觀或主觀上，都是區域整合和一體 化政策下領導權的競爭對手。同時，日本一直以來抱持著的「政治大國」夢想，
也就是「入常」的夢想，更是日本和中國競爭東協國家支持的原因之一。日本希 望能夠透過爭取東協國家的政治助益，以便在多數決的聯合國投票制度下順利進 入聯合國安理會，擔任常任理事國一職(韓愛勇、熊昊，2009)。相對的，與日本沒 有互信關係的中國對此抱持反對，因而必須說服東協國家在此議題上不與日本站 在同一陣線。
肆、 小結
由上述的文獻回顧，可以得知無論是針對日本和中國的東協外交政策，抑或 是日中雙方在東南亞地區的互動關係，目前的相關研究仍具有幾個缺陷之處。
首先，對於日中在東南亞地區的互動，多是個別地從日本，或從中國對東協 的政策做片面的分析探討，少有討論到兩國政策的互動，或將兩者共同做通盤性 比較，導致雙方像是幾米作品向左走向右走的男女主角一般，彼此平行而毫無交 叉點。再者，於研究觀點上，目前檢閱的既有研究仍多以日本和中國彼此處於劇 烈對抗，相互拉攏東協的零和遊戲觀點為主，並應用現實主義理論對此進行分析，
卻忽視了雙方亦存在合作機會，也就是競合關係同時存在的可能性。最後，目前 所觀察到的日中對東協政策研究，多數仍停留在小泉純一郎與胡錦濤執政時期，
近幾年的政策研究則因時間因素仍缺乏後續討論。
故本論文希望能夠利用上述文獻回顧作為基礎，進一步提出有別於既有研究 的相異研究觀點。本論文於後續的章節中，將以日中同時兼具競爭與合作的「競 合」此一研究角度進行切入，採用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說解釋競合關係的並存，探 討 2002-2016 年間的日中對東協政策互動關係，來補足上述的研究缺陷。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以 2002 年到 2016 年的十五年間，日本與中國針對東協所提出的外交 政策與雙方互動關係為研究主軸，為確保抓住研究核心，本論文於章節安排上總 共分成六大章節。
第一章為前言。本章節又細分成六節，分別對研究背景與動機目的、研究方 法與理論架構、研究範圍與限制、相關研究的文獻回顧，以及論文章節安排進行 說明，建立論文撰寫的基礎。
第二章、第三章分別闡述日本和中國在 2002 年到 2016 年間提出的對東協外 交政策。依照兩國政府主政者的變動，時序性地分成不同階段來比較政策的發展 與變化；在日本和中國的政策探討結束後，分別撰寫一節闡述東協對於日本和中
國外交政策的回應與態度；兩章的最後一節則為第二章與第三章做出小結。日本 方面，依序為 2002 年小泉首相上台後的自民黨政權(2002-2009)，2009 年政黨輪替 後的民主黨政權(2009-2012)，以及 2012 年二度擔任首相的安倍二次內閣(2012-2016) 等三個小節來進行檢視。中國部分，因中共領導階層的任期較長，僅分為胡錦濤 時期(2002-2012)與習近平時期(2012-2016)兩個小節檢視之。對於兩國的外交政策，
依據政策性質的不同，集中分析安全保障與經貿戰略兩個議題，以連結後續章節 的競合關係探討。
第四章與第五章將研究焦點置於日中兩國的政策在東南亞地區建構出的互動 關係，也就是本研究欲探討的日中競合關係。以第四章經貿議題的「合」，對比第 五章安全議題的「競」，結合政策檢驗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框架，來為日中之 間競爭與合作模式的矛盾並存原因尋找解答。
第四章以經貿議題為主軸，研究日本與中國於東南亞地區的競爭與合作。個 人選出兩國在區域經貿戰略中相對重要的政策，細分為三個小節進行探討。第一 小節與第二小節關注區域經貿整合的推動。第一小節焦點為東協、中、日三方都 有參與的重要區域經貿整合機制，包括東協與中、日的十加一(ASEAN+1)、東協 十加三(APT)、「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以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nference, APEC)。第二小節討論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 伴戰略」(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和中國主導的「RCEP」之間的競賽。第三 小節則以近年兩國在東南亞各國的高鐵競逐和湄公河流域開發投資為案例，研究 兩國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和基礎建設輸出的競合。
最後在第四小節的部分歸納日中雙方在對東協經貿政策互動上所具有的共同利益，
以解析其競爭與合作併存之現象。
第五章轉向探討日中兩國在區域安全議題上的對抗，並著重於近年來成為區 域安全熱點的南海衝突。第一節以南海為焦點，說明日中在此議題上的立場、政 策和目的；第二節轉向探討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區域多邊安全機制 ARF 中扮演的腳
色，以及 ARF 具備的缺陷，如何導致雙方利用機制來彼此抗衡；第三節則探討歐 巴馬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政策中，日本和美日同盟所扮演的區域安全腳色。最後在 第四小節整理日中兩國在區域安全利益上的相互衝突，以解釋日中在安全層面難 以合作的緣由。
第六章為本研究的結論，以論文研究的發現來回答在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問 題。第一節將說明研究發現，著重於日中競合關係的證明、競合結果，以及對區 域關係帶來的影響，並用學術理論對此進行解釋。第二節提出研究貢獻，透過分 析日中政策的內容與效用，補足我國當前的對東協外交政策不足之處。第三節則 指出本研究仍具備的缺陷，進一步對未來的研究發展給予適切建議。
第二章 日本對東協外交政策內涵 (2002-2016)
日本對東協的外交原則，可說奠基於 1977 年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於菲律賓參 與首次的日本─東協高峰會時所提出的「福田主義」。該主義的提出普遍被視作日 本在二戰後與東協加深雙邊關係的伊始(Sudo，2002：33)。福田主義的內涵由三個 概念所構成：日本不做軍事大國，對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與東協各國構 築心連心的信賴關係；日本與東協乃對等立場，協力促進東協各國的和平和繁榮14。 延續著福田主義奠定的政治基礎，前首相竹下登和橋本龍太郎分別在 1989 年、1997 年提出針對東協的「竹下主義」(Takeshita Doctrine，竹下ドクトリン)15與「橋本主 義」(Hashimoto Doctrine，橋本ドクトリン)16，與福田主義一同建立起日本後續對 東協外交的政策基礎，並展開與東協雙邊關係的進一步深化過程。
冷戰結束後，日本面臨國際結構的重大改變，因而使日本的外交產生重大轉 變。一則是日本的經濟力量因「失落的二十年」而衰退，面臨中國經濟崛起和區 域經濟整合的挑戰，使經濟大國日本在經貿外交政策上不得不有所轉變；另一則 是日本在安全保障事務上轉趨積極，透過防衛同盟與國內法規的整治，因應美國 在東亞相對力量衰減與中國軍事崛起的安保環境變化(吳明上等，2016：4-5)。上 述兩點變化，改變了冷戰期間基於三項主義所建構的日本對東協政策基礎，並影
14 原文為：日本は軍事大国とならず世界の平和と繁栄に貢献する；東南アジア諸国連合（ASEAN）
各国と心と心の触れあう信頼関係を構築する；日本と ASEAN は対等なパートナーであり、日本 は ASEAN 諸国の平和と繁栄に寄与する。
15 竹下登於 1989 年參與第三次東協高峰會時發表「Japan and ASEAN: A New Partnership toward Peace and Prosperity」演說，提及福田主義三原則乃日本對東協外交的基石，並提出被稱作竹下主 義的三個新政策：(1)強化與東協間的經濟彈性；(2)促進日本與東協間的政治協商；(3)促進雙邊文 化交流。竹下主義的重點在於提及日本和東協之間建立的「特殊夥伴關係」。
16 1997 年橋本龍太郎的演說「Reforms for the New Era of Japan and ASEAN for a Broder and Deeper Partnership」仍延續福田主義與竹下主義的外交原則，並提出三個新政策：(1)促進日本和東協在各 個上下層級更廣泛、更深入的交流；(2)深化對雙向了解與擴大文化合作，以鞏固日本-東協友誼；
(3)日本與東協透過共享經驗與智慧，共同攜手處理國際社會的各種問題。
響到 2002-2016 年後續的日本提出的對東協外交政策內容。故本章將說明日本政府 於 2002-2016 年各階段的外交政策內容，並探討日本提出該政策的動機與目的。然 礙於篇幅限制，僅能對各時期最為重要的外交政策進行探討。
第一節 自民黨時期：非傳統安全與 FTA 初始 (2002-2009)
壹、 安全保障
1997 年的橋本主義象徵後冷戰時期的日本有意擴大本身在東南亞的腳色，從 單純的經貿往來擴展到強化政治，甚至是安全方面的腳色(Lam，2000: 257)。有鑑 於二戰侵略歷史給東南亞曾蒙上的陰影，日本在與東協進行軍事安全層面的交流 時相當謹慎，採取漸進方式與東協建立對話機制。包括首相、外交和國防高層官 員、研究單位、留學生與軍事部隊等的雙邊互訪，以及參與 ARF、APEC、亞歐會 議(Asia-European Meeting, ASEM)等區域多邊安全對話機制。2001 年的東協擴大外 相會議中，日本外相田中真紀子便表示：「日本對東協在促進亞洲和平與繁榮的腳 色給予高度評價，將持續與東協合作……希望日本與東協的合作關係能擴展政治、
安全保障、軍備管理與裁軍、社會和文化到各個層面。」小泉也在甫上任不久的 日本─東協高峰會上表示「日本重視東協的政策不會改變。」由小泉時期開始更加 頻繁的與東協互動，可以看出日本欲加深雙邊關係的明顯企圖，以及日本對東協 腳色的期待。
在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期間(2001-2006)，日本對東協的安全政策除了延續福 田主義以來的既有政策方向外，也產生了若干重要改變，以進一步追求政治與軍 事腳色的強化、因應國際安全環境轉變，並開始有意抗衡中國。
2002 年小泉於東南亞五國訪問的終點站新加坡發表演說「東亞中的日本與東
協─追求率直的夥伴關係─」(東アジアの中の日本と ASEAN－率直なパートナー シップを求めて－)17，表示日本作為東協「率直的夥伴」會一起「並肩向前行」18， 與東協在各個層面攜手合作。後續日本也基於此理念提出包含安全保障合作在內 的「五項構想」19。小泉的努力獲得了各國的理解，使日本對東協的安全政策進入 了一個嶄新階段。日本和東協在 2003 年的日─東協特別高峰會上發表了「東京宣 言」(新千年期における躍動的で永続的な日本と ASEAN の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 ための東京宣言)20，與具體政策實施的「日本─東協行動計畫」(日本・ASEAN 行 動計画)21。內容提及雙方合意強化、擴充在政治與安全保障的夥伴關係，並強調 擁有共同價值觀22，將在維護區域和平上攜手合作，包括跨國犯罪的防治、反恐和 海盜防治，並期許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日本也在高峰會上宣布加入「東南亞友 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被視作一個 雙邊關係上的重要突破(喬林生，2006：214)。透過東京宣言的發表與加入 TAC，
日本消除了東協國家對日本政策意圖的部分疑慮，使其成功地與東協建立更加緊 密的安全合作關係。然而到 2009 年為止的自民黨執政期間，日本對東協的安全政 策與合作，主要仍聚焦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特別是「反恐」與「海盜」這兩個造 成區域情勢不安定的跨國安全問題。
2001 年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記取波斯灣戰爭的教訓，小泉內閣
17 〈小泉総理大臣の ASEAN 諸国訪問における政策演説 「東アジアの中の日本と ASEAN－率 直な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を求めて－」〉，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4/ekoi_0114.html，
2002/1/14。
18 原文為「二十一世紀において日本と ASEAN は「率直なパートナー」として、「共に歩み共に 進む」との基本理念の下で協力を強化すべきと考えます。」
19 五項構想分別為：教育、人材育成分野での協力、日本 ASEAN 交流年 2003、日・ASEAN 包括 的経済連携構想、東アジア開発イニシアティブ（IDEA）、「国境を越える問題」を含めた安全保 障面での日・ASEAN 協力の強化。
20 〈新千年期における躍動的で永続的な日本とＡＳＥＡＮの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ための東京宣 言〉，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3/12/12sengen.html，2003/12/12。東京會議也是東 協首次在非東協成員國內舉辦的高峰會，因此被認為反映了與日本關係緊密程度。
21 〈日本・ASEAN 行動計画（意義と概要）〉，
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s_koi/asean_03/keikaku.html，2003/12/15。
22 包括法治、人權的擁護與促進、公平且民主的環境、尊重亞洲價值和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