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理論架構
壹、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 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為研究者希望從哪一個層面對研究對象進行切入，採取何種配合的 概念來作為分析架構(朱泓源，2001：182)。在眾多的政治研究途徑中，本研究採 用制度研究途徑其中一種的「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
歷史研究途徑乃傳統的政治學研究途徑之一，重點在於研究政治的發展層面，
包含緣起、演變和預測(朱泓源，2001：185)。本途徑從歷史觀點做詳細描述，以 過去的史料和事實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舊有史料分析並建立行為者決策時可能 的制度和途徑，來建構資料與事實發生之間的因果關係，推測出未來可能發展(呂 秋文，2007：19-20)。
由於本論文的研究對象之一是日本與中國在 2002 年到 2016 年期間的對東協 政策，並希望研究兩國政府在不同的主政者執政階段，政策的發展和演變，故學 生選擇以歷史研究途徑作為研究切入的層次。藉由歷史研究途徑可以深入分析，
每一階段的時空背景下影響兩國政策的重要因素，並連結到具體的政策實施作為 例證，了解雙方在東南亞地區的競合關係如何被建構，進一步對兩國互動如何為 區域關係的可能發展進行評估和推測。
二、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採行的是「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文獻分 析法乃透過大量、有系統地蒐集並查閱各種有關研究主題與內容的相關文獻，包 含論文、期刊、專書、官方公告與統計資料等，藉由分析這些個別獨立的文獻資 料，來從二手資料中梳理出研究主題的因果關係和規律，以驗證或解釋研究假設。
步驟包含選定主題、蒐集資料、鑑定資料、解釋研究假設等(葉乃嘉，2013：196)。
選擇採用此方法進行研究的主因，是因為文獻分析法可以透過國內外廣泛的 資料蒐集，閱讀關於研究主題的各種論述與評析，來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與比較(葉 至誠、葉立誠，2002：148-153)。對於研究某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這個研究目的，能 夠從不同國家的多面向角度進行客觀分析，避免研究結果僅呈現單一國家立場。
故個人主要收集的資料範疇，為針對日中兩國對東協政策分析的相關文獻資 料，以此來進行通盤性分析。資料來源區分成第一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兩類。第 一手資料主要是中國、日本和東協三方的官方資料。重點將會著重在日本外務省 的外交藍皮書、日本防衛省的防衛白皮書；中國政府提出的政策白皮書等政策出 版品，以及官方所公開的宣言、條約、聲明等。藉由上述的第一手資料，來分析 兩國政府在研究時間範圍內所提出的官方政策發展與實施，以及東協官方回應日 中的政策的立場和態度。第二手資料則以過去針對本研究主題的相關學術研究、
智庫研究、新聞記述等為主要資料來源，補充非官方看待政策的角度。第二手資 料的部分進一步區分為日本的第二手資料、中國的第二手資料和其他國家(主要是 中華民國和東協國家)的第二手資料。藉由大量閱覽來自不同國家研究者的第二手 資料，個人試圖從日本、中國和其他國家等不同國家的角度，來對各國看待日中 政策和雙方互動關係的觀點進行深度分析，比較不同國家面對日中政策時的相異 立場，盡可能達到更全面、更客觀的研究結果。
貳、 理論架構
為了分析日中兩國為何能夠在東南亞區域同時保持競爭與合作兩種矛盾的互 動關係，個人選擇採用國際關係三大理論中的「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作為解釋該現象的理論工具。因此，本節將簡單回顧新自由制度主 義的內涵，並說明本研究如何應用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架構來解釋日中在經貿
領域達成部分合作，卻又在安全領域合作完全破局。
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基歐漢(Robert Keohane)、奈伊(Joseph Nye)與鮑德 溫(David Baldwin)等人，透過《權力與互賴》(Power and Independence)、《霸權之 後：世界政治經濟的合作與爭執》(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觀念與外交政策：信念、制度與政治變遷》(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 義：當代的爭論》(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等著作 的陸續出版，奠定了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內涵，為二戰後國家之間的國際合作 行為做出解釋，補足新現實主義的解釋缺陷。
新自由制度主義對國際體系與國家行為者的前提假定乃承襲自現實主義學派 (Realism)。認為由於國際社會中不存在比主權國家權威性更高的的中央政府，而 處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國家作為必須自助(Self-help)的單一理性行為者，
會進行理性抉擇(Rational Choice)以達成自我利益(Self-interest)最大化的目標(林宗 達，2011：427)。基於上述假定，國家若選擇合作，必然是基於有利可圖。相對於 現實主義學派所主張的相對收益(Relative Gains)，自由主義學派主張國家追求的是 絕對收益(Absolute Gains) 6，故傾向合作的不同國家只要彼此之間享有共同利益，
便有可能建立合作互動模式。
然而，無政府狀態代表國際秩序的缺乏，如此一來，國家在互動時便難以排 除衝突與欺詐等不確定性(Uncertainty)出現的可能性，導致「囚徒困境」(Prisoner Dilemma)現象的發生。為了解決上述國際合作障礙，新自由制度主義者認為應採 用「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來鼓勵並鞏固國家間的合作。
為何國際制度有助於國際合作成功呢？林宗達的著作中整理出五個原因以支 持國際制度促成國際合作：有助資訊交流與透明化、減少不確定性與提升相互獲
6 絕對收益和相對收益的概念根源於華茲(Kenneth Waltz)的新現實主義理論。國家在合作過程中若 必然可以獲益，無論獲益多寡，皆稱之為絕對收益；相對收益則強調國家在合作過程中的利益因為 獲益有所差距，雙方的此種獲益差距便稱之為相對獲益。
益、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規範制約國家行為、促使國家相信合作帶來的長期利益(林 宗達，2011：432)。透過國際制度的建立，國家能夠獲得更多資訊，進而削減了被 欺詐的可能性，且在資訊透明化的條件下，國家面臨囚徒困境時便會了解到對手 國的意圖，而選擇合作來取代衝突，以獲得共同利益。透過在國際建制框架下的 反覆互動，國家會認知到參與國際制度相對於違反國際制度，不僅能預測他國在 同樣制度下的可能行為，更能獲得穩定發展的長期利益。即便採取欺詐行為能夠 換取短期利益，但違反國際制度後面臨的互動障礙(如國際制裁)將會帶給國家更大 的交易成本，而使國家在理性選擇下傾向透過國際制度合作。故簡單來說，新自 由制度主義者的核心主張在於：基於理性選擇，國家在擁有共同利益時，若能夠 透過國際制度的建立降低交易成本，國家會傾向於合作更甚於衝突，國際制度因 而影響了國家在國際關係中的互動行為和外交政策。
根據上述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內涵，個人採用兩個日中選擇合作與否的條 件，「共同利益」與「國際制度」，做為判斷基準，來對日本和中國在東南亞地區 的競合關係作出解釋。個人建立的研究核心假說為：由於日本和中國在不同的議 題領域中，擁有的共同利益與國際制度的完善程度有所差別，因而使兩國在不同 議題領域，分別選擇採取合作和衝突的互動模式，以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故 在擁有較多共同利益，且制度相對完善的經貿領域，日本和中國除了彼此競爭之 外，同時願意合作擴大雙方的共同利益；但在利益重大衝突，且制度仍不夠完善 的安全領域，日本和中國仍因缺乏互信而傾向於衝突，導致雙方陷入了安全困境。
本論文在後續的章節，將會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內涵，搭配日本和中國所實行 的政策與互動現象，驗證上述的研究假說，進一步達到本論文的研究目的。
圖 1-1：理論分析架構圖
合作條件
共同利益
制度
無政府狀態
中國
囚徒困境
日本東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