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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群聚與文創園區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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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洪祺森, 李蘊琪, & 邱順應, 2018),以及透過創意園區 5P 理論,探討高雄 駁二藝術特區分析形成產業群聚要素 (陳昊, 2013),由國內外成功案例個案比較發現,創意人 與創意機構間之擴散關係、高度連結性為重要影響因子。

該理論目前廣泛被應用於台灣文創園區之個案分析研究,以及國內外文創園區比較之框架,

由於該理論提供較為系統性的比較準則,便於研究者分析個案間的同質性與差異處,進而快速 釐清個案整體樣貌,探究關鍵差異或成功要素。然而,現有研究較少針對文創園區5P 理論的 內涵提出新的見解,以及尚未針對五個分析面向,探討在不同文化脈絡、地區差異下的適用性 及衍伸性,故該研究缺口亦成為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之一。

第四節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群聚與文創園區之研究 一、台灣文化創意產業趨勢

根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資料,剖析台灣文創產業發展現況,發現 2017 年台灣文創產業 廠商家數以六都直轄市最高,依序分別為台北市(18,979)、新北市(9,634)、台中市(7,145)、 高雄市(5,723)、台南市(4,108)及桃園市(3,537),此外,六都廠商家數合計共占整體文創 產業家數的78.29%,相較 2016 年之占比增加 0.26%(參見表 6)。營業額則同樣以六都直轄市 最高,營業額共占全台文創產業營業額的 90.28%,可見台灣文創產業呈現高度集中化趨勢,

其中廠商家數以及營業額又以台北市大幅領先其他城市,分別占30.24%及 5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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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7 年臺灣各縣市文化創意產業廠商家數及營業額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引自文化部 (2019, p. 31)

張婷媛 (2014) 在針對台灣文化產業趨勢之研究結果,同樣點出城市間文創產業群聚 (Clustering)、及人才凝聚 (Agglomeration) 效應分布不均;然而人才是影響地方文化創意產業 經濟最大因素,地區性文化創意活動舉辦的頻率、文化活動參與人數、文化企業家數,均明顯 影響高教育人口流入。其次,地方政府的文化預算,對舉辦地方文化活動頻度,以及地方人才 增加有顯著的影響力,對地方產業經濟影響效果相對有限。而 2006 年後產業重心亦出現朝向 台北縣市(現新北市、台北市)集中發展之趨勢,顯示各縣市地方政府爭取資源分配的能力,

可能影響了文化產業的發展結構,間接造成文化產業空間分布不均的現象 (施昱均, 2010)。

除了產業與經濟觀點外,本研究整理台灣目前針對文化創意產業群聚之相關學術研究成果

(如表 7 所示),發現其中主要研究對象的所在地,或研究場域同樣以台北市居冠,其餘則以 台中市、台南市等都會區為主,較少以非都會區進行的研究,場域分布不平均,無法驗證過去 理論在非都會區的適用性,亦無法確認過去於都會區進行文創園區之研究結果,是否具有作為 都會區外之文創園區制定相關政策參考依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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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台灣文創產業群聚研究場域統計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群聚相關研究

文化創意產業和一般高科技產業的性質不同,並非以土地、勞動力或生產技術取勝,而是 憑藉人才、文化和創意確立優勢,故在文化創意產業表現上較佳的縣市,以相關人才較集中且 已趨於轉向三級產業發展的縣市為主 (工業技術研究院, 2015)。由 2014 年的《台灣產業群聚 發展地圖》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及高雄市廠商數多且銷售額高,可見 此四個縣市聚落趨於成熟,同時也突顯創意經濟發展在臺灣的城鄉差異及南北差距非常明顯

(參見下圖 10 及圖 11),相較之下,中南部縣市雖然有較多文化創意產業廠商,但規模普遍 較小,屬於微型工作室,有待逐步整合與串聯各地微型能量。

台北 台中 台南 全台 高雄 新北 苗栗 嘉義 花蓮

合計 25 8 7 7 3 2 1 1 1

0 5 10 15 20 25 30

註 1:統計對象包含已發表之期刊論文及學位論文。 (統計至 2019 年 11 月)

註 2:本表之全台係指該論文之研究場域以全台灣為研究範圍,未局限於特定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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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家數示意圖 圖 11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銷售額示意圖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硏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

硏究中心 (2014)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硏究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硏 究中心 (2014)

如今,台灣不乏以群聚角度進行文化創意產業之相關研究,過去的研究多以特定「街區」

作為研究範圍,其中有關注自發形成區域的研究並且多集中在台北市、台中市與台南市等主要 都會區(朱茜儀, 2012; 祁政緯, 2011; 蔡夙涵, 2016)。此外,諸多學者則針對特定產業進行文化 創意群聚之研究,其範疇包含了數位內容產業、電影及流行音樂文化產業 (林政逸 & 辛晚教, 2009; 施韻茹, 2004; 韓明文, 2004)、由供應鏈與永續性角度切入工藝產業的研究 (范燕芬,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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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政嘉, 2015)、或是針對建築設計產業、視覺傳達設計等與生活時尚相關產業之研究 (謝馨儀、

胡太山、游振偉,2017;簡曉芸, 2013)。隨著文化部(昔文建會)將菸酒公司減資後繳回國家的 酒廠舊址與限制倉庫群規劃為「創意文化園區」,希望以產業帶動區域發展,其後台灣學者亦 陸續投入文創園區之群聚研究。

三、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與產業群聚相關研究

即使目前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群聚之研究各大都會區為主,但亦有研究發現台北市發展文創 群聚面臨之其最大的問題在於,策略雖以扶植文創產業發展為重,但實際執行卻未能產生帶動 文化創意產業之效益,使創意文化園區與創意產業群聚效果之關連有限 (曾憲嫻 & 蔡依珊, 2011)。台北市做為都市中心,其地理與整體環境具備市場所在、便捷的資訊取得與流動、創意 及研發人才豐沛與跨產業的觀摩學習、豐富的產業活動與展覽設施、藝文設施以及文化氛圍、

多元複雜的社會網絡關係、較多教育訓練資源等多項優勢條件,對創意形成或產品創新有正面 之助益(金家禾, 2007),有利創意產業之群聚發展,除了地理政經優勢外,在群聚形成的過程中,

政府與商家及在地居民的互動關係亦備受關注。

台北市有諸多以華山創意文化園區為個案研究對象,相關的研究方向包含以文化創意園區 5P 理論分析創意政策、創意人、文化與創意歷程、創意氛圍和創意產出,指出華山文創園區以 大量且多樣的藝文活動為手段,成為活動舉辦者的首選之處,在累積展演經驗的同時也能創造 經濟價值,使藝術與商業巧妙共存 (劉芊雅, 2013)。另外,若由「群聚」觀點出發,觀察華山 創意文化園區團隊回應整體時空條件的過程,以及分析園區政策實踐,王柏鈞 (2011) 認為在 政策層次之考量下,不應只侷限於「園區」,而是促成「群聚」,建議跳脫「園區」的思維,則 政府在扶植文化創意產業群聚時將有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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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透過華山創意文化園區的營運與互動關係,觀察創意文化園區與台北市創意產業群聚 發展,研究發現業者的空間分布與選擇,以及透過企業合作、連結支援性產業而衍生出的群聚 現象,更多來自於外部區位優勢、市場條件、以及當地的歷史脈絡 (曾憲嫻 & 蔡依珊, 2011)。

設置創意文化園區帶動文創產業群聚的觀念雖然已行之有年,但若缺乏整體環境與產業關係的 評估與考量,則促成創意群聚的成效仍然有限。

施昱均 (2010) 指出,在文化產業空間分布不均之下,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文化產業結構 更有策略彈性,並具備組織靈活的優點。因此,未來各縣市必須結合自身文化產業的優勢,以 都市行銷策略積極推動各類型「創新產業園區」設立,形成產業群聚以小搏大。有鑑於此,本 研究以非都會區之個案,透過初級與次級資料蒐集與分析,探索文化創意產業群聚在非都會區 之關鍵影響要素,以及地方文化政策執行所產生之實際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