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學的革命

康有為認為，眼下治國之要，在於順應社會人心所習慣的教化風俗，俾能在 尚未穩固的民初局勢中安定民心。陳獨秀則不以為然，他認為民國肇建以來之擾 攘，正是由於民主共和國家之根本精神尚未能落實的緣故；所以未能落實，乃由 於種種傳統社會制度、人心思想皆不能擺脫「舊思想」。陳獨秀在 1915 年創辦《新 青年》（當時原名《青年雜誌》），開卷即以他的〈敬告青年〉（1915）一文，

明揭反傳統的立場：

今日之社會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漢兩代而來，──周禮崇尚虛文，漢 則罷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無一不與社會 現實生活背道而馳。倘不改弦而更張之，則國力將莫由昭蘇，社會永無寧 日。……若事之無利於個人或社會現實生活者，皆虛文也，誑人之事也。

誑人之事，雖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 尚，皆一文不值也。¹¹²

111 如陳獨秀在〈舊思想與國體問題〉（1917）一文所說：「民主共和的國家組織、社會制度、倫理觀念，

和君主專制的國家組織、社會制度、倫理觀念全然相反──一個是重在平等精神，一個是重在尊卑階級

──萬萬不能調和的。」《新青年》，頁 234。

112 陳獨秀：〈敬告青年〉，原載《青年雜誌》第 1 卷第 1 號（1915 年 9 月 15 日），《新潮》，頁 6。

從「無一不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而馳」之斬截語氣可知，陳獨秀顯然對於中國數 千年來學術思想文化已懷偏見。「社會現實生活」即民國以來追求自由平等之新 趨，而社會人心猶存尊卑上下之舊想；他所謂「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

者，即康有為所說的「倫常綱紀」、「道揆法守」。在他看來，國家趨新進步，

才是當前救國之方。凡與之相妨者，皆為「誑人之事」；即便是「祖宗之所遺留，

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若不能捨舊從新，也「一文不 值」。

陳獨秀曾說過：「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¹¹³在他看來，康有為 所謂的「孔教」，無異於「別尊卑，重階級，事天尊君」，亦即「帝制根本思想」。

因此，陳獨秀提出「倫理的覺悟」，作為解決之道。中國過去的「道德」，即所 謂「三綱」、「名教」、「禮教」等倫理，其本質皆不脫「別尊卑明貴賤」之階 級意識；而近代西洋的「道德」，乃「自由」、「獨立」、「平等」等精神，正 與中國傳統政治的階級制度有本質上的不同。他認為國家若要行共和立憲，則不 僅須在政治上廢除君主專制，更須在思想上革除綱常倫理。¹¹⁴因此，陳獨秀將這 一思想上的「革命」視為「新舊思潮之大激戰」（〈吾人最後之覺悟〉），革命 的對象是深植人心、根固社會的綱常道德。換言之，若要在中國實踐民主共和之 政治理想，則必然要引發一場「新舊思想之大激戰」，徹底改弦更張。

陳獨秀又曾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1919）中說道：

113 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原載《新青年》第 2 卷第 2 號（1916 年 10 月 1 日），《新潮》，

頁 61。

114 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1916），《新潮》，頁 18-19。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孔教、禮法、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 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 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¹¹⁵

此文雖晚至 1919 年才發表，然其所擁護的「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 學）卻是《新青年》自 1915 年創辦以來的神髓。「德先生」、「賽先生」的東來，

對中國原有學術之形式內涵皆產生巨大的衝擊。態度相對溫和的蔡元培主張秉持

「科學」注重客觀之態度將「經學」依其學科性質分入文、史、哲各科學門，仍 引起康有為等人的不滿；而康有為諸人的尊崇孔教主張，又再度激發新派人士更 大的反彈。「德先生」、「賽先生」才是新派擁護的新權威，焉能再容孔子高踞 最上呢？

當時輿論再度興起「非孔」的聲浪，如易白沙作〈孔子平議〉（1916）上下 兩篇，就孔子之學「尊君」、「講學不許問難」、「重作官」等面向加以抨擊。¹¹⁶ 這和吳虞在〈辨孟子闢楊墨之非〉（1910）、〈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等文章 所發揮的意思相近，皆是不滿孔教儒家「尊君」、「闢異端」、「學而優則仕」

的面向。吳虞〈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1917）一文在批判「忠君」思 想之餘，更一併抨擊「孝弟」觀念。在他看來，「孝弟」背後仍然根源尊卑上下 之意識，若不摘除「孝弟」觀念，則「忠君」思想亦不可盡去。再者，綱常道德 乃以「孝弟」情感為基礎，若不能徹底將之驅逐人心之外，那麼中國終將難以實 現人人平等、自由之義。¹¹⁷由於吳虞出身法政學的背景，他的批儒非孔「大體都

115 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原載《新青年》第 6 卷第 1 號（1919 年 1 月 15 日），《新潮》，

頁 248。

116 易白沙：〈孔子平議〉上、下，原載《青年雜誌》第 1 卷第 6 號（1916 年 2 月 15）。他指孔子學說之 缺陷：一、孔子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二、孔子講學不許問難，易演成思想專制之 弊。三、孔子少絕對之主張，易為人所借口。四、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謀食，易入民賊牢籠。

117 吳虞：〈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儒家以孝弟二字為二千年來專制政治與家族制度連結之根 幹，而不可動搖。……其主張孝弟，專為君親長上而設。……是則儒家之主張，徒令宗法社會牽掣軍國

注重那些根據孔道的種種禮教、法律、制度、風俗」，通過種種論述證明這無非 是些「吃人的禮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¹¹⁸舉凡尊君崇上之意態、政治與 學術之專制、人權觀念之闕如、科舉干祿風氣等一切舊社會之情狀，皆歸咎於孔 子之學。是故吳虞終於喊出「儒教革命」。¹¹⁹對此，胡適稱譽吳虞是「中國思想 界的一個清道夫」、「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又說：「吳先生（吳虞）和我 的朋友陳獨秀是近年來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¹²⁰時人看待孔子尚且如此，

何況是強調尊孔，宣揚所謂「道」與「道統」，且有意效法孟子「闢楊墨」的韓 愈呢？

至於文學革命方面，早在戊戌鼓吹變法那段時期，已出現「白話為維新之本」

的主張，以「白話」為啟迪民智的利器。¹²¹但是，若要真正將「白話」提高到通 行社會、普遍使用的地步，則勢必通過「文學」的洗禮，因為「文學」反映的是 人的情感與思想。若人們習於用「白話」來表達情思且具有藝術價值，「白話」

才得以上升至「文學」的地位，則「白話」始能行之久遠。民國以後，先有李大 釗發聲，自覺地追求「新文藝」。他在〈《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

（1916）一文曰：

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¹²²

社會，使不克完全發達，其流毒不減於洪水猛獸矣。……孝之義不立，則忠之說無所附；家庭之專制既 解，君主之壓力亦散。」原載《新青年》第 2 卷第 6 號（1917 年 2 月 1 日），《新潮》，頁 100-102。

118 胡適：〈吳虞文錄序〉（1921），《吳虞文錄》，《民國叢書》第 2 編第 96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頁 4。

119 吳虞：〈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何以造新 國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矣！」《吳虞文錄》，頁 79。

120 胡適：〈吳虞文錄序〉（1921），《吳虞文錄》，頁 2、3、7。胡適又曰：「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 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搥碎，燒去！」

頁 6-7。

121 張錫勤：《中國近現代思想史》，頁 394-404。

122 李大釗：〈《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原載《晨鐘》創刊號（1916 年 8 月 15 日），《新 潮》，頁 39。

他尚未說明「新文藝」的具體內涵，但已直指文學革命之依藉即「新文明」，真 可謂是敲響了「文學革命」之先聲。

首先對「新文學」提出明確主張的是胡適。¹²³由於「白話」普及的程度，也 反映了國人教育與知識普及的程度。所以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

一文提出「國語的文學」，他的目的正在於成就「文學的國語」。¹²⁴為了提高「白 話文學」的位階，一方面他在傳統雅正文學史觀之外另闢蹊徑，以「白話文學」

史觀為主軸，重衡中國歷代文學作品的價值；¹²⁵另一方面，他作〈文學改良芻議〉

（1917）一文，對於今後中國文學之發展，首揭文學改良的「八事」：¹²⁶此八事 就形式言是追求「文」、「言」合一；就內容言，則稍後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

中說得更加仔細：即「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所謂「三大主義」也。¹²⁷

為什麼談「新文學」要提倡「白話」呢？胡適認為，「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 作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¹²⁸同時蔡元培也贊成 提倡「白話」，他說「白話」是「用今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¹²⁹後來，

周作人在〈漢文學的前途〉一文回顧民初白話文運動，也指出「白話文之興起完

123 胡適曾說，白話文學的推動，欠缺「有意的主張」。詳見〈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曰：「這一千 年來，中國固然有了一些有價值的白話文學，但是沒有一個人出來明目張膽的主張用白話為中國的『文 學的國語』。……因為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做白話的只管做白話，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 的只管做八股。因為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白話文學從不曾和那些『死文學』爭那『文學正宗』的 位置。白話文學不成為文學正宗，故白話不曾成為標準國語。」《新文學運動史資料》，頁 86。

124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 年 4 月）：「我們今日提倡『國語的文學』，是有意的主張。要使 國語成為『文學的國語』。有文學的國語，方有標準的國語。」《新文學運動史資料》，頁 86。

125 胡適著有《白話文學史》一書，可見其研究成果。

126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學改良「八事」，他說：「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 事者何？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 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原載《新青年》第 2 卷第 5 號（1917 年 1 月 1 日），《新潮》，頁 77。

126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學改良「八事」，他說：「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 事者何？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 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原載《新青年》第 2 卷第 5 號（1917 年 1 月 1 日），《新潮》，頁 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