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韓愈的為臣之心

清末民初之際，由於韓愈〈原道〉所勾勒的政教圖像，及其〈拘幽操〉所規 撫的聖心情懷，未能符合時人所期待的「民主」想像，故招致了強烈的抨擊。抨 擊的焦點主要集中在韓愈為「臣」的角色，及此角色所表現出來的「尊君」情懷、

「事上」要求，和「誅民」說法。可以說是清末以來以「民主」重新評價韓愈的 思想，導致抑韓、貶韓的現象。這些批評所挾帶的時代性，前文已費不少篇幅說

明，本文接著將轉向探討韓愈本身，要從韓愈個人的生命情境來重新檢視他的為 臣之心。

一 為臣之道

貞元八年（792），身居諫官的陽城，在位五年而無所諫，韓愈於是作〈爭臣 論〉譏之。先是陽城刻苦勤學不樂名利，學成後嘗隱於中條山，遠近皆慕其人。

韓愈曾作〈條山蒼〉一詩表達對陽城的嚮慕。³⁶²陽城雖行跡隱約而聲名遠傳，德 宗擢為諫議大夫。陽城可謂集高名、高位、高祿於一身之人。通過〈爭臣論〉議 論陽城之是非，對韓愈自己來說，也是一場對於名、位、祿的辨析與省思。三者 是從仕者必然的經歷與考驗，也是甫進士擢第的韓愈即將面臨的挑戰。〈爭臣論〉

曰：

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

而未嘗一言及於政。……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 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 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 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 矣，而如此，其可乎哉？³⁶³

韓愈認為，官僚體系有著嚴密的階級，不同的位階既授予不同的祿俸，也就負有 不同的職分。因此，利祿愈豐，職位愈高，責任也就愈艱鉅；反之亦然。在這樣

362 〔唐〕韓愈：〈條山蒼〉：「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沄沄去，松柏在高岡。」以松柏長青來象徵君子的 堅貞，以松柏的後凋象徵君子的節義。韓愈以君子許陽城，又何嘗不是自許？故李憲喬說：「十六字中，

見一生氣慨。」《集釋》，卷 1，頁 3-4。

363 〔唐〕韓愈：〈爭臣論〉，《校注》，卷 2，頁 109-110。

的認知下，韓愈也不否定「祿仕」的觀念。《孟子》有「仕有時乎為貧」云云。³⁶⁴ 他認為，若陽城為祿而仕亦無可厚非，不過祿仕者仍當謹守一些原則，如「宜乎 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才不至於失格；又，雖位居卑貧，但亦不可「曠其 職」。³⁶⁵為貧而仕者亦不可苟祿，即卑職貧祿都有相應之責任，如孔子為委吏必 使會計當矣，為乘田必使牛羊遂矣；而陽城身為諫議大夫，竟五年未曾一言及於 政，無異「曠其職」，故韓愈不許。

在韓愈看來，表面上陽城連從仕的低標：「祿仕」的原則都未能達成；但更 深究之，若陽城真為祿而仕，想必韓愈亦不輕許。這是因為陽城並非等閒泛泛之 輩，而是有道之人。陽城居位五年不干政，時人以為他「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 不變」，故毋須深責。韓愈則不然。為破除這似是而非的時論，韓愈揭示了他以 後貫徹一生學行的重要思想，〈爭臣論〉曰：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其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

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 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

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 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

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 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 以自暇逸乎哉？³⁶⁶

364 《孟子‧萬章下》有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 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

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四 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2007 年），頁 447。

365 引文見〈爭臣論〉，《校注》，卷 2，頁 110。

366 同前注，頁 112。

「道」實非人人皆可求而致之。在他看來，有道之士多少都有些天賦異稟，用他 自己的話來說，即「天授人以賢聖才能」，這一類人才有可能通過勤學而終致聖 賢之道。古之聖人賢士，即古之得道者。今之陽城也有道之士，必有天授之賢聖 才能，故雖不得已而出，但若居官不事其事，絕非古聖賢兼濟天下之所為。韓愈 認為，陽城和古聖賢最大的差異在於「守道」的方式。陽城以「不變」來守道，

居王臣之位而仍不變其在野不事之心，故世人以「守其道而不變」稱之。但古聖 賢則不然。上引文中所謂「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豈非〈原道〉所說的「博 愛之謂仁」嗎？所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豈非「行而 宜之之為義」嗎？合而觀之，豈非「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嗎？所謂「孜孜矻矻，

死而後已」，豈非「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嗎？³⁶⁷簡言之，古聖人賢士以「仁」、

「義」為原則，以「時」、「人」為己任，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煖，墨突不 黔，是以聖賢之治，終日遑遑。同為守道之士，韓愈正是要指出陽城的「不變」，

實大異於古聖賢的遑遑。

再者，就常情而言，誰人不樂自安佚？然而聖賢何故終日遑遑？韓愈認為這 是聖賢出於「畏天命而悲人窮」的本懷。「悲人窮」承上文「閔其時之不平、人 之不乂」而來。此外他又上推一層「畏天命」。韓愈認為，陽城所以能得其道，

是由於「天授」賢聖才能所致，故更有「天命」在焉，如是則當思致身於「時」、

「人」之安平，而不應獨善其身，使自安佚有餘而已。他更舉耳目之於身為喻，

說明聖賢之於時人的關係，譬如同體般共感共存。他視陽城的「不事之心」為「使 自有餘而已」，未能依所受天命來「補其不足者」。在他看來，陽城並非不知「道」，

但卻罔顧「天命」，居位不行其「道」，不啻棄人自安；此又是陽城異於古聖賢 之處。

367 〈原道〉引文見《校注》，卷 1，頁 13。

對韓愈來說，天授云云，是他用來理解人間有賢與不賢現象的說法，「天」

即他所謂天授賢聖才能思想的根源；而「畏天」云云，則是他由內而發敬畏超人 力量的感情，故「天」於他不僅僅是一種客觀的認知，或許更接近一種主觀的信 仰。韓愈時年二十五，甫進士擢第，對於名位利祿已有此深思明辨，可見他與眾 不同的見識與格局。其後，韓愈在〈上宰相書〉對於「位」、「祿」又有更進一 步的發揮，書曰：

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 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

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 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 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

不必廉於自進也。³⁶⁸

他不但明確了〈爭臣論〉的觀點，更抬高了求仕者的位置。他所依據的正是「天 授賢能」的觀念：上位者雖握有用人之權，但大小官職的派任卻有其應然之理，

即「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而有「能」者、有「明」者其「能」其「明」

皆緣於天授，故應心懷「畏天命而悲人窮」，思欲為「時人之耳目」，而當盡心 奉公，毋敢私己。韓愈認為，求仕即賢者當行的道路，因其理直，故其氣壯，既 不必自低位置，更不必讓於自舉、廉於自進。³⁶⁹至此回頭看〈爭臣論〉即知這不 僅是對陽城的責備，同時也是他立身的原則。

韓愈在〈爭臣論〉最末開展一段極為深刻的自我檢視，他說：

368 〔唐〕韓愈：〈上宰相書〉，《校注》，卷 3，頁 156。

369 此意即韓愈所說：「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 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同前 注，頁 158。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

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 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

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 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 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 得為善人乎哉？」³⁷⁰

韓愈以有道之士自期，故他也以「時人之耳目」自任，希望將來能居其位，為時 人司聞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今陽城在位，而未能思死其官，此固不合古 聖賢之道，因此他作〈爭臣論〉辨之；但換個角度看，對尚未得位的韓愈來說，

此文也可視為他所謂「修其辭以明其道」的作為之一。韓愈自認〈爭臣論〉所揭 示的是古聖賢之道，不過特借陽城而發之而已，故曰：「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 直而加人也。他以「善人」度陽城，故好盡嚴辭，豈非正以「有道之士」許之之 故？責之切，實出於愛之深也。故宋人黃震謂韓愈〈爭臣論〉一文乃「以陽城之 賢而作也」。³⁷¹至於國武子「好盡言是以見殺」，韓愈認為這是由於言說對象「不 能為善人」。這就將盡言者的後果聯繫於聽受者的德性，在某程度上可謂具備了 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膽識與勇氣。後來他犯顏進諫迎佛骨而遭貶黜時，仍懷「欲 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之心，不就是此言語之落實嗎？

錢穆曾有言：「蓋惟特立獨行之士始可入德，故孔子有取於狂狷。若同流合 汙，媚世偽善，則斷非入德之門。」³⁷²人所以能特立獨行，在於能超邁凡俗的是

錢穆曾有言：「蓋惟特立獨行之士始可入德，故孔子有取於狂狷。若同流合 汙，媚世偽善，則斷非入德之門。」³⁷²人所以能特立獨行，在於能超邁凡俗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