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性方面

在錯誤的嚴重性上，Barik（1971, 1975, 1994）與 Altman（1994）的論述都 建立在主觀的假設上。以 Barik 的 M1 為例，他的假設似乎是範圍小自然不嚴 重，所以單字或短詞組的遺漏屬輕微錯誤。此一推論並非不合理，只不過 Barik 先排除了範圍小但很嚴重的可能，如「two million」與「20 億」之間雖只有一 字之差，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嚴重錯誤。相對於 Barik 的假設，Altman 的主 觀假設甚至建立在另一主觀的假設上：某類錯僅能由某原因造成（假設一），

並附帶著固定的嚴重性（假設二），如第 6 類「用詞組譯單字」是由「欲改善 原句風格所造成」，故一定屬第二級較輕微的錯誤。由 Barik 和 Altman 的例子 可看出評估為何須是分析的最後一步，且可自成一領域；描述及解釋應和嚴重 性脫勾，但兩人都視嚴重性視為靜態（static）概念，並將其混入之前的步驟。

然而，嚴重性似乎是相對的動態概念，而非絕對概念，從不同角度切入就 可能有不同看法。James（1998）曾介紹許多可用以描述嚴重性的概念，以下為 研究者所彙整與口譯錯誤相關的部分：

T2-9 可描述嚴重性的概念

語言學類別：即從表層結構檢查是否違反文法規則，

概念 說明

幅度（range） 可分為小幅（local）與大幅（global）兩種。James（1998）

針對範圍所做的譬喻是：老師用底線在學生的句子下標出文法 錯誤時，畫的紅線多長，錯誤的範圍（幅度）即多大。Barik

（1971, 1975, 1994）就曾以範圍區分遺漏的嚴重性。

廣度（scope） 意即在狀況甲下所犯的錯誤，在狀況乙下是否會出現。

共發性（concomitance） 錯誤甲發生時，錯誤乙是否會發生。

頻率：某錯誤發生的次數，為一量化指標。

概念 說明

相關性 錯誤的次數與其嚴重性之間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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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 錯誤佔文本的比例。密度越高，嚴重性似乎也越高，甚至相同

的拼字錯誤頻率過高，都可能被視為嚴重錯誤。

理解度（comprehensibility）

概念 說明

易懂度（intelligibility） 係指聽者/讀者能否理解一句話最基本且字面的語意，即該句話 的命題（James, 1998）。文法錯誤與易懂度間也有一定關 連；有時文法錯，卻仍能表達語意，但到某程度時，會使語意 不清。

溝通度 涉及較難判斷的語用因素等。

明顯性（noticeability）：錯誤是否很容易被發現，有時會與頻率有關。

概念 說明

擾人程度（irritation factor）：錯誤使人感到厭煩的程度。Riccardi（2002a, 2002b）曾使 用此一概念（見 T2-3）。

觀點（point of view）：語言組合、職業、國籍等不同背景如何影響嚴重性的判定。譬如，

語言老師可能較嚴格，非語言老師有時可能更嚴格。

T2-8 清楚顯示除非先進行一定數量的基礎研究，否則在口譯研究中討論嚴 重性似乎言之過早。再以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為例，自 Corder（1974a）建立錯誤 分析法之後，嚴重性雖自成領域，但其意涵似乎共識難求。從上表觀之，其中 一半為文法派，即從「形」判定嚴重與否，另一半為溝通派，即從「意」判定 嚴重與否。研究者的回顧則發現溝通派似乎較佔上風，且研究重點放在觀點上

（如Davies, 1983；Hughes & Lascaratou, 1982；James, 1998；Rifkin & Roberts, 1995；Salem, 2004；Salem, 2007；Santos, 1987；Torre, 2001；Vann, Meyer, &

Lorenz, 1984）。研究者相信，若在已非常成熟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中，嚴重性 的問題都還千頭萬緒，相較之下仍在起步階段的口譯研究，從基礎研究做起較 為合理，如Corder（1974a）般探索如何將錯誤量化，不失為一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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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選擇從量化開始，是因為從 S2-4 觀之，Corder（1974a）評估錯誤 的本意就在於將錯誤量化，其背後的設想可能是：錯誤量化後就可計算得分，

而得分低理論上就表示錯得較嚴重。此外，T2-8 中的前兩大項「語言學類別」

及「頻率」均為較可能量化的部分，也符合 Corder 的本意。譬如，錯誤的幅度 就可能經由命題呈現並予以量化，如下句：

S2-9： John lives in Taipei, but Mary lives in Taoyuan.

根據Bovair 與 Kieras（1985）的寫法，S2-7 的整體命題結構為：

P1（LIVE, JOHN）

P2（LOCATION, P1, TAIPEI）

P3（AND, P2, P4）

P4（LIVE, MARY）

P5（LOCATION, P4, TAOYUAN）

且各命題的影響可以下列方式量化：

1. 若 P1 為錯，其影響會擴及 P2 與 P3，幅度可定為 2；

2. 若 P2 為錯，其影響會擴及 P3，幅度可定為 1；

3. 若 P4 為錯，其影響會擴及 P5 及 P3，幅度可定為 2；

4. 若 P5 為錯，其影響會擴及 P3，幅度可定為 1。

研究者須強調，幅度與語意之間不一定為正比；幅度大不一定較嚴重，幅度小 也不一定較輕微。儘管如此，幅度量化後就可以展開後續研究，且嚴重性至少 可先從某一客觀分數決定，以降低主觀的涉入程度。因此，T2-7 所列的文獻如 何經命題將錯誤量化，就非常值得參考。

根據Turner 與 Greene（1978）與 Bovair 與 Kieras（1985）的建議，命題分 析的結果可經由兩種方法量化。方法一直接計算述語及論元出現的頻率，非常 類似 Corder（1974）建議的分析法（見 S2-4）。方法二以整個命題為單位，語 意只要稍有不同即算不同。以回想實驗為例，若實驗句為「John is a chef」，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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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的回想為「John is a thief」，將實驗句寫成命題（IS-A, JOHN, CHEF）

後即可開始比對：方法一可得兩分，因為述語「IS-A」和論元一「JOHN」均正 確，但方法二卻得零分，因為論元二「CHEF」錯誤，故全部為錯。根據研究者 的彙整，除 Setton（1999, 2002）等兩篇文獻因不屬量化研究而未列入外，T2-7 所列文獻所使用的方法如下：

T2-10 命題分析的量化方法

文獻 使用方法

Lambert（1988） 可能是方法二。

Dillinger（1989, 1994） 傾向於方法一，且加權計分。

Lemieux 與 Hamers（1995） 傾向於方法一，且譯原句都寫成命題。

Tommola 與 Lindholm（1995） 可能是方法二。

Tommola 與 Helevä（1998） 可能是方法二，且譯原句都寫成命題。

Tommola、Laine、Sunnari 與 Rinne（2000） 方法二。

Rinne 等人（2000） 不明。

Hamers、Lemieux 與 Lambert（2004） 傾向於方法一，且譯原句都寫成命題。

Sunnari（1995, 2003） 方法一。

Chang（2005） 傾向於方法一。

Wang（2006） 方法二。

丘羽先（民 95）/Liu 與 Chiu（2009） 方法二。

Bartłomiejczyk（2010） 方法一，且採加權計分。

上表顯示有些文獻其實並未說明其使用命題的方法，僅表示曾將譯句與原句的 命題並列比對而已。此外，研究者也發現頗多文獻並未提供信度上的證據。

T2-10 顯示兩種方法的比重各佔一半，而其中之所以有「傾向於方法一」

的說法，是因為這些文獻比較的是命題間的相似度。以Dillinger（1989, 1994）

為例，他對相似度的給分方式如下：

0. 遺漏；最不相似。

1. 述語或任一論元的意義不同。

2. 述語或任一論元的形不同但意同（即改述）。

3. 述語及論元的形意完全相同；最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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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linger 強調譯原句的形顯然不可能相同，因此他的「形同」係指譯原句的句 構相同，且譯句的字詞是原句最直接的翻譯。

方法二的好處顯然在於速度，因為僅須在有和沒有間擇一即可，且 Bovair 與 Kieras（1985）也建議使用方法二時越嚴格越好。對本研究欲探索的錯誤分 析法而言，非 0 即 1 可能使嚴重性失去層次，因此較繁複的方法一較為保險。

然而，由於 T2-8 所列的文獻多缺乏信度證據，因此不論採用何法，仍須經由測 試才能得知優劣，而思考如何量化錯誤，或許可使嚴重性的研究有一較嚴謹的 起點。

綜合以上回顧，可知口譯研究的錯誤分析法急須補強，不論是錯誤的辨 認、描述、解釋或評估，都有許多癥結待解。為降低辨認、描述與評估的主觀 性，本研究會嘗試將譯原文劃分為命題，歸納其撰寫原則，並提出命題對應及 錯誤分類時應遵循的規則。在解釋方面，本研究雖只能推測出錯的歷程與原 因，但期望結合類別、長度和速度的句內與句間分析，能使推論得以強化。下 章即為本研究解開上述癥結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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